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不稳定。然而，据美国国防部前官员披露，在华盛顿，不少游说公司、军工企业和国会大厦里的人，却在悄悄开香槟庆祝。这个由美国军队、军工企业和国会等组成的利益集团（简称“军工复合体”）在这段时间内大发战争财，成为俄乌冲突的最大获利者之一。
美国反战组织“公正外交政策”执行主任埃里克·斯珀林表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所有人都知道军工企业是美国穷兵黩武的推手之一，这些军工企业从乌克兰局势中获利，因为美国正向该地区输入大量武器装备。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为了给军火生意创造“刚需”，美国军工复合体热衷于将美国的对外政策往战争冲突的方向推。
这样的军工复合体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横跨军事、经济、政治、传媒等多个领域的庞大网络是通过什么方式影响美国政治的、谁又是这样庞大利益结合体的最终受益者？
军工复合体是如何结成的？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便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带来的危害。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多姆霍夫的著作《谁统治美国？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一书接续了韦伯、马克思、米尔斯等人的研究传统，对美国的统治阶级进行了思想深刻的分析，发展出一套从组织维度和阶级支配角度出发的“权力结构研究”范式。该书的主要观点认为大公司的所有人和经理人组成一个统治美国的“权力精英”，并揭示了这些公司精英如何通过内部运作来维系美国社会的巨大权力差异。
但要了解军工复合体是如何结成的，还要从美国的企业共同体谈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军工复合体也属于这样的企业共同体。应该说，企业共同体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被观察到的企业联结网络。这些企业拥有许多类型的联系和纽带，包括共享的所有权，长期存在的供求模式，聘用相同的法律、会计、广告和公关公司，以及董事会内的共同（重叠）成员。同时，在一起对抗劳工运动、自由主义者、左派、激进环保主义者以及其他类型的反公司活动家对他们的批评同时，发展出了一种紧密的关系。
企业共同体一般会发展出两种组织：一种是用于这些企业间相互联系的组织，另一种是用来跟政府沟通的组织。前者如美国石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美国银行家协会（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全美房屋建造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ers）以及上百个行业性组织。后者则关注一般性利益，并在政策的研究制定中发挥作用，如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s)，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企业圆桌会议这样的组织。这些行业组织和研究协会将企业共同体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案例：美国早期企业共同体
企业共同体起源于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纺织工业中的那些联合所有制企业。那个时候，一小群富裕的波士顿商人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联合起来去投资新的企业。到1845年时，一个由80 人组成的集团（历史学家将他们称为波士顿合伙人）控制了 31 个纺织企业，其总量占全国纺织工业 20%的份额。其中的17个人同时还是波士顿各银行的董事，拥有这个城市所有银行资本中的 40%；有 20 个人是 6 家保险公司的董事；有 11 个人则是5家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此同时，其他重要城市的富裕投资者也开始建立共同所有和管理的企业。
军工是特殊行业，在美国也不例外。目前，美国国防工业主要由营利性企业构成，美国主要军工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发展的路径非常清晰，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通用动力公司、雷神公司这美国五大军工企业全是在华尔街上市的公司。这些公司都经历了由私人艰苦创业，政府支持引导做大做强，最终走进华尔街成为公众公司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过100多年的磨合，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平台上，政府—国会—国防部—军工企业之间逐步形成了一种“超脱于产权关系”的运行体系。
美国三大军工巨头的主要股东图。数据来源：2011年3月31日各公司网站披露信息
美国军工上市公司股权比较分散，但是它们的多数股票却掌握在少数华尔街金融巨头及其一致行动人手中，只需5家左右的大金融机构联手就可以控股这些企业。
