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阿姨二三事
几年前微信上贴的顺序如下:
(1)阿姨的到来(已贴)
(2)德国朋友与阿姨的箱子(已贴)
(3)“耿”阿姨二三事(这次)
(4)红豆与子弹的较量(已贴)
(5)阿姨“被”学德语(下次)
小时候常听妈妈讲起阿姨的性格以及为人,通过这几天的聊天,我似乎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阿姨思路敏捷,语言犀利,直截了当,性格耿直开朗,也爱打抱不平。她常说:没办法,谁让我姓“耿”呢。
她说起自己年轻时在厂里和领导对着干,也是出于“无奈”。那时很多上海的“管理者”,往往是从外地或农村开始闹革命,然后“滞留”上海的革命性、政治性极强的南下干部。“党性极强的人,人性极弱”这是阿姨的口头禅。
我们厂的工会主席,身为工会主席,却不为工人说话,只为党管人。知道我“成分黑”,所以从我进厂开始就盯着我。 一次上班,我晚出门5分钟,路上正好碰上火车经过,公交车又足足等了10分钟,结果上班迟到了。到了厂门口,没想到那家伙居然特地等着我,质问我为什么迟到,我一边道歉,一边告诉他碰到火车了。
“碰到火车?你会碰到火车,你怎么没碰到赤佬?”
“碰到的,我现在就碰到一个活赤佬,所以还不可以上班”,阿姨一本正经地回答。
围观的工人们哄然大笑。
听到笑声,他马上跳脚:“你在骂人,你在骂我,我要把这事记下来”。
去宝钢当了德语翻译以后,阿姨虽然没了和领导顶嘴的机会,却多了很多处理中外矛盾等琐事的机会。让阿姨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是她帮一位出租车司机出了口气。
在宝钢上班的阿姨一直是德方专家最为信任的人员之一,不管是在车间还是在专家楼,哪里需要她就会被叫到哪里。通过对这些德国人的工作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的观察,阿姨也渐渐分辨得出东西德国人的差别。阿姨说,相比之下东德人比较粗鲁而且喜欢贪小便宜。
一次一个东德专家晚上没回专家楼,早上叫了辆出租车赶回宝钢。这东德人嫌司机开得慢,一路骂骂咧咧,临到下车时还打了司机一巴掌,周围宝钢人见状都上去打抱不平。这东德专家见人多,马上躲进了专家楼。那时的专家楼门口是有保卫室的,闲人莫入。于是大家把在车间的阿姨叫了过来,告诉她事情经过,让她去叫那个德国人出来赔礼道歉,否则叫警察。阿姨听后说,叫警察没用,他们不敢处理涉外人士事件,并问那司机希望如何处理。司机说赔500人民币,阿姨说太少,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得再加一个0。
80年代,外国专家的来华待遇相当高,不仅有来自他们自己公司的收入,还有中方发放的各种补贴,甚至还有退税。要知道,那时的中国还刚刚进入万元户年代,普通人的月收入不过一百左右,还根本没有退税的概念。出租车司机听阿姨说得5000人民币,用不可思议的语气说,那我听你的。阿姨知道这些德国人的情况,5000元人民币对我们来说是大数字,但对这些德国专家来说不过是几百马克小意思。
没多久,阿姨带着那个东德人走出专家楼,专家用中文很不愿意地说了声“对不起”,并交给司机一个塞满人民币的信封,然后马上又躲进了专家楼。出租车司机高兴地谢谢阿姨,随手抽出一叠人民币要给阿姨,阿姨严肃地说:干嘛,又不是我挨打。得知此事的宝钢工人们从此记住了阿姨,每当觉得有和德国人说不清楚的时候,便来找阿姨帮忙。
蒋经国参与的外岛撤退,有舟山和大陈两次。舟山防卫部副司令是周喦,60年代去世。大陈防卫部副司令是赵霞,字湘艇,湖南人。他的经历不大可能是这位阿姨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