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回陶钧
选一处可以自由粘贴文字的地方终老
我会不厌其烦的说，智利人的热情好客是我们能够尽情享受在这个近邻国家旅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我们把这种享受发挥到了极致。我一觉睡到自然醒，回味着一场美梦的无价（不是春宵也值千金）以及昨夜那顿美餐的卡路里数。脑子里回忆着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一次次的爆胎让我们无助的站在大雨里无处躲避；劳尔提供给我们慷慨的帮助，劳尔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酣睡的这张床的主人；以及我们给当地的一家报纸做的专访。劳尔是一个兽医专业的学生，不过看起来他并不是那种好学的孩子。是劳尔把我们那辆残破的摩托车挂在了他的卡车后面，那我们拉到了智利中部的这个小镇。坦率地讲，我们的这个朋友（劳尔）应该有那么一两次的时候会后悔认识了我们，因为我们还是给他添了很多麻烦，例如不能让他舒舒服服的睡一晚了。不过他也只是责怪他自己，同时一直在唠叨他是如何大把的在女人身上花钱。然后他又计划邀请我们去看夜场的“歌舞表演”，当然这些花销都是他来支付。劳尔的热情款待是我们决定延长在智利停留的主要原因,（在这里，切用了另一种表达方式来代替智利 - “巴勃罗·聂鲁达的土地”，the land of Pablo Neruda. 聂鲁达是智利的一位神童诗人，十岁开始写诗，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过我没查到他的诗集的中文译本。另外聂鲁达还是一位政治家，是智利共产党的参议员，1973年死于政治暗杀）接下来我们又相互吹捧着唠了一会儿嗑。聊到最后他才坦白地说他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去劳尔刚刚提到的那个充满趣味的“娱乐场所”，不过他还是为我们提供了食宿。所以在这几天里，我们还是心安理得的享用着每日的早餐，丰盛的早餐，以及餐后的一些甜点。我们对如此条件的食宿还是很满意的，因为劳尔德老爹已经搬到圣地亚哥去了，几乎搬走了所有的家具。
阿尔伯特依然僵卧在床，根本不理会外面已然日上三竿。我在磨磨蹭蹭的穿着衣服，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我们早晚着装的唯一区别不外乎就是有没有穿鞋。当地的报纸信息量很丰富，有厚厚的一沓子，这与我们的穷酸相正好形成对比。我对本地的新闻毫无兴趣，除了在第二版的两行大字：两位阿根廷麻风病专家的拉丁美洲摩托之旅。接下来一行小字：他们目前正在本市(Temuco)停留，下一站将要访问复活节岛。
这个新闻不过是我们自我吹嘘的结果。在我们做专访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描绘成两位在美洲麻风病领域的重量级专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曾经治疗过3000多位病人，足迹遍布美洲各大麻风病治疗中心，并对各地治疗中心的卫生状况颇有研究。我们现在计划访问这个“景色宜人但气质忧郁”的小镇。当地的报纸对我们的这番说辞还是很满意的，尽管我们对此地毫无了解。
不一会儿，劳尔的家人就都知道我们是专家了，围着我们问长问短，没人去关注报纸上的其他消息了。我们沐浴在他们的敬仰之中，然后恰如其分的时间与这些甚至连名字都记不住的人告别。
经允许，我们可以把摩托车停放在一户人家的车库里，这户人家住在城郊，于是我们就准备过去一趟。这一回我们可不再是两个守着拖车上的摩托车的流浪汉了，我们现在是“专家级”的大人物，得到了与之相符的待遇。我们在那里待了一整天去修理和调试摩托车，时不时的还有一位棕色皮肤的女佣给我们送上茶点。大概在下午5点钟左右，饱食了一餐下午茶之后，我们同主人道别，离开了泰莫蔻(Temuco)，向北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