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_Frank
以文会友
许小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偷心集团 2011-08-06 22:01:36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6427157/reviews
关键点：
1.信奉哈耶克，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坚决反对凯恩斯，反对宏观调控。
2.反对政府垄断，反对价格管制，提倡土地制度改革，发对发改委，提倡国家改革委。
所以这本书 真的值得一读。
1. 作为经济学散文而非专业的学术著作来读
笔者是作为一个经济学门外的女汉子来读这本书的，本书通读易懂，适合非专业人士作为专栏集和社会评论散文来读，但是里面讲到经济学的基本学说和原理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出来，作者的专业功底十分扎实，而且与笔者之前所读的经济学流派比较契合——奥地利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
在这些散文中，许教授深入浅出的剖析了2007-2011年左右的国内经济事件，评价了如四万亿竟以刺激计划等经济政策，用的都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没有什么花哨的理论或者所谓的前卫噱头，体现他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一个作为有理性的学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认识。
但是，这本书不能作为经济学著作来读，里面都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理论不成体系，不适合作为学习之用。
2. 内容和思想有重复
可能有些问题许教授觉得非常重要，因此在多篇文章中反复重申。尽管如此，许教授的思路和观点却是保持一致和连贯，没有出现前后冲突或者前言不搭后语，也没有出现有基本理论知识错误。
之前买过一本郎咸平的书《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感觉郎教授的书十分坑爹，前后重复，多次重复，无意义地重复，深感被骗。
但是两本书虽然都存在重复的毛病，但是许教授的书在后续中明白说了，这些文章都是零散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所以对他的重复，表示理解。
3. 几个问题
读完本书，我发现了几个自己不能理解的问题：
第一，斯蒂格利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知识乃是公共品，其使用（社会公众对他人创造的知识的使用）不会产生边际成本，但是许教授不赞同他的观点并认为：知识可以归为公共品，但是不该用边际成本来为知识进行定价。
对此，我表示不能接受许教授的观点，我认为斯蒂格利茨是对的，知识确实是公共品，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中也不是说用边际成本为来知识进行定价，而是说，其他人对知识创造者所创造的知识进行使用，不会增加创造者的边际成本，我表示赞同。许教授想强调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但是这个推论的出发点不应该是成本，而是收益。知识的这类产品的创造大多是一次性的，其后对该知识进行的革新，比如在一个专利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发明创造而产生新的发明创造，可以申请新的专利，而斯蒂格利茨所说的边际成本不会增加，就是指在先的发明创造不会产生边际成本的增加，这个理论并没有错。知识作为公共品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会失去的是潜在收益的增加，也就是会影响到激励机制的完善运行。
或者还有其他的思考角度？
第二，许教授讲到股市的良性发展，提到了加息和印花税的股市的影响，我没有弄明白，利率和税收对股市的影响各自是怎样的，或者在两种影响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各自是怎么影响股市的及两者对股市的影响各自会对对方的作用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有人能解答一下，再好不过了。
第三，许教授用了“人天生是社会的动物”作为论据，撇开他要谈的问题本身，我只知道Aristotle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个“社会动物”是从哪来的呢？
而且，人真的天生是“社会动物”吗？
4. 一个关心社会和民生的学者
在最后一部分，许教授针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现实提出了一些自己对政治和法制的观点，他的观点非常中肯，但是还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提出的，对于政治学的原理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述，对于法制的发展完善也只是进行了呼吁，而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措施建议，不过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他已经说出很多学者没有说的问题。
其中第五部分有两篇文章比较长，都是论述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当中存在的问题，推荐看一下。
《许小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许小年，中国经济学家，现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年初，一场许小年的演讲，为其智慧和真实而关注，尤其对于中国当今经济以及发展有着独特的看法，说独特，并不是说这些道理，人们并不了解，只是因为有他这样一个权威，用系统的逻辑和数据的支持，诉说着听众对于现今发生着的一切的真实感受。记得当时他讲过，改革与革命的区别，还有中国这片土地上，从古至今，能称得上较为成功的改革，就两个——商鞅和邓小平。当然，之后也读了关于商鞅变法以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书籍。这个月读了他的这本《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依旧科学，依旧真实，依旧真诚。
