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画家变成作家
父亲的倒霉不是从潘杨事件开始的。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父亲的油画就受到批判。那一次他带几十张油画到北京,举行了一个小型展览会。油画是解放战争中画的,因李一氓的帮助,买来一批油画工具。花了几年时间,在撤退和“跑反”中画了这些画,皆为小幅画作,最大的不到一米,题材是山东农村的静物:一只水罐和和几只水碗、一件老羊皮袄、蓝印花布围裙和绣花鞋,等等,皆为农家日常用品。在农舍幽暗的光线下,这些画画得很辛苦,父亲累得患了肺炎,两个月高烧不退。在如火如荼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父亲的油画太不合时宜了!美术界头号批评家王朝闻写了文章,给父亲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显然,王朝闻的看法符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表现形式也只有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子,西方现代主义的一切东西必须摈弃!在那个时代,许多极端的观念,荒谬的思想,被当作天经地义绝对正确的教条不容置疑。胡考显得另类,他是有个性的独立思考的艺术家,他始终以为自己的艺术追求符合创作规律。父亲羡慕西方画家,比如在巴黎,画家想画什么题材都可以,如果画人物,什么样的模特儿都能雇得到,只要你花钱。父亲的想法很平常,而在当年,这是大逆不道。
从北京回到济南,中共山东分局认为胡考给他们丢了脸,不分配工作。到了上海还是不分配工作,直到廖承志点名用他。《人民画报》的创办,胡考是主要人物,但是他的名份只能是副总编辑,朱丹任总编辑,不管事。
纸老虎(胡考作于1951年)
1952年,胡考在《人民画报》的中缝发表了一张漫画,题目是“纸老虎”,画中三个人物骑在一只烧着的纸老虎身上,麦克阿瑟、杜鲁门、艾奇逊,这是一张彩色水粉漫画,其中有法国画家马蒂斯的“野兽派”的影响。这张漫画是演绎毛泽东的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值朝鲜战争,这张画是为政治服务了。
一次在中宣部开会,胡乔木打开这张漫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对父亲说话:
“漫画也有这样的画法吗?”
胡乔木并没有批评的意思,他是在思考。
不久,美国最大的发行数百万份的《生活》画报转载了父亲的漫画。这一回王朝闻又来劲了:帝国主义的画报欣赏你胡考呀!老虎身上烧糊的纸画得如此逼真,这不是“形式主义”是什么?王朝闻是胡考在延安鲁艺的同事,他们的窑洞相邻,每天见面。王朝闻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自命的,人们背后称他作“棍子”,真是贴切不过。
父亲虽然没有搞过抽象艺术,但是他对西方现代艺术是有所了解的,是欣赏的。张仃访问德国,带回来一些弗美尔和毕加索的画送给父亲,德国的铜版印刷是全世界最好的,那些画的确精美。张仃知道父亲最喜欢的古典画家是弗美尔,最喜欢的现代画家是毕加索和马蒂斯。父亲说,毕加索在美术史的地位超过意大利三杰。有人说抽象美术是任性胡为,不讲基本功,父亲坚决反对。他经常讲这样一个故事:毕加索为了反驳有人说他没有基本功,特意画了一幅写实的人像。画到一半,人们便对毕加索的基本功啧啧称奇。于是毕加索把画笔一丢,说道:“我已经证明了自己,这幅画不必画下去了!”但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现代主义被隔绝和封杀,中国人除了看到毕加索为世界和平大会画的那只“和平鸽”,看不到任何西方现代派作品。王朝闻不能容忍哪怕一点点现代表现形式的尝试,他所鼓励的就是王式廓《血衣》那样的作品。
王朝闻的批判文章大大打击了父亲的创作情绪,父亲的话,“情绪坏透了”!
潘杨事件以后,中宣部给画报社派来一个主编,叫李千峰。父亲不大愿意管事,李千峰是个外行,也算通情达理,胡考此时患上严重的胃溃疡,上不上班都可以。父亲画画不成,改写小说。他从小对文学有兴趣,延安时代没有条件画画,父亲搞了个名堂,叫“演讲文学”,即文学的口语化,他的作品《陈二石头》一时闻名于延安。几年后在上海写过话剧《妻》并公演。父亲在延安另有一个名声,即他是“延安八怪”之一,与萧军、李又然等为伍。
父亲用半年时间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行军纪事》。小说写的是1945年双十协定后撤出八个解放区,一家印刷厂如何撤退的故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随后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连队里那些出身贫苦目不识丁的普通战士,在作者笔下呼之欲出。
父亲的小说很快受到好评。老朋友丁玲最为激动,陈明告诉父亲:
“丁玲看完《行军纪事》大哭一场。”
父亲的朋友名导演桑弧想把小说搬上银幕,于是天马电影制片厂请胡考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
父亲情绪上来了,上午写小说,下午画水墨画,每天可得四五千字。这样,第三部长篇小说脱稿了,书名《机关生活》,写北京一个政府机关。这个机关的原型是唐克的石油工业管理局。唐克在苏北是县委书记,同父亲母亲是朋友。解放后他搞石油工业,是北长街的常客,他所讲述的故事成为父亲小说的题材。
胡考1956年在苏州
父亲为什么画水墨画呢?画水墨画不如画油画累,得胃溃疡后,吃饭的问题变麻烦了,又怕冷,冬天把炉子烧得通红,屋子里只能穿单衣。再说水墨画是闲情逸致,不会受到政治批判。还有,回归传统是中国文人的规律,很多写新诗的到了晚年回到旧体诗,搞西洋建筑的到了晚年回到中国古建筑,画西画的到了晚年回到中国画。这是灿烂的中国文化本身蕴有的强大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