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本质是组织力，组织的本质是群体生存

因此，决定权力的分配与行使的制度就是群体意志的保障机制。

在此意义上说民主，就是群体意志为主，而群体意志本身已经体现在群体所选择的组织形式----制度之中了。在制度之外另加一个民主，是蛇足。

最容易理解的就是公司。公司的群体意志就是赚钱，它的理想的制度设计一定是围绕利益最大化来进行的。这种设计本身就是群体意志体现。在这个框架之下，大股东决定公司发展方向。比如马云决策，会不会问普通员工“你是怎么想的？”会不会来个民主投票决定下一步怎么走？普通员工想赚钱，会不会去找马云质问：为什么投金融不投实业？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今天公司的决策框架本与马云的地位本来就是在试错纠错的生死线上滚出来的，本来就是这个群体的群体选择，就是这个群体意志的化身了，不需要再另找一种方式来寄托群体意志。

然而，是不是一切群体的权力行使方式与制度都是不可质疑的呢？

非也。

如果这个大群体分化了，一部分的利益与另一部分的利益矛盾了，现有制度就会被质疑。历史上所有的新旧更替差不多都可以这样解释。初期利益一致为本团体整体谋，接下来产生特权小群体，再接下来产生质疑的小群体，坐大，推翻旧的特权小群体，产生新的特权小群体，又被推翻。

从这个角度看，民主与独裁之类的概念，一定产生于群体斗争中。一个人的手不会从自己的手里抢食物，但是会从别人的手里抢。不抢是因为本来一体。本来一体时，连一体这个概念也不需要。要抢了要斗了，说明不是一体。民主独裁之类的概念也一样。真的利益一致，连这些概念也没有必要纠缠。这些概念被强调了，就是利益不一致了。要夺权的必说当权的独裁，推翻独裁实现民主。当权的必说我就是民主，反我就是反民主。双方都有理，因为双方利益不同，视角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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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是打出来的，但不是谁打出来的，而是这个群体的天命到了这一步。

伟人有伟人的作用，但也只是应运。

群众有群众的作用，但也只是应运。

无论是领袖还是群众，放到历史里边去，都只是定命显现。走到好处时，不是因为一个人有多大的能力，也不是一个群体本身有多高的素质，就纯是天命兴之。天欲其兴，就万有效力；反之，天欲其败，就万有拆台；两者都非人力人智所能左右。

在这个意义上，“模糊史观”（嗯，也可以称为“民史”）对权力的产生与使用的评价的着眼点，不是简单的理想设计与现实实行之间的差异。不是看它为什么跟理想不一样，而是看它为啥非如此不可。俗话就是“马后炮”，跟作为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不是一个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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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在一个族群内部，百姓的利益所在就是天命。不维护百姓利益，就是违背天命，伤天害理。

如果跳出来，把一个族群看成一个整体，天命就是这个族群的生存。

俺搅着俺崴崴中华存在了几千年，到近代发生灭亡的危机，都是天命。旧文明旧制度确实腐朽了破败了，天命要去掉旧的让俺中华重新焕发生命。从这个角度看，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强力冲击也可以看成是中国重生的必然经历，不如此就甩不掉旧包袱。中国发展近代以来，一贯的主题就是打碎一切禁锢， 一层层地打破（从器物洋务到制度变法到国体变更到四分五裂国共争锋到土共建政到文革），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的破坏力更大，如此直到最核心的精神部分。其实这个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中华民族摆脱掉一切束缚的过程。土共能建立政权，就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越是一无所有，就与最核心的精神力量契合得越好，越能代表天命。

如果用二分法来看，到军阀割据，旧制度就完了。以后就是新制度建立的过程。到49年，中国向下的动能就已经用尽，开始回升了。到文化革命，破坏与摆脱的过程也到头了，下边就要层层重建。但中国的新生命才开始，要到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这次天命所定的变更才算初步完成。

至于这个过程中的各种力量，从天命的角度来看，都是必然如此。清必然锁国以至于灭亡，民国必然无力承担大任，日本必然入侵以缓土共的压力，中美必然在朝鲜打一架让中国人重新有自信。。。

至于这个过程中的个体，或伟人或小民，或精英或平民，不过是天命的不同安排。或恨或爱，或喜或悲，各有自己的道理，但天命不随人愿。人能明白就明白，不能明白也只是爱咋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