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小鬼子南北剿杀中国人

蒋介石和小鬼子南北剿杀中国人






蒋介石在中华民国的南方井岗山地区剿杀中国人，而日本小鬼子在中华民国的北方东北地区剿杀中国人。南北呼应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华民国和如今的加沙地区有何区别？

一部分从东逃出来的人如是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 爹娘啊 》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而大部分留在东北地区的《俺们》怎么样？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东北期间，日本的“关东军”三个字极具恐怖色彩以及恶魔味道。《九一八事变》时自日本侵略者占领旅顺港口之后，就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白山黑水，大好河山，惨遭凌虐。是日本列强侵华以及犯下反人类罪的铁证，其野蛮与残忍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强夺邻邦，残害人命者，竟然如此得意忘形，肆无忌惮，善良而弱小的无辜民族，却反倒陷入这样的困境？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滥杀无辜、发动惨无人道的恐怖大屠杀。恐怖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常用的、侵害人权的残忍手段。1894年11月，日军侵占旅顺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日军不分军人和平民男女老幼，见人就杀。时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承认，“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在这场大屠杀中，中国百姓遇难人数多达6万，旅顺城里仅存活36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遭到了世界舆论的谴责。美国有刊物评论称，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着野蛮筋骨的怪兽。1919年3月，日本军警屠杀参加反抗殖民统治“三一独立运动”的朝鲜民众7000多人。1928年5月3日，日军侵入山东济南大肆杀戮多达千余人，制造了“济南惨案”。1932年9月，日军在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村大肆屠杀3000余名无辜民众。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1937年9月到11月，日军在山西省天镇县、灵丘县、朔县、宁武县和太原市血腥屠杀平民约2.17万人。类似的恐怖大屠杀惨案贯穿日本侵略战争的全过程，是日军侵犯人权的普遍暴行。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侵略战争所做的铺垫、所有围绕战争而展开的阴谋诡计以及随后悍然发动的战争，其最终目的只能是无耻的掠夺。《日军5个月内掠走200亿》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有一份1931年11月24日北陵公园的损失报告：“北陵别墅内有物品、花木、梅花鹿50余只，于日前均经日本官兵用数辆汽车运载一空。刻仍有日人入园收拾零碎，不敢阻止。”不止东北边防长官公署、东三省兵工厂、航空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去处被洗劫一空，即公共游乐场所、一般商号、手工作坊及平民百姓皆不能幸免。据不完全统计，只在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期间，短短5个月，辽宁地区所遭受之经济损失，以当时现大洋价格计，即达200亿元以上。

说到旅顺“万忠墓”，非常感慨并纠结于一件事，即同胞死难，为什么并未警醒国人，而令无辜同胞“枉死”，以至于43年之后，再次发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甲午战败，中国割地赔款，而知其事者或仅限于掀起“公车上书”事件的那些书生，为什么不能敌忾同仇？国家贫弱，苦难频仍，今日的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王珍仁副馆长说，爱国主义教育一定要落到实处，长抓不懈，万不能因今日之富强而忘记曾经苦难的历史。

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在侵略和殖民中国及亚洲各国期间，人体实验、使用化学武器、大屠杀、强迫劳动、性奴隶政策、杀戮无辜、任意逮捕与滥施酷刑等侵犯人权暴行触目惊心。尤其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常以所谓“事变”为借口，规避国际战争法规，蓄意大规模屠杀中国等亚洲各国军民，制造了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

侵华日军公然实施恐怖的毒气战、细菌战和活体试验，导致大量军民伤亡。毒气战早在19世纪末就被国际社会所禁止，但侵华日军组建毒气战实战部队，频繁在中国使用毒气战。侵华日军在其《日中战争化学战例集》中详细记录了从1937年7月到1942年11月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进行的56例毒气战战例。如，1940年2月，日军向山西翼城县仪门村发射毒气弹，致使村民500余人中毒。1942年5月，日军在河北定县北疃村对躲入地道的民众释放毒气，导致800多人中毒死亡。

