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平叛以后的有关方针和政策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1）阶级立场——废除农奴主的剥削制度
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坚持群众路线）
（2）已经注意了斗争策略
索康、帕拉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他们先叛乱，掌握政治主动权的就是我们）
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人民独立自主的枪杆子）
（3）具体稳定局势的斗争艺术
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禅:我认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至于怎样改革，周总理曾经讲过，要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进行。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建议你们在北京同民委和张经武同志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萨以后，再更具体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斗争策略）
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民主建国会的人。他们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习惯了，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没有四面出击）
除了资本家，还有民主人士，过去国民党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刘文辉那样的大地主，只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上层人士，我们绝不会丢掉他们，也不会暂时同他们合作将来不要他们。对全国所有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我们都是团结的政策。道理很简单，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对全国人民有利。（发展进步实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这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会议比起来，这两个会特别是政协会议增加了好多人，参加的人的范围扩大了。有些人我们还准备继续安排进去。
你们和索康他们不同，采取了同他们相反的政治态度。索康等到过北京，我见过他们。这些人和英国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经陷在里边了，一心想搞独立。他们计划很久了，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据地就是他们计划的。（做好最困难的准备，预见力，知己知彼）这也是为着准备退路，准备叛乱失败后，他们好从那里跑。
他们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我们知道。他们要叛乱，我们也知道。过去他们闹事，我们没有去平息，请他们平息，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我记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经有过一个风潮，那时他们就想搞叛乱。铁棒喇嘛要进城，我就说，让他们进城，要打就让他们打。这次西康的叛乱分子进城，铁棒喇嘛进城，我们的态度是要干就干。有什么办法呢?每天同他们讲和，他们不干嘛!两种对立的政治态度嘛!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你们和他们不同，站在我们方面。还有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
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农民，藏语怎么讲?(翻译:藏语叫“米赛”。)米赛起来斗你们，你们怕不怕?只要你们站在人民方面，我们可以给米赛讲清楚，不要斗了。刘文辉就没有斗。我们可以叫米赛顾全大局，不要算历史上的旧账。这样可以使许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斗一下，很难说。我们把你们当作左派，你们可以劝中间派，告诉他们世界要变，要他们对米赛的态度好一点。他们这样做有三条好处: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于被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
（4）制度改革和特殊地域信仰等等问题
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米赛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循序渐进）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青海有个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个庙被群众砸了，干部去阻止，群众同干部还起了冲突。其他地方的寺庙，我们都保护下来了。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庙，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要砸，我从那里经过，给制止了。现在，被砸过的寺庙，当地人民政府正在组织重修。（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宗教政策）
你们在精神上要有准备。改革以后，有一个时期喇嘛可能要减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们不是不信佛教了。当然年老的还是愿意留在寺庙。你们要把工作范围放广大一点，在寺庙和不在寺庙的佛教徒都是归你们领导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上次来北京时，我同他谈过话，谈得很好。他向我保证，回去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但看来他还是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在他下面的索康、赤江、帕拉这些人都是很坏的。达赖有那样一个很不好的环境。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对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他能够想到，他离开西藏、离开人民、离开祖国之后，下面的文章不好做。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就流露了这个思想。（给进步势力充分信任、在和顽固势力斗争中充分留有余地、争取最小的损失）
（5）继续展现政治诚意，充分留有余地
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显示充分的诚意）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保留他们的生命，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更有利于争取政治主动）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他们是叛国分子。你们要同阿旺嘉措、喜饶嘉措、黄正清等很好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
（6）西藏发展问题等各方面事务安排
