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毛泽东在今天影响究竟有多大

看毛泽东在今天影响究竟有多大







看毛泽东在今天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或者有多小。在百度输入“毛泽东”三个字，出现的条目是几千万。但“毛泽东”这三个字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是并不高的。

每年的9月9日在韶山人如潮花如海。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人也非常非常多，鲜花也堆积得跟小山一样。有人见到毛主席遗容之后失声痛哭，引起很多人注意。不论怎样评价这些事情，它们是有新闻价值的，但在许多主流媒体上的确保持了沉默。

1999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为了迎接新千年到来，组织了一个24人的小组。这个小组咨询了几十名专家意见，在几百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当中，选出100个伟人中的伟人和影响力最大的100个历史事件，时间跨度是从1001年到2000年。后来他们编成了一本画册，叫《人类1000年》。在这本画册里，没有罗斯福，也没有华盛顿，没有丘吉尔、戴高乐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但有毛泽东，而且毛泽东出现了两次：作为历史人物，他出现了一次;作为历史事件，他领导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又出现了一次。这本书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和刚才百度的搜索结果作一个对比，也就是说，放在一个也许更客观、更多元的一个环境里，毛泽东显示的影响力甚至要大得多。也可以说，如果把毛泽东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来看，他的影响力也是更大的。

要谈历史，我们首先要画出一个历史的坐标，否则，历史就是混沌一片的。历史一般的分期，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在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得落花流水，以至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明出现了崩溃式的局面。这样，就引出了一个中国近代史，几代中国人都在追求这个问题的解决，但一直没有成功。而毛泽东呢，正是在解决这个近代史被帝国主义入侵的过程中，面对这个问题，面对中国近代史的困境，而出现的一个历史性人物。

 中国的近代史又有“近代”与“现代”的区分。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点是：从辛亥革命开始，到1949年结束。但总之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是区分开的。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样理解这个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区分? 中国从1840年到今天走了两段路，一段是下降的路，一段是上升的路。这条下降的路就是“近代”，而上升的路则是“现代”。不管是从辛亥、从五四开始算起，都是这样一个区别，下降的过程与上升的过程,一个是中国崩溃的过程，一个是新中国建立的过程。而毛泽东，正是站在这个“近代”与“现代”转折点上的最重要的人物。

从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有三个历史贡献：第一个是赢得了中国的独立。在毛泽东以前，中国已经被列强瓜分斗刨，面目全非了。过去的藩国和领土一块块丢失，比如过去的琉球、朝鲜、越南、缅甸。领土比如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中亚和台湾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丧失掉了。以至于在1898年戊戌维新之前，当时的谭嗣同已经在“筹办亡后之事”，就是认真考虑和筹划中国被灭亡之后的事情，包括在中国被瓜分之后，他所在的湖南省应该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在当时的精英看来，亡国已经是非常急迫、非常现实的一件事了。

那么，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真正实现了独立，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近代所讲的“驱逐鞑虏”的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完成严格说还不是1949年，应该说是1953年，也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问题才真正的解决。因为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时候，通过和列强即“联合国军”直接交手，打出了威风，才让世界各帝国主义列强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中国。

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50多年，也是在朝鲜，中国当时最强大的军队淮军与新建不久的日本陆军相遇，淮军从朝鲜的牙山溃退到平壤，再从平壤溃退到鸭绿江，一溃千里。而过了50多年之后，还是一样的中国农家子弟，经过毛泽东思想的训练和武装，就把当时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新中国的国力同“联合国军”中为首的美国相比非常悬殊，相反，在50多年前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国力是远远超过日本的。在195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是美国的28分之一，美国是2800亿美元，中国是100亿美元。在当时最能反映工业水平的钢产量方面，双方悬殊更大，美国是8780万吨，中国是60万吨。

所以，当时身经百战的领袖群体在讨论是否要出征朝鲜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不同意的。大家都知道，包括林彪这样一个军事天才，都是不主张出兵的。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他考虑了3天时间，不管有多么困难最后还是决定出兵。毛泽东的战争意志和战略判断被后来证明是非常有远见的。

当时的苏联比中国要强大得多，苏联已经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现代化的海陆空军，而且已经有了核武器。但是，斯大林不敢出兵，刚开始斯大林答应苏联只出空军，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斯大林怕出空军也会和美国发生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怕美国进攻苏联，所以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个决定。

斯大林和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讲，让他转告毛泽东苏联不出兵了，并且说，让金日成同志到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吧。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坚持原来的决定，坚持出兵。回忆录讲，当时斯大林感动得流泪了，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所以说，在真正的历史关头，在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意志、胆略和智慧就被比较出来了。斯大林也是个钢铁般的巨人，“斯大林”这个词在俄文里就是“钢”的意思。但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在朝鲜战争这个问题上仍然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抗美援朝战争这3年，中国打得非常艰苦，牺牲了10多万人，而美国的战争意志始终没有被打垮，不像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军队的战争意志基本上被打垮了，经常出现整师整军被围歼，出现一溃千里的局面，这就表明战争意志被打垮了。

