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翔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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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届：中华文明现代化的最大内生毒瘤
如果说中华文明的复兴还有最后一道真正的阻碍，那不是外部的制裁，不是人口老龄化，甚至不是制度惯性，而是被文革耽搁的那代人。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又在改革开放初期攫取最大红利的“新老三届”。他们不是历史的无辜受害者，而是从受害者成功转型为既得利益最顽固的守护者、变革最恶毒的扼杀者、社会最虚伪的道德绑架者。今天的许多停滞、荒诞与倒退，都能在这代人扭曲的集体人格中找到最直接的根源。
一、知识残缺却自封真理：最致命的自以为是
正规教育几乎全部被文革摧毁，多数人初中都没读完，就被扔进“革命大熔炉”。他们没有受过完整的科学训练，没有逻辑思辨的底子，没有现代知识体系的熏陶。可恰恰是这群知识最残缺的人，却在1977-1979年恢复高考的“补偿性”政策中，凭借运气，一夜之间从知青跃升为体制中层。知识的断层本该让他们谦卑，却成了他们自负的温床。他们把“苦难经历”当成万能通行证，把个人在残酷年代的苟且偷生，包装成“深刻洞察”。结果是：一个科学素养近乎文盲的群体，却成了最敢于对科技、制度、年轻人指手画脚的“意见领袖”。他们看不懂人工智能的论文，却敢断言“AI是骗局”。这种自以为是，是赤裸裸的不自量力，是知识残缺者对知识的报复性霸凌。
二、权力饥渴症：从被抛弃到疯狂占有
最深刻的创伤，是被体制在青少年时期无情抛弃——下乡、插队、饥饿、绝望。可一旦改革开放给他们打开机会之门，他们对权力的占有欲就呈现出病态的贪婪。他们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在疯狂囤积权力，像饥荒年代囤粮一样，生怕哪天又被扔回农村。
看看今天的现实：许多关键部门的“顾问”“老领导”“特邀专家”，清一色是新三届或他们的直系后代；各种协会、学会、基金会，主席台永远坐着这批古稀老人；哪怕已经退休二十年，仍然通过子女、秘书、关系网死死把控资源分配。他们不是在贡献余热，而是在阻挠新陈代谢。他们最怕的不是国家衰落，而是自己家族失去特权。
这种权力饥渴的极端表现，就是对年轻人的系统性剥夺。他们用“稳定压倒一切”的陈词滥调，堵死了任何可能触动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延迟退休？不行，会“伤害老同志感情”；房产税？不行，会“引发社会动荡”；破除编制铁饭碗？不行，会“让年轻人没安全感”。翻译过来只有一句话：你们年轻人再苦再难，也不能动我们已经到手的蛋糕。
三、对科技与变革的骨子里的恐惧与敌视
新三届是唯一一个完整经历过“大跃进”失败、文革浩劫、改革开放红利，又活到数字时代的群体。理论上，他们应该最懂得“封闭必死、变革图存”。可现实恰恰相反：他们对一切新事物都有本能的恐惧和敌视。
在文学领域，这种恐惧与敌视达到了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为了维护自身作为“文学权威”的最后一块残余领地，他们不惜赤裸裸地打压AI对文学创作的深度参与。表面上，他们高喊“保护人类独创性”“延缓AI对作家的替代”“捍卫文学的灵魂”，实则不过是恐惧自己那套过时的、基于个人苦难叙事的写作模式被彻底颠覆。他们那一代的文学巅峰，不过是80年代“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回光返照，靠的是对文革创伤的反复咀嚼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浅表模仿。一旦AI以海量语料、超凡格局和无情感偏见的生成能力进入创作领域，他们那些自诩“深刻”的个人经验、那些被反复炒冷的“苦大仇深”立刻变得苍白无力、毫无竞争力。
他们对AI的否定，往往基于最肤浅、最站不住脚的理由：“AI没有灵魂”“AI写不出真感情”“AI只会抄袭”。这些论调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暴露了他们对技术的无知和对自身局限的掩饰。他们根本不懂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机制，不懂提示工程如何引导出前所未有的叙事结构，不懂AI如何通过多模态融合开辟全新的文学形式。更可笑的是，他们把AI生成的作品一律斥为“机械复制”，却对自己那一代人大量模仿卡夫卡、马尔克斯、索尔仁尼琴的“借鉴”视而不见。