西藏工委和军区的全部工作经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不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开支。西藏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西藏还是要收税的，谿卡、宗、基恰和自治区政府的经费要由人民来维持。（经济援助）
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全国各地你们都可以参观，有的人可以先回去，有的人可以迟一些回去。总之，国家年年在变化，发展很大。今年是建国十周年，再有十年，会建设得更好一些。
你们是国家干部，不要只管西藏的事，也要关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兰州的事，关心全国的事。你们在中央有职务，经常工作在西藏，以后可以经常来北京，来一次不要久住，几个礼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来。
达赖对我们的同志说，他担心他的生命有危险。他对陈毅同志说，他主要怕的是索康和帕拉。达赖知道，共产党不会整死他。他怕索康，因为索康等人把他的父亲毒死了。有他们这些人，达赖的生命是没有保证的。（充分展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
江青在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文化面前，在阶级敌人面前，永远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和革命的闯将。她对敌人极端鄙视，深恶痛绝。但是，她对无产阶级新文化，对 工农兵大众却是满腔热忱，充满了爱。她不遗余力地支持左派，热情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大喊大叫。一九五四年江青曾根据主席指示亲自到人民日报，要求转 载“小人物的有生气的批判文章”。
一九六三年，当文艺界群魔乱舞、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江青在上海与柯庆施同志一起组织了对大毒草《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揭开了横扫牛鬼蛇神的序幕。
一九六三年，江青还坚决支持了戚本禹揭露叛徒李秀成的好文章，并把文章介绍给主席。主席批示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大长左派的志气，粉碎了旧阎王殿对左派的反动围剿，使革命的新生事物蓬勃发展，开创了欣欣向荣新局面。
一九六四年在尖锐斗争中举行了京剧现代戏会演，江青发表了一篇充满毛泽东思想光辉的讲话一一《谈京剧革命》。一九六五年，江青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上海亲自 指导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猛烈攻击旧北京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矛头直指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一一刘少奇，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 幕。
一九四九年江青就组织文章批判了梅兰芳反对京剧改革的错误主张，迈出了京剧革命的第一步。
江青与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针锋相对，坚持禁演《拾玉镯》《游龙戏凤》之类被刘少奇绿灯放行的坏戏。江青热情地为革命现代戏剧京剧鸣锣开道。
一九五0年江青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几次提出要批判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官秘史》，但是反革命份子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拼命抵制，抬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话相对抗。江青没有被反动派的气 势汹汹吓倒，始终坚持原则，据理相争，力排众议，严正驳斥了他们的种种谬论。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是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为江青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题的七绝。
毛主席这首气势磅礴、震撼三山五岳的千古绝章抒发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
同时，这又是对江青的最全面、最完美、最深刻、最形象的写照。这首气贯长虹的诗句，是毛泽东对江青崇敬的心情。
毛主席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统帅，江青是文革中文艺革命战线上智勇双全的无产阶级英雄，是开拓现代京剧革命新道路的大无畏的披荆斩棘的第一人!是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乱云飞渡仍从容》
陈伯达曾说，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好学生，她是我党的好党员，自“九一八”事变参加革命以来，已经有三十五年历史了。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三十五年 啊!三十五年来，江青全心全意为党作了大量的工作，却从不出头露面。
在胡宗南匪帮疯狂进攻的日子里，是江青同志陪着毛主席最后一批撤离延安。在最紧张 困难的环境下，江青紧紧跟着主席南征北战，打败了蒋家几百万军队。
全国解放后，江青一直作主席的秘书，紧跟主席思想。在资产阶级无数次挑战中，江 青都挺身而出，坚决地捍卫了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四九年江青就组织文章批判了梅兰芳反对京剧改革的错误主张，迈出了京剧革命的第一步。
江青与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针锋相对，坚持禁演《拾玉镯》《游龙戏凤》之类被刘少奇绿灯放行的坏戏。江青热情地为革命现代戏剧京剧鸣锣开道。
一九五0年江青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几次提出要批判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官秘史》，但是反革命份子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拼命抵制，抬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话相对抗。江青没有被反动派的气 势汹汹吓倒，始终坚持原则，据理相争，力排众议，严正驳斥了他们的种种谬论。
随后，被周扬吹捧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的反动影片《武训传》又出笼了。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严厉质问支持歌头《武训传》的反革命文艺黑线头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 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接着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对《武训传》的群众批判运动。
江青不折不扣地贯彻主席指示，亲自组织了项目调查团，深入山东，跋山涉 水进行广泛细致的调查。而周扬之流则不闻不问，甚至连传达主席的指示都不去听，对主席的话阳奉阴违，实在令人气愤，当时，江青对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威风!
一九五二年调查团经过和周扬派进来的大右派的斗争，胜利完成任务，从山东返回北京。江青曾指示：以调查所得材料为依据，立即编演京剧《宋景诗》。可是这一京剧革新的幼苗没出世多久，就被周扬们一棍子打死了!
