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启蒙时期最著名的口号，即“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但启蒙并不局限于德国，也不是一场运动。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一百多年里，英国、荷兰、法国、德国和美国诸多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教育家和工业家挑战神权和皇权的专制，倡导科学思辨、理性思考、公民权利、平等意识，最终引发了一场科学、思想、文化、艺术、建筑、政治和社会的革命，开启了现代的欧洲，同时也建立了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至今仍然值得称道的精神财富。一百年前在中国，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都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但是，我们并不熟悉的是中国对于欧洲启蒙的影响。十八世纪，航海、探险和殖民贸易第一次把四大洲紧密联系起来，那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来自他国的文化让欧洲震撼，而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华文明，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成为启蒙思想家挑战神权、要求社会变革的最有利的思想武器。
“中为西用”
通过欧洲在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初步了解到，在中国，人们获得高贵地位不是因为血统，而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进而统治社会。这对于多数平民出身的启蒙思想家来说犹如天方夜谭。特别是在等级森严的法国，七万多个大大小小的官位都可以被买卖：下层的官位，如法官、警察、狱长、军官，可以在报纸上公开拍卖；而像主教、税官、大臣、部长等高官则每年能为王室带来九亿多法郎的收入。启蒙时代最杰出的代表、法国作家伏尔泰说：“人类的想象无论多丰富，也很难设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在中国，智者决定一切，而且他们都是通过了非同寻常困难的科举考试而证明了他们能够胜任他们的官职且不负众望。”
而对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帮助更大的则是孔子和儒家思想。十八世纪之前，神权和皇权主宰着欧洲人的生活，人们被告诫：上帝的旨意是真理的唯一源泉。启蒙时代的哲学家试图寻找一个新的以人为本的道德和哲学，而在孔子和儒家思想中，人能够通过教育来修身养性、自我完善，似乎和启蒙思想家提倡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上帝的恩宠来改善自我一脉相承。
沃尔夫引起的争论
1721年，在今天德国的哈雷大学，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克里斯蒂·沃尔夫给上千名观众做了“中国的实用哲学”的讲座。这是欧洲启蒙时代的一个里程碑。沃尔夫一开口就语惊四座：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集理性、道德、传统、常识于一体，影响了中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近两千年，这足以证明没有神权也可以有伦理、道德，而且中华文明足以和古希腊、罗马文明相媲美。
沃尔夫的听众目瞪口呆，尤其是诸多身穿长袍的神学家们更是恼羞成怒。沃尔夫分明是在以无神论的孔子挑战基督教最核心的理念，即对上帝的信仰。如果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能够生活有序而且创造出像中国这样灿烂的文明，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信仰上帝呢？为什么有必要到中国传教呢？他们立即上书普鲁士国王，要求沃尔夫48小时内离境，否则应被处以死刑。
沃尔夫被迫逃离哈雷大学，但是整个欧洲一片哗然。无论是在科学院、神学院、沙龙、咖啡馆还是报纸上，甚至在皇宫里，人们都在谈论他的“中国论”。教会的支持者和启蒙思想家们纷纷著书，有的反对沃尔夫，有的支持他，这类书多达两百多部。这场争论几乎吸引了启蒙时代所有的重要人物，并引起他们对中国的极大关注。
伏尔泰在他的名著《哲学词典》中，用他犀利的笔锋嘲笑神学家们对沃尔夫的嫉妒，赞扬中国文化。在他眼里，中国是开明君主的典范，中国的精英是明智的，而在其他所有国家则似乎迷信当道；虽然中国的皇帝有不受任何机构约束的专制，但是他所受的教育保证他不会滥用他的权利；他把自己作为一个家长来看，对他的孩子始终有着关爱和自我约束。英国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称赞中国很长时间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最细致、人民最勤劳、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法国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卢梭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中国并不像伏尔泰想象的那样开明，中国皇帝的专制使得中国人习惯于逆来顺受。在他的眼里，中国人考虑更多的是规矩，他们的伦理更多是掩饰，而他们的人性则多为屈尊和崇上。
以冷静和缜密著称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由于中国并没有任何能够制约皇帝特权的机构，这就决定了中国体制的专制，而且儒家思想中对祖先和长者的尊崇决定了中国人政治上的顺从，这是中国皇帝作为大家长行使专制的基础，他可以管理人口众多的中国，但是皇帝的子民并没有任何自由的空间。
《中国孤儿》
对于欧洲启蒙思想家关于中国的讨论及其对他们的影响，我们从当时的名画《若弗兰夫人的沙龙》里可见一斑。沙龙是当时启蒙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冒险家讨论他们新观点的最主要平台，而在启蒙思想家云集的巴黎则以若弗兰夫人的沙龙最为著名。在这幅画里，画家雷蒙尼耶把启蒙时代法国著名的作曲家拉莫、《大百科》的主编达朗贝、哲学家爱尔维修、孟德斯鸠、卢梭都放在一起，他们在聚精会神地听着画面正中的演员表情丰富地朗读着刚刚上演的伏尔泰的话剧《中国孤儿》，伏尔泰则由他的头像代表——他由于倡导宽容和言论自由而被迫避难日内瓦。
《中国孤儿》是伏尔泰根据元代戏剧《赵氏孤儿》改编的，他把时间从春秋战国时期改到宋末元初，把故事由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保护晋国赵氏遗孤改为大臣张惕舍命救皇子。《赵氏孤儿》讲的是忠信、仁义，《中国孤儿》则是赞扬儒家思想代表的文明是如何征服野蛮的。伏尔泰多次提到其写作《中国孤儿》的目的是为了在舞台上“传授孔子道德”，并称自己这部作品为“五幕孔子的道德戏”。他借成吉思汗对张惕之言也表达了对开明君主的渴望：“请留在我的宫中教授法律，用理性、公正和习俗教化百官，使他们都像你一样高尚知礼。”
《中国孤儿》曾风靡欧洲，1761年《中国孤儿》英语版的序言尤其把伏尔泰的中国情结推向极致：“够了，希腊罗马/它们都已失宠/大鹏展翅/飞向光明之源/寻找新的伦理/到东方中国之土/勇敢地把儒家之德/带到大不列颠之耳”。
实用性与功利性
而引起这场重大的启蒙时代“中国之争”的沃尔夫先生，则在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继位后，被请回哈雷大学做校长。腓特烈大帝是欧洲开明君主的典范，被称为“欧洲的康熙皇帝”。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对外扩张，为普鲁士王国以及后来的德国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虽然开明，他也极其专制，他的名言是：“你们可以随意去想，但是一定要服从。”他命令哈雷大学神学院的所有学生必须要听沃尔夫的课，而且要通读沃尔夫所有的著作。
也许是受沃尔夫的影响，腓特烈大帝不仅在柏林外波茨坦的夏宫里花了七年时间修建了一座中国塔，而且还亲自执笔，借一位想象的中国使者给中国皇帝的信札来告诫他的臣民要绝对服从：“欧洲和我们思维方式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很容易使用他们的想象力，也就是他们误认为是理性的力量，而我们则很荣幸地生为您的奴仆，坚定不移地遵循着古老的传统和智慧。”
显而易见，启蒙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是肤浅的，也是片面的，并且如沃尔夫讲演题目所标明，它是“实用”的，甚至功利的。270年后的今天，我们如何能够以国家博物馆《启蒙的艺术》这一展览为契机，深入了解欧洲启蒙的漫长过程，欧美社会变革中所遇到的种种挑战和科学权威的来之不易，探讨启蒙和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关联，唤起人们的理性思考，这对建立一个以人为本、公平、公正、民主的和谐中国无疑是重要的。
（作者书云为导演、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