同时，侵华日军悍然进行罪恶的细菌战和残忍的活体试验。美国历史学者哈里斯在《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中指出：“日本在对华占领期间，事实上把满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的实验室”。日军第1855细菌作战部队于1938年至1944年间在华北地区进行细菌战70余次，致使中国军民染病死亡达数十万人。日军惨无人道地用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毒气战试验及训练。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本部的实验室里进行大量的细菌感染、冻伤和压力试验等活体试验。日本战犯川岛清在1949年苏联伯力审判中供认，从1941年到战争结束，日军“731部队每年用于活体实验的人数为400至600人”。

日军推行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强奸和性奴役犯罪极为凶残。从军“慰安妇”的设置是二战时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为完成侵略亚洲的战争而推行的一种军队性奴隶制度。被诱骗和强迫的“慰安妇”来自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荷兰等国家和地区。

日本政府和军部参与了“慰安妇”从征集、管理到“慰安所”运作的全过程。直接推行“慰安妇”制度的是日军军部，保存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有关档案可以证明。《陆支密大日记》是记载日本陆军省和中国派遣部队之间的机要文书。其中，1938年3月4日第75号《关于军队慰安所从业妇募集之件》中显示：“慰安妇”“募集工作由派遣军统一领导，选用适当的人负责”。日军征集“慰安妇”主要途径是使用暴力强行掳掠侵略当地妇女，或设下各种圈套加以诱骗，沦为日军性奴隶的妇女超过20万人。日本侵华战争的性暴力犯罪空前残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队有组织的集体犯罪，也是日本的国家犯罪。

日军强掳中国等亚洲各国劳工和奴役战俘，导致大量人员悲惨伤亡。日本侵略战争期间，把战俘和强掳平民送进矿山、铁路、军事工程做苦工，这些人在集中营中遭受虐待而大批死亡。1943年，日军强迫十几万东南亚人和6万多名盟军战俘修建泰缅铁路，其中，10万名东南亚劳工和1万名战俘因日军虐待及过度劳累等原因而死亡。1935年至1945年8月，日军共强征、役使中国劳工总数约1500余万人，其中高达29%的劳工因恶劣的生活条件、超强度劳动和恶性工伤事故致死。尤其是在煤矿、铁矿等行业，日本占领当局实行野蛮的以人换煤铁的“人肉开采”政策，有的用工死亡率高达55%，中国多地发现被残酷奴役和秘密屠杀而造成的“万人坑”。

日本还押解战俘及亚洲国家平民到日本国内及占领区从事繁重劳动。1939年至1944年， 掳掠到日本本土、南洋群岛等地的朝鲜半岛劳工多达656137人。根据日本东条内阁于1942年11月做出的《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仅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就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169批，共41758人。这些劳工在日本国内各企业和宪兵警察的统治下受尽折磨和摧残，许多人被虐待虐杀。“花冈惨案”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典型案例。

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日本侵华期间，仅东北地区就有不下200万劳工被折磨致死。华工被迫害致死后，被扔进山沟和乱石坑。已发现的万人坑就有80多处，埋有劳工尸骨70多万具。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到3500万人以上。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而蒋介石在中华民国的南方井岗山地区剿杀中国人

而蒋介石在中华民国的南方井岗山地区剿杀中国人：

日本入侵东北时，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纠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苏区。蒋介石亲任“剿总"司令，兵分四路压向中央苏区。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第2、第3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作为此次“围剿”中央苏区的主力。其第1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2路军6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作为北路军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今抚州）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3路军在第1、第2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2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3个师位于临川（今抚州）附近。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5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等地，支援作战。

1930年至1932年6月，国民政府四次对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根据地中央苏区“围剿”。1933年初，日军加紧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同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中央苏区及其周边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蒋介石围剿井岗期间，为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蒋介石的国军和蓝衣社别动队在苏区执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三光”烧杀政策，多次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屠杀。一个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后被焚烧九次。

1933年，江西省人口数为1930万，到1936年只剩1370万[3]，扣除因战争死亡和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人，被国军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有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有100多万。返乡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名目众多的民团，如“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疯狂报复苏区人民。国民政府的报告书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介石的国军在苏区屠杀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的手段非常残忍，有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上至80岁老人，下至3岁儿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婴儿被蒋介石的国军士兵活活撕成两半；有群众被蒋介石的国军士兵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妇女被蒋介石的国军士兵轮奸割乳，然后杀死。