这种军工复合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当时，美国军工五巨头因战争而大发横财，从此军工企业和美国政府的利益开始捆绑。二战后，美国的军队、军工企业、政府、国会，甚至包括学术机构、智库及媒体密切合作，里应外合，并将势力延伸到新兴产业，一个庞大的军工复合体由此发展壮大起来，军工企业代表直接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利用手中权力在防务政策中为集团谋取利益。美国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库兹尼克表示：“战争对美国来说是一笔大生意。”
美国刻意渲染战争威胁、激化地区矛盾，进而从动荡国家、盟友伙伴乃至全世界获取收益。美国能源巨头大肆获利，原油出口量明显攀升。金融领域收紧货币政策，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对全球资产“薅羊毛”“割韭菜”。军工集团股价近期大幅上涨，德国、瑞典和丹麦等欧洲国家纷纷提高国防预算，对军工集团盈利前景可观。
2022年3月28日，美国总统拜登向国会提交了2023财年预算案，国防开支高达8133亿美元。这是美国国防开支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年度军费预算。创纪录的军费背后，觊觎他国财富的一双黑手正一边往前线“递刀子”，一边在背后“点票子”。
企业共同体如何施加影响？
社会学家认为研究某一个群体是否具有影响力或者说权力，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考量。第一是“集体权力”，即该共同体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实现群体目标而进行有效的行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集体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为实现其目标而必需的技术资源、组织形式、成员规模以及共同精神。第二是“支配性权力”，关注的是一个共同体在与竞争对手就共同关注的议题发生冲突时获胜的能力。更加明确地说，一个有权力的群体或阶级，即使有别的群体或阶级的反对，它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花旗集团及其相关联企业示意图
以上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企业共同体，从实际的经验来看，美国的企业共同体无疑有着这样的权力，并且会有意识、有计划地去影响政府决策和普通大众。
威廉·多姆霍夫认为企业共同体通过四种相互独立又相互重叠的过程来控制公共议程，并在这一议程中出现的大多数议题上获得胜利。
特殊利益过程。解决有限和短期的政策，关注特定的公司以及特定的商业部门。主攻方向：国会各专门委员会、执行机构的各个部门和协调机构。通过院外游说说客、公司律师以及商会来运转。
政策研制过程。关注企业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由基金会、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组成的政策研制网络来运转，主攻方向是白宫、国会相关的专门委员会、纽约和华盛顿出版的重要报纸和评论性杂志。
候选人遴选过程。遴选对特殊利益和政策研制过程中提出的议程表示赞同的候选人。通过巨额的竞选捐款和隐蔽的政治顾问来运转， 主攻方向是两大政党的总统竞选，以及共和党的国会竞选。
民意塑造过程。这一过程试图影响公共舆论并将一些议题从公共议程中排除出去。通过大型公司的公共部门、一般性公关公司以及许多小型民意塑造组织来运转，主要方式是发布政策立场、基本原理和报告声明。
而在以上者四网络中工作的人和组织，就构成了企业共同体和上层阶级在政治上开展行动的“武器”。以企业共同体的经济权力为基础，再加上政策研制网内部发展出来的专家权力，这种“政治行动武器”便成为公司和阶级支配联邦政府的关键一步。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4日，美国旧金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日表示，美国国会有意向乌克兰援助价值6亿美元武器装备。
多层交叉持股的产权关系，华尔街高管和政府高官间交替任职的“旋转门”的一系列操作，使美军工上市公司、华尔街、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密不可分。
财富的垄断与权力的代际继承
美国自称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这个最富裕的国家却同时拥有着最贫困的人口。美联储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财富总和达到了创纪录的45.9万亿美元，超过了底层90%的美国人的财富总和。
威廉·多姆霍夫引入经济阶级与社会阶级两个概念来对控制美国企业共同体的社会群体进行分析。经济阶级概念认为处于任何特定经济位置上的个人都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的社会团体、居住在同一个社区、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互动。因此，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阶级，非常重要。
