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让今天的疆独藏独各独坐大
胡耀邦是使今天新疆西藏独立势力坐大的始作俑者
总体而言，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国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义基本翻不起什么大浪，而且那里曾作为我国战略纵深的大后方进行过重点建设，如我们著名原子弹研发基地马兰基地就是在南疆。
后来个别中央领导对民族分裂势力没有意识到严重性，政策比较宽松，甚至是绥靖纵容，结果慢慢就演变到90年代以后的恐怖活动。认真反思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
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政府治理新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很多地方确实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政策。今天，“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志执政时期，曾制定了一个对中华民族贻害无穷的“新疆六条”（当然，如果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新疆六条”和胡耀邦同志身上，也有失偏颇。因为我们的执政方式是集体领导，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现实，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毕竟他是始作俑者）。
大致内容是：充分自治；修养生息；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于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复新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进疆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等（同样的政策也用于西藏）。
一时间，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大规模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结果是新疆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民族矛盾愈来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系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维吾尔在内的穆斯林民众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汉族民众的拥护，很多政策实际损害了全体新疆民众的共同利益。
胡耀帮等大概以为只要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会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维护国家统一。其实，这完全是一厢情愿。事实上，很多维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
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大家想想，要怎样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分析“新疆六条”的失误，主要产生了以下的严重恶果：动摇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权基础。“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权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置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这种政策也未能增加维族人对汉族的好感，
尤其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正在制造一个个包袱。如，下岗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需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
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与。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把手”必须是维族人的规定，则直接导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权基础的动摇。
胡耀邦执政时曾讲过：少数民族地区应该由该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权力，新疆军区、北疆军区、南疆军区和各地军分区的“一把手”都换成维族人，各地、州、市的领导班子也要向民族同志靠拢。所有这些言论和据此形成的政策，都无形中加剧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落到实处的地方，汉族干部不满意；没落到实处的地方，维族同胞有意见），也从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
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在平暴的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必须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结果无辜牺牲了很多战士。
在巴仁乡平暴时，一位战士因为迟迟没接到开枪的命令，手持着压满子弹的冲锋枪却被暴徒活活砍杀，死不瞑目。实际上，很多时候维族领导总是有意无意地偏袒维族，使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使中央的政令权威大大降低。
损害了新疆汉民族的基本生存权利。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说法，目前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虽然有点过分，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
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害的却是基本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
据来自新疆的汉族群众反映，目前在新疆，汉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了一件血案，一汉族女大学生因保护妹妹免受一维族流氓侵害，结果被当场刺死。最后，虽然凶犯被抓捕审判了，但却是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两年徒刑完事。
还是在新疆的喀什市，两名汉族妇女只因为嫌一个维族肉贩的羊肉质量不好，就遭到那个维族人的疯狂追杀，路边五六个无辜的汉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电话报警，可是巴扎内看守公用电话的维族人就是不让打，报案人直到跑出巴扎才找到电话报警。110接警后赶到现场，一个刚刚工作一年半的汉族警察上前制止时，被其一刀捅入心脏，当场牺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伤，其后又有两三人被刺伤。如果按110出警条例，警察遇到这种情况，本应立即执法，可是在新疆，对待穆斯林，警察却没有这个权力！法律在执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况普通汉族百姓！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汉族同胞却在法律面前低人一等地生活着。
纵容了分裂文化的复兴。每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狭隘、自我的一面，中华民族有56个成员，如果个个都无视国家民族大义，过分强调特殊性、强调自我发展，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和谐的大家庭。
因此，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观地对待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
胡耀邦等最大的失误，就是让一部分有损于民族团结的维族文化放纵发展。1980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纷纷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
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
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
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拍拍脑袋就想当然地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
