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向上，法向下

说起中国的礼，很多人都恨得跳脚，说是糟粕。

其实礼是人的群体属性的必然。

害怕礼，反对礼的，一半是因为礼压制了他们的欲望（很多人以为的“自由”），另一半是因为他们不理解礼。

为啥这样说？

人有两种属性。一种是群体性，一种是个体性。两种都很重要，离开一个，人就很难存在。

两者必须同时存在，同时提升，人才能生活得更好，更脱离动物，更象人。

但不同的群体，对这两样的重视程度不同。

中国人这个群体，在传统上，特别强调群体性，特别强调礼。这在客观上就压制了人的私欲，对个体性没有足够的尊重。

礼的形式的作用，就是要人考虑群体秩序，个体间的关系，并且把这些当成个体的行为准则。由语言决定，中国人特别珍视群体的共性的特征，并且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把它细化到极致。尤其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上下尊卑，这儿也讲究那儿也讲究。大家都不是圣贤，却到处拿圣贤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好象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一样。结果就是产生了各种虚伪。

这是因为给个体性的空间留得太小。对群体性的道德进行无限拔高。结果就是对私欲进行无限压制。

这就是礼或者道德遭人恨的主要原因。

反观西方，则对个性自由进行最大限度的保障。想方设法地满足个体利欲，以致于整体行为都是以个体利欲为导向，集体当强盗也不是不可以。甚至不但是可以，而且当得理直气壮。看看大英博物馆里有多少别国的文物就可以明白，他们不惮于抢，也不惮于公开把抢的成果展示出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相比之下，中国的博物馆中，则是自己祖先传下来的东西。

当然，西方群体也讲秩序与关系。但相比于个体利欲，整体秩序与个体间关系处于服从地位。

由于社会行为准则是个体最大限度放纵，那么自我约束或者整体对个体的约束当然是越少越好。人人都放飞自我，彼此出现利益冲突怎么办？契约与法律就登场了。西方法律多如牛毛，律师多如羊毛，就是这个原因。谁也不用端着，谁也不用为别人着想，只管尽情为自己谋利，到了冲突边界就上法律，找律师。

法律总有空子。律师钻，立法者补，结果法律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越来越趋近法律无能为力的地域，比如性别认同，什么人上哪种厕所。法律给谁站台呢？给LGBTQ站台，普通人怎么办？给普通人站台，LGBTQ怎么办？选美，都要法官出面来决定标准是什么，而法官无论怎么决定，都会有一个群体不满意。

拿法律当成唯一标准，文明水平是变高了还是变低了不好说，但对普通人来说，平常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可得。

看起来，这是以群体利益为中心还是以个体利益为忠心的差别。但这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是思维中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认知。中国人把个体当成整体的一部分，整体有独立性，个体没有（或者极弱）；而西方则把整体看成是个体的集合，个体有独立性而整体没有（或者极弱）。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中国人强调和，而西方人则强调分。分得清清爽爽，国也分，族也分，家也分，性别也分，分得清清爽爽，一切结合都是凑合，都靠各自利益最大化维系。一旦一方不满，就一拍两散。

对追求个体利益的人来说，这是群体的理想的组织形式。但对群体来说，这就不太理想。

反过来，对群体来说，中国式思维比较理想。但对追求个体利益的人来说，就不太理想。

但中国人反对礼，把礼当成落后的根源则是吠错了树（哈哈，硬译，不欢迎纠正）。

中国人的落后不是文化不行，而是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科技不行，人心不行，时机不对。

文化是组织方式，但组织方式并不是一切。就如泰拳与中国散打，两种不同方式，谁高谁低？外行喜欢讨论拳种高下，而实战中则看个人素质。素质好的，打哪种拳都能胜，素质差的，哪种拳都赢不了。

中国人到了清末，就是一副病夫状态，素质差了，不是中国文化不行了，当然挨打。

当然，人的精神不行了，文化也被他们弄畸形了。所以把中国人弄醒，又需要披头浇一盆冷水，文化就成了被开刀的对象。但这不是文化本身不行了，而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不行了。就象鲸鱼身上长满了腾壶，病了。

这就是利欲所害。一富一贵，人就不行了，精神萎靡，不思进取了。

这并不是礼本身的错。礼本身是秩序，当爸爸的要尽爸爸的责，当老板的要尽老板的责，有什么错？西方不如此吗？当然如此。

但一批中国人理解不了。他们说中国的礼不对，西方的秩序才叫文明。这就是吠错了树。

其实，中国的礼确实压制人性，但它不是乱压。正因为它是以整体为中心，它的文明才是真正超出其他动物的，是真正的属于人的文明。用中国式的礼，凡事都有一个客观标准，符合的就可以做，应该做，必须做，不符合的就不可以做不应该做，一定不要做。而且，大家的标准都一样。明白这个标准，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克制自己，宽容别人。因此不会每个群体都把自己的利益当成天，互相争斗不息把别人的正常生活都搅乱。也就用不着一群代表不同利益的立法者来告诉别人怎么做，更用不着一群为了政治派别而活动的法官来决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人的问题是因为人有局限，常常与理想状态背道而驰。并不是中国人有传统就不会堕落。

时机的问题是因为中国传统不重视科技。西方有了中国没有，人家拿来打中国，中国就只能挨打。

但中国文化只是藐视科技，却不障碍科技。中国想发展科技就能发展科技。

科技是生产技术层面，文化是群体秩序层面，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不存在中国文化障碍科技的问题。

反过来，西方文化天然地有利于科技，但是却本能地障碍高层面的群体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