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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 “四大自由” 怎样改变世界

(2023-06-05 08:09:38) 下一个

四大自由(英語:The Four Freedoms)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41年1月6日星期一闡明的目標。在「四大自由演講」(準確而言是1941年国情咨文演講)中,他提出了「世界各地(everywhere in the world)」的人們應該享有的四項基本自由:

  1. 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
  2. 信仰自由(Freedom of worship)
  3. 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
  4. 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

羅斯福在日本偷襲夏威夷珍珠港的美軍前11個月發表講話,日本偷襲導致美国於1941年12月8日向日本宣戰。在國會發表的國情咨文演講主要是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肆虐東半球二战對其他民主國家構成的威脅。演講中,他打破了長期以來美國奉行的不干預政策的傳統。他概述美國對於幫助參戰盟友所做出的貢獻。

在此背景下,他总结了两党对待当时存在的国际干预的共识背后的民主价值观。演讲中的一句名言就概括了這樣的價值觀:「如同人們並不單靠著麵包生活,他們也不單靠著武器來作戰。」在演讲的后半部分,他列举了民主的好处,包括经济机会、就业、社会保障和“充分的医疗保健”的承诺。前两项自由:言论宗教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他将后两种自由纳入,则超出了《美国权利法案》保护的传统宪法价值。罗斯福还赞同经济保障方面更广泛的人权,并作出展望,这些展望成为了后来数十年社会科学經濟發展的“人類安全范式。他还纳入了反对国家侵略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并把它带到了他正着手创办的联合国

历史背景

在20世紀30年代,許多美國人認為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錯誤的,堅決反對繼續干涉歐洲事務。[1]隨着1935年以後《中立法》(Neutrality Acts)的立法,美國法律禁止對戰爭中的國家出售武器,並限制搭乘交戰船隻旅行。[2]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开始时,《中立法》仍然有效,并确保不会给予英国法国实质性的支持。随着1939年《中立法》的修订,罗斯福采取了“methods-short-of-war政策”,即如果不能宣战并且没有派出军队,就可以向欧洲盟国提供物资和军备。[3]1940年12月,欧洲基本落入阿道夫·希特勒和德国纳粹政权的支配。随着德国在1940年6月击败法国,只有大英帝国还能反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军事同盟。温斯顿·丘吉尔作为英国首相,呼吁罗斯福和美国向他们提供军备,以便继续战争。

1939年紐約世界博覽會庆祝了四大自由:宗教、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并委托利奥·弗里德兰德创作代表它们的雕塑。紐約市市長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将这些雕像描述为“博览会的核心”。后来,罗斯福宣布了他自己的“四大基本自由”,并请求沃尔特·鲍曼·拉塞尔创作一个四大自由纪念碑,后来该纪念碑献给了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4]

宣言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四大自由演讲于1941年1月6日进行。罗斯福希望为美国放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孤立主义政策提供理由。在讲话中,罗斯福批评孤立主义说:“任何现实的美国人都不能期望从一个独裁者的和平中获得国际上的宽容,或者回归真正的独立,或世界裁军、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甚至是良好的商业。这种和平不会给我们或我们的邻国带来任何安全。‘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以求一时安全的人,不配享有自由和安全。’”[5]

演讲恰逢《租借法案》的出台,该法案促使罗斯福计划成为“民主的兵工厂”[6]并为盟军(主要是英国)提供急需的物资。[7]此外,这一讲话确立了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基础,所有这些都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框架,这是美国政治的标志。[1]

罗斯福总统发表的讲话包括了以下内容,它们后来被称为“四大自由”:[5]

在未来我们力求安定的日子里,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大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个是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在世界各地。

第二个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敬拜上天的自由——在世界各地。

第三个是免于匮乏的自由——翻译成世界经济的表达,这意味着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居民健康和平的生活的经济理念——在世界各地。

第四个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其中,从全球的角度说,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做出任何对邻居的物理攻击行为——在世界任何地方。

这不是对遥远的千禧年的幻想。

它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世代的人可以达到的世界的坚实基础。

那样的世界和暴政下独裁者企图用炸弹的威力创造的所谓新秩序是截然对立的。

——富兰克林·D·罗斯福,节选自面向国会的国情咨文演讲,1941年1月6日
 
四大自由旗帜,或“联合国荣誉旗”,1943-1948

四大自由的宣布作为战争的辩护,在战争剩下的期间内引起共鸣,并作为纪念的框架又继续了数十年。[1]自由成为美国战争目标的主要目标,也是所有团结公众支持战争的努力的中心。随着战时新闻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1942年)的创建,以及諾曼·洛克威爾的著名畫作出版,自由被宣传为美国生活的核心价值和美國例外論的例子。[8]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怎样改变世界

