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是个绝对精致利己主义者

杨振宁是个绝对精致利己主义者

 

 

杨振宁把《“最好的科研生涯留在美国，晚年回到中国，享受在国外没有的待遇”》。两面捞好处。是个十足的自私自利的《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投者分子机会主义者。是和中国的走资派们有共同点的，所以中国的走资派们拿他来做“教父“供着，学着他的样。只不过是：《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少量污秽物即可糟蹋整锅食物。个别不良成员或行为能导致整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的传流美德受损。如今中国四十多年来的道德败坏不能说都是他一个人带坏的？但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子。

为什么《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能盛行？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好处一定是自己，绝对不让自己吃亏，但是面上一定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公正，特别仗义。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绝对不会让自己吃大亏的，表面也许会吃一些小亏。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唯分数论”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教育原因。

自私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个人原因。

唯利是图的社会环境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社会原因。

走资派执政四十多年来一切向钱看《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盛行!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走资派邓小平们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上大学改变命》，大学里培养“絕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立即变现的贮钱匣”。

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尤其是博士文凭是选拔官员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

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

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

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代人考试”业又称替考。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中国特式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所有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都成了培养《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教育目的了。全国上下各级官员和各行各业的官员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高级人才即上等人精英分子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意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这些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有钱，就可以进入私立的高等学校”。

诺贝尔奖算什么？有人说：《我左手将和平奖状拿过来，右手可即刻投入垃圾箱，然后再掏出手绢揩抹双手－-这是?我的一分尊严。 》

转载：《杨振宁争议背后，顶级科学家各国都给啥待遇》

2017-02-28 环球时报

“杨振宁、姚期智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对于中国科学界乃至中国社会来说，这都是一个引发轰动的消息。然而，国内舆论场的反应再次证明，95岁的杨振宁是中国目前知名度最高，同时也是受到争议最多的科学家。有人盛赞他的科学贡献，有人议论他的婚姻是非，有人警告“群嘲杨振宁，小心寒了人才环境”，更多人纠结于“他到底爱不爱国”。“最好的科研生涯留在美国，晚年回到中国，享受在国外没有的待遇”，这是非议杨振宁“不爱国”中一种最典型的声音。那么在其他国家，供职于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对于科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能享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美国：当国家科学院院士，特权少

在美国科学界，代表最高水平的机构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国家医学院、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其中，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在美国仅次于获诺贝尔奖的最高学术荣誉之一。

不过，成立于1863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是一个“由杰出学者组成的非营利性协会”，没有政府拨款。成为该“协会”的院士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物质待遇不会有什么变化。院士没有特权，不能更快地晋升职称，而且如果在学术上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会得不到相关单位的续约。他们在为政府提供科学和相关技术服务时没有办公室，也不获取个人报酬。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个头衔被学术界广泛认可，含金量高，不过它对应的名称更准确地来说是“member”，也就是会员。这家“协会”的院士每年须为自己的头衔缴纳200美元的会费。如果3年不交，就转为名誉退休院士。据了解，美国院士的资历或许能在申请科研经费时有帮助，不过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申请的项目内容。

说到美国科学家的待遇，有一个事例总被提起。一位美国国家科学院华人院士上世纪8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后，在其任职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得到了一个特殊待遇——学校停车场的“优先车位”。不过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待遇已经很好了，因为这所大学的车位一直很紧张。

在美国，院士头衔是一种“非物质化的荣誉”，与此同时，它意味着要承担更多责任：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必须为其所在领域的年轻科学家做出表率;需要为联邦和地方政府提供广泛的政策咨询。

北美大学系统中，学校内部的教授头衔往往更有分量，能在学校享受一等的教授收入和待遇。依照北美学校的“教授治校”理念，对学者的评价不完全依赖于官方或半官方机构的认可，大学有较大的自主权。反过来说，评上院士，未必能在学校内部评上教授。

近几年，媒体对于美国科学界待遇的关注，焦点多在收入差距方面。《自然》杂志2016年的薪酬调查显示，201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里，有29名医学研究者的人均收入超过100万美元，10名以上的非临床研究者收入在40万美元以上。然而，数以千计的博士后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

