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余光中／Bobo

《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 文:余光中  诵:Bobo 声乐家席慕德女士有一次搭计程车，车上正大放流行曲。她请司机调低一点，司机说：“你不喜欢音乐吗？”席慕德说：“是啊，我不喜欢音乐。” 一位音乐家面对这样的问题，真可谓啼笑皆非了。首先，音乐的种类很多，在台湾的社会最具恶势力的一种，虽然也叫作音乐，却非顾曲周郎所愿聆听。 其次，音乐之美并不取决于音量之高低。有些人听“音响”，其实是在玩机器，而非听音乐。计程车内的空间，闭塞而小，哪用如此锣鼓喧天？最后，音乐并非空气，不像呼吸那样分秒必需。 难道每坐一次计程车，都要给强迫听一次音乐吗？其实，终日弦乐不辍的人，未必真正爱好音乐。 在台湾的社会，到处都是“音乐”，到处都是“爱好音乐”的人，我最同情的，便是音乐界的朋友了。像波德莱尔一样，我不懂乐理，却爱音乐，并且自信有两只敏感的耳朵，对于不够格的音乐，说得上“疾恶如仇”。 在台湾，每出一次门——有时甚至不必出门——耳朵都要受一次罪。久而久之，几乎对一切音乐都心存恐惧。噪声在台湾，宛如天罗地网，其中不少更以音乐为名。 上帝造人，在自卫系统上颇不平衡：遇到不想看的东西，只要闭上眼睛，但是遇到不想听的东西呢，却无法有效地塞耳。 像我这种徒慕音乐的外行，都已觉得五音乱耳，无所逃遁，音乐家自己怎么还活得下去？真是奇迹。 凡我去过的地区，要数台湾的计程车最热闹了，两只音响喇叭，偏偏对准后座的乘客，真正是近在咫尺。以前我还强自忍住，心想又不在车上一辈子，算了。 最近，受了拒吸二手烟运动的鼓励，我也推行起拒听二手曲运动，干脆请司机关掉音乐。 二手曲令人烦躁、分心、不能休息，而且妨碍乘客之间的对话与乘客对司机的吩咐，也有拒听的必要。 在欧美与日本，计程车上皆不放音乐。 火车上也是如此，只有西班牙是例外。我乘火车旅行过的国家，包括瑞典、丹麦、西德、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火车上的扩音器只用来播报站名，却与音乐无关。 不知道什么缘故，台湾的火车上总爱供应音乐。论品质，则时而国乐，时而西方的轻音乐，时而台湾特产的流行曲，像是一杯劣质的鸡尾酒。论音量，虽然不算喧吵，却也不让人耳根清净，无法安心睡觉或思考。 听说有一次夏志清和无名氏在自强号上交谈，夏志清嫌音乐扰人，请车掌小姐调低，她正忙于他事，未加理会。 夏志清受不了，就地朝她一跪，再次申请。音乐终于调低，两位作家欣然重拾论题。但是不久音乐嘈嘈再起，夏志清对无名氏说：“这次轮到你去跪了。” 夏氏素来奇行妙论，但是有没有奇到为音乐下跪，却值得怀疑。前述也许只是夸大之词，也许当时他只对车掌小姐威胁说：“你再不关音乐，我就要向你下跪了。” 不过音乐逼人之急，可以想见。其事未必可信，其情未必无稽。 中国台湾的火车上，一方面播请乘客约束自己的孩子，勿任喧哗；另一方面却又不断自播音乐，实在矛盾。我在火车上总是尽量容忍，用软纸塞起耳朵，但是也只能使音量稍低，不能杜绝。 最近忍无可忍，也在拒吸二手烟的精神下，向列车长送上请求的字条。字条是这样写的： 列车长先生：从高雄到嘉义，车上一直在播音乐，令我无法入梦或思考。不知能否将音量调低，让乘客的耳朵有机会休息？ 三分钟后，音乐整个关掉了，我得以享受安静的幸福，直到台北。我那字条是署了名的，也不知道那一班自强号关掉音乐，究竟是由于我的名字，还是由于列车长有纳言的精神。 感谢之余，我仍希望铁路局能考虑废掉车上的播乐，免得每次把这件事个别处理。 要是有人以为火车的乘客少不了音乐，那么为什么长途飞行的乘客，关在机舱内十几个小时，并不要求播放音乐呢？ 要是有人以为我讨厌音乐，就大大误会了。相反地，我是音乐的信徒，对音乐不但具有热情，更具有信仰与虔敬。 国乐的清雅，西方古典的宏富，民谣的纯真，摇滚乐的奔放，爵士的即兴自如，南欧的热烈，中东和印度的迷幻，都能够令我感发兴起或辗转低回。 唯其如此，我才主张要么不听音乐，要听，必须有一点诚意、敬意。要是在不当的场合滥用音乐，那不但对音乐是不敬，对不想听的人也是一种无礼。 我觉得，如果是好音乐，无论是器乐或是声乐，都值得放下别的事情来，聚精会神地聆听。 音乐有它本身的价值，对我们的心境、性情、品格能起正面的作用。但是今日社会的风气，却把音乐当作排遣无聊的玩物，其作用不会超过口香糖，不然便是把它当作烘托气氛、点缀热闹的装饰，其作用只像是霓虹灯。 