从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浙东警备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并逮捕报社社长。随后又扣押市党部、市总工会领导人，拉开了浙江“清党”的序幕，到这一年结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杀。“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

[yongbing1993]

《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的张楊







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共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称少帅。

杨虎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将领。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共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

1935年秋，正值日本关东军入侵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时，蒋介石将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入中国西北部去剿共，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剿共战役中损兵折将。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匪总司令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延安之红军。蒋介石再次推荐张学良到“剿共”第一线，并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介石之总司令职务。到了西北后，张学良统辖军队除调到陕甘近20万东北军外，还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军队有3万人，宁夏马鸿逵部有2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万馀人。将近30万人来延安地区围剿屠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1935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红二十五军在劳山伏击南下之东北军，歼灭王以哲之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一〇师2个团和师部，师长何立中战死。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会同陕、甘、宁、晋、绥等省武装，又对陕甘红军第三次“围剿”。10月25日，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在鄜县榆林桥与红十五军团遭遇，经5小时激战，东北军死伤300馀人，被俘1,800馀人（包括团长高福源）。至此，红军分割王以哲之第六十七军在洛川、甘泉、肤施。

1935年11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12月，张学良在南京开完会后，曾到上海找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负责人联系，又找杜重远商谈抗日救国之道。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杜和宋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央联系之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学良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到张学良要急于找共产党之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学良。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认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之文件，调查张学良的历史、为人处事之特点。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战役中被俘之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到王以哲军部驻地洛川。王以哲听了高福源报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报告张学良。1月初，张学良刚从上海回到西安，正急于找到中国共产党。张学良得到电报后就飞到洛川会见高福源。2月26日，张学良原来打算亲自参加会谈，因临时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局部合作问题，重大问题由张学良回来谈。经过两天谈判后，于2月28日达成几条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三、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安全之责。四、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之部队换防。

3月2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当日即亲自驾机飞到洛川和李克农会谈；会谈一开始，张学良即表示已听过王以哲、赵镇藩之报告，完全赞同双方之口头协议，并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请李克农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之看法。张学良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主张，但他提出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他认为国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须联蒋。

二、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

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

四、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

双方商定：

一、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赴苏路线，张学良答应他可与新疆之盛世才商量。

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张学良给以名义掩护。

最后，张学良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一次，地点在肤施，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表示，立即向中央报告。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学良：“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学良很高兴，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把刘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之东楼内。

张、杨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几乎天天把中央军胡宗南等部进剿路线、行止时间电告彭德怀。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取得消灭胡宗南一个多旅之胜利。11月27日，张学良给蒋一份“请缨抗敌书”，遭到蒋拒绝。

1933年5月，杨虎城和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曾派参谋武志平（中共秘密党员）到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商谈订立“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之密约；双方根据这一密约，互不侵犯达两年之久。

1935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亲笔信到西安与杨商谈合作；中旬，杨和汪谈话，双方确定联合抗日之原则；下旬，北方局派负责人王世英到西安，与杨反复商谈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当时的张学良，正为陕北“剿共”失利，受到蒋介石的斥责而大为苦恼。后来，他到上海探望进步人士杜重远，倾吐了心中的苦闷。杜建议张与杨合作，并向他指出：出路就在西北。

在延安，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正在研究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的军事部署，李克农回来报告张学良希望与中共接触、杨虎城完全同意《八一宣言》主张的消息。

毛主席决定派人与杨虎城联系。张、杨回到西安后，中共上海地下党通过杜重远和李杜介绍丁力到张学良处。这时，杨虎城也秘密会见了毛主席派来的人，并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信。

蒋介石安插西北“剿总”的特务一直注意张、杨的活动，密报南京。

东北军高福源团长被我俘虏后，深受共产党抗日救国伟大方针的感召，表示要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一天，张学良接到东北军王以哲军长的电话报告，中共派李克农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去洛阳王以哲军部会见了李克农。事后，李克农向毛主席等领导汇报了张学良要求见中央领导的意见。毛主席决定派周恩来在延安与张进一步会谈。