在1950年出兵前夕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里，他讲了中美两军武器装备的对比。他说，美国一个军3个师，它的7公分到24公分的火炮数量是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也是3个师，火炮数量只有36门，也就是说连美国的一个零头都不足。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上经常是美国的一个团被包围，但是最后还是突围出去了，而这种情况在解放战争中是很少出现的。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多全歼的美国军队就是一个营，因为美国火力太强了。由于志愿军与美军装备的悬殊，战争打得非常艰苦，但1953年还是取得了胜利。

所以从1953年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于真正入侵中国。这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树立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所谓“打得一拳开，百拳不再来”，如果第一次挑战你不敢勇敢面对的话，就会像1840年以后那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不断会有人来打到中国头上。所以，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生存之战，说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必须把抗美援朝战争的功绩考虑进去。

抗美援朝战争又引出了毛泽东的第二大贡献，就是中国的完整的工业化建设。抗美援朝战争打得非常艰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现代工业。所以当初麦克阿瑟不相信中国会参战，理由就是中国没有空军，没有现代工业。他说如果中国参战的话，特别是如果前进到平壤一带的话，那么中国军队将面临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鉴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新中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1952年，新中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摸的工业化建设。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看，中国至少有三个千年工程，第一个是秦始皇修筑长城，它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的北方边界，也就是游牧民族同农耕民族的一个分界线，因为秦始皇的长城在北方的线路基本上和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叠。再往北方，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建立农耕文明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千年工程，后来历朝历代又不断翻修，这个工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年。

第二个千年工程是隋朝的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经济，沟通了南北的物流，奠定了唐宋以后中国经济的繁荣，影响也超过了一千年时间。我们看《水浒》或者《金瓶梅》里面描写的那些城市，非常富裕繁华，都是沿运河的城市。只是到了近代，海运开始盛行以后，运河及其沿岸才开始衰落。

还有一个千年工程就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中国现代工业体系。这也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它奠定了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基础。这个工程在1952年启动以后，扭曲了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不是从轻工业而是从重工业开始，因为重工业是装备其他工业包括国防工业部门的。

当时中国建立工业体系的第一目标是建设现代国防，也就是为了避免中国自1840年以来面对的被动挨打局面。我们知道，常规的工业化过程，比如英国，是从纺织业这种轻工业开始，最后才发展到机器制造业这样的重工业。而中国刚好颠倒过来，所以当时出现了国富民穷的问题。当国家的工业基础已经相当雄厚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还很艰苦。这就是因为大部分资源都被拿去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了，以至于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对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1966年中国实现了用导弹发射原子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年4月中国卫星上天。也就是说，以“两弹一星”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基本上建成了，而且取得了当时世界的尖端技术成果，“两弹一星”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核武器和空间技术的话，我们中国今天的命运不一定比伊拉克要好。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说，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工业规模甚至还不如比利时。比利时我们知道面积只有30000平方公里，比台湾省还小，人口只有几百万，还不如北京市人口多。而在毛泽东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却进入了世界工业六大强国的行列。1952年，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工业只占30%，农业占64%,而到了1975年，也就是毛泽东逝世前，这个比例颠倒了过来，工业占72%，农业只占28%。当时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毛泽东在历史上的第二大贡献。

毛泽东还有一大贡献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要说社会主义首先要讲一下资本主义的困境。因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以“经济人”为基础，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导致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形成恶性竞争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不但导致社会环境的恶化，也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并且在个人心理上形成了极度的焦虑、压力和紧张。

建国初，新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选择恶性竞争，那么它造成的惨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那么有限的资源会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这也是1949年之前中国的一个状况。

1949年之前，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工业不能启动，迟迟不能启动，或者启动了多次都进展及其缓慢，并且不得不中途停下来?除了战争的干扰，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有限的财力和物力被一小部分高消费阶层占有并无谓地消耗掉，有限的资源没有投入到工业建设中;而1949年的中国革命就是消灭了这个高消费阶层，把他们原来占有的这点资源拿过来，投资中国的新工业建设，奠定了中国新工业建设的基础。

今天我们中国又有了一个高消费阶层的，如果这个高消费阶层提前50年出现，中国是不可能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之所以今天能够容纳这个高消费阶层，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已经奠定了一个工业基础，中国的财力和物力能够在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背负这样一个高消费阶层。

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上述资本主义困境的一种超越和克服。毛泽东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尝试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造，也就是说对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进行改造，这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尝试。这些尝试都是下放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试图超越当时以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为标志的苏联模式。但是这个尝试我们都知道遇到了很大的挫折，这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