音乐的反义词不是寂静，是噪声。敏锐的心灵欣赏音乐，更欣赏寂静。其实一个人要是不能享受寂静，恐怕也就享受不了音乐。 我相信，凡是伟大的音乐，莫不令人感到无上的宁静，所以在“公元2001年；太空流浪记”里，太空人在星际所听的音乐，正是巴赫。 寂静，是一切智慧的来源。达摩面壁，面对的正是寂静的空无。一个人在寂静之际，其实面对的是自己，他不得不跟自己对话。那种绝境太可怕，非普通的心灵所能承担，因此他需要一点声响来解除困绝。 但是另一方面，聆听高妙或宏大的音乐，其实是面对一个伟大的灵魂，这境地同样不是普通人所能承担的。 因此他被迫在寂静与音乐之外另谋出路：那出路也叫作“音乐”，其实是一种介于音乐与噪声之间的东西，一种散漫而软弱的“时间”。 托马斯·曼在《魔山》里曾说：“音乐不但鼓动了时间，更鼓动我们以最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时间。” 这当然是指精妙的音乐，因为精妙的音乐才能把时间安排得恰到好处，让我们恰如其分地去欣赏时间，欣赏时间形成的旋律与节奏。相反地，软弱的音乐——就算它是音乐吧——不但懈怠了时间，也令我们懈怠了对时间的敏感。 我是指台湾特产的一种流行歌曲，其为“音乐”，皆主题浅薄，词句幼稚，曲调平庸而轻率，形式上既无发展，也无高潮，只有得来现成的结论。这种歌曲好比用成语串成的文学作品，作者的想象力全省掉了，而更糟的是，那些成语往往还用得不对。 这样的歌曲竟然主宰了台湾社会的通俗文化生活，从三台电视的综艺节目到歌厅酒馆的卡拉OK，提供了大众所谓的音乐，实在令人沮丧。 俄国作曲家格林卡（Mikhail Glinka）说得好：“创造音乐的是整个民族，作曲家不过谱出来而已。”什么样的民族创造什么样的音乐，果真如此，我们这民族早该痛切反省了。 将近两千四百年前，柏拉图早就在担心了。他说：“音乐与节拍使心灵与躯体优美而健康，不过呢，大多的音乐正如太多的运动，也有其危害。只做一位运动员，可能沦为蛮人；只做一位乐师呢，也会‘软化得一无好处’。”他这番话未必全对，但是太多的音乐会造成危害，这一点却值得我们警惕。 在台湾，音乐之被滥用，正如空气之受污染，其害已经太深、太久了。这些年来，我在这社会被迫入耳的音乐，已经够我听几十辈子了，但是明天我还得再听。 明天我如果去餐馆赴宴，无论是与大众济济一堂，或是与知己另辟一室，大半都逃不了释放的音乐。 严重的时候，众弦嘈杂，金鼓齐鸣，宾主也只好提高自己的嗓子慷慨叫阵，一顿饭下来，没有谁不声嘶力竭。 有些餐厅或咖啡馆，还有电子琴现场演奏，其声呜呜然，起伏无定，回旋反复，没有棱角的一串串颤音，维持着一种廉价的塑胶音乐。若是不巧碰上喜宴，更有歌星之类在油嘴滑舌的司仪介绍之下，登台献唱。 走到街上呢，往往半条街都被私宅的婚宴或丧事所侵占，人声扰攘之上，免不了又是响彻邻里的音乐。 有时在夜里，那音乐忽然破空而裂，方圆半里内的街坊市井便淹没于海啸一般的声浪，鬼哭狼嚎之中，各路音乐扭斗在一起，一会儿是流行曲，一会儿是布袋戏，一会儿又是西洋的轻音乐，似乎这都市已经到了世界末日，忽然坠入噪声的地狱。 如果你天真得竟然向警察去投诉，一定是没有结果。 所谓礼乐之邦，果真堕落到这地步了吗？ 在一切艺术形式之中，音乐是最能主宰“此刻”最富侵略性的一种。不喜欢文学的人可以躲开书本，讨厌绘画的人可以背对画框，戏剧也不会拦住你的门口，逼你观看。 唯独音乐什么也挡不住，像跳栏高手一样，能越过一切障碍来袭击、狙击你的耳朵，搅乱你的心神。 现代都市的人烟已经这么密集，如果大家不约束自己手里的发音机器，减低弦歌不辍的音量和频率，将无异纵虎于市。 这样下去，至少有两个后果。其一是多少噪音、半噪音、准噪音会把我们的耳朵磨钝，害我们既听不见寂静，也听不见真正的音乐。 其二就更严重了。寂静使我们思考，真正的音乐使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加倍敏锐，但是整天在轻率而散漫的音波里浮沉，呼吸与脉搏受制于芜乱的节奏，人就不能好好地思想。 不能思想，不肯思想，不敢思想，正是我们文化生活的病根。 (选自《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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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做帖子选取歌曲时，往往觉得力不从心，挑来挑去，听了不少，却很难找到一首满意的。

