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_Frank
以文会友
2010年代中期起，美国开始关注某些关键领域的对华战略依赖，将中国视为其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同时美国国内技术民族主义思想盛行，美国政府将科技视为全球竞争工具，要遏制中国发展速度。这两种趋势相结合，形成“对华脱钩”政策。该政策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成型，在特朗政府时期得到提升和实施，拜登政府则将美国“供应链弹性”视作国家安全问题，从“全面脱钩”转向“更精准剥离”，且促成美国与盟友间重置供应链的共识，欲重塑受美国全面支配的供应链。
美国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的实施路径有限制中国、强化自身和联合盟友三类。第一，为在短期内挫败和遏制中国威胁，美国通过立法和机制，限制中国获得其战略产业相关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对所谓“不平等贸易行为”的中国企业增加关税等贸易措施，推动中国制造成本上升，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在国家层面渐进立法，降低对华进口依赖，尤其是摒弃削弱自身战略产业自主的依赖项目。第二，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领导力，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政治敏感行业提供最高程度的保护。美国采取国家经济战略确保战略产业物资安全充足，制定国家基础设施战略；为研发提供资金支持，以维持和恢复对战略产业的技术领导地位；通过实施直接补贴、税收减免、进出口配额、制定有利于美国企业标准等方式，激励本土供需双方加强协调与配合。第三，推动构建“友邦导向”的“可信赖”供应网络。拜登政府注重寻求“伙伴支持”，除与盟友及伙伴国家建立“可信供应链”、共同协调技术规范和标准外，还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关键原材料联合库存和联合采购，为适宜长期储存的原材料建立战略储备；构建盟友间新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向印度、印尼和越南等印太地区伙伴扩展合作关系，与利益相似的多边机制建立联系，以丰富供应链、弱化中国全球工业中心地位。
美国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的战略意图明显，策略性质逐渐明晰，政策设计循序渐进。从战略意图上看，美国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是要推动形成受其支配的供应链。美国实际上要重塑供应链的供需两端。一方面，美国调整“对华有战略依赖”的供应链，增加供应链每个环节卖家数量，从而削弱支配性卖方中国的市场势力。在涉及这些产品的供应链调整中，美国主要采取“友岸外包”（将贸易和直接投资限制在政治盟友的范围内）和“近岸外包”（将业务外包给地理、时区、语言相近的邻国或邻近地区），与中国现有产品竞逐。另一方面，美国调整所谓“战略产业”的供应链，是要遏制中国创新赶超，以维持重大技术的经济红利，以及由此造就的军事与国家安全优势。
从策略性质上看，美国要将供应链调整至对华全面拒斥和全面接触的折中区间。拜登执政后，有意淡化“脱钩论”，转而强调“供应链弹性”。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明确表示，美中两国需要实现“再挂钩”和“持久共存”。这正是吸纳了美国国内“限制派”和“合作派”两个阵营之间激烈辩论的双方观点，谨慎选择“中间道路”的体现。为此在供应链中技术含量较低、商品化程度较高、偏重成本导向性的领域并不寻求对华切断联系，而在技术水平更高、易生网络安全等风险领域转向“可信供应商”。
从政策设计看，美国采取渐进式调整。目标调整上，美国从追求产业回流美国转向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从维护供应链绝对安全转向寻求相对安全。推动建立供应链联盟加速承接低端制造业转移，以替代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制造”。时间调整上，美国放弃速战速决的想法，通过长期规划适应供需，不断评估变动的成本、可用性及稳定性，确保多元化方案下的美国长期收益。路径调整上，从限制中国转向更注重强化自身。通过技术投资和激励、敦实人才储备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供应链绝对安全的长期目标。与此同时，美国仍配合采用限制中国路径，从而为美国获得供应链优势争取时间。
美国的政策仍面临诸多困境，限制其实施的范围、程度和可持续性。
困境一：美国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实难平衡弹性与效率。随着美国潜在增长率的降低，美国的经济规模将比应有的规模更小、活力更弱，仅凭借美国自身需求越来越难拉动供应链的重塑。当需求相对缩小且专业时，对供给端来说需求变得高度不确定，政府对制造的支持和承诺就不太可能促成企业进行商业上的可行创新尝试。在世界经济疲软情况下，私营企业更为注重可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短期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代价高昂的弹性和冗余，这使得美国调整供应链政策实施效果不及预期。此外，中国已是各类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若外国企业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后，商品重新出口至中国，成本将直线上升。在很多外国企业看来，转移在华供应链至他国需付出极大成本，既不安全又不合算。
