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纠《五风》讲话文章摘录
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并由刘少奇、邓小平接班在一线主持工作期间“五风”是在1958年夏季开始全面爆发并迅速蔓延的。《五风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
毛泽东1958年3月在南宁会议期间的讲话(吴冷西《忆毛主席》):
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 10 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 亩产 10 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 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任重又说,这是省农村工作部长亲看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算数。”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1958年10月21日,毛主席派吴冷西、田家英到河南去调查人民公社。11月2日凌晨时听取吴、田的汇报。毛主席说:“河南修武县的公社太大了……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在田、吴汇报有的公社搞集体宿舍时,毛主席很生气,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污蔑我们帮了忙吗?凡是这样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吴冷西《忆毛主席》)
毛泽东1958年11月9日、10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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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毛泽东1958年11月9日、10日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讲话(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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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反对我们减少购粮数目的是XXX。怪得很,资本家这样“革命”,原来是阴谋,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
1958年11月14日,在从郑州去武昌的专列上听汇报时,有人说长风公社亩产万斤稻谷,毛主席说:“我不相信”。有人说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部长亲自验收的,毛主席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
毛泽东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
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杨,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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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时来过渡(到共产主义),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东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还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1958年11月21日晚,毛主席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要他们在宣传上压缩空气。
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
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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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
毛泽东1959年2月23日到天津与刘子厚等人的谈话:
现在商品经济还是不够,商品有大发展的余地,要大搞,要超过自给部分。中国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应该有个广大的发展。商品交换不但是城乡之间,还有乡乡之间,还有对外省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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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基本上是“联邦政府”,不干涉生产队内政,这样积极性就提高了。社与队、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都是买卖关系,看来买卖关系缩小不对,要利用价值法则进行商品交换。
毛泽东1959年2月26日到郑州与吴芝圃等人的谈话:
农民拼命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不是责任制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是对的,情有可原,没有完成征购的那部分搞瞒产是没有理由的,其他合法。为何不外调?就是承认他的产品所有权。有人说这是对农民的让步,也可以这样说。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的。
毛泽东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会议第二次会议第一次讲话:
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毛泽东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会议第二次会议第二次讲话:
农民瞒产情有可原,他们的劳动产品应该归他们所有,积累,无代价的修铁路、修公路,修和他们不相干的水库,这一部分无偿劳动很大,提积累、收贷款,购买东西不给钱,组织运输力也不给钱,这就是农民想尽办法保卫他的劳动果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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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了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
毛泽东1959年3月1日在郑州会议第二次会议第四次讲话: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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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
毛泽东1959年3月5日在郑州会议第二次会议第五次讲话:
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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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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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毛泽东1959年3月30日《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此件以毛主席个人名义,直接发往各地生产队长):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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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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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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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1959年6月29日、7月2日《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
毛泽东1959年7月5日关于《关于1959年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的批语:
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
毛泽东1959年7月20日对杨尚昆交代关于彭德怀《万言书》的四点意见:
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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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
三个月当中,三十万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积分子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搞的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对刮“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
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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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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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〇七〇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毛泽东1960年3月23日《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 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
毛泽东1960年6月18日《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〇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
毛泽东1960年10月27日、28日听取信阳报告后的谈话:
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大好形势,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蜕化变质,如信阳地区9个县委第一书记讨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成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一个没有变;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打人、杀人成性。
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毛泽东(代中央起草)1960年11月15日《彻底纠正“五风”》: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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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
毛泽东(代中央起草)1960年11月28日《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毛泽东1960年11月30日《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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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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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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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