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花筒里看美加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万花筒里看美加，走马观花看世界。
呼啸而至的抄家批斗风刚过，社会上又刮起了光天化日下抢东西风，搞得人心惶惶不得终日。红卫兵或者社会上的一些混混们打着红卫兵的旗号，专门找“黑五类”家抢东西。对他们来说，最热门的是自行车，这东西只要一出门，就别指望还会回来！
在那个“红色恐怖”时期，被抢的人家都不敢反抗，只能自认倒霉。我们楼下也出现过几拨三不四的人上门“借自行车”，这群人们看上去就不像是好人，几次贸然闯入，硬是被邻居们给挡了回去了！
后来大家商量好，无论白天黑夜25号大门时时刻刻都必须上锁，外人无法随便进出，夜间还用铁插销从里面拴住，以防有人用“万能钥匙”打开大门。
为此，母亲还是忧心仲仲，这是因为当时红卫兵“革命大串联”已经开始，作为“革命教师”的母亲，必须全日待在学校协助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小将们，家里的几床被子铺盖都被贡献出来，搬到学校给红卫兵们用。她怕我独自在家出什么意外，只得让我到虹口亲戚家暂时住一阵，躲过这阵子社会上任意抄家、抢东西风。
亲戚家其实也不是久留之地，那个时候，弄不好还有可能连累人家，他们能好心收留我，住上个十天半月，已经让我感激涕零了！
犹豫了很久，还是不得已回到了自己的家……打开门，意外地发现屋子里有人，父亲回来了！
自从决定与父亲划清界限，我总是想法子躲着他，避免互相见面感觉尴尬。抄家之后，他和学校里的其他“牛鬼蛇神”一起被关进了“牛棚”，不让回家的原因是为了“在劳动改造的同时接受组织审查并交代问题”。家里没有了父亲，让我松了口气，眼不见为净，红卫兵不会经常来闹事，我也不用天天躲着他！
可这会儿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寻思逃也没处逃！
只见他背对着门，靠在五斗橱边，默默地站在那里望着墙出神。
那时，父亲才五十出头，按照现在的标准，正当壮年。可几个月没见，我明显地觉察到父亲苍老了许多，原来的一头黑发花白了，背也不如过去那么挺了……怎么手里还拿着一只刚掐灭的香烟头？父亲以前从来不抽烟的！
我的心，抽紧了！
听见门响，他缓缓回转身来。那一刻，我突然注意到那双红肿的眼睛！
“爸爸哭过了？！”
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看见父亲哭过，前几个月红卫兵们甚至把他的脸打成那样，连牙也打掉了，都没见他掉过一滴泪啊！
“莫非发生了什么更严重的事？”顿时心生狐疑，不由更紧张了。
父亲小心翼翼地望着我，迟疑了一会儿，用双手捂住眼睛像孩子那样大哭起来……
我从小比较“娇气”，按照现在的说法是“泪点低”，丁点事儿也会抹眼泪。从来都是父亲安慰我，逗我高兴。眼下，他的哭让我全然没有了主意，像木鸡一样呆立在原地。
好不容易止住了哭泣，他抽泣地叫了声我的小名，断断续续地“我们家的……房子……要……被没收了！”
“天哪！”离家才几天呀？怎么会有这等可怕的事情？突如其来的坏消息让我一下子惊呆了！
虽说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我确切地知道，里弄里不少“黑五类”和资本家们的住房被没收了，有的还被赶出了上海，迁回原籍或边远地区。21号三楼我的同班同学江燕平，因为祖父的历史问题，全家老小被迫从我们永乐村搬到了棚户区太平里一间没有煤气，没有抽水马桶﹑没有自来水的小屋。
“可是……可是你目前不还正在接受审查并没有定性吗？！”说话时我也开始结巴，要知道，这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
“是啊！审查还在进行中，我还没有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呐！” 父亲无奈地摇了摇头，捂住脸又哭开了，无尽的伤心和悔恨都在其中！
原来，几天前，街道房管所在我们楼里张贴了一个告示，勒令凡是有问题的五类份子必须在3天内到房管所报到，否则咎由自取。被红卫兵批斗怕了的父亲担心房管所与街道里委会进一步来纠缠，哪敢怠慢？当天就老老实实去房管所报到了。
“我真不该去啊！”他握着拳头用力地敲击着五斗橱台面，悔恨不已地告诉我，事实上，房管所贴这张告示并不是冲他来的，而是三楼邻居邢家，那时，邢家姆妈因她丈夫的历史问题被从红卫兵将她从小学教导主任的位置上揪出来审查。
房管处的造反派头头见我父亲不请自来，开始还有些莫名其妙，因为我父亲以前一贯是街道居委会的积极份子，大家还都不知道他居然也在运动中出“问题”了。