“延安会谈”达成共产党与东北军停火的协议，张学良还表示要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抓了张学良的赵副官，想弄清张飞往延安的内幕，但赵副官被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执法队搭救脱身。张学良为这事怒火中烧，下令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丁力建议张给南京发电报，了却此事。张、杨于此事中以诚相见，终于携起手来。南京蒋介石接到张学良关于抄西安省党部请求“处分”的电报，被迫表示“不予追究”。

1935年10月22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从洛阳转抵西安，下榻临潼的华清池。张、杨主动求见，以探虚实。杨已察觉蒋来意不善。当蒋约张个别见面时，蒋谴责张学良辜负了他的器重。张则不断苦谏，被蒋拒绝，蒋严令张、杨全力“剿共”，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此时，西安上万学生冲出中山门前来临潼请愿，蒋命令宪兵团对学生“格杀勿论”。一场血腥的屠杀即将发生。张学良赶到，力劝学生保持镇静，并保证以实际行动，答应学生的请求。

12月12日，张、杨被迫对蒋实行“兵谏”，在西安、临潼两地同时进行。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活捉了蒋介石。

张、杨互祝成功并决定一方面以“八项主张”通电全国，一方面邀请共产党来西安共商解决事变。蒋被活捉的消息传到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与日本大使密谈后，以“拯救委座”为名，准备轰炸西安。宋美龄坚决反对，并戳穿了何企图取代蒋的阴谋。中共中央接受张、杨的邀请，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周恩来对张、杨全面阐述了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方针，又亲自面见蒋介石，不仅向他分析了中国国难当关头的局面，并且揭露了何应钦的灭蒋野心，蒋才不得不考虑何去何从。在中共和张、杨以及宋氏兄妹的三方面会谈中，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但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少壮军官得知张、杨同意在蒋不履行签字手续的情况下放蒋回南京，写了“抗议书”，表示誓死反对。张学良看到“抗议书”后，匆匆亲自送蒋回南京，当周恩来获知这一消息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离开地面，周恩来对此深感遗憾。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的华清池发动“兵谏”，扣押了正在度假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以迫使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后蒋介石被带到西安软禁，直到1936年12月25日被释放。

事变经过：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并且在西安逮捕了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

目的：张学良、杨虎城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被俘》：活捉蒋介石。蒋介石被扣押在西安，史称《西安事变》。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劝说，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进行谈判。

结果：在周恩来等人的斡旋和各界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前往南京。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放蒋介石回南京去。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事件影响：西安事变的影响深远，它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最终联合抗日。

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执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四省后又继续侵略华北，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935年7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于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公布，通称《八一宣言》。

宣言的主要内容有：

①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及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②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③提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提出十条方针作为国防政府的施政纲领。

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刊登了此宣言，传入国内后，在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yongbing1993]

哪国月亮更园些？哪国有臭虫？







《反共的华人》开口闭口总是控诉中国的或是中国人的，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而赞美洋人来或美化西洋国家来，什么多是好。

看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和美西方的资本主义相比较，哪国的“月亮“更园些？哪国的人有“臭虫“？

加拿大的“臭虫“：《2023年加拿大床虱（Bed Bugs）最严重城市排行榜》据报道，安省多个城市跻身加拿大床虱最严重的前10名。2022年排名第一的是多伦多，其次是温哥华--与2021年相比，排名从第三位跃升。

美国的“臭虫“：《美国床虱（Bed Bugs）最严重城市排行榜2023》Bed Bugs中文叫臭虫、床虱或木虱，是美国最常见的虫害问题之一，据说1/5的美国人都曾经有过被臭虫咬又或者听说过身边人被臭虫咬的经历。

《2023年全美臭虫问题最严重的50个城市》Orkin是美国的专业害虫防治服务商，根据该公司公布，在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之间在各个城市地区进行清理臭虫服务的统计（包括住宅和企业服务），风城芝加哥连续三年成为臭虫最严重城市榜首，紧随其后是纽约和费城。