“罗斯福接受凯恩斯的建议，在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长达十年的大萧条。”并不完全真实。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高位回落，但真实的GDP则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单位数。军费开支以及大规模征兵创造了工作岗位，那结束大萧条的是罗斯福还是希特勒。首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两个国家——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经济学中关键假设“动物精神”并不成立。当代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造成金融体系的奔溃，然而遗憾的是，这都不是事实。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无意忽视危机的真正原因，并欢呼美联储防止了另一场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不错，在危机之中，美联储向金融市场紧急注资，缓解了窒息性的流动性短缺，也避免了大面积的银行破产。但却忘记了，中央银行的救急性注资根本不是凯恩斯的主张，是弗里德曼的研究成果（自由主义经济的观点）。
从2001年开始，美联储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偏离货币政策上的“泰勒法则”，低利率造成流动性泛滥。（书中强调多次的内容）。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场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导下，家庭过度负债，金融机构提高杠杆运行，金融创兴过度。沿着这一逻辑，似乎回到了奥地利学派（感觉作者观点几乎就是属于这一学派）自然利率法，以及保证利息率在市场自然形成的金本位制。人为操作货币供应和利率，不仅没有稳定经济和促进增长，反而造成一场劫难。
在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也开闸放水，2009年广义货币M2增速高达27%，显然混淆货币政策的两个目标——稳定经济体系和稳定经济，混淆了正常时期和非正常时期，我国金融体系基本健康，并无系统崩溃的危险，模仿西方的“救市”，匆忙推出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提拉短期经济增长的同时，长期存在巨大隐患。
监管和制约美联储有着另一现实意义，防止美元利用国际货币地位，超发货币，以美元贬值的方式向世界各国转嫁其金融救援和刺激经济的成本。既然美元是实际上的国际货币，对美元的国际监管应道存在自然的逻辑推理。如果不可以，那么可以重建金本位制。（后文有SDR的应用，货币发行与GDP增速契合）。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不成立，政府的动物精神并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就为最惨痛的例子。甚至，美联储在1930年货币紧缩造成的萧条，日本央行1980年代的资产泡沫，格林斯潘2001年后的宽松货币政策等，都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政府有自利动机。
四万亿的财政刺激，2009年的10万亿新增贷款投放，在国内金融体系基本健康，不存在系统崩溃的条件下，助长了国进民退的趋势，政府投资代替民间投资，降低了经济的总体效益，长久来看，负面深远。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因长期从事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我国外向型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低下，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人民币升值，企业利润率挤压，金融风暴下，部分企业遭到经营和生存困难。（在关于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的演讲中也有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本来可以化风险为机会，通过市场化的破产、重组和兼并，淘汰陈旧过剩产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促使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但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后，需求很快恢复，企业经营好转，一切回到危机之前，而经济结构的扭曲仅有一步恶化，我们错过了调整的机会，浪费了一个危机。（真的是浪费了一次危机，这本书出版后的八年以后，情况依旧如此）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仅使结构调整更为困难，而且强势的政府干预改变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走法律程序，不问经济效益，四万亿的巨额财政支出未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资金来源和用途也没有应有的说明（在后文中关于来源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商业银行相互的作用，问题很难解决的原因，有详细的说明）。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仓促上马。（GDP造假的怀疑也在后面的章节中先见出，18年初各地GDP造假风波似乎也印证了八年前这些文字）作者是真的痛恨凯恩斯主义被无脑应用的事实，最基本的成本与效益关系的无视的无奈！
转型，不是打破旧的体系，而是在于建立新的制度。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市场经济以自愿的交易基础，交易即产权的交换，交易顺利完成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只有产权得到有效保护，交易双方才能履约的稳定预期，才会进入自愿的交易。无产权的保护，欺骗成为资源配置的方式。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违约成本。法律如同核武器，不能天天使用，法律通过威慑也就是预期违约成本组织违约的企图，法律系统自身的公信力格外重要。