更让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1971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推行的文字改革。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虽然还可以继续以别的形式开展，但却已经不太容易。
胡耀邦等人，靠着“拍脑门”，天真地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同胞示好，结果搬起石头砸了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脚，更贻害给后来的继任者。
就因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为“胡乱邦”(《天葬》，王力雄)。
而维吾尔人对这些政策也丝毫不领情：“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后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其意很明显，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
当然，造成“东突”组织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误外，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比如，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等，但胡乱邦失误的民族政策确实难辞其咎。如果说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是恐怖产生的根源，官员的腐败是恐怖发生的导火索，那么失误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变的催化剂。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
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
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
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
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
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鲜明的希望农奴解放的阶级立场、开明的宗教政策，亮明我们的态度，坚决打击农奴主阶级及其走狗）
《关于西藏平叛》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1）鲜明的阶级立场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鲜明的希望农奴解放的阶级立场、开明的宗教政策，亮明我们的态度，坚决打击农奴主阶级及其走狗）
（2）注意斗争策略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团结多数，孤立少数）
（3）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的要求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有利于团结多数、社会稳定）
（4）说明事实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用事实说话）
（5）解决办法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政治诚意）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可见阶级斗争）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争取政治主动）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坚持群众路线)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争取群众基础和治病救人、尽可能做到仁至义尽）
（6）进一步展现政治诚意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有理有利有节，掌握政治主动权）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已经留有充分余地）。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1）阶级立场——废除农奴主的剥削制度
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坚持群众路线）
（2）已经注意了斗争策略
索康、帕拉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他们先叛乱，掌握政治主动权的就是我们）
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人民独立自主的枪杆子）
（3）具体稳定局势的斗争艺术
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禅:我认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至于怎样改革，周总理曾经讲过，要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进行。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建议你们在北京同民委和张经武同志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萨以后，再更具体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斗争策略）
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民主建国会的人。他们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习惯了，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没有四面出击）
除了资本家，还有民主人士，过去国民党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刘文辉那样的大地主，只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上层人士，我们绝不会丢掉他们，也不会暂时同他们合作将来不要他们。对全国所有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我们都是团结的政策。道理很简单，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对全国人民有利。（发展进步实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这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会议比起来，这两个会特别是政协会议增加了好多人，参加的人的范围扩大了。有些人我们还准备继续安排进去。
你们和索康他们不同，采取了同他们相反的政治态度。索康等到过北京，我见过他们。这些人和英国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经陷在里边了，一心想搞独立。他们计划很久了，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据地就是他们计划的。（做好最困难的准备，预见力，知己知彼）这也是为着准备退路，准备叛乱失败后，他们好从那里跑。
他们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我们知道。他们要叛乱，我们也知道。过去他们闹事，我们没有去平息，请他们平息，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我记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经有过一个风潮，那时他们就想搞叛乱。铁棒喇嘛要进城，我就说，让他们进城，要打就让他们打。这次西康的叛乱分子进城，铁棒喇嘛进城，我们的态度是要干就干。有什么办法呢?每天同他们讲和，他们不干嘛!两种对立的政治态度嘛!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你们和他们不同，站在我们方面。还有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
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农民，藏语怎么讲?(翻译:藏语叫“米赛”。)米赛起来斗你们，你们怕不怕?只要你们站在人民方面，我们可以给米赛讲清楚，不要斗了。刘文辉就没有斗。我们可以叫米赛顾全大局，不要算历史上的旧账。这样可以使许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斗一下，很难说。我们把你们当作左派，你们可以劝中间派，告诉他们世界要变，要他们对米赛的态度好一点。他们这样做有三条好处: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于被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