江青在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文化面前，在阶级敌人面前，永远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和革命的闯将。她对敌人极端鄙视，深恶痛绝。但是，她对无产阶级新文化，对 工农兵大众却是满腔热忱，充满了爱。她不遗余力地支持左派，热情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大喊大叫。一九五四年江青曾根据主席指示亲自到人民日报，要求转 载“小人物的有生气的批判文章”。
一九六三年，当文艺界群魔乱舞、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江青在上海与柯庆施同志一起组织了对大毒草《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揭开了横扫牛鬼蛇神的序幕。
一九六三年，江青还坚决支持了戚本禹揭露叛徒李秀成的好文章，并把文章介绍给主席。主席批示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大长左派的志气，粉碎了旧阎王殿对左派的反动围剿，使革命的新生事物蓬勃发展，开创了欣欣向荣新局面。
一九六四年在尖锐斗争中举行了京剧现代戏会演，江青发表了一篇充满毛泽东思想光辉的讲话一一《谈京剧革命》。一九六五年，江青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上海亲自 指导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猛烈攻击旧北京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矛头直指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一一刘少奇，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 幕。
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对当前文艺战线上的许多问题，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 析。座谈会的《纪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
《纪要》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许多重大问题，坚决捍卫了无产 阶级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三十年代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揭露、批判了周扬篡改历史、打击鲁迅的阴谋，揭露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反 动本质。
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上，江青以无比英雄气概，又作了重要讲话，吹响了砸“三旧”、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的进军号。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宝库。
回首往事，一幕幕英勇斗争史，记录了江青的业绩。一曲曲革命造反的战歌，震撼着三山五岳，激励着同志们前进!
一九六二年，江青根据毛主席指示，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提出目前剧目混乱，毒草丛生，尖锐地指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要禁演。在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并亲自组织批判文章，力主京剧革命。就在这时，又是刘少奇摆出大学阀的面孔以反对“艺朮上的教条主义”来威胁江青同志，叫嚣“帝王将 相也搞”，“现代戏艺术水平不行”。
面对反动派猖獗的围攻，江青等同志在一群恶魔面前横眉冷对，分毫不让。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召开文艺座谈会，借口贯彻毛主席批示，实际上阴谋进行抵制。
刘少奇说：“有两种戏要保留，一种是古为今用的，一种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邓小平说：“表现人民智能、将相智能的也可以演。”彭真别有用心地说：“要两条腿走路。”周扬则大肆诬蔑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法是简单粗暴，刘少奇对这个发言赞扬备至。
江青在这次会上与 刘少奇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江青说：“资本主义对我们的东西就更粗暴”。“现代戏求全很难。”、“新剧目现在还没有一半，已经有人在叫两条腿走路 了”。彭真诬篾现代戏是穿“开裆裤”、“吃手指头”、是“利用无产阶级强加于人，结果不中不西，非驴非马。”
江青当即怒斥道：“就是要允许一般非驴非 马的东西。”康生针对刘少奇吹捧资产阶级“文学家”可以“改造”“人的灵魂”的谬论，驳斥道：“我的灵魂要靠那些文学家改造？我不承认!”在这场激战 中，江青是一员冲锋陷阵、奋勇当先的闯将。
刘少奇极力鼓吹“老戏很有教育意义。”把极力美化封建地主大走狗黄天霸之流的《恶虎村》鼓吹为“改得好的剧目”。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还“指示”京剧院让反动“权威”给外国人演《野猪林》。
江青旗帜鲜明地说：“不能演老戏”，“我对这些戏决绝了。”
邓小平大耍反革命两面派说：“新戏好的不多，还是老戏 吧……戏剧改革我举双手赞成，但我就是不爱听。”
彭真到一九六六年三月还让演员到他家里从下午到深夜录制二十多套旧戏唱片。
江青尖锐地指出，“解放十几年 了还是演地主头子、地主婆不可耻吗 ”“十几年功夫还搞古时的感情，是个立场问题。”并厉声质问：“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
请同志们想一想，难道这仅仅是改革一两出旧戏的问题吗？ 难道仅仅是戏曲界的学术争论吗 不!这是向旧世界旧文化的宣战，是一空前激烈的文艺领域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战。
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冲锋陷阵的闯将。
早在三十年代，江青就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和毛主席的伟大战友鲁迅一起，并肩战斗，对那些文坛鬼魅，遗老遗少，向那些形形色色的叭儿狗周杨、王实味们向王明为首的投降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在延安时，江青同志就进行过京剧(当时叫平剧)革命的大胆尝试，演出过《平型关》。
