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平叛以后的有关方针和政策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1)阶级立场——废除农奴主的剥削制度
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坚持群众路线)
(2)已经注意了斗争策略
索康、帕拉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他们先叛乱,掌握政治主动权的就是我们)
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人民独立自主的枪杆子)
(3)具体稳定局势的斗争艺术
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禅:我认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至于怎样改革,周总理曾经讲过,要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进行。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建议你们在北京同民委和张经武同志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萨以后,再更具体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斗争策略)
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民主建国会的人。他们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习惯了,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没有四面出击)
除了资本家,还有民主人士,过去国民党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刘文辉那样的大地主,只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上层人士,我们绝不会丢掉他们,也不会暂时同他们合作将来不要他们。对全国所有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我们都是团结的政策。道理很简单,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对全国人民有利。(发展进步实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这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会议比起来,这两个会特别是政协会议增加了好多人,参加的人的范围扩大了。有些人我们还准备继续安排进去。
你们和索康他们不同,采取了同他们相反的政治态度。索康等到过北京,我见过他们。这些人和英国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经陷在里边了,一心想搞独立。他们计划很久了,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据地就是他们计划的。(做好最困难的准备,预见力,知己知彼)这也是为着准备退路,准备叛乱失败后,他们好从那里跑。
他们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我们知道。他们要叛乱,我们也知道。过去他们闹事,我们没有去平息,请他们平息,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我记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经有过一个风潮,那时他们就想搞叛乱。铁棒喇嘛要进城,我就说,让他们进城,要打就让他们打。这次西康的叛乱分子进城,铁棒喇嘛进城,我们的态度是要干就干。有什么办法呢?每天同他们讲和,他们不干嘛!两种对立的政治态度嘛!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你们和他们不同,站在我们方面。还有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
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农民,藏语怎么讲?(翻译:藏语叫“米赛”。)米赛起来斗你们,你们怕不怕?只要你们站在人民方面,我们可以给米赛讲清楚,不要斗了。刘文辉就没有斗。我们可以叫米赛顾全大局,不要算历史上的旧账。这样可以使许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斗一下,很难说。我们把你们当作左派,你们可以劝中间派,告诉他们世界要变,要他们对米赛的态度好一点。他们这样做有三条好处: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于被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
(4)制度改革和特殊地域信仰等等问题
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米赛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循序渐进)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青海有个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个庙被群众砸了,干部去阻止,群众同干部还起了冲突。其他地方的寺庙,我们都保护下来了。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庙,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要砸,我从那里经过,给制止了。现在,被砸过的寺庙,当地人民政府正在组织重修。(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宗教政策)
你们在精神上要有准备。改革以后,有一个时期喇嘛可能要减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们不是不信佛教了。当然年老的还是愿意留在寺庙。你们要把工作范围放广大一点,在寺庙和不在寺庙的佛教徒都是归你们领导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上次来北京时,我同他谈过话,谈得很好。他向我保证,回去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但看来他还是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在他下面的索康、赤江、帕拉这些人都是很坏的。达赖有那样一个很不好的环境。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对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他能够想到,他离开西藏、离开人民、离开祖国之后,下面的文章不好做。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就流露了这个思想。(给进步势力充分信任、在和顽固势力斗争中充分留有余地、争取最小的损失)
(5)继续展现政治诚意,充分留有余地
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显示充分的诚意)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保留他们的生命,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更有利于争取政治主动)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他们是叛国分子。你们要同阿旺嘉措、喜饶嘉措、黄正清等很好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
(6)西藏发展问题等各方面事务安排
西藏工委和军区的全部工作经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不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开支。西藏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西藏还是要收税的,谿卡、宗、基恰和自治区政府的经费要由人民来维持。(经济援助)
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全国各地你们都可以参观,有的人可以先回去,有的人可以迟一些回去。总之,国家年年在变化,发展很大。今年是建国十周年,再有十年,会建设得更好一些。
你们是国家干部,不要只管西藏的事,也要关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兰州的事,关心全国的事。你们在中央有职务,经常工作在西藏,以后可以经常来北京,来一次不要久住,几个礼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来。
达赖对我们的同志说,他担心他的生命有危险。他对陈毅同志说,他主要怕的是索康和帕拉。达赖知道,共产党不会整死他。他怕索康,因为索康等人把他的父亲毒死了。有他们这些人,达赖的生命是没有保证的。(充分展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
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
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
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
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
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鲜明的希望农奴解放的阶级立场、开明的宗教政策,亮明我们的态度,坚决打击农奴主阶级及其走狗)
《关于西藏平叛》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1)鲜明的阶级立场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鲜明的希望农奴解放的阶级立场、开明的宗教政策,亮明我们的态度,坚决打击农奴主阶级及其走狗)
(2)注意斗争策略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团结多数,孤立少数)
(3)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的要求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有利于团结多数、社会稳定)
(4)说明事实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用事实说话)
(5)解决办法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政治诚意)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可见阶级斗争)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争取政治主动)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坚持群众路线)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争取群众基础和治病救人、尽可能做到仁至义尽)
(6)进一步展现政治诚意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有理有利有节,掌握政治主动权)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已经留有充分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