记念毛泽东逝世几十周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几十周年。在谈论毛泽东的时候肯定回避不了文革。文化大革命也的确试图解决在那个年代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即变修走资的问题。

 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呢?  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的“主义”是连接在“社会”后面的。也就是说，是由全民占有生产资料，由全民来享有生产成果。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这样，国家社会主义是由一个官僚集团掌握和控制生产资料，由官僚集团掌握国家权力，来实现生产成果的支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要解决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要把国家社会主义变成全民社会主义，变成人民社会主义，这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就是说仅仅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主义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相配套。

在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当时一个民主人士叫黄炎培随团访问延安，和毛泽东作了交流。他问毛泽东，说他也是几朝元老了，看到很多政治集团上升然后衰落和覆灭,“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刚开始大家聚精会神，众志成城，以后便惰性发作，无法扭转。他说这是一个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怎样避免这样一个循环?毛泽东当时很有信心地回答黄炎培说，我们靠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想法，他在建国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会实施这个想法，把群众号召起来监督和批判这个国家的执政集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和党内的几个秀才一起系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了很多批注和谈话。教科书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等等。毛泽东当时就非常有针对性地在教科书的这段文字旁边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他还发表了一段谈话，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一个“红色”的官僚集团会渐渐褪色，会变成“白”，渐渐还可能变成“黑”。所以，文化大革命要解决“改变颜色”的问题。旧中国的劳动者曾经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统治。解放后，资本对人的统治消失了，但是权力对人的支配还存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当时文革的一个提法，它的初衷就是在解决了资本对人的支配之后，解决了市场对人的支配之后，要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解决国家和政府对人的支配问题。要实现最彻底的解放。

当时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非常大。包括对发达国家，比如说对日本、对美国、对西欧。80年代有一部意大利电影叫《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那里面有一个细节，从侧面反映了文革的影响。罗马的公安局长每天收到报告说，今天在大街上毛泽东的语录贴了多少多少条，林彪的语录贴了多少多少条。这是当时罗马的情况。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当时中国对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主要是在青年在知识分子，主要是在一些有头脑能思考的人当中。你们现在在网上搜索，可以看到这样的照片：当时日本大学生YX，高举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牌。文革以后，很多人从个人崇拜，从意识形态宣传灌输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巨大威望。这放在世界范围内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美日欧国家，是完全不存在这样洗脑的条件的。如果说有洗脑的话，那么恰好是反向的洗脑。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初，毛泽东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在世界历史上也很难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yongbing1993]

兵家必争东北不可再有满洲国二







日军入侵中国，必先争得中国东北。在蒋介石国民党民国政府的不抵抗之下，日军很快占领整个东北，扶持建立了殖民政府，伪满洲国之后，日军以东北为基地，迅速向中国内地入侵，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伪满洲国的东北抗日联军等民间进行了十四年的抗战，全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的抗战。到了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150多万军队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前曾要求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突显东北之重要，兵家必争东北。而这一次即《日本投降》之后的中国东北绝对不可以再有《满洲国二》了。

苏联何时打算出兵中国东北？这150多万军队又是如何运往远东地区的？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三国外交部长，聚集于雅尔塔。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问题。

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过：“一旦德国垮台，就有可能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然后，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当时，三方还就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试探性的会谈。2月8日，斯大林在雅尔塔同罗斯福秘密会谈时，提出了苏联出兵的条件，他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10日，斯大林同罗斯福再次会晤，达成正式文本。斯大林向罗斯福表示，大连不能成为国际港口，苏联需要得到旅顺港周围的海军基地。英国没有参与协定草案的制定。但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却邀请丘吉尔在协定书上签了字。

丘吉尔对苏联关于远东不冻港的看法感兴趣，罗斯福则明确告诉斯大林，自由港的主张可以适用于远东地区，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雅尔塔会议使斯大林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如下：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1.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恢复，即：a.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b.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C.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正如当年英国外交部长艾登所说：“那里是一个将来国际上的是非窝。”艾登还批评罗斯福，说他热衷于同斯大林搞“秘密谈判”，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刻，用“十分得意”来形容斯大林一点也不过分。他兴致勃勃地走到地球仪旁，向莫洛托夫描绘苏联的边界线：“这边怎么样呢？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库页岛全是我们的了，您看，多棒呀！就连旅顺口、大连都是我们的了。中长铁路也是我们的了。中国、蒙古——一切正常……您瞧，对我们的边界我还能不满意？”

