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创造的新文化：工农联盟

毛泽东创造的新文化：工农联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建立和巩固了《工农联盟》，把《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进程中，从实现使命、组织壮大力量、激发工人和农民的动力等多维度展开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新文化的探索，毛泽东作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形成了包括基于大局观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认识、基于组织壮大力量和实现《工农联盟》共同发展的组织建设、基于《工农联盟》同呼吸共命运的内在规定性的政策等《工农联盟》体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迫的历史性命题，让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农民问题不是孤立地从农民问题出发，而是纳入中华民族的全局，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并切实把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统一起来，进而通过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把为农民谋幸福与为人民服务统一起来。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和指导思想是大局观下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导向形成的，经历了逐步深化和升华过程。

基于广大的农民需求，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论断。农民渴望摆脱受压迫、受剥削处境，这一需求是农民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成为《工农联盟》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动力。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作出农民具有强烈革命性和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论断，还通过主办《农民运动讲习班》《农民夜校》文化学习班等方式，启发引导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的自觉。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上从国内外因素对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必然性作出分析，指出“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的“农民问题”部分，指出“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制定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造成农民的痛苦强调了农民的革命性。中国共产党更是细化到阶层、阶级分析，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上使用了“贫农”概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上又把地主从农民中划出来，这有利于更加准确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贫困农民具有的革命性。此外，农民的革命意识也经历了一个唤醒过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开办《农民夜校》等补习班、讲演及之后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方式，启发农民认识到被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在于旧制度，这唤起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队伍中的自觉。

在基于壮大革命力量需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最大因素的论断。在工业革命进程中，中国是后发国家。尽管自洋务运动起中国工业发展进程加快，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中国仍然是农业国，工人阶级只占极少数，农民仍占绝大多数。基于这一工农力量的结构性国情，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实行工农联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192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指出“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 。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基于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的情况，得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结论。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应只看见局处的广东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这是毛泽东首先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极大的贡献。这次会议只有农民问题是新提出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第一个专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这个文件强调：“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从中国共产党的三大起，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关注和研究解决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更为明确地指出，“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7] 。到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并在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第一部分分析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议决案》，对工农联合的意义作进一步阐析，指出工人阶级推翻现存制度斗争中的“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这些都明确了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在中国革命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基于实践教训，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没有从中国社会阶级对比力量和当时军阀政治体系的国情出发，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道路，轰轰烈烈领导工人开展城市暴动，力图在较短时间内推翻剥削制度和军阀统治，但由于没有发动最广大的农民参与到革命中，不敌强大的军阀体系，遭受挫折。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简称“二七”惨案）。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继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具有重要作用后，从“二七”惨案中又深切认识到仅仅领导工人阶级开展革命运动还不够，需要团结各革命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形成无产阶级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联盟。

1922年10月底，毛泽东在听取蒋先云、谢怀德、刘东轩等人关于湖南衡阳水口山工人罢工计划时，指示刘东轩、谢怀德次年到岳北搞农民运动工作。

1923年4月，毛泽东再次指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运动先锋刘东轩、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先锋谢怀德回到他们家乡岳北开展农民运动。经组织发动，岳北农工会于1923年9月16日成立，全国第一个工农联盟的革命组织由此创建。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政治主张，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革命挫折的惨痛教训在于领导农民参与革命不充分。五卅运动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化了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认识。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制定的《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指出：“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

9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中深刻揭示了解决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地位。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由上可见，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为指引，基于党情国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导向展开，不断深化了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认识，作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立和不断巩固的《工农联盟》，不是松散的，而是通过组织化，把农民引导到共同发展的组织化体系中，形成血肉相联的《工农联盟》机制。中共一大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议决案》，提出当时工农联合要做好3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工人回乡时，或在其工作附近的农村向农民作宣传，并帮助建立农民协会（一些时候、场合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工会与农会互派代表，工会设法帮助农会发展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农民如果发生经济或政治上的斗争时，工会应当领导工人加以援助。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所以在这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部实践考察看，中国共产党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核心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政治目标。其中的子目标之一是通过血肉相联的组织化的工农联盟机制，聚集起共同发展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组织化的工农联盟机制，是通过包括了农民协会、革命军队、工农民主政权三个层次的组织效能实现的。