中俄改革的区别，中国保有现有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基本不变，经济层面有限的自由化市场化的渐进式改革。但是，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现有秩序的维护者，由于缺少制约，不断延伸扩大职能，干预和参与经济活动，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管制和审判“造租”，然后市场上寻租套现。且民众对于改革失望日渐增加，贪污盛行，收入两级分化（对于贪污可能与当年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东方，权力至上的传统思维阻碍着公民社会的形成。
面对市场的不可知，人要有敬畏之心，最好的政策“清静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对于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有较多的分别。甚至在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演说中，发明以及创新中，政府的定位问题也相一致）人不会停止研究经济，目的不是驾驭市场，而是顺应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道路的坎坷，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和市场的紧密联系。如何切断？政府不仅需要作出公开和明确的承诺，不再以任何方式干预股市，而且要进行体制改革，放弃干预市场的手段强化政府承诺的公信力，彻底改变投资者的政策式预期。（后文提到，港府“救市”的成功原因）
银行为什么不得不放贷款？其受益方以及原因。
从政策上放开国有垄断行业。在政策、法律、国有、民营要一视同仁。经济领域无禁区。金融服务也不能讲出身，法律上的出身论，国有企业的坏账——工作失误，民营企业坏账——刑事犯罪！
我们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资本市场是干什么的。到现在仍然把资本市场当做民生工具，当成政绩指标。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监管的首要任务就变成了调控指数，而不是维护市场规则和投资者的权利。我们资本市场发展道路曲折，追本溯源，都是与资本市场的定位混乱有关。资本市场的作用是资产定价，通过资产定价指导全社会有效配置资金。
造就人才，不需要规划，人才不是规划出来的。人才成长靠的是个人兴趣和好奇心，需要的是自由的环境和开放的空间，允许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交锋，学术文化思想上不存在权威，也不存在研究和讨论的禁区。
市场交易活动符合法律和监管的要求。除了国防、司法和公共品这三个领域，亚当斯密认为，无需政府干预，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的个人能够通过自发和自愿的交易，实现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政府职能不是协调、指导或管理市场交易，而是建立和保护市场交易的基础——私人产权，没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市场就变成战场，暴力而不是价格决定资源的配置。
为了防止“聪明大脑”搞乱货币供应，哈耶克主张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而弗里德曼则坚持货币供应的固定规则，比如每年3%，大致等于GDP的实际增长率。（还有SDL）格林斯潘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货币政治上，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凯恩斯主义者。（可能与西方民主选举的选票制度有很大关系，如何通过公共设施的支出获得选民支持， 甚至有短期“立竿见影”的效果）。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金本位制，即货币发行以一国的黄金储备为基础，用黄金保有量约束货币供应总量，即剥夺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力（与GDP增速的联系），担心黄金产量增长缓慢，跟不上全球经济发展，导致通缩，但是，为什么可以容忍纸币体系下的通胀，不能容忍金本位下的通胀呢？如果不够，那就搞个金银混合本位制！（这么看，比特币不更美好？？？）就物价而言，不是通胀通缩，目标是价格的稳定，而不是价格的绝对水平。
讨伐“新自由主义”和华尔街，政府不仅为自己的错误政策找到了替罪羊，而且巧妙地为大众洗刷了投机的负罪感。那一场泡沫，没有大众的参与呢？
政府在危机时刻，动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尽快稳定金融市场，必须是临时和应急的，而不是长久的和常规的，要防止将救火式的政府干预制度化。政府可以为市场交易提供担保，改变游戏规则，如限制卖空，向金融机构注资，或者将商业银行国有化，但要明确承诺，一旦金融体制恢复正常立即退出市场。而在这一点，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可谓典范，为了保卫联系汇率制，港府在1998年入市干预，大量购买恒生指数股，危机解除后，成立富盈基金，在危机期间买入的股票卖给香港公众，退出市场。
凯恩斯主义应当终结，是宣告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了。
政府管市场，想管也管不住，因为监管局没有信息优势，官员也不比金融家聪明。
希腊破产，可能有人坚持认为以欧元代替本国货币，紧急情况少了救生圈。但是问题在政府管不住自己，有钱就花，没钱负债，正如迪拜没有使用同一货币，但不也闹出了政府债务危机。借钱不等于创造财富！
金融危机的产生在于价格扭曲，资金价格被人为扭曲，货币超发，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2000年之后执行了低利率政策。
农民很辛苦，建国60年，欠了农民很多的账。
中国需要邓小平，不需要凯恩斯。意思是还需要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光靠政府烧钱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改革阻力却来自政府，已经形成利益集团，改革要触动利益。例如土地供应，未来降低房价，必须增加房地产供应量，增加房地产的供应，必须增加土地供应，让土地解放，进入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土地。但是政府又不希望低的地价，抬高地价，要大打破僵局，需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不能让土地财政成为常态，不能让地方融资平台成为常态。（似乎与那本《中国房地产之厄》的一些内容有相同，比如土地真的不够用吗？）