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成了苏联向中国东北运兵的大动脉。从1945年5月到1945年8月，苏联从9000至12000公里外的欧洲战场，迅速向远东地区和后贝加尔运送了13.6万节车皮的部队作战人员和作战物资。在远东共展开了十一个合成集团军、两个战役集群、一个坦克集团军、三个航空军集团和三个防空军集团、四个独立航空兵军，有26137门火炮，5556辆坦克，3446架飞机，此外还拥有太平洋舰队和阿穆尔地区舰队。苏联能在短时间内将如此多的兵力、武器及其他作战物质调到远东，而且没让日军觉察，这确实是个奇迹。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位于德国首都柏林西南30公里处的波茨坦，举行了代号为“终点”的秘密会议。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国首脑的最后一次会晤。

斯大林原定8月11日发动进攻，后因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而提前。莫斯科时间8月7日16时30分，斯大林签署命令，要求苏联远东红军做好准备，于9日零时开始进攻。8月8日17时，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宣读了苏联对日本的宣战书。

8月9日零点10分，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由于一点准备也没有，仗打起来时，日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竟然还在大连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日本歌舞演出。直到清晨，关东军综合各方面的报告，才得出苏军已经开始全面进攻的结论，急匆匆于早晨六时下达了全面作战的命令。经过近一周的激战，8月14日，苏军各集团军迅速向东北腹地推进。就在这天，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发出照会：“天皇陛下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事发出诏书；天皇陛下还准备命令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和所有在他们统辖之下的各地部队停止作战行动，缴出武器。”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但关东军的抵抗并没有停止。

1945年9月，八路军挺进东北，积极配合苏军作战。苏军撤退前，将大批关东军的装备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680座军用仓库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据原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回忆，沈阳苏军曾将日本关东军最大的武器仓库——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他们打开仓库，“拉了三天三夜，有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不仅装备了到达东北的部队，还向山东运送了一批武器弹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面对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坚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受到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制约和干扰。蒋介石政府依仗美国的支持，顽固坚持剿共和内战的方针，妄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建立蒋介石集团的一统天下。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在这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搏斗中，东北地区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斗争焦点。

当时所说的东北地区，包括现今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河北省的承德地区，总面积130多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现代工业区。同时，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铁路公路运输极为发达，铁路公路均占全国铁路公路的一半以上，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具有空前盛况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大会结论报告，他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就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个整块的地方。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

然后，毛泽东谈到东北问题，他说：“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的同志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所以，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的同志当选才好。”

会议期间，中央几次召开从各解放区来的东北籍的代表开座谈会。毛泽东对原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说：你是东北人，你要准备到东北去。

8月8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苏军150万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分路进入中国东北及热河、察哈尔地区，对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攻击。紧接着，10日至11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关于受降和对日寇开展全面反攻的8道命令。其中第二道命令就专门作了向东北进军的部署。

然而，看好东北的并非只有共产党一家。蒋介石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声称：“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也不保。”

为了争夺东北，蒋介石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时就物色去东北的人选了。9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的任命。9月3日，蒋介石又抢先以国民政府名义划分东北为9省2市，9月5日，任命了各省主席和各市市长。还收编了大批伪满军共20余万人和大批土匪武装，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己安全而斗争”。

蒋介石对他的下属说：“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30年来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到了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刻，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

10日，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乘飞机先到长春。12日，熊式辉率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委员张嘉熬、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莫德惠同机飞往长春。一批“接收大员”也纷纷到达长春各地，企图用行政接收的办法，造成东北是国民党的既定事实。

但是，蒋介石的这个如意算盘打起来谈何容易。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从大西南向东北调兵遣将，尽管有美国先进运输工具的大力支援，也不是马上就能办到的事。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就说过：“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共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响也没有。”“如果他不同共产党和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1945年8月30日上午，毛泽东正在重庆湿热的暑气中前去拜访孙中山遗孀宋庆龄，一大批中外记者蜂拥跟随。而在距重庆数千公里的渤海西岸，在一个名叫“前所”的小火车站附近，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出现了。

进入中国境内作战的苏军首次遇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是苏军无法弄清眼前这些手拿武器的人是干什么的。我军侦察科长找来的一位曾在海参崴做过工的老汉前去交涉，但是，苏军的翻译竟然是个蒙古人，俄语和汉语的水平还不如“海参崴老汉”双方无论如何都难以沟通。更糟糕的是，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携带的唯一一部电台此刻与关内的联系中断了。

双方的持枪对峙持续了两个小时。

突然，曾克林对十六军分区副政委唐凯说：让他们看看你的胳膊！

唐凯恍然大悟，他把衣袖卷起来，露出右臂上一个醒目的印记：镰刀和斧头。

苏军军官看清楚这个图案后大叫：“格米尼斯特（共产党）!”名叫伊万诺夫的苏军营长向唐凯伸出了双臂。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极具象征意义。接着，两支武装开始了首次合作：攻击日军占据的山海关。

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都知道东北的重要性。国共双方收复东北的命令几乎同时下达。1945年9月5日，曾克林和唐凯的队伍到达沈阳。