建立农民协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通过领导农民建立协会，推动农民组织化。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农民组织，这一新型农民组织的宣言指出，农民与地主的对抗不可调和，只有推翻不良的经济制度、封建政权，才能改变受剥削、压迫的命运。实际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通过向农民讲授农民运动理论、世界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和自卫军组织方法、农民运动现状和趋势、中国农业情形和改良方法、农村教育、合作运动等政治理论和农民运动理论课程，启发农民参加革命，成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参与到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从中切身感受到只有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汇集成“1+1>2”的强大组织力量，才有能力实现翻身得解放，因而踊跃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中，领导沿途农民支持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声势迅猛地开展起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清算罚款、取缔高利贷等斗争，建立农民武装镇压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农民运动动摇了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可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也是以农民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的实现唤醒农民的过程。觉醒后的农民，坚定地选择跟中国共产党走，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

[yongbing1993]

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与探索。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马列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对如何处理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能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列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这段话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有了更深一步的体认。而这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开始自觉地结合民族文化和历史特点来分析中国革命的诸多具体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要同“民族形式”和“中国特点”相结合的思想逐渐在党内蔚然成风。1939年，艾思奇撰文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共中央随即宣告：“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命题，反映出建党以来，经过复杂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知的思想逐渐成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前提。

延安时期，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实现结合，除了与中国共产党形成的理论自觉密不可分外，还与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学习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坚持兼容并蓄、批判继承的原则，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具体分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依据。

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并且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的这一号召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学习历史文化遗产的序幕。在毛泽东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然而，当时的现实却是有的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因此，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不认真研究历史、割断历史等错误思想提出了批评，号召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干部养成浓厚的研究与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风气。

由于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复合体，因此，要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具体分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历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认真开展了对旧传统的批判性审视，将封建、腐朽的文化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区分开来。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张闻天也认为，旧中国文化中除包含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外，也有进步的文化因素。“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了《中国文化》杂志，组织文化界人士就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如何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等问题展开讨论，加深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

可见，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非常注重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借鉴传统文化的合理形式，吸收其中的积极成分，以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贯通。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从而实现在对传统文化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条件促进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共生，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彼此契合、协同发展。

具体而言，在吸收传统的知行观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其与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观相融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写作《实践论》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分析传统文化中“知和行的关系”，得出认识的总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成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用马列主义理论对传统的“实事求是”概念作了新的解释，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又如，在发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方面，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传统修身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

这一时期，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成果，集中体现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列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生动体现。

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多方面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通过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融共生，中国共产党既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含义，又以人民群众熟悉的文化知识去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由此形成继承和创新相得益彰、传统与现代相互促进、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的良好态势。

[yongbing1993]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文革》就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下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文革》是经过正反面检验过的真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要想研究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下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必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明白了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梳理了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揭示出这个理论的本质内涵，弄通了这个理论，才能提纲挈领，入木三分，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参照，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式，通过对继续革命的全方位考察，形成对继续革命的系统认识，构建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阐明这个理论在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阶级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这是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改革开放一开始，走资派邓小平在为自己翻案的同时，又进行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抹黑颠倒黑白攻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从铲除这个阶级斗争这块基石做起的。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就取消和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存在的提法，继而走资派特色政府坚持否定阶级斗争不存在一直至今。然而事实是：阶级斗争不但存在，而且新的资本家地主阶级己形成。《文革》从正反两方面已被证实是真理，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必要。

有人说，从马列主义以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的标准来分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并不具备进行革命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因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阶级斗争，不是从经济范畴说的，而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讲的，也就是说主要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以生产资料来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一旦条件适宜，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随时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存在于每个人头脑中的自私自利思想，机会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泛滥成灾。走资派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充分证明了，看今天的走资派治理下的中国社会现状不就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吗。

文革是批走资派人人都要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矛头是：“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对于这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批判，必须清洗，必须把他们窃取的领导权夺回来。“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的最大特点，也是一条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以“党政领导人”的面目出现，而替资产阶级说话，替资产阶级办事。他们运用所窃取的党和国家的权力实行资产阶级政策，力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总之，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隐蔽地设置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因此，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打掉这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把它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批深、批透、批臭。这样，才能消除最大的隐患，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坚定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就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这个文件里，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对于这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批判，必须清洗，必须把他们窃取的领导权夺回来。“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方向。

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的最大特点，也是一条客观规律。

共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以“党政领导人”的面目出现，而替资产阶级说话，替资产阶级办事。他们运用所窃取的党和国家的权力实行资产阶级政策，力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总之，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隐蔽地设置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因此，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打掉这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把它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批深、批透、批臭。这样，才能消除最大的隐患，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毛主席早就指出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指出，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毛主席还说：“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里着重讲的，也是党内被资产阶级拉出去、打进来的分子最为危险。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主席在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时候，提出“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毛主席：“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中，毛主席：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准备，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从分析现阶段我国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的主要矛盾。

几亿中国人民当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结合文革的革命实践，学习《通知》的最基本的要求，是抓住主要矛盾，坚定不移地掌握斗争的方向，而不要被各种次要矛盾转移了视线，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