困境二：美国对华技术管控面临信息困境和控制难题。全球新兴技术变革正值风口，未来发展难以预估，要确定值得政府控制的关键前沿领域范围并不容易。美国政府也曾努力预测过未来创新热点，并围绕模糊技术领域划定可管理的界限，但事后看来，许多指定为关键的项目并非关键，而一些被排除在清单之外的技术最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与此同时，美国渐进式调整，使资源仍可通过“第三国”以“绕道”甚至“转移”的方式继续向中国聚集，让中国可对供应链进行调整和自我修复。这意味着美国单边控制往往无效，技术输华路径难以切断，还会导致自我强加的竞争劣势和与国际伙伴的摩擦。
困境三：美国加强自身竞争力的政策在国内落地难避免偏差。一方面，美国相关政策部分基于疫情冲击下生物制药和原料、新能源汽车电池、关键矿物和半导体等供应链断裂的因素，而在生产过程中企业或根据稀缺性选择退出或减少对稀缺材料和半成品的依赖，致使政府投入出现偏差。另一方面，美国利益集团会为公共资源分配和流向而进行激烈游说，导致政府决策标准改变，最终对议员政治有利的项目将优先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项目，社会最终获得的收益难言乐观。
困境四：美国政策效果既得益于也受制于盟友。美国盟友需要承担中美竞争的风险和成本，因而会认真思考和应对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进一步边缘化的局面。目前看，美国大多数盟友是通过多元化的资源配置和策略组合，以维持联盟内部的权力平衡，避免单一战略的弊端和风险。事实上，当前大多数美国盟友远未准备好减少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此外，鉴于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面临越来越多变的政治环境，美国可能难以就其对联盟成员的政策做出可信的承诺。
尽管美国政策受到上述制约，也应关注到其相关政策已呈现长期化、不可逆倾向。全球贸易增速骤减和全球供应链参与率的回调已成趋势。而美国为重塑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而缔结经济联盟，可能改变地缘政治版图。
美国政策对华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外部压力，但绝不应忽视中国自身的灵活性和竞争力。一方面，中国市场资源的巨大优势和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深厚基础，让供应链在实际构建中必须考虑地理临近性，这决定了中国作为亚洲经济体核心地位难以被破坏。另一方面，中国以庞大的消费市场推动创新快速商业化，高技术领域形成的优势能有效溢出到其他领域，进而获得更大收益反哺高科技行业，让中国依然具备迭代式赶超与差异化竞争的可能性。因此，美国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可能会在短期内限制中国的经济选择，但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战略崛起美国无法阻挡。
欧美供应链减少依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第一财经 -
在5月七国集团（G7）广岛峰会发布的联合公报中，G7领导人明确表示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保持立场一致。他们表示希望与中国建立“具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并称这一做法不是为了伤害中国或“阻碍其经济进步和发展”。虽然没有“脱钩”或“向内转向”，但领导人们表示，他们的“经济韧性需要去风险化和多样化。”因此，他们将“减少对关键供应链的过度依赖”。
根据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奥纬咨询的说法，企业采用三种战略来管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
其中，“中国+1”战略涉及从除中国以外的越南、波兰或墨西哥等国采购关键产品。而“在中国，为中国”战略则是企业通过采购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来扩大其中国供应链。第三种战略“重新支撑战略产品和零部件回流”则涉及企业将生产从中国带回本国市场。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了欧洲公司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了这些战略。今年2月至5月，中国欧盟商会询问其成员在过去两年中是否重新评估过他们的中国供应链战略，图1对回复情况进行了汇总。在近400家做出回复的公司中，77%的公司表示他们已经重新评估了自己的战略，略高于三分之一的公司表示他们预计不会因重新评估而对其供应链的运作做出任何重大改变。
图1：供应链重新评估（%）
“在中国，为中国”似乎是最受受访欧洲公司欢迎的战略。五分之一的受访公司表示，他们计划将供应链进一步迁入中国，另有4%的受访公司表示他们会将供应链完全迁至中国。
15%的受访公司似乎正在采用“中国+1”战略。其中，有10%的受访公司表示未来他们将在中国之外进行分散投资，但在中国之内不会做出改变。另有5%的受访公司表示他们将把一些投资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市场。
似乎仅有一小部分欧洲公司正在实施极端版本的回流战略，在受访公司中，只有0.2%表示他们将完全从中国市场撤资。
总之，有更多公司计划扩大而非缩小其中国供应链的范围。