（4）制度改革和特殊地域信仰等等问题
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米赛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循序渐进）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青海有个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个庙被群众砸了，干部去阻止，群众同干部还起了冲突。其他地方的寺庙，我们都保护下来了。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庙，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要砸，我从那里经过，给制止了。现在，被砸过的寺庙，当地人民政府正在组织重修。（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宗教政策）
你们在精神上要有准备。改革以后，有一个时期喇嘛可能要减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们不是不信佛教了。当然年老的还是愿意留在寺庙。你们要把工作范围放广大一点，在寺庙和不在寺庙的佛教徒都是归你们领导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上次来北京时，我同他谈过话，谈得很好。他向我保证，回去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但看来他还是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在他下面的索康、赤江、帕拉这些人都是很坏的。达赖有那样一个很不好的环境。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对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他能够想到，他离开西藏、离开人民、离开祖国之后，下面的文章不好做。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就流露了这个思想。（给进步势力充分信任、在和顽固势力斗争中充分留有余地、争取最小的损失）
（5）继续展现政治诚意，充分留有余地
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显示充分的诚意）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保留他们的生命，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更有利于争取政治主动）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他们是叛国分子。你们要同阿旺嘉措、喜饶嘉措、黄正清等很好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
（6）西藏发展问题等各方面事务安排
西藏工委和军区的全部工作经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不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开支。西藏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西藏还是要收税的，谿卡、宗、基恰和自治区政府的经费要由人民来维持。（经济援助）
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全国各地你们都可以参观，有的人可以先回去，有的人可以迟一些回去。总之，国家年年在变化，发展很大。今年是建国十周年，再有十年，会建设得更好一些。
你们是国家干部，不要只管西藏的事，也要关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兰州的事，关心全国的事。你们在中央有职务，经常工作在西藏，以后可以经常来北京，来一次不要久住，几个礼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来。
达赖对我们的同志说，他担心他的生命有危险。他对陈毅同志说，他主要怕的是索康和帕拉。达赖知道，共产党不会整死他。他怕索康，因为索康等人把他的父亲毒死了。有他们这些人，达赖的生命是没有保证的。（充分展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新华社
第1版，专栏：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新华社政治记者
新华社20日讯 本社政治记者评论：4月18日在提斯浦尔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
不顾中国是由汉族、藏族、蒙族、维吾尔族等几十个民族形成的统一国家的事实，这个声明一开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谓“独立”。
事实上，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是在过去由十三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几百年间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陆续规定的，甚至达赖喇嘛的称号、地位和职权，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规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这个声明从所谓西藏独立开始，证明了声明的起草者反映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志，而根本反对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1951年协议一开始就确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声明却没有一句话说到这一点。只是这个事实，就使得声明所谓原西藏地方政府“尽最大力量来遵守十七条协议”的话，无法令人置信。
这个声明硬说，1951年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造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西藏政府没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权力，关于一切重要问题的决定都是由中国当局作出的”。
事实真相是这样：这一协议，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从1951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经过多次谈判和充分协商然后达成的。达赖喇嘛在协议签订后的1951年10月间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曾说到这个协议是“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达成的，并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后，完全忠实地履行十七条协议。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均未予以变更；各级僧俗官员照常供职；宗教活动和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都受到尊重；藏钞也继续流通。协议中规定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藏军应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一直没有进行。
到1956年底，中央还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1962年以前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一句话，在过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没有那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负责进行。中央为了根据宪法在西藏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在1956年4月间成立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这个筹备委员会之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正是由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因为他们根本不要区域自治，他们要的是帝国主义者所要的“西藏独立”。他们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十七条协议，从指使康巴叛匪骚扰一直到他们自己在3月10日这个日子公开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
