十六 丁玲
丁玲的家在东四附近，记不得哪条胡同了，也是一个四合院。她是一个胖胖的女人，满面红光，威风八面。我第一次到她家，她对父亲说：
“刚从黄山下来，正在涂鸦，啊，啊，老师来了！”
丁玲家的堂屋很大，东边是会客的沙发，西边是个大写字台，摆满纸墨笔砚。丁玲在画水墨画，美丽的黄山变成乌黑的一个大墨团。父亲哼哈了一气，似乎不愿意收这个学生。瘦小的陈明在一边像个BOY，任他的太太颐指气使。陈明写的电影《六号门》在全国上映，正走红呢。
第二次是春节，到丁玲家吃饭，在院子里放礼花。那时候的礼花没有今天的气派，只是个一尺多高的泥娃娃，引信儿在泥娃娃头顶上，窜出的礼花只有一人高。丁玲阿姨给我十块钱，算是压岁钱吧。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钱。
那是丁玲最风光的年月，阔气得很。丁玲小声对父亲说：
“我一个月要一千块开销。”
真不得了！这样的开销普通人难以想象。诗人艾青与妻子离婚，闹得沸沸扬扬。他娶了新妇高瑛，在东单附近买下一个四合院，只花了8000元！艾青的儿子艾端午是我的同班同学，长得方面大耳，同他爸爸一般无二，不得不承受家庭破裂之苦。在作家当中，只有两个人不领工资，巴金和丁玲，这是天底下少有的豪迈。巴金新作不多，主要靠旧作再版的稿费；丁玲除了稿费还有奖金，《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得到斯大林奖金四万多元！可以买五座“艾青小院”！说“一本书主义”名利双收，绝不为过。青年作家刘绍棠最信奉丁玲的“主义”，他在打成右派前的稿费收入达到两万元，于是他学艾青买了一个院子。刘绍棠这个年轻人牛大了！ 父亲喜欢到丁玲那里谈天说地，他们很投机。父亲对我说：
“女人都不会聊天。天下会聊天的女人极少，丁玲算一个。”
想来丁玲在父亲面前是聪明的作家，见多识广的大姐，平起平坐的朋友。
在其它场合丁玲就太狂了，收不住了。丁玲这样的心态害了她。她以为她和周扬拍桌子，毛泽东也会向着她！她是大大地错了。周扬搞出一个“丁陈反党集团”，抓住丁玲曾经被捕的经历大做文章，必欲置丁玲于死地而后快。“反右运动”前有“高饶反党集团”、“潘杨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亲自搞的，别人谁也不敢这样搞。可是周扬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他敢。搞掉丁玲后最牛的是周扬了。
丁玲和陈企霞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用上海话说，“不搭界（读ga)”，就像“章罗联盟”，莫须有。陈企霞是《文艺报》的副主编，他到北长街来过，沙发不坐，非要坐在板凳上，缩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丁玲的豪爽洒脱与陈企霞的阴冷委琐恰成鲜明的对比。
记念胡考诞辰100周年，《胡考水墨画展》请柬
父亲同丁玲相识于1938年。父亲在《新华日报》工作一段后，想去延安，和潘梓年谈了，潘梓年表示支持。离开武汉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丁玲。丁玲在西安搞“战地服务团”，他们一见如故。
延安时期他们多有往来。丁玲是“文协”的负责人，而父亲在“鲁艺”美术系任教。丁玲名气大，她在毛泽东那里有面子。毛泽东有诗赞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女将军！”一天晚上，丁玲约胡考到毛泽东那里坐坐，他们没有预约径直前往枣园，向门外的卫兵通报一下。进去后只有毛泽东和陈伯达两位，毛很客气，打开一听“炮台”香烟招待胡考。坐下来聊天，毛泽东滔滔不绝。胡考没有多说话，只问了一个问题：语言有没有阶级性？毛想了想，说有。聊了一个多钟头，他们起身告辞，毛泽东手持蜡烛送至门外。
父亲有一首词赠丁玲：
延水堤畔三两柳，明月共相守。絮语话秋凉，烛短夜长，蜡堕三分厚。 东山那番分离后，零落天涯走。万里故人情，长随君心试按君心口。（《醉花荫》）
这一首情意绵绵的小词似乎超越了一般的友情，今天是无法考证了。
父亲在延安呆了两年，离开了，躲过延安整风运动。丁玲赶上了，她的《三八节有感》成了批判的靶子。萧军和李又然被抓起来整了很长时间。还有王实味，他的《野百合花》与丁玲的《有感》并列为最大的靶子，王实味最后把命送掉了。李锐在《王实味冤案》一文的序言中说：“当时有个说法，‘特务如麻’。延安吃公粮的五万人中，竟清出‘特务’一万五千多人！”
《三八节有感》是真实的丁玲，同《莎菲女士日记》一样真实。当周扬说服毛泽东必须搞掉丁玲的时候，他拿出《有感》，说明丁玲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并一箭中的。毛泽东搞胡风，全国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抓捕的有一万人。周扬搞丁玲没有那么大气势，“丁陈反党集团”没有牵涉多少人。
在丁玲的文学生涯和政治生涯中，真实的丁玲和异化的丁玲交替出现。50年代的“狂”是异化，80年代的“左”也是异化。在丁玲晚年，她认为自己吃过的苦证明她一贯正确，她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作家。
1978年，父亲从唐山回到北京，住在和平里一处临时房子里。一天下午有人敲门，我去开门，门外站一个老太婆，白发苍苍，衣衫褴褛，双目无光，头上緾一条沾满灰土的棉线头巾，完全是农村老太婆的样子。我用两秒钟认出丁玲阿姨和她身后的陈明叔叔。
父亲和丁玲在离别20年后重逢，百感交集。
金河告诉我，80年代他代表辽宁作家协会在大连棒槌岛招待丁玲，席间有人说到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唏嘘感叹。丁玲却圆睁双眼，陡然变色道：
“作家不可以喂猪吗？”
一座皆惊。
金河告诉我，80年代他代表辽宁作家协会在大连棒槌岛招待丁玲，席间有人说到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唏嘘感叹。丁玲却圆睁双眼，陡然变色道：
“作家不可以喂猪吗？”========================拿得起,放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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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估计当时很多达人也都是同样认识，所以并非自认高人一等。
天生认为“作家不可以喂猪”的人，估计思维也是太狭隘。
不过，后来变了，也是人性太复杂，落后、先进等等交织不清。
从“作家不可以喂猪吗”，变成了，“作家（或任何家）必须喂猪”，“不得不喂猪”，等等。
后来的伤痕大概在于“被强迫”的恐惧。喂猪也好，被枪逼着写文字也好，都是被迫。
不自由，没有选择的自由，人就失去了尊严和灵魂。
————难怪毛喜欢丁
“作家不可以喂猪吗？”========================拿得起,放得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