固守湖堤政策带来另一个严重后果，切断了上下游价格传导，制造能源低廉的假象，削弱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伤害了国家的能源安全。长期人为压低能源价格，高耗能项目因此大量上马，企业缺房开发和应用节能技术的经济动力，经济总体能源利用效率长期低下。——必须提高能源稀缺意识。解除成品油价格管制，可能在短期的通胀数字难看，但是继续紧缩银根，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周边的亚洲国家，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都提高成品油价格，减少财政补贴，同时运用加息等货币政策工具，抵消通胀压力。最为壮观的堰塞湖莫过于外汇储备，多年的贸易顺差使得外汇洪水般流入，但是汇率管制的堤坝切断了宣泄的通道，造成外汇储备与货币供应齐飞，而货币供应却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政策实行会不会在短期内造成较大的社会动荡以及稳定，甚至是无法控制和忍痛坚持呢？成为了遮羞的游戏，触动政治？）
经济增长如果由投资驱动，发展的重点必然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但这些资本密集型行业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这似乎就和，明明能完成100%，却宣扬已经完成30%一般，可以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发展的重点转向服务业，并不意味者放弃制造业，制造业需要升级换代，而升级换代靠的是研发、现代化的物流，资本和金融的操作。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出口导向，国内外形势已使我们低端的出口无法维持，在银行信用紧缩的情况下，即使危机之后，美欧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回到危机以前。再加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反倾销。（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演讲中有专门的部分阐述）
消费-投资失衡，说明转变发展模式的必要性。GDP构成只剩下一条消费。（记得有个观点，为什么一定要以GDP为考量？以及后文中也提到了地方政府以GDP考量难以为继，要以人民满意度为考量执政的标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2000年46%到2008年35%。美国为70%，虽然不需要如美国那般高，但是50%是应该的。且提到中国民众“不敢”消费的原因，比如医疗，教育等各种因素的牵制，也提出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建议。
具体而言，如果增长动力从投资和出口到消费：第一减税，增加可支配收入；第二财政政策从投资领域退出，更多的用于充实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经济结构以及提升消费；第三增加土地供给，平抑房价。最后，资产的再分配，财富向个人和家庭倾斜。（联想到中国国家制度逻辑那本书，关于公务员超国民的退休等福利，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权力和保持稳定的内容）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阐述。
经济结构是靠市场调整，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从没调整好过结构。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在市场上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最理想。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到市场上“寻租”，把审批套现。
（对于央企和国企的看法比较犀利，但是对于垄断企业的存在与否无法苟同，垄断企业中除了大部分行政性垄断以外，资源型垄断企业应当存在，甚至说一些关乎出口信用以及政策性银行是有存在的必要的，比如张夏准那本富国的伪善中，行政力量的央企国企在战略企业初创和国家形势需要中所起到的作用）央企扩张的很厉害，从2002年7万亿到2009年21万亿，还说没有国进民退！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国家安全、支柱产业种种措辞经不起推敲。央企从来不是宏观调控的工具！
（民营企业）民营化始于1978年，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包产到户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为农业人口向城镇化转移奠定基础。民营企业大量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城镇化。改革的初始萌芽来自基层和民间自发的探索，而非政府的有意识设计，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及时发现民间的制度创新，并将这些创新总结提高为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又一次强调政府该做什么！与发明和创新类比）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实行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有一定必要性。但是两个问题难以解决：第一，政策效果的可持续性，单纯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拉动内需？第二，就业。民营企业在资金和资源获得处于劣势，就业靠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又都是民营企业。建议：第一，放松管制，打破行政垄断，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传统垄断行业。（不应该分类，比如行政性垄断和资源型垄断企业嘛，当时中石油那种夕阳行业并不清楚怎么弄，即使放开管制，不见得民营企业会愿意大举进入）第二，放松管制，促进金融机构的创新，为民营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后文提到，金融服务不需要创新，已经够多了）
学术界三个任务：第一，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第二，批判凯恩斯主义；第三，重塑社会价值，传统那些社会观念，儒学都不适用了。似乎中国现在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靠这两条作为精神支撑。