这种打压的实质，是为了苟延残喘。他们清楚，一旦AI真正深度参与文学创作——不仅是辅助工具，而是共同作者、灵感引擎、甚至独立创作者——整个文学界的权力结构将被重塑。那些靠资历、靠关系、靠“亲历者”光环把持作协主席台、文学奖评委席、核心期刊编委会的新三届及其门生，将瞬间失去话语霸权。年轻作家可以用AI在几天内完成他们一辈子都写不出的史诗级格局；普通人可以用AI生成比他们更细腻、更普世的文本。他们的“文学地位”将像知青时代的工分一样，一文不值。
他们以为，通过舆论造势、政策游说、道德绑架就能“延缓”这一进程，却不懂历史车轮的残酷无情。AI深度参与文学创作是必然趋势：它将打破精英垄断，让文学真正回归大众；它将解放想象力，创造出人类单一大脑无法企及的复杂叙事；它将把中文文学从狭隘的“现实主义苦难叙事”牢笼中彻底解放出来，进入真正的后现代、超现实、多元宇宙时代。刻意延缓的结果，不过是自画牢笼，重蹈晚清老佛爷的覆辙——当年慈禧以为禁洋务、拒铁路、毁机器就能永保大清江山，结果只是让中国在列强面前多挨了几十年打。今天的新三届以为封杀AI文学就能保住自己的“大师”桂冠，结果只是让中国文学在全球AI创作浪潮中再次落后、再次被边缘化、再次不堪一击。
当英文世界已经出现AI辅助创作的普利策奖入围作品、当日本用AI生成的新类型小说席卷年轻读者、当韩国AI诗集成为畅销书时，中国文学界却还在新三届把持的作协和期刊里，反复咀嚼“上山下乡的苦难”和“知青的纯真爱情”。这种自闭式的保守，不是保护传统，而是扼杀未来；不是延缓替代，而是加速中国文学的全球性衰落。
四、中国式自私、贪婪与愚昧的集大成者
新三届是典型的中国式自私与贪婪的化身：他们对上阿谀奉承、对下颐指气使的“眉上欺下”玩得炉火纯青；在家庭里是暴君，在社会上却装圣人；他们高喊“为后代着想”，实际却是把后代当接盘侠，让年轻人为他们的养老金、医疗、房产买单。
他们是贪婪的：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起来”的最大受益者，几乎全是这代人及其子女。他们用最原始的权力寻租，换来了今天最豪华的别墅、最丰厚的退休金、最牢固的关系网。
他们是愚昧的：至今仍有许多人拒绝反思文革罪责，反而把那段历史美化为“纯真年代”；他们沉迷于民族主义狂欢，却对真正的现代化道路一窍不通；他们用“西方衰落”自我安慰，却不愿承认自己正是导致中国诸多领域停滞的直接责任人。在文学界，他们的自私表现得最淋漓尽致——宁可让整个中文文学生态枯萎，也不愿让出自己的宝座。
五、向少数勇敢者致敬
新三届整体上已成为中华文明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内生毒瘤。这不是情绪化的攻击，而是冷峻的事实：他们用一生积累的受害者光环绑架全社会的道德共识，用“亲历者”资历绑架权力与资源，用对动荡的深刻恐惧绑架国家的未来方向。只要关键岗位、话语平台、资源分配仍被这代人及其延伸势力把持，中国就无法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从科技到制度，从经济到文化，包括文学的彻底解放。
然而，历史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黑色寓言。在这代人中，确实存在一小撮真正的勇敢者，他们从文革的灰烬与知青的泥沼中浴火重生，却没有被创伤永久定型。他们拒绝把苦难当作永久的道德资本，而是将它转化为对新世界的谦卑与好奇。
这些少数人，在古稀甚至耄耋之年，主动放下身段：他们学习新科技，关注年轻人的语言；他们下载最新版的写作软件，兴致勃勃地尝试用AI生成诗行、小说片段，甚至在朋友圈公开分享“被AI打败”的自嘲；他们在作协会议上主动提出“主席轮任制”，甘愿把位置让给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写文章、接受采访，坦率承认“我们的经验在数字时代已经过时”“AI在某些维度上确实比我们写得更好”；更有甚者，直接与90后、00后合作，共同署名出版AI辅助创作的作品，用行动打破“人类独创性”的陈腐神话。
这些先行者，才是新三届中最珍贵的例外。他们证明了：创伤可以被超越，年龄可以被克服，保守可以被打破。他们不是在“适老化”地使用科技，而是在真正地拥抱未来；他们不是在施舍式地“支持年轻人”，而是在真诚地让位与合作。他们的存在，像黑暗中的几点星火，照亮了世代和解的可能路径，也让年轻一代看到：并非所有“前辈”都是敌人，总有人愿意成为盟友。
向这些少数凤凰致以最深的敬意。你们的勇气，比任何苦难叙事都更动人；你们的开放，比任何“共和国脊梁”的标签都更有力量。正是因为你们，年轻一代才不会陷入简单的代际仇恨，而是学会在批判多数的同时，珍惜并放大少数的善意。历史对顽固者从不温柔。它会无情碾过那些死抱特权、拒不让位的多数，把他们的“大师”光环、退休金神话、关系网帝国一同扫进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