俄罗斯：院士最高每月10万卢布补贴

俄罗斯的顶尖科学家主要来自俄罗斯科学院, 该机构下设650个分支机构，拥有近5万名研究人员，自1724年成立以来，已有19位学者获得诺贝尔奖，其中自然科学领域有11位。

苏联时期的一个国际大环境是美苏争霸，因此当时的科研人员，尤其是军事科技部门的研究者待遇很好。有俄媒称，苏联科学院院士工资为每月700至1000卢布，是当时国内的最高待遇，据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科学院院长月薪(1500卢布)比苏共总书记还高，而院士的工资和政府部长工资相近。政府为科学院院士提供高级住宅、子女入学特殊照顾等待遇。苏联顶级科学家还会获得各种荣誉和称号，比如“列宁奖”“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此外，那时的科研人员享有较高的政治待遇，自上世纪50年代起，有不少专家学者当选为苏共党代会代表或进入中央委员会。

苏联解体后，俄经济严重衰退，政府陷入财政危机，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由上世纪80年代的2.03%下降到0.4%。由于经费锐减，俄科学家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许多年轻科学家出走，前往欧美国家寻求职位，从1991年到1994年，俄科学院研究人员总人数下降了40%。

俄罗斯总统普京2000年第一次执政后，不断改善科研人员的待遇，科研经费从2002年到2005年翻了三番，达到20亿美元，并将科技政策重心放在吸引和支持年轻科学家方面。目前俄罗斯科学院面临“老龄化”严重的问题，半数以上人员年近退休。

如今，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的待遇相较于苏联时期有所下降。他们不再享受政府提供的别墅和专车待遇，不过科学院可以建房，比市场价格便宜;科学院有医疗中心，但院士看病没有什么特权;当选院士在申请课题、项目立项方面没有优待，和其他申请者一样，他们需要经过专门的评审委员会鉴定。

俄罗斯“zarplatyinfo”网站援引俄科学院的数据显示，物理领域的院士月收入约3.8万卢布，生物领域的院士约2.7万卢布。在科研领域工作超过10年的科学家可根据学位不同获得数额不等的津贴，科学院院士最高每月可获10万卢布(10卢布约合1元人民币)补贴，不过补贴数额有可能在今年被削减。

德国：“卓越计划”、退休政策、成就奖

“越来越多的顶尖科学家回到德国。”德国新闻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德国各个“吸引顶尖科学家”的项目正在产生效果，大批外国和海归顶尖科学家来到德国搞研究。

“几十年来，德国科学家因为待遇问题出现过两次出国潮。”德国柏林教育政策专家霍茨贝格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第一次是二战后，美国招揽了近千名德国顶级科学家到美国，比如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第二次是两德统一后。目前，美国有约2万名德国科学家。

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干细胞研究的女科学家阿诺德曾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与德国相比，美国没有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灵活性更强。而且，科学家的收入比德国高出3至4倍。

进入21世纪后，德国积极用优厚的待遇吸引科学家，推出“卓越计划”，给大学和研究机构更多国家资助，让顶尖科学家可以破格晋升教授。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的研发投资2005年为90亿欧元，到2012年已提升至约138亿欧元，增幅达53%，且仍在不断上涨。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顶尖科学家税后工资是每月4500欧元以上，还有各种补贴。另外，他们当中许多人兼职提供资助的企业的高管，收入是工资的几倍。65岁退休时，顶尖科学家平均可领取最高工资72%的退休金，而一般公司雇员所得退休金平均约占工资纯收入的47%。德国社民党联邦议员劳特巴赫曾称，国家给一个教授的退休金总额大约是一个酒吧服务员的20倍。

在德国从事研究的顶尖科学家还可以获得各项丰厚的奖励。德国洪堡基金会和联邦教育及研究部2002年启动了索夫亚－克瓦雷夫斯卡亚奖，2014年以前每两年颁发一次，现在是每年颁发，颁发对象为年轻科学家，截至2015年共有120名获奖者。