毛主席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阶级关系急剧变化的时候，更必须随时注意抓住主要矛盾。

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最大限度地孤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他们在各个战线上散布的流毒。

左派群众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左派内部的是和非的矛盾。有的是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方是正确的，另一方是不正确的。有的是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方错误多些，另一方错误少些。有的是一方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而在那个问题上是错误的，另一方恰恰相反。上述种种，是有着原则分歧的。

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的，他们的对立面，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认清了主要敌人，抓住了主要矛盾，左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就能正确地对待和解决，就不会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对待对方。左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双方的争论，可以协商解决。双方一时不能解决的次要的问题，则应该求同存异，共同对敌。这不叫无原则，不叫和稀泥，不叫折衷主义，不叫调和主义，而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正确做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性的表现。

相反，如果左派组织之间互相抓住争论的问题不放，把枝节问题看得比天还大，热衷于“打内战”，放松了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这恰恰是没有原则性，是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恶劣表现。

左派群众组织和认识不清而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的关系，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只要抓住主要矛盾，认清主要敌人，就会懂得受蒙蔽的保守组织的群众，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弟兄，应该耐心地教育他们同幕后操纵他们的坏人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为了最大限度孤立和彻底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左派们必须对那些认识不清的群众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左派们要牢记毛主席关于相信群众的教导。左派们要实行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受蒙蔽而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所犯的错误，是属于认识问题，左派们要帮助他们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对他们只能说服，而不能压服，不能污辱，不能打击报复。他们退出保守组织，参加革命组织，应当表示欢迎，并且按照革命不分先后的原则，正确对待他们，不要歧视他们。他们保持原来组织，自己起来造反，扭转了政治方向，反戈一击，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样应当表示欢迎，同样不应当歧视他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方向。”

也就是“文革是批走资派人人要斗私批修“。

[yongbing1993]

发展壮大以农民为主的革命军队






发展壮大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军队。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一个重要方面是基于革命军队由工农组成的情况，将由农民为主要力量的革命军队取名为工农红军。

根据毛泽东指示成立的岳北农工会，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不久被残酷镇压，但为1925年6月岳北农民运动的再次兴起打下了群众基础，岳北部分工农武装力量分多路奔赴井冈山根据地。其中，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部分转赴江西安源，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并跟随毛泽东奔赴井冈山。中国共产党将领导的革命军队取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有一个形成过程。第一次用“红军”一词称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出现在1927年黄安县工农民主政权农民政府大门的对联。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部队首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各地工农革命军定名为红军，1930年后逐渐改称中国工农红军。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尽管革命军队名称变为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但农民都是主体。农民除了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外，还参与到革命事业的诸多工作，如与革命军队共同保卫根据地、运送战需物资支援前线、照顾军队伤员等。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引导农民参加革命队伍，还将他们培炼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成部分。1940年1月，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简言之，以农民为主力军的工农武装力量，实现了工农革命力量的融合发展，是工农联盟巩固发展的武装力量保障。

推动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以历史上没有过的广度和深度参与工农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农民运动，在缺乏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民主政权保障情况下，容易被反动势力破坏。

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虽然在广东革命政府辖区内合法化、公开化，但受诸多限制，国共合作破裂后惨遭失败。毛泽东抓住统治阶级内部破裂这一有利时机，开展边界党、军队和政权建设。

根据毛泽东指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于1927年11月成立，这是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之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政权性质是工农联盟的苏维埃政权、政治制度是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这一名称中尽管没有出现“工农”二字，但其政权性质和政治制度都坚持工农及工农联盟等基本要素不变。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和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保卫农民经济和政治翻身的胜利果实，促进了工农联盟的巩固发展，聚集起农民积极支持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力量。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国情的把握，从壮大革命力量和实现革命目标出发，通过农民协会、革命军队、工农民主政权三个层次的组织建设，把农民引导到共同发展的组织化体系中，并将农民培养锻炼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成部分，形成血肉相联的组织化的工农联盟机制，这是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作用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的组织保障。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是以共同发展目标引导一致行动，以同呼吸共命运的内在规定性制定和实施政策，以凝心聚力。

一，是以农民实现政治和经济翻身解放统一的土地革命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发展。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农民组织化，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发挥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首先是实行土地革命，以实现农民对拥有一份土地的夙愿为切入点。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针对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领导农民由开展限田限租减息斗争，到让耕者有其田。在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下，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平均地权、扶助农工、改良农村组织的政策主张。然而，由于核定地价的改良主义办法的不彻底性，加上国民党组成人员中不少有地主阶级的背景，国民党平均地权的政策难以实施，地主只缴纳一部分土地税给政府，劳苦农民仍然不能拥有土地。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领导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强调：“我们的党应当知道：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可以使农民革命化，可以组织农民起来，然而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面对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仇视捣毁农会，杀害农会干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害怕农民运动，以所谓破裂统一战线为由，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针对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糟得很”的责难，毛泽东在湖南做了长达32天的考察，于1927年3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其中充分肯定和支持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等运动，鲜明指出农民革命运动“好得很”。