为了评估中国供应链的弹性，中国欧盟商会询问其成员是否进口了无法在中国找到类似替代品的零部件。30%的成员表示无法在中国找到可行的替代品（图2）。对于那些能够找到替代品的成员，他们对中国替代品的质量（25%）、兼容性（13%）和成本（10%）表示担忧。
中国供应链的可替代性是有限的，只有不到2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所有的进口零部件在中国有替代品。
图2：主要进口产品是否有中国替代品？（%）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研究了美国最近的回流经验。他表示，虽然美国自2018年以来对中国商品征收了巨额关税，但美国制造业并没有出现复苏，经通胀调整后，美国制造业产出在2022年中期仅比10年前增长了4%。
由于宏观背景下劳动力和资本的限制，杜大伟不认为会出现制造业全面回流到美国的情况。他表示，如果美国没有更高的储蓄，那么补贴特定商品（如半导体或电动汽车）生产的努力，将只会排挤美国国内的其他产业。
杜大伟还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生产会大规模地转移到墨西哥、印度或东盟国家。他指出，虽然中国不再是一个低工资国家，但它还有其他优势使其供应链具有吸引力。
他指出，中国的物流优于东盟国家、墨西哥和印度。事实上，中国的物流排名与韩国一样高，而韩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80%以上的货物贸易是通过船舶进行的，而东南亚与南亚国家物流的一个特征是港口容量稀缺。中国的76个港口码头能够为可装载14000个20英尺集装箱的大型船只提供服务，而南亚和东南亚所有国家加起来只有31个。
杜大伟还提供了其它证据，即从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指标来看，与被认为是近岸外包候选国的国家相比，中国拥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绝对是中国供应链的一大优势。
杜大伟提供的数据表明，东盟国家（平均而言）、墨西哥和印度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更差。
同样，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发现，其成员对于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方面执行力度的评价稳步提高。11年前，只有19%的调研对象认为执法力度“适度”或“优秀”，这一比例在最近的一次调研中上升到了56%（图3）。
图3：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
中国制造业的规模给这里的生产商带来了巨大的优势。
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从2008年的14%增长了一倍多至2021年的30%（图4），而美国和欧盟合计占32%。由于全球有非常多的制造业活动都发生在中国，因此，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或开发零部件。
图4：中国与美国、欧盟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
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当然有可能成为用中国高价值零部件组装产品的地点，但重要的近岸外包意味着在其他地方重新创建中国的零部件生态系统。考虑到中国的制造业比候选国的制造业大得多（图5），这种比例的产业转移很难想象。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瓦利德·赫贾齐（Walid Hejazi）教授和贝尔纳多·布鲁姆（Bernardo Blum）教授表示，离开中国的成本太高，只要制成品的生态系统还在中国，中国就将继续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较大份额，而且情况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突然转向有利于其他国家。
图5：2021年中国与部分亚洲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
中国是如何在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劳动力规模和国内市场。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起到了帮助作用。但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价值链令各国更有效率地进行分工。
宏碁计算机公司的创始人斯坦·施（Stan Shih）提出了“微笑曲线”，来表示供应链过程中的相对附加值（图6）。对于很多产品来说，最大的附加值或来自设计和研发等上游活动，或来自营销、品牌和客户服务等下游活动。而生产过程本身则是一个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环节。
图6：微笑曲线：全球价值链附加值
随着运输和通信成本的下降，富裕的西方国家发现，将生产过程中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外包给中国，而自身专注于价值链的上下游是有利可图的。
根据经合组织的说法，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带来生产力的更快增长。数据表明，在分工空间更大的产业中，更充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生产力增长得更快。
当前强调“去风险”是否意味着全球价值链的碎片化和全球生活水平的下降？
我已试图论证这不太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