现在华语世界的流行歌曲，多过九成半都是给广场舞的，我常想，这些编曲的咋都是广场舞出身的？好些词曲都还不错的歌曲，一经编曲，就掉进广场舞的深渊了，那咚呛个不停的重金属鼓镲，还有那令人恨不得捂住耳朵的无处不在的响板，完全不管不顾歌词的意境和曲式的蕴美，强行登堂入室，横行霸道了整个乐曲，非把这些七乱糟八的魔铿堵了你的耳朵，蒙了你的眼，糊了你的心。

有些编曲者是从头至尾都霸占着，有些还稍微有点良心，先让你柔美的听了第一段，自间奏第二段开始，就不再客气了，破门而入，蛮横霸气，想躲都躲不了，刚刚积攒起来听歌的好心情，一盆冷水就浇没了。

不是每首歌曲都需要东风吹战鼓擂的，就算要擂，也是点到即可，哪能巡抚大人开道似的，一条道擂到底呢。

有时听着这些不速之音，能幻化出一个擂鼓的画面，好像看到一个鼓手，长发披肩，戴一个蛤蟆镜，歪叼一支烟，拿着在地沟里泡黑了的两柄槌子，好像上辈子有仇似的在定音鼓上一阵猛锤，又捏起一根烤肉串架上熏黑了的铁签，在响板上乱敲一通，摇头晃脑，自鸣得意，还美其名曰，这就是流行、摇滚、蓝调、爵士，这种浅薄、幼稚、平庸、轻率，得意时众弦嘈杂，金鼓齐鸣，是我们想要的音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