此刻，对于苏联，彻底打败日本关东军已不是问题，难题是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9月14日上午，在延安没有得到任何通报的情况下，一架苏军飞机降落在那块已经成为机场的空地上。曾克林从机舱里一钻出来，就朝跑过来的警卫战士高喊：快去报告！我从东北来！我把苏军代表请来了！

驻扎在长春的苏军最高司令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全权代表贝鲁罗索夫上校和翻译谢德明中校到达延安。朱德立即接见了苏军代表。

当晚，中央政治局彻夜开会，最终形成一个重要决策：舍弃南方的所有根据地，全力抢占东北。会议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率领两万干部和十万部队开赴东北。同时，派遣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以及报务员段子俊和译电员莫春和，立即跟随苏军飞机飞赴东北，在沈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此后，以开荒闻名的三五九旅一部在河南林县接到命令后迅速北进。由于中央关于东北情况的通报已经下达，官兵们中间流传的说法是：东北遍地是物资，枪炮要多少有多少。部队把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当地，手里的轻武器也在北进的途中走一路送一路，不少官兵甚至用自己的枪支和冀中军区的地方部队换了自行车。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是当时进入东北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早在9月14日，黄克诚就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建议立即派部队去东北“创造根据地”。

9月23日，第三师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四个作战旅和三个特务团共35000人立即从苏北淮阴出发北上。黄克诚没有轻信东北到处是武器和物资的说法，不但坚持让官兵把武器都带上，而且还带上了过冬的棉衣。事后证明，他的这个命令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分别从陆路、海路进入辽东半岛。这些乡音不同、建制杂乱的共产党官兵，是后来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最初基础。第四野战军以其巨大的规模、充实的装备、官兵们头顶上的各色狗皮帽子和勇敢强悍的战斗作风以及指挥他们的那个精于战术计算的著名军事将领而闻名于世。

当杜聿明于10月28日飞抵长春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同意杜聿明的军队在苏军管辖的营口登陆。不久之后，在杜聿明等待登陆几个小时之后，得到的消息却是：“苏军卫戍司令不在，国军无法登陆。”

苏军已经撤走，现在占领这里的是来自山东的共产党军队吴克华部。

于是，巴贝下令军舰掉头。在试图从葫芦岛登陆时，才知那里也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了。经过侦察，发现秦皇岛只有五百日军和少量伪军。杜聿明和巴贝决定在秦皇岛登陆。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西、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出发。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一投降，中共部队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一些骨干，马上开动，沿着长城里外以及山东、苏北，日夜兼程，分水陆两路源源抵达东北：

9月初，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到达沈阳、本溪。同区李运昌部，到达山海关、锦州。

10月上旬，山东萧华部到达安东，沙克、万毅、吕正操各部抵达南满各地。

10月下旬，吴克华、杨国夫、刘立人等各率部由山东纷纷到达山海关至沈阳一带。

11月，罗荣桓、黄克诚等由山东、苏北，率大队人马到达安东、沈阳地区及锦州一带。黄永胜率部到达热河。

由9月至11月，短短三个月间，中共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十一万人。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入东北。

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9月15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委员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林枫。彭真等即刻飞东北，21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布东北局成立。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又有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达二十人之众，政治局委员就占有四名。1945年6月，七大选举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并包括东北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

由此，在甚短期间，中共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开展工作。

中共能够如此迅速进军东北，一来由于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华北冀、热以及山东、苏北一带常年打游击已奠下根基，由这些地区进军东北，得了地利。中共中央抢夺东北志在必得，一声令下，剑及履及，其果断决心，也是成功因素之一。至于苏联在东北到底帮了中共多少忙，迄今仍有争议。但至少中共部队初到东北，苏军没有像对待国军那样百般刁难，则是不争之事实。国共两军争夺东北，共军抢得了机先。

中共对进军东北的人事布置是下了大本钱的，党政军精英尽出。军事上林彪是当时共军中头一号战将，其他如罗荣桓、黄克诚、萧华也是共军将领中的佼佼者。中共又大量启用东北人士，张学思(张学良弟弟)、吕正操、万毅等率领的老东北军，返回东北故乡有一定的号召力。东北局的彭真、陈云，后来又加高岗、张闻天等人，更是中共党内的核心人物，连长期居留苏联走国际路线的李立三也回转东北，参加工作。中共对东北下了如此大的赌注，连罗荣桓自己都说：“如果还搞不好，那就该打屁股。”

