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现象，近几十年来几乎成了全球讨论的焦点。从经济飞速增长，到科技迅猛发展，再到文化自信的崭露头角，中国的迅猛进步让世人惊叹不已。国内的GDP数据直线上升，科技创新如5G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已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文化上的“中国风”也在全球范围内广受关注。然而，这一切在西方，尤其是欧美国家看来，却并非好消息，反而让他们心生畏惧。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崛起本身并不让人恐惧，真正让人害怕的，是中国人从不强调自己的血统。这句话听上去有些难以理解，但深入思考后，确实透露出一定的道理。
想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从历史谈起。西方和中国的文化发展路线迥然不同，尤其在观念上，差异巨大。
西方国家对于血统的重视，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开始，就明确区分了“希腊人”和“野蛮人”。这种划分不仅仅基于语言或文化，更重要的核心要素是血统。希腊人认为，只有拥有希腊血统的人，才具备正当的公民身份，并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到了罗马帝国，这种思维被进一步强化，血统与社会地位紧密相连，家族背景显赫的人成为政治、经济的主导力量。到了中世纪，封建制度将血统观念推向了极致，贵族通过血统维持特权，而平民则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16世纪，西班牙甚至推出了“血统纯正法”，要求官员必须证明自己的血统中没有犹太人或摩尔人，这种对血统的洁癖思维延续至今，甚至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能够看见影像。英国王室的婚姻安排、美国政界的名门家族——如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都能显现出血统对社会地位的深刻影响。
与此相对，中国在历史上对于血统的关注相对较少。早在周朝时期，周武王推翻商朝后，并未宣称自己具有某种高贵血统，而是强调继承了夏文化，呼吁所有百姓为“华夏子孙”。这种“华夏”身份并非单纯的血缘关系，而是一种文化认同。汉朝建立科举制度后，进一步破除了血统的限制。无论出身如何，只要通过努力学习、考取功名，就能获得官职。血统的限制被彻底打破，普通百姓也能通过自己的才华成就一番事业。
再往后，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认同。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提到，中国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由多个民族文化融合而成，中华民族的认同基于的是文化，而非血统。今天我们提到“炎黄子孙”或“中华民族”，更多的是在强调历史的传承与文化的共识，而非基因上的相似性。
从这些历史的对比来看，西方更注重血统，认为拥有显赫祖先的人才值得尊敬，而中国则更看重文化的传承和人的个人能力。这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塑造了两者不同的发展路径。西方通过血统划分社会等级，而中国则通过文化和能力搭建了一座连接不同人的桥梁，无论出身如何，都能融入社会。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深刻影响了两国后来的社会发展，并为西方对中国的崛起心生畏惧埋下了伏笔。
除了历史，文化层面的差异同样显著。西方对血统的执念，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域，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体现。贵族的婚姻要求“门当户对”，平民想要融入其中几乎不可能。即使是养宠物，纯种犬与杂种犬的身价差距，也能反映出社会对血统的偏好。这种深植人心的血统观念，几千年间未曾动摇。即便在现代，尽管西方社会开始倡导多元文化与个体能力，但血统观念依旧根深蒂固。美国的种族问题和欧洲的移民问题，正是血统观念带来的深刻社会矛盾的产物。
中国的文化则截然不同，血统始终不在焦点之内。文化认同成为凝聚社会的核心纽带。“炎黄子孙”这一称谓，更多地是对文化的认同，而非对血统的强调。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和文化相互融合，匈奴、鲜卑、蒙古、满族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中华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使得中国社会能够在不同背景的人群中建立强大的凝聚力。现代社会中，来自各地的劳动者纷纷涌向大都市，他们并不被过往的血统所限制，只要肯努力，便能够获得成功。这种文化的包容性和社会的流动性，正是中国社会充满活力的源泉。
当这两种文化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相遇时，西方常常感到迷茫。西方习惯了用血统来划分社会层级，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划分，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转。然而中国却不依赖这种传统，而是通过文化来维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西方的学者对此感到震惊，《经济学人》曾引用丹尼尔·贝尔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更加注重能力与功绩，而非出身背景，因此治理效率高。而《彭博社》则指出，中国的“能者上”模式推动了经济发展，西方若继续固守传统，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