索夫亚－克瓦雷夫斯卡亚奖得奖者中约2/3是在德国从事研究的外国科学家，1/3是在海外的德国科学家。每个获奖人可以拿到140万至165万欧元的奖金，在5年时间里，可以在德国机构组建工作团队，奖金的用途还包括研究人员费用、材料费、实验室和器材经费等。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的网站显示，2002年至2015年获得该奖项的中国学者至少有7人。

[yongbing1993]

利己者为获利是会说一些真话的






自私自利就能对自己的回报最大。在获得自身利益时的利己主义者是会说一些“真话”的。当然，这些“真话”是不是违心的说的，只有这个利己者自己知道。但说的事情一定是实事求是的真实的存在的。否则，这个利己者在当时也得不到自身利益的。

《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都属于“知识分子“之类。都是权贵上等的人，所谓有体面的有名的有知识有学问的人。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好处一定是自己，绝对不让自己吃亏，但是面上一定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公正，特别仗义。特别讲“真话“的。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绝对不会让自己吃大亏的，表面也许会吃一些小亏。总是要做出一些实事得到认可的。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说明了一切。两面派。投者分子，机会主义者。

《懂得配合》：就是头脑活络，机灵，想法多，主意多，能发现问题，精明。

《善于表演》：“善于表演，懂得配合”，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流行病”。把自身和生活中最光鲜靓丽的一面示人，于是精心打造了华丽丽的“人设”，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

对“成本哲学”和“功利社交”的畸态迷恋。

形象，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家世、地位、角色、声望、荣耀和社会关系。与行动和实践相比，“表演”在维护形象上，投入小、见效快、产出大，是博得好人缘、拉高支持分的捷径之一。通过相对低成本的“表演”“穿衣戴帽”后，就有机会被喜欢、被赏识、被信任、被提拔……幸运者还可能因而走向成功，推动个人形象快速“变现”。“变现”！“变现”！“变现”！

习惯性“表演”之下，享受虚荣的心逐渐麻木。当赞美越来越多，气泡越吹越大的时候，自发性的人格分裂渐成常态。过度“表演”，折射出中国文化里的“面子基因”。过分强调“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更有甚者愿意“打肿脸充胖子”。视面子过重，令国人在为人处世中多了些“表演”的痕迹和况味;爱面子之深，令国人在任何情景下都想为自己争面子，甚至不惜通过“表演”、伪装、造作来占据一席之地。

国内同行聚会，多是寒暄、互捧、秀优越。为取悦他人而投其所好，为掩饰自己而无所不用其极;一些不顾现实情况的刻意为之，看似长袖善舞，实则急功近利。这些矫揉与粉饰长此以往，侵蚀的是一个民族的独立人格;久而久之，丢失了坚持和有主见的我们，要么媚权、媚钱，要么媚俗、媚众。

《高智商》，《世俗》，《老道》聪明人。有学问。有知识。有权力。有名人。上等人。

就如邓小平，杨振宁等。

[yongbing1993]

邓小平向毛主席保证永不翻案的





《我保证永不翻案》！《我保证永不翻案》！《我保证永不翻案》！

1967年邓小平《我的自述》“我保证永不翻案” ！

邓小平向中央保证《永不翻案》：”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保证《永不翻案》！保证《永不翻案》！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承认错误：“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邓小平承认错误：“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邓小平承认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邓小平承认错误：“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邓小平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转载：《我的自述》作者：邓小平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

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附：《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编者按：《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邓小平委托江青》，看来江青对邓小平还有用。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又是如何对待江青的？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诉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 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档。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yongbing1993]

一个扫地僧：钱学森之后就是我






【这揭示了一个超越奖项评价体系的真理：真正的战略能力，源于扎实的工程科学积累。当世界的目光追逐诺贝尔奖时，塑造未来安全格局的基石，正在这些“扫地僧”的演算中悄然铸就。】

【诺贝尔奖算什么？有人说：我左手将诺贝尔奖拿过来，右手可即刻投入垃圾箱，然后再掏出手绢揩抹双手－-这是我的一分尊严。 】

【因此，公园里那位笑谈“这是我写的”的老人，其身影背后，是中国航天数十年的厚重积累。他所代表的科学方法与技术传统，是一个国家能够和平利用太空、并坚定捍卫自身太空利益的最深底气。】