这个声明没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条协议的事实，也没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违背十七条协议的事实。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实，是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原西康地方叛乱的平定。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属于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后来是属于四川省。人们知道，正是在1955年夏季，达赖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毕返藏道经四川的时候，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迫不及待，阴谋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举行叛乱。
他们的企图是以康巴叛乱为前线，掩护西藏本区驱汉独立。他们高估了康巴人的战斗力和地形的险阻。所以他们迅即决策，以为煽动康巴人首先叛乱是大为得计的。事实与他们的设想相反，这个叛乱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乱的战斗中当然会死一些人，损坏一些建筑物，这必须由叛乱者首先是叛乱的指使者负责。
除此以外，根本没有所谓许多喇嘛被杀、许多寺院被摧毁的事。这个声明举出根本不属于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乱来攻击中央人民政府违反十七条协议，不但反证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这一协议，而且恰恰证明了西藏叛乱集团正是康巴叛乱的指挥者。
这个声明在谈到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时也是歪曲事实的。大家知道，3月10日是发动叛乱的日期。
叛乱集团选定这个日期，是因为达赖喇嘛自己决定在这一天到西藏军区礼堂去看文艺表演，而看这次文艺表演的要求也是达赖喇嘛自己在一个月以前提出的。声明不敢直接否认这个事实，故意含混地说什么达赖喇嘛“同意”去看文艺表演，而3月10日这个日期又说是“突然规定”的，是谁规定的，声明可不敢讲。但是，达赖喇嘛在3月11日给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信中说得很清楚，“
昨天（指3月10日）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声明避而不谈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证明了写这个声明的人不敢面对事实。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3月17日以前就向拉萨和西藏增援，以及“3月17日，迫击炮朝着罗布林卡宫打了两三炮”，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编造谎言的人给自己预先开了一道后门：“幸而炮弹都落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去了”！但是，解放军既然要进攻，为什么偏偏只打两三发炮弹，而且在打进了池塘以后，就不多打一发呢？
声明中关于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说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说，“顾问们认识到对于达赖喇嘛人身的危险，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对达赖喇嘛、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他的高级官员来说，离开拉萨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了。”
这一段话表明，并不是达赖喇嘛本人而是所谓“顾问们”认识到要离开拉萨。这是关于达赖喇嘛被劫出拉萨的真相的无法掩饰的流露。
达赖喇嘛3月11日的信中曾说到“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
3月12日的信中又说，“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
这说明3月10日以后达赖喇嘛是被叛乱武装包围起来，并在3月17日被劫走的。声明不敢否认这些事实，使所谓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萨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云云，成为一种显然的欺人之谈。
声明中有种种迹象使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
第一，声明的内容同达赖喇嘛本人过去八年中所发表的许多谈话和文章，直到3月10日叛乱发生后达赖喇嘛的三封亲笔信，完全违反。甚至1956年达赖喇嘛在印度被反动分子包围的时候，他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也决没有表示过这次声明中那种分裂祖国而迎合外国侵略者的观点。
第二，这个声明是以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的形式发表的，可是在声明中却找不到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称的“他”字，这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某种欧洲文体或准欧洲文体。
声明中的某些观念和词句也是外国的，例如所谓“中国的宗主权”的说法，就是英帝国主义首创的，英国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的掩护下进行的。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字样。
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采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简直卿卿我我，难舍难分。声明中的有些词句，同最近某些外国的报刊和政治家谈到西藏叛乱事件时的词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国的汉人是不同的”、达赖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领袖”，等等。从以上的情况看来，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而是别人强加于达赖喇嘛的。
这个声明说了一个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汉人不同。这个真理适用于蒙古人、满人、维吾尔人、回人、在广西的僮人、南方几省的苗人和瑶人以及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他们都不同于汉人。
但是所有这些少数民族并没有要求独立，他们都在祖国的大家庭内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西藏在近几百年的历史中，从来不是独立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是个独立国，同西藏发生外交关系。现在忽然说要独立了。所谓独立也者，实际上就是要使西藏变为外国的殖民地或者保护国。
在目前发表这样一个被称为达赖喇嘛声明的文件，大谈其所谓西藏独立，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企图把达赖喇嘛置于同祖国敌对的地位，堵塞达赖喇嘛重返祖国怀抱的道路呢？这是不是企图造成一种形势，迫使印度政府允许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呢？
北京的观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尔发表的声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认清西藏叛国分子的真面目以外，对于西藏的局势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声明中说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而不再流血”。
这个希望倒是切合实际的。一个多月以前爆发的叛乱不要很久就会结束。人民解放军部队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萨地区的叛乱，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鲁藏布江以南地区的叛乱集团。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在平叛战斗中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在过去几天中已经控制了喜马拉雅山北部我国的全部国境线。只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乱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战斗中，当地的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军这一边。被裹胁的分子纷纷脱离叛匪队伍，回家生产。不但流血将成为过去，而且落后、黑暗、残酷的旧西藏也将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