既然自己撞到枪口上，他们马上勒令我父亲立即搬出二楼前房，挪到三楼邢家腾出的后房，理由是： “很多太平里的无产阶级都没有房子住，而永乐村的‘黑五类’们占据很多住房，现在是应该让出来的时候了！”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看来红卫兵强行抄家抢东西，比起当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府机构明目张胆抢房子，真是叫“小巫见大巫”！
我们家算是永乐村的老住户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家从昆明到上海，先是暂住华山路“卫乐园”父亲姑妈家的一幢花园洋房里，然后就搬来万航渡路永乐村。
万航渡路以前叫极司菲尔路（Jessfield Road）,臭名昭著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就在极司菲尔路76号（今天的万航渡路435号），这是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扶植的汉奸特工机构，残酷迫害抗日志士和无辜民众，犯下了血泪斑斑的滔天罪行。记得父亲说过，即使在抗战以后，只要一提起“76号”，还会谈虎色变让人毛骨悚然，每天拉着警笛的车辆这弄堂前来来往往。这个魔窟后来改建成为建东中学，我们小时候还去参观过。很多电影、电视剧描述过那里的情形，《色.戒》里易先生的原型就是那个机构的特务头子丁默村。“76号”除了制造血案，绑票敲诈之外，在贩毒售毒，开设赌场等方面也无所不为，以致万航渡路临近曹家渡至静安寺那一段享有“歹土”之称。
然而，我们这个离魔窟不远的750弄永乐村却像个“世外桃源”，原本属于私人建造，有钱的老板委托二房东打理，自己则远走高飞。记得小时候父亲说过，当初我们家是用四根金条作为押金从二房东手里顶下25号这二楼两间房。
解放后，一切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原先的金条不知去向，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算是租用，每月交给房管所五元钱租金。现在，连住这房子的权力也没有了！
天大的事情发生了！我赶紧跑到母亲位于愚园路的学校，告诉她家里出事了！
母亲当即去地区和街道房管所交涉，因为我家的房本户主一直是我母亲的名字。她并没有在运动中受到冲击，还算是革命教师，所以房管处不能随便把我家的房子收走！
尽管母亲的单位也帮助出面讲话，可一切无济于事！
“造反派头头说了，我们必须搬走，没有一点回旋余地！”当母亲累得精疲力尽回到家，把最坏的消息告诉我们之后，全家人黯然神伤！
那年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这些“黑五类”家属，对这些强加到头上的勒索，还能有什么办法可施？哪里是我们可以讲理的地方呢？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转碾反覆，因心情沉重实难入睡。明天一早就要搬家了，阳台和窗户上的窗帘都被撤了下来，门前的路灯掺和着月光透过玻璃窗映射到墙上，屋子里显得格外明亮。
我望着墙上明暗不一的各种图形，环视着这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屋子，感叹万千！从小，我就在这里长大，这间屋子伴随我十几个春秋，近五千多个日日夜夜。虽然棕黄色印花墙面经不住时光的打磨，早已斑駮不堪，最近又增添了几处红卫兵抄家留下的大补丁。可眼下的这一切，在我现在看来，依然那么亲切，温馨……
这是多么宽敞舒适的一间屋子啊！有二十几平方米大小，因为朝南的缘故，冬暖夏凉。那个小阳台，养过小鸡和兔子，摆满了种植着花花草草的罐子，也种下了自己童年的回忆。小时候，我还常常不愿意一个人在这屋子里过夜，因为怕黑暗也怕孤独。可今天，却是自己在这里的最后一个夜晚了！
我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到这间屋子？
泪水，不知不觉地顺着面颊流到了枕头上，湿了一大片。心里却安慰起自己，“幸好，还没有被赶出永乐村，只是换了一间小屋，我还是可以与我们的老邻居们在一起，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第二天一早，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我们把家具搬上了原来属于邢家的三楼后房，那是一间不到9平方米面朝北的小屋，夏天热，冬天冷，只有一个小窗开在狭小的天井里，没有阳光，从早到晚又阴又暗。
搬家时，两家心照不宣，没被强制搬到太平里去，这样的安排，对我们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优待”了。
我们上午前脚搬出，新邻居刘家的卡车已经从太平里开进了永乐村！满满的一大卡车东西，七零八碎，瓶瓶罐罐，篮子筐子，连刷马桶的刷子还带来好几把。
