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进上海
丢手榴弹的事情不久，我上了幼儿园。父亲的警卫员送我去华东局幼儿园，不在济南在威 海。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胶东一带始终由共产党控制，国民党没有进去。父亲叫警卫员在威海陪我一个星期再回来。我到了陌生地方，很不习惯，天天找警卫员叔叔，记得叔叔和我一起打秋千的情景，院子里有一架很高的秋千，我们飞到天上。一个星期后，叔叔突然不见了。于是我无比痛苦，大哭了好几天。
华东局幼儿园是共产党最好的幼儿园，陈毅、饶漱石的孩子都在这个幼儿园里。陈毅的大儿子陈昊苏和我一样生在苏北，小儿子陈小鲁和我妹妹一样生在山东。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共产党大军南下。一天，幼儿园全体孩子来到一处陌生地方，这里一条条闪亮的铁轨，还有呜呜叫的大火车。孩子们上了火车，火车开进大上海。孩子们坐的是闷罐车，晚上到上海，车门一开蜂拥而下，就像从鸡笼放出无数小鸡。忽然，我看见妈妈等在站台上！妈妈还有一部小汽车开到站台上。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坐小汽车。
华东局幼儿园到上海就阔了，搬进一幢花园洋房，大约是在威海路——我们是从威海过来的嘛。幼儿园从大门到洋房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有一个很大的草坪。洋房带半地下室，在墙根的地方开着窗，孩子们认为里面有鬼怪，很吓人。每个星期一早上，母亲送我到幼儿园大门口，叫我自己走进去。我总要母亲陪我在大门口站一会儿，才肯进去。母亲就站一会儿，再站一会儿。
学生时代的母亲
父亲的祖籍是浙江余姚，而父亲是在上海出生的，他出生于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而父亲的父亲从小就从余姚乡下来到上海，其实这里应是父亲的老家，我也算回到老家。没有多久我们都说上海话，再也不说山东话了。我家住在霞飞路的一幢房子里，霞飞路后来改名淮海路，从窗口向下看，是当当响的有轨电车。那时候有国民党飞机空袭，窗玻璃贴上米字型的白纸条。空袭来了拉警报，恐怖的汽笛在城市上空回响，一群群的人跑进防空洞。空袭过后，我看见马路中间炸出几个大坑，有轨电车的轨道炸断了。
战争年代的母亲
我随父亲去看过祖父。祖父60岁了，穿青布长衫，留着长长的胡须。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父亲的生母在他幼年时故世，父亲的继母生了我的五个姑姑一个叔叔，一家人住在一所很大的花园洋房里，是祖父学生的房子，在战乱中，作为大资本家的房主人跑到国外去了，把房子交由祖父看管。
我的祖父胡允昌三岁时候到上海，祖父的父亲是从浙江迁徙来的第一代移民，在上海开了两家煤炭店，算是小康人家。祖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成年后有好的职业，先在一所教会学校做了一辈子英文教员，后在浦东中学教英文和数学。
青年漫画家胡考
至于母亲娘家的人，我一个也不曾见过。母亲的父亲也是教员，在母亲三岁时候，我的外婆突然去世，于是外公把母亲送到母亲的舅舅家，从此不见踪影。外公毕业于燕京大学，他送来一个孩子和一箱书，说：“孩子长大叫她好好读书吧。”母亲是由舅舅养大的。母亲的舅舅在海安城里做杂货生意，算是小康人家。因此母亲从舅舅姓，取名树佩华，参加革命后才改为本来的姓氏。母亲的舅舅有两个太太，因此母亲有两个养母。两个舅母都没有生孩子，只拉扯母亲这一个孩子。两个舅母都不识字，但是她们留下了那一箱书，知道把书交给孩子。这些书陪伴了母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舅舅还供母亲读了镇江师范学校。解放的那年舅舅去世，母亲一直给舅母寄生活费，两个舅母都没有名字，汇款时写的是“江苏海安某巷某号树老太太收”。
父亲带我去看他的老朋友。有一个很阔的人家，住在漂亮的洋房里。主人请我们吃饭，送我一辆玩具小汽车。小汽车三尺多长，我可以坐进去，还可以开动、转弯。在40年代，这件美国玩具真是太奢侈了。长大以后父亲告诉我：
“送给你小汽车的是邵洵美啊！”
胡考1949年在上海
原来是新月派诗人、出版家邵洵美先生。邵先生和父亲是余姚同乡，30年代邵先生办《时代画报》，父亲是他的漫画作者。邵家是盛宣怀后人，邵洵美是盛宣怀的外孙，而他的夫人盛佩玉是盛宣怀的孙女。他们是真正的贵族，自然有排场了。