中共军队干部初入东北，开展工作并不十分顺利。长期以来，日伪统治时代，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地下游击抗日工作严厉镇压，周保中等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牺牲很大，1942年后被迫退入苏联境内。不同于华北、苏北等地，中共的势力在东北民间并未生根，东北人民当时都只“认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想中央，盼中央”，对于中共不甚了解。中共军队开始并未获得东北人民支持，初到东北，相当艰苦。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虽然开了方便之门，没有刻意阻止，但红军对待共军，也并非完全友善的。据黄克诚、罗荣桓等人的回忆，他们的部队初到东北，曾受过红军不少气。苏联借口与国民政府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东北的大城须交到国民党手上，中共部队欲进驻沈阳，也被红军赶了出去。苏联原来答应将日伪留在沈阳的大批武器移交给中共，后来并未实践诺言。不过罗荣桓承认，一些中小城市的日伪武器还是交到了共军手中，“改善了装备，保证了战争初期的需要”。

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一向轻视，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讥称中共为“奶油共产党”。斯大林对中共战后武装夺权的胜算，起初并不看好，当时国军的人数军备远超过共军，又有美国援助，看起来国民党远占优势。斯大林老谋深算，对国共施展的是两面外交，并非完全一边倒向中共，国共相争，斯大林是坐山观虎斗，伺机从中取利。在东北，苏联对中共部队，最初援助是有限度的。

中共抢先进军东北，天时、地利、人和虽然都占了便宜，但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亦不少。

最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东北，占领了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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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毛泽东搞了哪些特殊化






毛主席曾对肖劲光说过这样一句话：“劲光呀，我希望你记住我的话，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那些搞特殊的人，迟早要搞垮自己的。”

其实，毛主席不仅自己“搞”特殊，而且还让自己的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搞”特殊，“搞”得无以复加，“搞”得无与伦比，“搞”得日羞月愧，“搞”得鬼哭神泣。完全可以这样说，毛主席“搞”的特殊，简直“搞”到了极致！

那么，他究竟“搞”了哪些特殊呢？

一是他“搞”了不配专车的特殊。早在延安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和爱戴，专程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党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主席配一辆，主席知道后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在毛主席的坚持下，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二是他“搞”了送儿子上劳动大学的特殊。5岁便离开、24岁才与毛主席相聚的岸英，从莫斯科一回到延安，毛主席就直接送他上了劳动大学。8个月后，毛主席看到身穿一套旧灰布衣服、头上用白羊肚毛巾扎着个英雄结、两条又粗又黑的胳膊闪着黝黑的光彩、脸也晒得黑不溜秋的、手上还磨起厚厚的老茧、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青年农民模样的儿子时，欣慰地说：“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你劳动大学毕业了！”

三是他“搞”了开后门送儿子上抗美援朝战场的特殊。1950年，美国发动了一场灭绝人性的侵朝战争，中朝边境上空，布满了战争阴云，党中央、毛主席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并任命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参战，毛主席身边许多人包括彭总考虑到主席为革命已失去了好几位亲人，怕再失去毛岸英，均表示反对。毛主席为了满足岸英入朝作战的心愿，破例为其要彭总开后门，在家宴上举杯替儿子求情，感动了彭总，终于使其成为志愿军第一兵。不久，毛岸英光荣牺牲。当毛主席获悉噩耗，痛惜之余，发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四是“搞”了绝不允许儿子违反婚姻法的特殊。1948年的一天，十七岁的刘思齐和二十六岁的毛岸英来到毛主席办公室，陈述了结婚的想法。当得知刘思齐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时，毛主席说：“噢，还不满十八周岁，你们着什么急啊！到了满十八周岁后再结婚嘛，反正我都同意了。婚姻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方可结婚，再等一等，好吗？”思齐同意了，但岸英还想不通，他对爸爸说：“我今年二十六岁了，我想结婚以后好好工作和学习，就不操这个心了。”毛主席有点生气：“你是不是想让我现在就同意你们结婚呢？”岸英说：“是的。”毛主席很严厉地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你不遵守婚姻法，还能叫谁遵守婚姻法啊？婚姻法刚刚公布，就违犯它，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直到1949年10月15日，毛主席才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五是“搞”了“不要使政府为难”的特殊。1949年，毛主席刚进京，便收到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信，他希望毛主席能在北京给其安排工作。接信后不久，毛主席回信希望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毛主席同时又写信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嘱以“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六是“搞”了我的亲戚“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的特殊。1954年4月29日，毛主席针对亲属中有的来京看望他回乡后，骄傲起来，不大服从地方政府领导，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对我的亲戚应“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七是“搞”了“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子”的特殊。1953年，毛主席到武汉视察，由于此前曾多次去过武汉三镇，这次特意提出要去汉阳，但武汉的同志考虑到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也没有渡江的轮船，坐筏子很不安全，所以反对毛主席的汉阳之行。毛主席没讲别的话，只反问一句：“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子？”反问的含义很显然：党的主席和党的其他干部只是责任不同，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八是他“搞”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的特殊。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降工资，不吃红烧肉。毛泽东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后，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工资降为404.80元，降幅达到33.64%。同时，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样饥肠辘辘，腿脚常常浮肿。

