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1年10月的一个早上,我利用17号的公共假期去了一趟科尔多瓦。(注:这里的公共假期是指纪念阿根廷总统胡安·贝隆在1945年10月17日被释放出狱的日子)。我们坐在阿尔伯特·格兰纳多(Alberto Granado)家的藤蔓下,喝着梅特甜茶,聊着最近发生的一些热门事件,顺便修理一下阿尔伯特的那辆“诺顿500”摩托车(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雄一”)。阿尔伯特一直在抱怨他不应该辞掉在圣弗朗西斯科德尔卡纳尔麻风村里的工作,而现在艾斯帕诺医院的薪酬又少得可怜。我也同样辞掉了工作,但与阿尔伯特不同的是我非常高兴。因为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做梦的人来说,这种自由来之不易,特别是在我已经对医学院,医院和考试啊什么的烦得透透儿的时候。
于是我们俩就沉浸在畅游全世界的白日梦里,我们梦想去遥远的国度,航行在热带的海洋里,到亚洲旅行。突然一个念头闪现出来:
“为什么不去一趟北美?”
“去北美?怎么去?”
“开摩托车啊,哥们儿!”
我们的旅行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这非常符合我们做此决定之初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即兴发挥”。就在我们发誓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时候,阿尔伯特的兄弟们也过来为我们的决定干杯。接下来我们就是准备为了这次旅行的签证和其他的证明文件。我认为这些都是当代社会为了限制“未来自助游”而设立的人为的障碍。以防万一我们哥儿俩没完成这次壮举而在世人面前丢脸,我们开始只是告诉别人,我们是去智利。哈哈哈哈...
在开溜之前,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可能多的完成科目考试。而阿尔伯特要做的就是为长途旅行准备好摩托车,并认真研究制定我们的路线。我们“冒险任务”的艰巨性让我俩很轻松的克服掉在枯燥的准备期里产生的厌倦情绪。现在我们眼中所见无外乎就是我们骑着摩托车一路向北,向北,向北,北,绝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