可是，也就从那时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江青一直怀恨在 心．他们说什么“抗日战争的京剧，把日本人，老百姓都戏剧化了。……在台上拿了大刀打日本人，这当然是一条错误的路，要加以否定的。”刘少奇直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还叫嚣“宣传封建，不怕，”主张开演那个宣扬叛徒哲学的《四郎探母》以及宣扬封建帝王糜烂色情生活的《梅龙镇》。
正是在他们的包庇和纵恿下， “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
江青高举毛主席文艺革命路线的旗帜，向这条资产 阶级文艺黑线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斗争，坚决要把这种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愎历史的面目。
孔老二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出自于《论语》。完整表述见于《论语·第十七章·阳货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何谓《女子》？朱熹《论语集注》将“小人”解为“仆隶下人”，将“女子”解为“臣妾”，即帝皇将相权贵阶级家里的女仆与男仆。
何谓《小人》？《小人》即是：阴私满腔，与君子恰好相反之人，论语里称这类人为《小人》。
何谓《小人》？作者: 余秋雨有对《小人》的综合描述：
《小人》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
此不能不由衷地佩服起孔老夫子和其它先秦哲学家来了，他们那么早就浓浓地划出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诚然，这两个概念有点模糊，互相间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弹性，但后世大量新创立的社会范畴都未能完全地取代这种古典划分。孔夫子提供这个划分当然是为了弘扬君子、提防小人。
而有关《小人》的话题，孔老二说得很多，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意。
例如：“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是就身份地位而言小人的，似与德行无关。按《论语》集注的解释，“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说他们像“女子”（富贵人家之“妾”）一样“难养”，因为与他们太接近了，他们就会没大没小；与他们太疏远了，他们又会怨恨于你。所以，孔老夫子主张“庄以莅之，慈以畜之”。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是就道德品行而言小人的，似与身份无关。孔老二在这个层面上说小人，都与君子相对。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此等等。君子与小人之分野，核心都在“君子喻于义”而“小人喻于利”。所以，大凡结党营私，勾心斗角，得志便猖狂之人，大凡溜须拍马、两面三刀、看风而使舵之人，历来都被正派人视为“小人”。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话也是孔老二说的。仁与不仁原是关系到礼乐存废之大事。仁者有德，那么，不仁就是缺德，不仁之人就是小人，从此言看却是未必。《论语》集注说：“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间，心不正焉，则未免为不仁也。”富贵为君子的不仁，只在一念之差，不仁了也依然是君子；贫贱为小人的却永远都是不道德的。这样一来，就将身份与德行合二为一了。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无论是结党营私，勾心斗角，还是溜须拍马、两面三刀，权势人物哪一样不比“仆隶下人”玩得熟稔？！
在《经典杂文》上读到余姓名人的《小人》一文。前半篇转述一则在杂志上看到的欧洲的往事——“不久前刚搬到村子里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个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由于“她不负责任的窃窃私语”，使一个“数百年来亲如一家的和睦村庄”的“邻里关系突然产生了无穷麻烦”。余先生说：“对于这样的女人，我们所能给予的还是那个词汇：小人。”他还认为，“惹不起，总躲得起”这句话，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对于“小人”概念的这种图解，倒也暗合了孔老二说的那句话：“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看来余先生也是把“小人”定格于“仆隶下人”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孔老夫子一脉相承。
原先弄不清那位“巡警的妻子”怎么会使余先生如此激情澎湃，声嘶力竭，读完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所谓的“小人”暗指 “长久地缠着”他“打所谓名人官司”的那“几个很想成名的人”。但他没有意识到：名人备受关注，每一个毛孔都是被放大的，既容易受赞颂，也容易被挑剔。只想受人之赞颂而不想被人挑剔，乃是一厢情愿。
余先生是在上层中混的人，什么人物都见过的，如果对权势人物中的那些或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或溜须拍马、两面三刀的小人能够如此疾恶如仇，可谓大义凛然，令人肃然起敬。对付“几个很想成名的人”还要如此大动干戈，却是有失名人的身份。你瞧人家孔老二，对他认为很难弄的“女子与小人”，也还主张“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呢。
在这一点上，看来余先生是远不如孔老二来得大度了。
孔老二是工农的敌人富贵的恩人：孔老二是几千年来旧中国一切四旧理论的师表，社会上黑恶势力的灵魂，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社会里，以及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特色社会中，孔老二还很像是一个“不倒翁”，在民国抗日战争时连日寇汉奸也要利用孔老二做“傀儡”。而如今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特色社会中，孔老二己被送出国当外国人的鬼师祖了。而形形式式的特色中国的尊孔者，派别非常复杂，花样愈来愈多，有为纲常礼教者，三纲五伦，有劝西洋人也来信奉孔老二礼教。有使孔学西洋化时代化的，引诱青年来信仰孔老二的。