九是“搞”了73个补丁睡衣一穿就是20年的特殊。从1953年到1962年，毛主席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一件打着73个补丁的睡衣，一穿就是20年。对此，毛主席是这样看待的：“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多一发子弹”；“没关系，穿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十是“搞”了子女与工农子弟划等号的特殊。50年代后期，李敏、李讷考上大学后，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她们过着与工农子弟划等号的生活，吃住在学校，同普通群众的子女一起，七八个人住一间宿舍，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一样下乡参加劳动，回家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时候，她们才能得到回家见见父母的机会。而就是在这种时候，她们也还是照例去机关食堂就餐。有一次，李讷参加学校的活动，天黑才离校回家。警卫员出于对安全的考虑，瞒着毛主席用车接了她，毛主席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警卫员，并质问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独自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

十一是“搞”了“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的特殊。也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有一天，一名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几天后，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严肃批评了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主席火了，拍着桌子说：“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十二是“搞”了“礼品一定要送仓库”的特殊。1964年，瑞士总统送了两块金表给毛主席。当工作人员向他征询是否留下时，毛主席说：“这种礼品不能要，谁当主席他送给谁，你当主席也会送给你。我是代表人民的，这种礼品不能收，一定要送仓库。”另外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初期，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民主人士黄炎培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主席，茶场同志听后，精选了上等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回京后将茶叶送给了毛主席，并说明了情由。毛主席了解情况后，委托别人把这罐茶送还了梅家坞茶场，并表示了感谢。

十三是“搞”了替身边工作人员退赔土特产的特殊。毛主席特别警惕身边出现“贵族”、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三令五申，“你有没有贪污？”“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敲响警钟：“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你们在我身边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蚀，要经得起考验。”“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你们在我身边，职务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们要警惕，要夹着尾巴做人！” 1959年9月，当他了解到身边工作人员收受地方赠送土特产的事实后，大发雷霆。立即开展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对一些工作人员的职位进行了调整，使他们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接受锻炼和改造，并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费，按照实际收受情况，一共退赔了3万多元。

十四“搞”了为革命失去11位亲人的特殊。众所周知，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主席的一家，先后牺牲了6位亲人，如47岁的弟弟毛泽民、28岁的妻子杨开慧、28岁的儿子毛岸英、29岁的小弟毛泽覃、24岁的堂妹毛泽健、19岁的侄儿毛楚雄。不仅如此，还有5位亲生子女有的不知去向，有的下落不明，有的过早夭折。如下落不明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生下来便分离的第一个女儿、失踪的第五个儿子、先天不足而夭折的第六个儿子、无法寻找的第七个女儿。

象毛主席这样“搞”特殊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恕不一一陈述……

亲爱的朋友，当您看完上述内容，您是否还以为毛主席真的没“搞”特殊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毛主席不仅“搞”特殊，而且还大“搞”特“搞”。凡是有“搞”特殊的时机和场合，毛主席都不会放过，都会迎“特”而上，“特”得不近人情，“特”得难以理喻。

不过，需要我们辩分明的是，毛主席“搞”的特殊，究竟是有利于国家，还是有利于私家；是有利于民众，还是有利于个人。

由上述可见，毛主席“搞”的特殊，有利于正能量的传递，有利于全民意志的统一，有利于党的形象的树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崛起。

如果所有的官员都能像毛主席这样“搞”特殊，改革还会有寒气吗？开放还会有秽气吗？官场还会有戾气吗？精英还会有媚气吗？社会还会有瘴气吗？百姓还会有怨气吗？

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辞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单从习政权开始抓了多少大老虎小苍蝇？

2012年12月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李春城是十八大后首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反腐领域“打虎”的序幕也就此拉开。

紧接着的2013年，刘铁男、倪发科、王素毅、蒋洁敏、李东生等一批部委和地方高官落马，案件查办“零容忍”态势明显。一些所谓“禁区”和“惯例”的打 破，则在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反腐败的认识。2014年7月29日，官方发布消息，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 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

2015年7月24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周本顺是十八大以来首个在任上落马的省委书记。

2015年10月，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央纪委关于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 辉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人民日报记者在文章中写道：“一次性确认开除1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党籍，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2015年11月，中央纪委网站在不到24小时之内先后通报上海市委原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及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被查的消息。随着这两位京沪官员的落马。

2016年9月，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纪委发布了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的消 息。随后，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珉、吕锡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范长秘、牛志忠严重 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王珉、吕锡文、范长秘、牛志忠开除党籍的处分。

一组来自中央纪委的数字显示，十八大以来查处高级干部的数量逐年增加：2013年，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31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8人；2014的数字分别是68人和30人；2015年的数字则是90人和42人。