这一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为历史紧要关头的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引起广泛关注，推动农村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进入土地改革时期，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汲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坚定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让农民拥有一份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地。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深刻阐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全局中的战略意义。毛泽东说，“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 。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在这一报告中，毛泽东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作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坚决满足农民拥有一份土地的愿望，与国民党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这就使农民更加坚定地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以封建地主为统治阶级的条件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满足农民实现土地要求，通过市场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因而组织动员农民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化形成集体力量“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运动、工农武装割据并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在根据地建设工农民主政权，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得解放，积极参与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一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的统一促进了工农联盟的巩固发展。

二，是以铁的纪律规范保障同呼吸共命运的工农联盟的巩固发展。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革命军队与农民血肉相联、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这体现在革命军队纪律、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垂范、领导农民方法的探索、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等各个方面。从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起，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政权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成功走出农村包括城市的革命道路，一个重要经验是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工农关系以同呼吸共命运为内在规定性，制定和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要求工农革命军丢掉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要担负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这三项任务。1928年4月，毛泽东汲取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兴衰成败教训，针对工农革命军中时常发生禁而不止的不良行为，夜不能寐，反复斟酌，毛泽东写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补充完善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和“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作为铁的纪律，规范军队内部关系、军民关系，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不仅促进了工农联盟巩固发展，还在瓦解敌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率先垂范上，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苏区时期，面对敌人封锁严重缺盐问题，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与农民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毛泽东、朱德经常带领部队下山挑粮以减轻群众送粮负担，这些率先垂范深深感动着农民群众，农民群众广为称颂。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军队在吃穿用等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毛泽东面对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把负担控制在农民能够承担的水平，军民生活实现了共同改善。在领导农民的方法上，中国共产党从领导农民运动起，就不是作为救世主凌驾于农民之上，而是主动与农民融到一起，在实践中找到融入农民群众的方法。革命军队铁的纪律、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率先垂范、科学领导农民的方法、帮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等，是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及领导的革命军队与农民血肉相联、同呼吸共命运的切实体现，凝聚起工农一致行动的强大动力。

三，是以军民兼顾的负担政策为巩固发展工农联盟提供支撑。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具有革命性的广大农民群众自愿对革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的选择。与国民党把战争的经济负担全部转嫁给人民的做法不同，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大仁政”取向的军民兼顾的合理的农民负担政策，将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统筹起来，逐步形成以财粮负担、战勤负担、社会负担为内容的农民负担制度。加之中国共产党鼓励生产、节省开支，既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又照顾到人民生活水平，破解了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条件下农民负担能力不强与不断增长的革命战争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农民群众以多种方式为革命战争提供支持，自觉支撑工农联盟的巩固发展，则是以实际行动对这一“大仁政”的拥护。

四，是以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近代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榨下动荡衰败。在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力下，农民生产生活面临劳动力、耕畜、农具、资金等不足问题，战争破坏和年轻人参军打仗又使这些困难加大。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帮助农民获得土地的情况下，还尊重农民意愿，从实际出发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互助、供销合作、信用合作、兴修水利、推广技术等，促进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的解决，进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随之改善。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探索，是在回答如何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时代之问进程中，从实现共产党信仰使命、组织壮大力量、激发发展动力等多维度展开的。从实现信仰使命出发，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性的认识，包括首先基于满足农民的需求作出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论断，基于工农力量结构和壮大革命力量需要作出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最大因素的论断，基于实践教训作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在这些科学论断基础上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把为农民谋幸福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统一了起来。

从组织壮大力量出发，中国共产党探索以组织化促进工农联盟，通过包括农民协会、革命军队、工农民主政权三个层次的组织体系建设，壮大了工农力量，促进了工农共同发展。从激发发展动力出发，以共同发展目标引导一致行动，实行以农民实现政治和经济翻身解放统一的土地革命，制定和实施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范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工农关系，实行军民兼顾的负担政策，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进而形成以工农同呼吸共命运为内在规定性的政策体系。

中国共产党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为指引，基于党情国情，作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把为农民谋幸福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统一起来，形成了包括基于大局观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认识、基于组织壮大力量和实现工农共同发展的组织建设、基于工农同呼吸共命运的内在规定性的政策等工农联盟体系，在工农联盟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