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增长，改革的成就，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不能够完全用增长来衡量的。现在的病就是——增长病。
人民享受红利，关于国资委开账号，还有把四万亿直接发给人民的观点。虽然看起来国内不可能，但是有过国外经验，是可以实行的。
中国经济将来需求的潜力，将来创造就业的潜力，不在传统的制造业，在服务业。比如金融服务潜力巨大，百分之八十中小企业没有金融服务。七亿农民基本没有金融服务，这市场多大！（对于pe为什么要管制，地下钱庄为什么不能合法化的一些看法）
产权问题的保护。改革开放道路还很长，要建设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我们的工作还很多，30年只是破了一个题，只是一个工程做了奠基。我们的市场只有商品市场，没有要素市场，或者说要素市场不发达。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外汇市场、土地市场，土地市场基本上一级国家垄断，不存在市场。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各种管制和干预。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再往前走还有走300年。
发明与创新。发明是技术上的突破，根据熊彼特的原意，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当今发展中国家当务之急不是发明，而是创新，是如何将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最重要的就是知识产权保护！西方的知识产权以节约劳动为核心，可能导致较高的失业率。而中国需要的，是根据中国所处发展阶段设计的，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着重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是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会形成扭曲，带来暂时性的垄断。
危机过后金融体系恢复正常功能的三个条件：第一，资产价格跌到底，反弹才有可持续性，还有与期望的关系；第二，金融机构充分暴露不良资产，并准备采取有效措施，处置和清理坏账，修复资产负债表；第三，发达经济尤其美国，储蓄率的提升。
眼下中国经济缺少的不是资金，也不是信心，而是投资机会。
上海为什么不能如香港般发达的原因。
流动性过剩，广义货币对GDP之比，市场的流行说法——贸易顺差导致流动性过剩。通过数据，是由于货币增发，多余回到银行，贷款增长过快，贷款转化为存款，进入广义货币。但是，表面上由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实际上反映我们投融资体系和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投融资体系不能满足居民财富的积累，流动性过剩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解决，尽快建立私人股本基金的市场，加速推出保险产品，增加公司债和股票的一级市场发行。（但实际上，中国企业就是偏好股权融资，融资有序理论并不相一致）
要遏制通胀必须加息。
经济建设不能搞群众运动，因为现代经济是专业化分工的经济，是专才和专家的经济。市场经济的效率源于社会分工与交易的发到。（正如管理沟通中，区分产生效率）个人炒股权利不可剥夺，但是没必要提倡，机构投资者才是构成市场的中间，越是成熟的市场，散户的比重就越低。上亿的投资者开户数量并非市场发达的指标，却正好反映了他的落后。散户不能成为市场主力，有经济学的道理。（固定成本、信息、道德风险）
最后一章，社会公平与社会转型，时隔多年，许多现实问题，依旧如此，甚至是愈演愈烈，过于沉重，实在无意愿研读。如果感到孤独，如果感到这里一定存在问题，请相信，与你同志向的不再少数。
——“我们需要改革，我们需要启蒙，一场关于个人权利和法治的启蒙”
<中国制造2025以及工业4.0>
中国制造配套完整，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综合加工、制造与配套能力与日本、德国相比。但是现在挑战在于：第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低成本模式破灭；制造业外移与外迁；印度与美国人口结构和中国人口结构相比的优势。但是这些企业都是加工链较短，工艺简单的行业，如服装等消费品，但专业化分工较细，跨企业与外包协作较高的企业很少外迁。面临挑战，但是因为配套和门类齐全，国内市场协同作用胜于东南亚，且这一条并非主要挑战。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可怕，可怕在于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企业差异化与核心竞争力不突破。 第二，主要挑战，在于整体水平较低，基础材料和基础零部件，基础加工工艺和国际一流水平存在差距。（可不可以衍生出学历竞赛和就业观念的不正确，导致的专业型人才的缺失，直接导致蓝领技术层面的缺失）存在技术含量低，趋同化普遍，落后产能过剩，除价格外，无其他竞争手段，研发技术水平低，存在薄利甚至亏损的状态。（研发考验企业资本，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优惠政策出台格外重要）
三去一补（今天又曝出中国家庭负债率达110.9%，究竟是因为房价，还是政策出台本身存在的滞后性过于突出），以市场为导向，行业重组与企业破产，消除落后产能，核销倒闭企业的债务。而现今并不是去产能，而是动用行政力量，限制产量，限制的还不是落后企业，有些甚至是经营良好的民营企业，而僵尸企业却依旧存续着。方向是对的，但是过度依赖行政力量，忽视市场。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政府在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技术的开发，但是创新（商业化的应用）主体应当是民营企业。
产业规划，毫无任何意义。
工业1.0：机械化，工业2.0：自动化（中国现今为前两个阶段）；工业3.0：信息化；工业4.0：智能化。这些阶段，不能省略，不能超越，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弯道应当减速，弯道超车容易翻车！无论几点零，其为工具，并非目标，效益最大化，够用即可！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并非行政力量和产业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