据中央纪委案管室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1至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36万件，处分33.7万人。此外，同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61.5万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1.8%。三年多来已先后有100多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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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是举着白旗来到中南海的




《改变世界的日子》一文中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一路破冰——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是举着白旗来到中南海的。

《改变世界的日子》

作者：毛泽东外孙女孔冬梅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一路破冰——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尼克松是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最后一年1972年访华的。希望连任的尼克松，对此寄予厚望。他认为：与中国改善关系，能够大大加重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分量，因而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公众会支持自己在下一个任期继续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不过，“中国之旅”绝非易事。1969年美国飞船即已登月，美国总统访华则在1972年。分隔中美两国的太平洋，竟比地月之间的大气层和星际空间还难跨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尼克松此行被西方媒体称为“破冰之旅”是很有意思的。或把冰山分开，或被冰山所困，访华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作为第一个访问未建交国家的美国总统和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职美国总统，尼克松一定会面对美国国内反共及反华势力的强大压力。另外，尼克松于1953年结识的“老朋友”蒋介石，也在暗地里怒责他“朝毛”(即朝拜毛泽东的意思)、“向毛叩头”了。台湾在美势力对美国政要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作为共和党推举出来的总统，尼克松时刻要小心在野的民主党。何况由于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美国已很狼狈，严酷的形势不容许他犯下大错。

专机于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东郊首都机场。尼克松总统与其夫人并排手挽手顶着寒风，稳步踏上专机舷梯。然后尼克松总统抢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动伸出右手，周总理小步上前，也伸出手来，两只手热烈有力地紧握在一起。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就在这时，外公毛泽东又做出了一个出乎世人意料的决定。

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外公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向中国投降的意思，代表那些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这个“围”如何“解”？直到1972年2月21日，谜底才告揭开。

中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吴旭君。外公是把吴旭君叫到床头告诉她的。此时，缠绵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对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

此事非同小可。这一次，吴旭君不必像去年4月让她打电话给海容，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那样迟疑不决。从海容那里，她知道外交部一直无法把外公会见尼克松的时间确定下来，怕的就是身体情况不允许。现在终于能确定了，十万火急，必须马上准备。

吴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跑着出了屋。从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张玉凤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她有精神准备。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即书房)的茶水。

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南海西门门卫，这些属于安全保卫范围。另外还通知了秘书徐业夫。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最后，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住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的会见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在吴旭君忙碌的同时，外公也相应做了些准备，《参考资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以下两篇对外公会见尼克松有用的材料，外公应该是在会见前看过的。

第一篇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前，在临时落脚地关岛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两句：“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

第二篇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典礼中的致词：“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在不久尼克松到来后，这两篇材料被外公借题做了精彩发挥，成为会见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总理下午2时左右得知外公决定会见尼克松，客人已去驻地休息，4点半将有全体会谈，7点钟还有欢迎宴会。总理非常着急，海容马上按总理的吩咐，叫韩叙来。礼宾司代司长韩叙随即赶到。总理对他连说两遍：赶快准备、赶快准备！一向精明能干的韩叙却摸不到头脑，见此情况，海容对韩叙做了解释。最后，总理决定分头行动：自己赶往尼克松所在的钓鱼台十八号楼说明情况，再去游泳池检查会见准备；海容赶往中南海游泳池，安排安全保卫及摄影摄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松尽快前往外公住处。

(摘自毛泽东外孙女孔冬梅《改变世界的日子》)

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仅经过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集体经济制度以及其全国人民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几十万个国有企业和几百万个集体企业，没有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话，中国走资派的改革开放是根本没有对象的。让走资派邓小平在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时代搞改革开放行吗？当然这样问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时代本来就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开放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军阀割据又是战乱的时代。走资派邓小平只能成为军阀中的一个而己。

新中国把国门打开，前提是外面没有强盗，或者说是外面的列强已经承认了新中国的合法存在，这就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已经秘密访华了。在1972年前后，大批西方国家或者是西方阵营的国家和中国建交，包括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英国、日本、西德和西班牙等等。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是7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最重要的是越南战争的胜利。

从1950年的抗美援朝到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都是中国和美国直接或者间接交手，而且美国都失败了。尤其是第二个战争，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失败得更惨。美国当时急于从越南抽身。他承认了中国的胜利，所以尼克松到中国来，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和毛泽东会谈。当时美国媒体评论说，尼克松是举着白旗来到中南海的。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尼克松是举着白旗来到中南海的》。

所以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的工业体系，一个是中国的国际环境，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两个基础，比如假设越南战争中国失败了的话，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就会收得更紧，中国就根本没有改革开放的机会，因为在门外是虎狼成群，虎狼环伺，这个门是不能打开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正面评价改革开放的话，也不能忘记毛泽东时代为改革开放奠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