在40年代，上海是中国最现代的城市。父亲还带我到南京路看电影，第一次看电影，是好莱坞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特别有意思。父亲喜欢看的是加利﹒古柏、汉弗莱﹒鲍加、英格丽﹒褒曼、费雯丽这一批演员，看他们的电影是不带我去的。
戈扬在苏北
母亲不久去了北平，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她在《我是怎样参加“开国大典”的》一文中写道：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我们一群新闻工作人员，从松江的乡下，步行一夜到了上海南市，天一亮便到了南京路附近的《申报》报馆住下。过了几天，上面叫我和张春桥搞新华社上海总分社，张是总编辑，我是副总编辑，我们便搬到外白渡桥西面去了。
“那时，我三天两头要发烧，老同学戴铭茹领我去医院看病……医生说：‘需要休息。’我回来告诉张春桥，他想了想，说道：‘你到北京新华总社去汇报工作，借此机会散散心，休养休养身体，如何？’我当然同意。
“到了九月间，中共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接着就是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各省的头头都要到北京去，我也就坐了上海市长陈毅的专车（火车）……一路上经过南京和济南，都跟着下车去游山玩水，看戏，三天后到了北京。
“……在新华社住了几天，总社社长是吴冷西和朱穆之，向他们汇报完工作以后，我便和刚调来的秘书长谢冰岩（他是我的老同事）天天逛天桥，看京戏。忽然一天有人找我，说中南海要开会，新华社派不出人来，希望我去。我答应了，第二天吃完早饭就去上班。”
母亲到了中南海，不是采访什么会，而是要她做开国大典的新闻检查官。1949年共产党还没有做到“舆论一律”，各种小报，各种民间平面媒体尚在，于是新政权要实行新闻检查。负责新闻检查的是三个人：宦乡、戈扬、邵红叶。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前架起一座临时小屋，是一座“空中阁楼”，里面只能坐两个人。记者们写好新闻稿，爬梯子递上去接受检查。
小胡四岁
我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多，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原来我做了一首诗，是嘴里说出来的：
月亮睡觉去了，
星星在天上站岗，
不让太阳来。
所有的母亲都爱夸奖自己的孩子，作为新闻记者的母亲，她的夸奖传播很广，许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我聪明，会做诗，他们的赞叹经常在我耳边。我不知道诗中有没有母亲的加工，但是有一种观念母亲最清楚，这就是：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多少年以后我成了作家，时常会想起儿时的这段故事。
父亲也是从小对画画感兴趣。父亲讲过一个故事，他三岁的时候画了一只猫，祖父说：怎么只有两只脚呢？父亲回答：还有两只脚在后头呢。父亲因为画了一只猫而成为画家，我则因为做了一首诗而成为作家。
1950年，父亲调北京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父亲作为画报的创办人，为什么不任命正职呢？而他的这项任命是廖承志先生推荐的。原因是在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父亲的油画作品被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回到山东以后，又遭到严厉的批判。在一些人眼里，父亲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不大听话。第一次文代会大大地打击了父亲的创作情绪，他本来是愿意搞创作，不愿意办画报的，在朱丹的劝说下，父亲接受了这一项工作。父亲向朱丹推荐上海漫画家丁聪，丁聪在30年代即办过画报。这样，我随父亲和丁叔叔来到北京。这一回乘的是软席卧铺，不是闷罐车了，邵洵美送的小汽车丢在了上海。
不久，母亲带妹妹来到北京。战争结束了，新的时代到来了。
向他们汇报完工作以后，我便和刚调来的秘书长谢冰岩（他是我的老同事）天天逛天桥，看京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