《外国也有》

作者：鲁迅

符灵

1933年10月19日 扑空

本作品收录于《准风月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

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注 1]；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注 2]；狄昆希[注 3]吸鸦片；陀思妥夫斯基[注 4]赌得发昏。斯惠夫德[注 5]带枷，马克斯反动。林白大佐的儿子，就给绑匪绑去了。而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见得有多么远。

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民国以来，有过许多总统和阔官了，下野之后，都是面团团的，或赋诗，或看戏，或念佛，吃著不尽，真也好像给批评者以证据。不料今天却被我发见了：外国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电——避居加拿大[注 6]之古巴前总统麦查度[注 7]……在古巴之产业，计值八百万美元，凡能对渠担保收回此项财产者，无论何人，渠愿与以援助。又一消息，谓古巴政府已对麦及其旧僚属三十八人下逮捕令，并扣押渠等之财产，其数达二千五百万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财产一共只有这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手段虽不能谓之高，但有些近乎发财却总是确凿的，这已足为我们的“上峰”雪耻。不过我还希望他们在外国买有地皮，在外国银行里另有存款，那么，我们和外人折冲樽俎的时候，就更加振振有辞了。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见了就更好。发见，这是积极的事业。哥仑布与爱迪生，也不过有了发见或发明而已。

与其劳心劳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国也有的，巴黎就有许多跳舞场和咖啡店。

即使连中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底与马基顿乎？——

外国也有的！

十月十九日。

《外国也有》〔1〕

符灵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

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2〕；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3〕；狄昆希〔4〕吸鸦片；陀思妥夫斯基〔5〕赌得发昏。斯惠夫德〔6〕带枷，马克斯反动。林白〔7〕大佐的儿子，就给绑匪绑去了。而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见得有多么远。

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民国以来，有过许多总统和阔官了，下野之后，都是面团团的，或赋诗，或看戏，或念佛，吃着不尽，真也好像给批评者以证据。不料今天却被我发见了：外国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电——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总统麦查度……在古巴之产业，计值八百万美元，凡能对渠担保收回此项财产者，无论何人，渠愿与以援助。又一消息，谓古巴政府已对麦及其旧僚属三十八人下逮捕令，并扣押渠等之财产，其数达二千五百万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财产一共只有这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手段虽不能谓之高，但有些近乎发财却总是确凿的，·这·地·皮，·在·外·国·银·行·里·另·有·存·款，·那·么，·我·们·和·外·人·折·冲·樽·俎〔8〕

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见了就更好。发见，这是积极的事业。哥仑布与爱迪生〔9〕，也不过有了发见或发明而已。

与其劳心劳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国也有的，巴黎就有许多跳舞场和咖啡店。

·底·与·马·基·顿·乎〔10〕？——

·外·国·也·有·的！十月十九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2〕　甘地（Ｍ．Ｇａｎｄｈｉ，1869—1948）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他提出“非暴力抵抗”口号，发起“不合作运动”，领导印度人民反抗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

〔3〕　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　据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申报》载：德国国社党冲锋队队员殴伤美国医生慕尔比希，希特勒出于外交需要，即派员赴美使馆道歉，并下令禁止冲锋队殴打外侨。

〔4〕　狄·昆希（Ｔ．Ｄｅ　Ｑｕｉｎｃｅｙ，1785—1859）　英国散文家。曾服食鸦片；著有《一个吃鸦片的英国人的忏悔》，于一八二二年出版

〔5〕　陀思妥夫斯基（_．Ｍ．`GQRGXYQJS，1821—1881）　通译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在他夫人的回忆录中曾谈到他赌博的事，并引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信中的话说：

“那个使我痛苦了十年的下流的幻想……消失了。我以前老是梦想赢钱，梦想得很厉害，很热烈，……赌博将我全身缚住了。……但是现在我要想到工作，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夜夜梦想着赌博的结果了。”