这种文化差异让西方既惊讶又忌惮。他们担心的，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更是这种文化上的深刻差异。中国能够凭借不依赖血统的文化，快速集结14亿人口，形成强大的国家凝聚力。这种“文化力量”让西方国家深感不安，因为他们难以理解，也无法模仿这种模式。
中国崛起的原因并非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全面崛起。而其中最为强大的，正是文化认同所带来的凝聚力。梁启超早在上世纪初就已经看透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不是依赖血统，而是依靠文化的融合和认同。这种文化认同赋予了中国社会强大的包容性与凝聚力，让中国不仅能够吸收外部的文化和思想，还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坚定前行。
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正来源于这种文化差异。他们不理解中国如何在没有血统限制的情况下，创造出如此强大的国家竞争力。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文明的兴衰，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中国的成功，恰恰是在于抓住了文化认同这一关键点。
因此，下次再有人问你，为什么西方对中国崛起如此害怕，你可以告诉他：并非因为中国强大，而是因为中国这种不强调血统的文化模式，太强大、太独特，西方既无法理解，也无法阻挡。
各种陷阱的本质是中国陷阱，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能否超越西方经验、西方模式及西方价值，打破西方普世的神话。给中国设陷阱，表面上是无法正视中国崛起，其实是无法正视西方乃地方性概念；表面上给中国挖坑，其实是西方作茧自缚。
中国发展太快了。现代化以西方为师，改革开放强调国际接轨，养成路径依赖思维定式，如今改革开放到了爬坡过坎关键时刻，西方理论不够用，古代中国经验不好使，容易为各种陷阱说动心。
近年来，中国崛起似乎被五花八门的陷阱说给缠住了：“马尔萨斯陷阱”“民主陷阱”“文明的冲突陷阱”“新冷战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你方唱罢我登场，最近又来了软实力陷阱的变种——锐实力！
各种陷阱说有其话语体系，有其隐含逻辑，无论赞同还是批驳，只要用其概念，就会掉入其逻辑陷阱中
一句话，各种陷阱说本身就是陷阱。比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前提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有霸权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才能维护国际秩序。如果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是霸权国家行为；如果中国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不负责任。这就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境地。其实，这里的公共产品与我们强调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中性涵义并不相同。如果中国真如约瑟夫·奈建议的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还能维持吗？这么说，只是希望中国在一些领域给美国帮忙，而绝非希望中国真的取代美国。对此，我们千万不能幼稚。
中国不教拉丁文，不上宗教课，使得我们很多人无法说文解字，正本清源，看穿各种陷阱说背后的陷阱。中国人把美国的软实力概念拿来就用，不明白美国的“软实力”概念基于硬-软权力二分法思维，带有鲜明的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情结——认为自己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这与中国传统内圣外王的权势观大相径庭。结果西方就是不承认中国的软实力，最近以锐实力来回敬。
而且，这些“陷阱”往往只是局部经验、阶段总结，并不反映必然规律。比如修昔底德陷阱，且不说两千多年前的西方局部历史经验能否适用于当今世界，尤其是东方文明古国，仅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而言，西方史学界一直就有争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解释只是其中之一，并非真理，而且修昔底德本人的逻辑前后不一。可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修昔底德本人给后人设的一个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用于中国，更是张冠李戴。中国自古有自己独立的文明体系，近代探索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工业体系是世界上最独立而齐全的，更不用说有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是那种依附于西方体系的拉美国家境况所远不能类比的。
西方陷阱论层出不穷，本质是不认可、不看好中国道路