本报记者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5年07月15日   28 版)

    诺曼·罗克韦尔绘制的“四大自由”主题宣传海报

    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在国会大厦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讲之一。

 

    现代史上,很少有哪些政治概念比美国前总统罗斯福首倡的“四大自由”产生过更深广的影响,并在此后的3/4个世纪中,激励着全世界的无数人为之奋斗不息。

    在许多历史和政治学家看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时首倡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是文明社会的基础。

    75年前的7月4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一次非公开的发布会上,首次描绘出“四大自由”的雏形。次年1月6日,他在华盛顿国会大厦通过一场振聋发聩的演说,让这一论述成为促成美国对外政策转变的推手,也勾画了这个国家在此后3/4个世纪中的蓝图。

    谈到罗斯福的历史贡献,许多人主张,他提出的四大自由“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也有不少人相信,将“四大自由”真正落到实处,始终是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挑战。

    惊天创意在密室中酝酿

    1940年美国独立日当天,罗斯福邀请几十名记者来到他位于纽约州海德公园镇的居所做客。当时,与会者中几乎没有谁能意识到这场“即兴”新闻发布会的重要意义。

    这是罗斯福初次就任总统后的第8个年头,他看起来有些疲惫。带领美国度过艰难的大萧条时期后,这位时年58岁的民主党人,似乎有心要离开高高在上的总统宝座。

    自从政敌在此前两年的中期选举期间发难并令改革放缓,罗斯福仿佛丢掉了锐气。“总统在国内事务中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时任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在晚年回忆道。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私下里,罗斯福对妻子埃莉诺承认,他觉得自己正在“慢下来”,对一些行政事务不再充满热情。后来担任司法部长的总统幕僚弗朗西斯·比德尔也发现,总统“厌烦、疲惫、萎靡不振”,对再度参加大选有些兴味索然。

    然而,和许多观察家一样,比德尔受邀参会后,才发现自己的直觉失灵了。

    坐在桃花心木桌子后头,罗斯福用天马行空般的风格畅谈起来。论及令人担忧的欧洲局势,他告诉与会者:“首先,我要说说信息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词比新闻自由更准确,因为信息多种多样。简而言之,公民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得到未经审查的信息。”随后,他确定了另外3点公民应普遍享有的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有关于第五个自由的想法。”突然,《费城问询报》驻白宫记者理查德·哈克尼斯插了一句,“可以把开放自由贸易描述为‘免于匮乏的自由’吗?”

    罗斯福颌首赞同。很大程度上,“免于匮乏的自由”意味着摒弃文化和贸易壁垒。“真正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我们是要继续追寻这些自由,还是放弃?”他继续自问自答。

    记者们不知道,罗斯福当时已决定在当月末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寻求连任。如果他预见到的“大灾难”降临,美国应当主动扮演领导者角色。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对世界的了解程度都让他无法乐观。

    无论是否精心策划,这场“不宜公开”的发布会上的头脑风暴,为罗斯福在次年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国情咨文演讲打下了基础,最终催生了为全世界所熟知的“四大自由”。

    用道德秩序回击暴力征服

    “作为你们的总统,我在此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职责,将美利坚合众国的情况通告国会。这不太令人愉快,但我有必要告知各位,国家和我们民主政治的前途与安全,已经和远离我们国境的许多事件不可抗拒地牵连在一起了。”那场密会半年后的1941年1月6日,自觉机会成熟的罗斯福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向美国公众传递出了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在他看来,这是“史无前例”的时刻:向来对外敌入侵“免疫”的美国,当时却急需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的外部威胁,打起精神。

    据美国“Today I Found Out”网站报道,当时,欧洲大陆在纳粹铁蹄下颤抖,与希特勒隔海对峙的英国独力难支。可是,在顽固秉持孤立主义的美国,许多人依然认为,打仗纯粹是欧洲人自家的事,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并没有为别人火中取栗的理由。

    这让罗斯福倍感焦虑。他试图用严酷的现实调动自己的国家采取更强硬的干预措施,并要求大量增加拨款,为那些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充当“兵工厂”。

    时值二战最惨烈的时期,希特勒宣布在被其占领的欧洲建立所谓“新秩序”,罗斯福则试图用一个更大的概念来回应——道德秩序。与“独裁者用炸弹制造的暴政”不同,道德秩序的核心便是罗斯福酝酿多时的“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正如他在演讲中所强调的,“人们不能只依靠武器战斗,就像不能只靠面包生活”。