〔6〕　斯惠夫德（Ｊ．Ｓｗｉｆｔ，1667—1745）　通译斯威夫特，英国作家。著有《格列佛游记》等。鲁迅这里所说，似系另一英国作家、《鲁滨孙飘流记》的著者笛福（Ｄ．Ｄｅｆｏｅ，约1660—1731）之误。一七○三年笛福曾为了一本讽刺教会的小册子《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被英国政府逮捕，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被罚在闹市带枷示众三天。

〔7〕　林白（Ｃ．Ａ．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ｈ，1902—1974）　美国飞行家，一九二七年五月首次驾机横渡大西洋，完成由纽约到巴黎的不着陆飞行，获空军预备队上校衔。一九三二年三月，他的儿子在纽约被绑匪绑去。

〔8〕　折冲樽俎　语出《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原指诸侯在会盟的宴席上制胜对方，后泛指外交谈判。

〔9〕　哥仑布（Ｃ．Ｃｏｌｕｍｂｕｓ，约1451—1506）　意大利探险家，美洲大陆的发现者。爱迪生，参看本卷第15页注〔4〕。

〔10〕　迦勒底（Ｃｈａｌｄａｅａ）　古代西亚经济繁盛的奴隶制国家，又称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六二六年建立，前五三八年为波斯人所灭。马基顿（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通译马其顿，古代巴尔干半岛中部的奴隶制军事强国，约形成于公元前六世纪，前二世纪被罗马帝国吞并。

[yongbing1993]

是谁反抗蒋介石和日军围剿屠杀








在中华民国南方的井岗山地区，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新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五次反抗蒋介石国民党的围剿屠杀。史称《五次反围剿》斗争。前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的。第四次是朱德周恩来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王明指挥的，后失败了。

在中华民国北方的东北地区，是中国抗日联军在反抗日军的入侵。这不在本博文中详述。

详述毛泽东是如何指挥前三次反围剿的？

1927年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后，毛泽东在上海国民党部任职时的工资都没来得及领，就奉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受命去农村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只身先是回家与妻儿告别，后又只身去接管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一支残兵败将队伍。稍作整顿后宣告：愿者留下，不想当兵即可回家。不杀逃兵，如要离开留下枪支，发给路费。决定今后不攻城市，只许上山下乡留在山沟。最后决是投奔井岗山。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不过千余人，朱、毛会师后才扩大到万余人。这时已经经历了湘赣敌人的多次“围剿”。在最初三年里，他们度过了红军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当红军发展到三万人时，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也随之到来了。

第一次大“围剿”的敌军是十万人，第二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二十万人，第三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三十万人，第四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五十万人。

除了第五次“围剿”因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而失败以外，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敌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阵汹汹而来，恨不得一口吞灭红军、吞灭苏区，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打得损兵折将、狼狈奔逃，以致敌军官兵一听进入苏区就谈虎色变。试想，反动派以举国之力却无法击灭弹丸之地，以装备完善的几十万大军却无法对付连子弹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红军，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工农红军究竟是采取了什么奇妙的战术才能得以四次都克敌制胜呢？最重要的是：有毛泽东领导。这是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被证实的。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的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曾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红军闻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毛泽东为中国工农红军在游击战争中的战法，并最终为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反围剿》中取胜。据说最早出现在1928年的1月，当时还只有“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个字，是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后就逐渐完备起来。等到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到三万之众，为了迎接更艰巨的任务，中国工农红军已进入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毛泽东的那个《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后半句话，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运动战的方针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向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前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这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的方式，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圆满胜利的，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种战术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诱敌深入。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呢？原因有三：

一是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是为了得到根据地优越的群众条件。

二是疲惫敌人，并使我方兵力集中。

三是在运动过程中发现敌人的弱点。

这种战术的第二个要点是各个击破。敌人“围剿”往往是采用多路分进合击，将我主力压缩至中心地区聚而歼之。这种战术自然来势汹汹，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在诱敌深入中首先选择其中的一路，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然后逐次击破其他。至于首先选择的那一路，或者是敌人的弱点，或者是足以影响全局的要害，则视情况而定。当然，开始实行这种战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诱敌深入，从表面上看，就会丧失土地，也会使根据地的人民受到危害，不仅指挥员想不通，人民群众也有很大顾虑。但是当根据地军民尝到胜利的甜头，这一切顾虑也就烟消云散了。