中国自有儒家孔老二以来，以“反孔”见称者，在周有墨子、庄子、韩非，在汉有王充，在魏有嵇康，在明有李贽，在清有汪士铎，在民国有陈独秀、吴虞、李大钊、鲁迅、易坤、闻一多·······诸先生，尤以王充、李贽、陈独秀、吴虞四人不失为有名的健将。而晚年非常尊孔的梁启超、章炳麟，在清末也曾剧烈反孔过。
孔老二是工农的敌人、富贵的恩人。
孔老二的儒家思想不利于劳动者生产者，而大利于有闲者享乐者。
例如樊迟请学稼学圃，竟被孔丘痛斥为“小人”（详见《论语》第十三）；又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同上第十四）这是以农民为恶人的。而一般从事农耕者，亦讥笑孔丘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详见同上第十八）。以上是孔丘和劳动生产的不两立。
古代学者的讲究衣、食、行等，衣、食、行等的贵族化，似乎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孔丘，孔丘的圣，原来只是圣于贵族生活：第一，在食方面，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朱注：食音嗣，饭也。精，凿也。牛羊与鱼之腥，聂而切之为脍，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食馇（饭伤热湿也）而锔（味变也），鱼馁（鱼烂）而肉败（肉腐），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烹调生熟之节也）不食，不时（五谷不时，果实半熟之类）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买也，恐不清洁）······（详见同上第十及朱熹集注）
在衣方面，如：当暑，袗（单也）稀绤（葛之精者曰稀，粗者曰络），必表而出之（谓先著衣，表缔络而出之于外）。缁（黑色）衣羔裘（用黑羊皮），素衣麑裘（鹿子色白），黄衣狐裘（狐色黄）。亵裘长，短右袂（长欲其温；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寝衣，长一身又半（其半盖以覆足）。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适体），去丧无所不佩（无故，玉不去身，觞砺之属，亦皆佩也）。······斋，必有明衣，布（斋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以布为之）。（同上）
在行方面：如孔丘说：吾不徒行，……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同上第十一）“徒行”就是自己走路。他出门必使学生御车，所以做他的学生，儿乎等于做他的义务车夫。
又连睡觉乘车，也大讲礼仪：《论语》第十：“寝不尸（尸谓偃卧似死人也）。”“升车必正立执绥（绥，挽以上车之索也）。车中，不内顾（回视也），不疾言，不亲指。”
真是会做花样，闲得无聊！以上是孔丘和刻苦俭约的不两立。
他如孟轲更明白地主张对立阶级为天经地义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上》）殊不知到了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时代出现，竟却会反而由“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而到没有君子野人的阶级对立。
不利于不得志的人民，而大利于得志的士夫。
孔丘对于君主以下，又分种种等级，如和下大夫说话，便刚直；和上大夫说话，便和悦（《论语》第十）。连看见大夫也要做出“上”“下”两副面孔；他先饭黍而后啖桃（详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连食物也要分为“贵”“贱”各个等级。这种贵族念头，势利态度，真是无以复加。他还主张“君子畏大人”（《论语》第十六），反对“居下讪上”（同上第十七）。
所以后人，地位愈高，生活愈好，便愈喜欢孔学；反之，愈被压迫，愈不得志，便愈痛恨孔学。甚至同是一人，也会前后不同。吴虞说得最好：“章炳麟《诸子学说略说》，攻孔子最有力；其《訄书》并引日本远藤隆吉“支那有孔子，为支那祸本＇之言。梁启超《新民丛报》攻孔子诛少正卯，以为吾国历史之最大污点。孔丘在《易传·系辞》上明说：“崇高莫大乎富贵”；反之，“卑下莫小乎贫贱”，也就可以想见了。所以孔学是富贵者的恩人，贫贱者的敌人。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
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
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
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
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
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鲜明的希望农奴解放的阶级立场、开明的宗教政策，亮明我们的态度，坚决打击农奴主阶级及其走狗）
《关于西藏平叛》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1）鲜明的阶级立场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鲜明的希望农奴解放的阶级立场、开明的宗教政策，亮明我们的态度，坚决打击农奴主阶级及其走狗）
（2）注意斗争策略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团结多数，孤立少数）
（3）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的要求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有利于团结多数、社会稳定）
（4）说明事实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用事实说话）
（5）解决办法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政治诚意）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可见阶级斗争）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争取政治主动）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坚持群众路线)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争取群众基础和治病救人、尽可能做到仁至义尽）
（6）进一步展现政治诚意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有理有利有节，掌握政治主动权）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已经留有充分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