搬家的大队人马一进楼，个个板着脸，也不跟邻里们打招呼，不由分说“稀哩哗啦”立刻开始抢占地盘，用小凳小桌，甚至砖块把楼道和厨房里的所有空间占据住。在楼梯上，“叮叮咚咚”钉上很多处大钉子，用来挂篮子、咸鱼咸肉之类。特别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在二楼狭窄的走道里，不说地上堆满了杂货，连整片墙都被钉子布满了，然后挂上全家大人孩子们的鞋！
这样，二楼后房的陈师傅只要一开门，就得首先冲着刘家这面鞋墙行“见面礼”！
楼里的几家老邻居们，望着新邻居的所作所为，个个目瞪口呆！
他们事后聚到一起，异口同声地抱怨，“真后悔为什么平时不早些也占据些地盘，现在可好，整个楼里所有的空间都变成新邻居的‘天下’了！”
居民革命委员会和街道房管所坚持要我们让出房间，还真是别有用心。他们认为：整个25号“不干净”，连工人陈师傅也被“腐化”早已“同流合污”了，所以，特意要安排一家真正的“无产阶级”进来“搀沙子”！”
这是事后居委会找陈师傅谈话，大家才焕然大悟。
新邻居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三代贫农，党员之家，丈母娘，女婿都是党员，听说女婿还是进驻某机关单位的工宣队。就这样，他们一家五口三代人，丈母娘﹑女儿﹑女婿﹑加上一儿一女两孩子，顺利地住进了我们原来的家。来这里之后，在国家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又违反党的政策坚持生了老三，成为六口之家。
前楼二十多平方米，按照现在的住房标准三代同居一室，实在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的上海，除了少数特别有钱有势，哪家不捉襟见肘？比起刘家在太平里过的日子，永乐村的住房条件不知改善了多少！
自从我们的新邻居进了永乐村25号门，原来邻里间互敬互助，相互关心体谅的环境被统统打破了。抱着“搀沙子”进来的“红五类”，认为楼里的住户们都有政治问题，带着一副扯气高扬 “专政者”的面目出现，对大家横加指责，动不动挑鼻子瞪眼睛。
过去，楼里的水电向来是公用的，每月水电费按各家人数分摊。早些时候，每到收到水电费，我哥负责计算收费，后来我哥离家上学去了，这项任务就交给了楼下的宝宝姐姐，再后来邢家兄弟姐妹间轮流负责。本来，楼里各户每月多一人少一天的情况经常发生，邻里们相互信任，谁也没提出过异议，一幢楼四户人家和和睦睦相处了几十年。
自从新邻居搬进来了之后，首先挑战的是每月水电费计算方法，他们认为不公平，为此吵吵闹闹。在刘家的胁迫下，不得已改成按每家人实际入住的天数算。这样一来，又造成了新的问题，各家若有来客，多住一天二天，还是很难计算到精确无误。为了区区几毛钱，新邻居经常找岔大吵大闹。
“你们这些黑五类，骨子里就是想着怎么剥削我们无产阶级！连水电费都要占便宜！”
刘家母女俩骂起人来可凶了，不仅不讲理，骂对方“反革命”的身份和家庭政治背景，还夹带着许多不堪入耳的脏话，连祖宗八代都能骂，骂到理屈词穷时就动手！
邢家小小妹气不过，上前与之评理，还没有说几句，对方扬起手，巴掌就上来了，几个耳光被扇过后，小小妹只得捂着脸哭着跑回了家！
每当这种争闹发生的时候，妈妈总把我关在屋子里，不许我出去看热闹。母亲是生怕我小小年纪吃亏，被无辜挨骂挨打。可我有时实在忍不住，很想出去为邻里的利益与之评理，但只要被母亲发现了，总会一把把我扯进屋。
那个时候，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楼里，大闹三天有，小吵二天有。
那段日子，让昔日和睦无恙的25号邻里们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暗无天日！每天晚上几家老邻居们，总会聚在一起，除了唉声叹气，列举新邻居的种种不是，却想不出一点对策。
各家只好纷纷拉装了自家的小电表，以避免与新邻居产生过多的摩擦。这样一来，楼道里原来的公共路灯全都被撤掉，使得整个楼道变得漆黑一片！
每逢阴天下雨，若不开灯，上楼下楼可以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我好在摸黑习惯了，每层楼梯有几格？哪格高？哪格低？到了哪格该拐弯？心里一清二楚。可是，楼道太暗，苦了那些上了年纪的邻居们！
不得已，为了各自的照明，大家只好在那些原本属于公用的地方，比如楼梯通道、厕所间和厨房里拉起了象蜘蛛网似的电线，既不安全，又不美观，还在新邻居楼梯上挂着的那些菜篮子咸鱼咸肉中间绕来绕去。一开灯，那些15瓦以至更低瓦数的小灯泡就像鬼火一样幽幽亮起，从楼下到楼上比比皆是。
尽管这样，还是免不了每月无休止的纠纷和为一些小事的坷坷碰碰。比如，按天数算自来水费，小电表补贴大电表之类，有时，哪家报的小电表数似乎少一些，刘家就会时不时地含沙射影或大吵大闹，说是某某在“偷电”。