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次反“围剿”战争，以便从中领会他对上述战术的运用之妙。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是1930年10月蒋阎冯军阀混战初告结束，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组织的，并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向我江西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

而中国工农红军的兵力只有三万多人。当时敌军的分布是：最西头是罗霖的第77师在吉安，最东是刘和鼎的56师，两端相距八百里。其间分两大路：敌之右路军为张辉瓒的18师、谭道源的50师和公秉藩的28师共三个师；敌之左路军是朱绍良指挥的毛炳文的第8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两个师。红军在罗坊会议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部队第一步东移赣江，到达樟树、抚州地区，使进攻袁水流域的敌人扑空；接着我军又向边沿区东固、 南龚、 龙冈、 小移动，使到达樟树、抚州地区的敌军第二次扑空。经过这二次扑空，敌军已经现出疲惫，红军反攻的条件渐趋成熟。

毛泽东考虑到，在三处敌军中，张、谭是其中的主力，如能将其首先击破，敌人整个的“围剿”计划也就打破了。于是决定首先在小 设伏。但是连等两天两夜敌人都没有来。红军中颇有怨言。而毛泽东为了“慎重初战”，仍然“持重待机”。这时，张辉瓒由东固进至南龚，有东进之势。毛泽东遂令我军主力转移到黄陂以西之君埠一带秘密集结。当天黄昏张辉瓒率部到达距君埠二十里的龙冈。龙冈与君埠部有个黄竹岭，敌军东进必须仰攻此山。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此处摆设战场，准备歼灭该敌。我军总部的指挥所就设在黄竹岭后面的小别山上，毛泽东、朱德就在这里指挥战斗。次日拂晓，在晨雾迷漫中，张辉瓒率部东进，在登山时受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战至下午三时，我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跑步冲下山来，敌军全线崩溃。等到毛泽东从黄竹山上下来时，前面已纷纷喊道：“捉住张辉瓒啦！”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描写当时景象的。这一仗打得漂亮、干脆、彻底，张辉瓒的师部和两个旅全部被消灭，生俘九千余人，无一人一马漏网。在龙冈大坪上，有人把捆绑着的张辉瓒带到毛泽东面前，这位“围剿”军总指挥，穿着衣衫不整的士兵服装，向毛泽东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说了些别后钦慕敬仰的话。龙冈首战告捷，吓得谭道源惊慌失措，连忙向东逃窜。我军又乘势猛击，于东韶将谭师歼灭数千。两仗共俘敌万余。毛、许两师则在我军围攻东韶时仓皇北逃。敌人来势汹汹的第一次大“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这次“围剿”结束还不到三个月，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又开始了。这次的总兵力是二十万人，而且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正像毛泽东词中讲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使人麻烦的还不仅是敌情严重，而是新上台的王明路线的“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了苏区。他们看到形势如此严重，就提出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主张，甚至要红军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方针，对方争论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扩大会上，多数高级干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才把逃跑的声浪压下去了。紧接着毛泽东就引导大家分析讨论首先破哪一路敌人为适宜。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驻在兴国；有人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因为朱绍良等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

毛泽东则指出，蒋蔡的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军中最强的，且已完成防御工事，事实上我军等于攻坚，如一时打不下来，北面的敌人一齐压下来，我们就难于粉碎这次“围剿”。如果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就得向西扫，西面是赣江，下一步无发展余地。鉴于这两种方案的缺点，毛泽东明确提出应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好。他认为第五路军虽有五个师之多，但多系杂牌，各怀鬼胎，而且都是从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气低落，便于击破。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

战役开始后，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4月20日开始后移，向龙冈地区集中。随后又移至东固一带隐蔽集结。三四万人挤在一个狭小地带，三面都有敌人，被称为“钻牛角”。红军忐忑不安地在这里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闲言碎语，但毛泽东拒绝了一切快打的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终于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钰、公秉藩的两个师分别向东固前进。从15日起，我军也分别前移，迂回包围敌人。毛泽东从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云山，与朱德一起指挥战斗。至中午时分，就从上次反“围剿”缴获的收报机里听到了公秉藩、王金钰两个师的呼救声。不久，呼救声听不见了，想来战斗已经结束，毛泽东这才从容下山。他后来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说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就是当时战场景象的写真。