西方陷阱论层出不穷，这些陷阱的潜在逻辑是，中国不走西方的道路，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其本质是不认可、不看好中国道路。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思维的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代表了普世价值，终结了历史选择。致使西方总是不能实事求是看世界，看自己，看中国。
各种陷阱的本质是中国陷阱，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能否超越西方经验、西方模式及西方价值，打破西方普世的神话。给中国设陷阱，表面上是无法正视中国崛起，其实是无法正视西方乃地方性概念；表面上给中国挖坑，其实是西方作茧自缚。
为什么陷阱说不断？面对“四特中国”，西方的经验、知识、观念都不够用了：
特长历史。在欧洲人看来，中国相当于迄今还没有解体的罗马帝国。戴高乐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谁的历史？当然是西方的历史。西方知识很大程度上源于《圣经》，而《圣经》记载了人类各种古老文明，唯独没有中国。在耶稣诞生前221年，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治理方式大体上还是秦开创的郡县制。对于西方来讲，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仍焕发勃勃生机，不可思议。
特大规模。“在我们比利时人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洲。”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伊辛格也曾自嘲说，“在欧洲只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小国，另一类是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小国的国家。”人类工业化起源于英国，那个时候英国才几百万人口，后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那也只有几千万人口，只有到了美国以后，工业化在人口数量上才达到一亿级，而今天中国十几亿人在实现工业化。
特世俗社会。使用当今世界唯一现存的非字母文字，继往圣之绝学，是西方所无法理解且把握的。更重要的，中国是历史上唯一世俗国家的崛起，更让西方纳闷：中国不信教为何不垮？中国强大了如何使用自己力量？原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想把中国皈依成同类，没想到中国有了“四个自信”！根子在中国有天的概念，天之下诸神并存：儒道释。中国把佛教中国化为佛学、禅宗，又把基督教中国化，让西方演变中国的接触政策落空。
特殊崛起。中国工业化没有靠海外任何殖民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改革开放后的速度和规模均创造人类工业化奇迹。同时，中国伟大复兴不是恢复历史最大版图，不是重复国强必霸历史，而是和平合作，共同复兴，开创没有霸权的时代。
西方用他们的镜子看中国，中国用西方镜子看自己，这是陷阱说此起彼伏的供给与需求双重逻辑
当然，很难说西方学者是恶意拿这些陷阱来影响我们，一方面是西方知识不够，世界的中国悖论导致各种陷阱说；另一方面，问题也出在我们自己。西方看不清中国，中国说不清楚自己。
为何说不清自己？因为长期以来言必称希腊，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崇洋媚外，陷阱说多是哈佛教授炮制出来的，中国的哈迷们再去呼应，媒体接着跟风。如今，靠忽悠中国人出名的老外越来越多。中国就在炒作这些美国学者的陷阱说中不自觉提升美国话语权。反过来说，如果是中国学者提，国内反而不那么热衷。
同时，中国发展太快了，不仅西方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也没有心理准备；或者一直兢兢业业，无暇理论总结。现代化以西方为师，改革开放强调国际接轨，养成路径依赖思维定式，如今改革开放到了爬坡过坎关键时刻，西方理论不够用，古代中国经验不好使，容易为各种陷阱说动心。
还有，中国发展到今天，太不容易了！许多不自觉呼应西方陷阱说的国人也是爱国心切，生怕行百里者半九十，伟大复兴有闪失，一直小心谨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生怕掉进各种陷阱中去。
总是奉这些“陷阱”为圭臬，会造成一种恶性预期，一种心理暗示，最终自我实现。就是俗话说的，怕什么来什么。还是那句话，流言止于智者，陷阱终于自信。各种陷阱说，很大程度是中国人自己炒作起来的，表明中国要真正彻底走出近代、告别西方，尚需时日。各种陷阱说，更提醒我们要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陷阱说不过是老奶奶哄孩子睡觉的手段，等你长大了，老奶奶的故事也就讲完了。
西方看中国，总是从需要、期待出发，将中国纳入其轨道；中国人看自己，不自觉拿西方，尤其是当今西方的代表美国来参照，认定伟大复兴以超越美国为目标。一句话，西方用他们的镜子看中国，中国用西方镜子看自己，这是陷阱说此起彼伏的供给与需求双重逻辑。看穿西方把戏，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有赖中国学术自信的供给侧改革。
中国正在开创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西方并非过来人，不能对其有拜菩萨心理，对各种陷阱说一惊一乍。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定位好自身世界角色，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就不会被各种陷阱说给忽悠了。（作者：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