威廉·多姆霍夫认为美国企业共同体与上层阶级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它内部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共享巨额的财富和共同利益，并联合起来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社会机制：隔离的住宅区、私人学校、排他性的社交俱乐部、名媛的成年舞会以及僻静的度假胜地。这种社会机制创造出一种社会凝聚力和一种群体归属感，并由此将有钱人铸造成为社会上层阶级。同时这些机构还发展出成型的方法，来组织其成员从幼年直到老年的生活，并创造出一种相对独特的生活方式。
在教育上，从小开始，上层阶级成员便接受特殊的教育。许多人在整个学习生涯中，都没有踏入过公立学校的大门。小学时候，在叫做“日间学校”（day school）的地方性私立学校学习。青少年时期，会有一两年的时间离开家乡在一家乡间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学习，高等教育则一般在少数几家享有盛名的私立大学完成。这些寄宿学校会反复灌输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学生会打领结、穿色彩鲜明的校服，选择长曲棍球、壁球、赛艇等少数人的体育运动。在一些称呼上，也会跟公立学校进行区分。如校长（principal）被称作headmaster或rector，老师（teachers）有时候被称作 masters，而学生们所在的年级，则被称为forms而不是grades。这种机构将上层阶级的成员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为他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惯例和传统，而这些惯例和传统将伴随他们度过一生中大多数的时光。最终的结果是，当他们从严酷的教育中挺了过来之后他们产生了一种独特感和优越感。
在社交上，在成年上层阶级成员的生活中，私人性的社交俱乐部是重要部分。这些俱乐部具有将他们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区别开的功能。每一个俱乐部在接受新会员之前都有严格的筛选过程。大多数俱乐部都要求一个或多个有效会员的提名，要有3到6个会员的推荐信，并且要接受会员资格委员会至少部分成员的面试。会员资格委员会一般由10到20人组成，2到3个委员的否决票通常就足够拒绝掉一个人的入会申请。有人对2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的董事会主席和外部董事的俱乐部会员资格进行了统计，发现董事资格与上层阶级俱乐部会员资格之间的交叠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董事们在一些俱乐部中的集中程度尤其显著。那20家企业中，至少有12家企业的一名董事是“沟通会所”的成员，该会所是全国性企业机构在纽约的聚会基地。这种俱乐部网络和公司董事会的交叠，无疑也为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的相互缠绕提供了证据。
美国霍奇基斯中学创建于1891年，坐落在康涅狄格的莱克威尔市。被称为“耶鲁后花园”。
在工作上，大多数私立学校的毕业生都将商业、金融或公司法领域内的职业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从一份早期的研究可以窥见一斑美国上层阶级财富与权力的传承，其对1940到1950年间霍奇基斯学校毕业生进行了详细研究。该研究利用学校的校友档案，追踪了228名毕业生从毕业之日一直到1970年的职业生涯。56%的样本不是银行家就是企业的经理主管，其中91名商人中有80名是总裁、副总裁或其所在公司的合伙人。另外10%的样本是律师，其中的大多数是与企业共同体关系密切的大型公司的合伙人。
他们通过资助和指导各种各样的非营利组织（如免税基金会、智库、政策研究群体）来补充人手上的不足，而资助的目的则在于研制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政策。而这些非营利组织的顶级雇员也成为了为企业共同体和上层阶级服务的领导集团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个领导集团被称为权力精英（power elite）。
金融资本在美国现代军工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大财团不仅为所控制的军工企业提供资金，更通过自己的独特地位争夺政府权力，影响政府政策，帮助企业获取订单。同时也要看到，军工企业的整合也加速了财团的交叉渗透。美国建国240多年历史上，只有16年没有打过仗。自二战后崛起以来，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早已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巨大“毒瘤”。
《美国军工复合体和美国社会》Sterling Michael Pavelec著
有统计数据显示，今天美国政坛上活跃着4000多个军工复合体的游说集团。军工复合体不但有能力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而且往往能够阻止要动其蛋糕的政府决策，哪怕这些决策是符合公共利益的。
过去这些年美国债务不断创下新高，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美国反战组织“不战而胜”主管埃丽卡·费恩批评，美国政府无节制地为军火商提供资源，牺牲的是对本国公共产品的投资，增加的是战争风险，于己于人都没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