这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歼公秉藩的28师全部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缴枪五千余支。红军乘胜向东横扫过去，又接着歼灭了47师一个旅的残部和43师一部，缴枪四千余支。从5月16日开始到30日结束，十五天中，我军从江西赣江边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支，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围剿”。正如《渔家傲》的词里所描述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那么这首词里讲的“有人泣”指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指的蒋介石。但是，这决不是艺术夸张，因为这时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在大骂部属无能时，不禁痛哭失声，确确实实地哭了！

敌人第二次“围剿”惨败之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第三次“围剿”又开始了。这次“围剿”的规模更大，敌军的总兵力为三十万人。与以前不同的是，前两次“围剿”军全是杂牌军，这次却动用了蒋的嫡系十万之众，而且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也到了南昌。而在这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得更加纯熟，更加精彩。

鉴于敌情的严重和准备上需要时间，毛泽东毅然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后部集中。酷暑七月，来了一个千里回师，把部队集结于兴国东南的银坑地区。其目的是诱敌南进，以便插向敌人后方，寻机歼敌。当我军转至高兴圩、老营盘(兴国西北)一带企图出击富田时，发现富田系敌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围歼，毛泽东即下令乘夜东移莲塘(兴国东北)。这次转移的惊险之处是在南北敌军40华里的空隙间穿插而过。我军到达莲塘后，发现北面之敌为上官云相的残部47师和54师，这是敌军中比较弱的一路。毛泽东当即决定对该敌发起攻击。仅两小时即歼敌一个旅，并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乘胜攻击良村，又歼敌54师一个旅，击毙旅长张銮。上官云相和郝梦龄两位师长落荒而逃。于此，遂将此次“围剿”的第三纵队大部歼灭。这时毛泽东估计到敌必调兵东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时机把敌人大部吸引到东面呢？这样红军到西面攻打敌人的薄弱之处也就更为方便了。于是又在东面的黄陂歼灭了毛炳文的第8师。这样一来，果然西面的各路敌人都纷纷东移。毛泽东干脆来一个“示形于东”，命令一个师一路扬旗吹号向东开去。而我军主力则在敌军密集的缝隙中穿插而西，连夜进至兴国的白石、枫边山沟里隐蔽休息。这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极为精彩又惊险的一幕。待敌发觉上当，调头西向寻找我军主力时，我军已休整了半个月。敌疲劳万状，不得不狼狈撤退。我军又乘势追击，在高兴圩、老营盘等处歼敌一个多旅，在方石岭歼韩德勤师的六个团以及蒋鼎文师的一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围剿”也就被粉碎了。

从以上三次反“围剿”，我们已可看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概貌。可以说，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这种战略战术，既不是从中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而完全是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具体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富有特色的创造。

其中最核心的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运动战是调动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的手段，而歼灭战是其目的。

毛泽东经常强调：“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战术中最厉害的战术。为什么要采取歼灭战呢？因为第一，只有歼灭战才能给敌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第二，只有歼灭战才能从对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补给，借以加强我方的力量，达到愈战愈强的目的。而为了歼灭敌人，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

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红军的特长。它不仅在红军弱小时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来越成为我军克敌制胜最重要的军事法宝。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入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发挥得越来越精彩，运用得越来越丰富了。红军的许多将帅都已成为运用运动战、歼灭战的能手，在全国战场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以西北战场为例，彭德怀指挥下的部队，最初也不过三万人左右，而胡宗南的进攻部队却是三十多万人。但红军一个歼灭战连接一个歼灭战，不到两年时间，狂妄一时的胡宗南便屁滚尿流地逃出陕北。全国其他战场也莫不如此。当时按毛泽东的标准，击溃战是不算数的，只以歼灭敌人多少个旅来填写账单。我军就是这样以一百二十万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数百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毛泽东就其军事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独创的充满智慧的战略战术，将永远是中国人民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