他们的所作所为，毫无所谓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表率作用，相反，给人们带来很恶劣的印象，成了大家的反面的教员。她们对邻里们的种种猜疑，往往出于个人狭隘的私心，这也应了人们常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那几年，对我们楼里的这些老邻居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原本文革带来的冲击，又加上这个胡搅蛮缠的恶邻带来的麻烦！
特别是住在二楼后房的陈师傅，更是遭了殃！
每天开门抬头一眼望去满墙大小臭鞋子还不算是最差的待遇。最糟糕的是：他的房间比起我家三楼后房，夏天更是闷热！如果前房不开门，后面简直像是有个大火炉在燃烧。我家以前住二楼前房时，父母亲非常照顾陈先生，为了让后房能凉快些，每逢夏日，只要陈师傅在家，白天黑夜从来不关门。哪怕是台风季节，前房被风吹得冷飕飕，夜里睡觉不得不把毯子严严地裹住肩膀和肚子，以防受凉患肩周炎，我们的窗子和房门一直敞开着！这是因为，后房永远没风，总是那么的闷热。如果我们出门，还会特意把钥匙留给陈师傅，让他自己把门打开通通风。
可是，自从新邻居搬来之后，刘家的门永远是紧关的，热得陈先生实在受不住了，与他们提了几次都不予理睬，他只好去买一架电风扇。不过，在闷热的屋子里扇电扇，吹来吹去还是热风，他夜里睡不好觉，白天上班更没精神。
见了我父母和邻里们他忍不住就说，“多么怀念过去李老师住前房的日子啊！”
有一天，陈先生下班回来，自行车上捆了一大包东西，大家好奇地问是什么，他笑了笑，神神秘秘地说是“新发明！”
我们几个小孩一听来劲了，立即随他到家里，见他把那捆东西打开，原来是一大堆装化肥用的厚塑料袋。
“这么多袋子干什么用的？”我太好奇了，很想知道原委。
他二话不说，将塑料袋头尾两处一个个剪开，取出电烙铁，小心翼翼地将塑料袋一个个接起来，还让我们帮助托着塑料袋，说是否则会烫歪了。
我父亲听见响声进来了，问是怎么回事？陈师傅这才告诉大家，他想用塑料袋接成一个长长的筒，挂在屋顶上，模仿轮船上的通风管道，把外面的自然风引进来。
这才明白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了！
其实当时从没有看见过什么轮船通风管道，可经父亲一比划，我也大致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可怜的陈先生真是热昏了头！
暗自又瞧了他一眼，心里佩服陈师傅真聪明，肯动脑筋！我还期盼着，如果试验成功了，我家也按照这个样子仿造一个，让三楼后房也可以凉快些。
在大家的帮助下，花了几个晚上，沉甸甸、长长的塑料筒终于完成了！
我们为此兴奋不已，有的自告奋勇跑到晒台上，有的在下面用力托着，陈师傅爬到屋顶最高处，按照风向不停地转动塑料筒进口的方位……可是，哪怕外面的风“呼呼呼”地刮，下面房间里还是一丝风都没有！
试验失败了！怎么会呢？大家估计轮船开动的时候有很大的动力，送风的力度很强，而这个塑料筒……
不管怎样努力，陈师傅依然在闷热的屋子里饱受煎熬。
日子长了，我们从其他邻居们那里，打听到这家所谓的“红五类”在原来“太平里”也不得人心，原先那里居住时就与左邻四舍闹得不可开交，居委会这才建议他们搬到永乐村来的，看来人心都是雪亮的，并不是太平里人人都像他们一样蛮不讲理。
最奇怪的是，这家人自己也经常打打闹闹，女儿最凶，女婿是家里最受气的一个。可这个受气包女婿一旦家人与楼里的邻居们产生了矛盾，立刻转换立场，拿起大棒一致对外。
唉！这家人，在我们楼里，乃至整条里弄里都遭众人白眼鄙视。本来热热闹闹的厨房，只要他们一进来，立刻鸦雀无声，使得他们自己也感到很无趣。就这样，过了几年，灰溜溜地与人换房搬走了。
他们搬家的那天晚上，在底楼厨房做饭的陈师傅忍不住当众朗诵起毛主席的诗词“送瘟神……”
照理，对待“革命群众”不能用这种态度，可是在场的其他各位谁也没有拦住他。
幸好，陈师傅也属于“革命群众”，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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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一样是来看吵架的帖子，吵架贴更为精彩。很失望，我想尊驾也一样吧！
There were more than 20,000 people executed in Shanghai after communist took over. Probably a few more got arrested and sent back to country side to be executed as well. There were peasants sent by communists to look for landlords hidden in Shanghai. Once you were spotted, you were d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