    “我们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为了让自由国家展开合作,共同生活在一个友好文明的社会中。”面对国会议事厅中无数道疑惑的目光,他慷慨陈词,“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基于对所有国家人权和尊严的尊重,而正义的道德力量必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为国际社会书写共同准则

    和罗斯福的其他许多场演讲一样,这份演说词的草稿出自总统的亲密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塞缪尔·罗森曼和罗伯特·舍伍德之手,国务院的阿道夫·伯利和本杰明·科恩亦有所贡献。总统本人则在最后阶段上阵把关,最终版本确定前,演说词已七易其稿。

    “四大自由”的论述在第四稿时才被补充进来——某个晚上,霍普金斯、罗森曼和舍伍德在白宫向罗斯福汇报工作时,后者忽然宣布,自己对结尾部分有了新的想法。

    “总统靠在转椅上,凝视着天花板,我们在旁静静等候,时间长得让人有些不适。”罗森曼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然后,他俯下身,开始口述‘四大自由’。他一字一句,说得很慢,我忙不迭地把它们记在了放在腿上的黄色速记本上。”

    此后数年,当美国最终卷入战争,画家诺曼·罗克韦尔用一系列漫画将“四大自由”的内涵落到纸面,以人们熟悉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父母亲守护在熟睡的孩子身旁、全家人其乐融融地享用感恩节大餐,不同肤色的人们用各自的方式崇拜神灵……在国家需要团结的时刻,“四大自由”成功地增强了美国人的家庭价值观、凝聚力和爱国情怀。

    时间来到1941年8月,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四大自由”的基础上,阐释了《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四大自由”在次年元旦被由26国联合发表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正式采纳。1948年,埃莉诺·罗斯福参与起草的《联合国人权宣言》,被认为重申了“四大自由”的精神。

    “他用信仰取代恐惧,将美国政府变成了社会正义的工具。”美国《赫芬顿邮报》称,被罗斯福提出后,“四大自由”迅速成为国家的蓝图,且影响力远远超出美国的边界。

    时至今日仍是致敬对象

    有趣的是,1940年7月4日,当罗斯福与记者们闭门探讨,纠结于如何选择准确的词语表达感情时,第一夫人埃莉诺也在报纸专栏中阐述了对美国革命遗产的理解。

    “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生活在一个可以申请加入任何宗教组织的国家,在社会道德允许的范畴内表达自己的想法,”她写道,“我希望有工作的权利,并将这个机会推及至所有同胞。我希望他们有平等的机会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娱乐机会。”

    与丈夫相比,埃莉诺似乎更好地界定了“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含义。尽管后来有很多批评者嘲讽说,罗斯福对这个概念的强调,意在利用战争拯救一度遇阻的新政。

    并非所有人都支持“四大自由”。据“Politico”网站报道,当时就有保守派抱怨说,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罗斯福新政的自由”而非“美国人的自由”。反对派则担心罗斯福借此在国内事务领域塞进更多争议内容。事实上,罗斯福的确在1944年推出了“第二权利法案”,将就业、医疗、住房和教育确定为美国公民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

    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福纳告诉《华盛顿邮报》,自由在美国一直是个有争议的概念,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但无论是否掺有“私心”,至少在二战之初,罗斯福以非凡的远见,用“四大自由”鼓舞了公众,并让厌战者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确信自己在为正义而战。

    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自身的人权水平取得了可观的进展,拥有非洲血统的奥巴马的上台便是标志性事件。然而,在这个声称已实现“免于匮乏和恐惧的国家”,30%的非洲裔黑人、28%的原住民和23%的拉丁裔儿童仍然贫困,年轻黑人男子生活在警察暴力和监禁的恐惧中。《赫芬顿邮报》称,和75年前一样,寻找今日的“四大自由”同等重要。

    另据美国国家广播电台消息,今年6月13日,民主党内的头号红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号称“圣地”的纽约罗斯福岛举行竞选集会。此举被认为“暗示性十足且意义重大”。

    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希拉里非常崇拜罗斯福这位前辈,酷爱引用后者的名言,还屡屡在演讲中提及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女人像埃莉诺那样深刻地影响了政治。”身为曾经的白宫女主人,她的感言颇有些一语双关的意涵。

    罗斯福头一次就职时,埃莉诺就说过:“民主不是口号,而是行动。”在罗斯福岛上以“四大自由”命名的公园里,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阿丽达·布莱克坦言:“四大自由及其所代表的愿景是美国人最普遍的价值观,但要实现它,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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