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为,包括言论,尤其涉及权与利,都有立场支撑。
而立场无论分多少主义,多少体系,最后都回到两个:自利与群利(他利)。
这是所有群居动物的两种本能,从蜜蜂到羊群牛群狮群,都一样。
人群更是如此。
如果说人群与别的动物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人群的变化范围比较大,群利方面,会有大量的圣贤君子,远超一般动物;在自利方面,又会有大量的唯利是图者,因为他们有人类的智慧,所以在自私自利方面,也远超一般动物,也就是说,他们远远达不到一般动物的群体准则,比如为了讨好偶像,可以为谋害同类者叫好。
一般来说,自利与群利两种本能同时存在。两者之间有一个动态的平衡,一个满足了,就去追求另一个。比如群体生存成了问题,个体就先为群体生存而行动;群体生存没有问题,个体就开始追求自我利益。蜜蜂这样做,羊群这样做,健康的动物种群族群都这样做:自利与群利是平衡的。
人,因为有了聪明,可能把群利本能发挥到极致,也可能把自利本能发挥到极致。
所以,这跟什么时代,什么思想,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教育人,但唯利是图的人也层出不穷;现代中国经历新文化,为群体牺牲的人也层出不穷,甚至多于以往。
而中国5060后的自利个体又确实特别多。俺认为这是群利导向向自私导向过渡时产生的必然现象。5060乃至70年代,中国刚刚解决群体的生存问题,群利本能被充分甚至过度地使用了,把个体都搞疲了。其结果,一是实现了群利目标,中国获得了稳固的地位与和平的环境;另一方面,稳定与和平的环境又为自利提供了巨大的刺激,人心思乐。
然而,中国刚刚稳定,人口又几何级增长,哪里有那么物质来立即满足突然爆发的私利需求呢?
中国没有办法,不但没有办法立即满足,还要继续压制一下。农业上,为了明年打粮多,今冬当然要修水利,攒肥,留种子。国家发展也一样,要过好日子,就得有农业工业基础,而基础,有钱可以买,没有钱,当然只能攒。
加上前面两个因素,这极大地刺激了部分5060后。外在危险环境不存在,他们的群利本能没有被激发;而和平与稳定则刺激了他们的自利本能,而现实中又不能马上被满足,于是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本来可能,但是没有给他们应得的幸福生活,于是开始怨恨。
年轻时的精神创伤,一辈子也无法抚平。于是他们恨中国的一切,爱跟中国做对的一切。
恨中国成了他们的行为主导。
所以,不涉及中国时还好,他们跟平常人一样,能用理性分析,用理性判断。
但一涉及中国,恨就取代了理性,成了分析与判断的标准。所有言行,就是黑中国,完全不顾客观,没有理性。这就是他们双标的原因。
当然,同样,因为他们虽然恨时没有理性,但是聪明还在。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来自证公义。比如他们攻击不同意见,就不是用理性来分析别人错在哪儿,而是扣政治帽子,或者人身攻击。
这种低级且幼稚的手法曾在文革时被红卫兵使用。他们今天还在用,就说明他们是一代人,一类人。
那个年代塑造了他们,他们恨中国,其实是自恨。
因为他们的言行,跟他们恨的人一模一样。他们的思想,也跟他们恨的一模一样。比如他们说理性,但他们从来不会理性分析,只会扣帽子喊口号;他们号称爱自由,但他们在现实中则表现出疯狂的独裁特征,攻击一切跟他们不同的意见。
好在中国发展了,70809000后的中国人在思想上越来越正常。而有些5060后,则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留在无意识的仇恨中。如伤口溃烂的流浪猫,有人接近,就立刻跃起攻击,完全不知道,那个人可能是兽医,要救治他。
这种对仇恨的执着也一样是来自私利本能。他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个体痛苦的环境的客观性。他们以为,所有的伤害都是出于私利动机,所以特别地记仇。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私利驱动,只是私利驱动。他们不明白,历史的车轮伤害或者成全个体,完全是无意的。
因为不明白历史的车轮,所以他们就留在仇恨中,出不来。
因为出不来,所以他们就被历史的车轮甩出去了。中国今天已经欣欣向荣,809000后们阳光又自信。恨中国的人,虽然极力夸大,但他们从思想到行为表现出来的低级与幼稚,已经不太有人在意了。
当然,别人越不在意他们就越要叫喊,就象曾某在瑞典(瑞士?)不服执法满地打滚喊警察打人一样。这些被甩到路边的人还在打中国的滚,喊中国打人啦。
但他们越是打滚,就越不可笑、越不值得注意了。俺小学时有一位癫痫的同学,第一次见他发作,同学们都吓坏了。后来发现他常发作,阵发,无大碍,就视为平常了。5060后的恨中国,除了频率更高以外,俺看不出什么大的不同。
这些人把自己留在贫困的记忆中,留在痛苦与仇恨中也很正常。对群体生命来说,也需要新陈代谢。
皮肤上旧细胞,会成为皮屑,脱落。
身体中的废物,会进入膀胱,大肠,排出。
中国人这个群体中的相应个体,因为群体本能和利私本能严重失调,也正在脱落或者排出。
他们被冲入下水道,与废水合流时发出的声音,会在坛子反应出来:显现为种种他们自己所憎恨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