【钱学森】和这个不为名利的【扫地僧】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转载：《“钱学森之后就是我”，北京公园话痨大爷火了》

文章来源: 网易新闻 于 2025-10-17

近日，一位北京公园里的大爷火了。

面对路人，他语出惊人：“钱学森之后就是我”、“我搞轨道计算”、“我是（轨道）优化的祖师爷”。而最让人愣住的是下一句：“《空间武器轨道设计》这本书，就是我写的。”有网友说，乍一听以为是大忽悠，仔细一听原来真是祖师爷。这位看似平常的老人，正是航天领域的泰斗赵瑞安，一位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走出的科学家。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他就是那位深藏不露的“扫地僧”——表面平凡，实则身怀经天纬地之才。

“钱学森之后就是我”，北京公园话痨大爷火了

“话痨大爷”原来真的是航天泰斗

赵老从事的轨道计算和轨道优化可不简单。因为这背后牵出的，是一个常被公众忽略却至关重要的问题：太空武器和深空探测的根本基础是什么？九三阅兵时，红旗-19、红旗-29亮相，全场轰动，大家问得最多的是：导弹有多长？多粗？能打多高？这些问题热闹，却抓不到本质。大气层内，飞行器看空气动力学；大气层外，航天器看的是轨道设计。只有把这条脉络看清楚，才能理解中国这些年在太空探索上的真功夫。

中国的“太空加油机”，注意机械臂，可以在轨道上捕获卫星。

轨道计算：从“东风1号”到惊艳世界

如果说空气动力学是飞机的根基，那么轨道动力学就是空间武器的根基。中国在这条路上的积累并非一蹴而就，其脉络清晰地体现在能力的两次飞跃上：从追求“算得准”的绝对轨道，到掌握“玩得转”的相对轨道。

最初的起点是地对地导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代科研人员在钱学森的率领下，纸笔间反复推算抛物线，为的是让“东风1号”导弹在数百公里外击中目标。这种会算账的硬功夫，为轨道计算打下了地基。赵瑞安这样的科学家，正是从那个时代走出来，将导弹曲线的数学经验，升华为太空轨道设计的底层算法。

中国轨道计算第一次惊艳世界，是2007年的反卫星试验。外行看的是中国发射一枚导弹击毁了一颗退役的气象卫星，内行看的是算术的胜利。拦截的关键在于精确计算两个高速运动目标的轨道，并让它们在预定的时间、预定的空间点上交汇。这次成功，标志着中国对绝对轨道的预测与设计能力已达到极高精度。

而技术的深化，则体现在将轨道计算应用于更复杂的场景，其核心从“绝对轨道”走向“相对轨道”。

“上帝之杖”试验的本质，是高超音速再入体轨道设计的胜利。美国渲染的太空轰炸概念，号称一发可毁一座城，其核心技术难点之一，在于重型金属棒从太空再入大气层时，会面临极端的气动、热效应，其轨道是一个复杂的动力学过程。

美国画的饼中国给做出来了，中国团队通过试验进行验证，让钨棒以超高速度精准命中目标点，并与理论弹坑数据高度吻合——这不光证明了中国在复杂环境下的轨道精确模拟、预测与重构能力，还证明了美国的不靠谱：一根140公斤的钨棒从天而降，其直径为0.11米、长度0.84米，以4650米/秒的速度砸向砂石地面。结果呢？留下的只是一个深3.0米、直径4.6米的抛物形弹坑，换算能量，大致相当于几百公斤TNT的爆炸威力，顶多相当于大口径火炮射击，跟毁灭城市不沾边。

今年1月发射的“实践二十五号”太空加油机则是相对轨道控制的集大成者。它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加油，而在于太空对接。太空加油机与目标卫星不是各自在独立轨道上运行，而是必须进行精密的相对轨道优化：首先机动到同一轨道面，然后通过多次微调逐步逼近，最终在厘米级精度、近乎为零的相对速度下实现对接。

这背后的轨道计算，远比简单的拦截复杂，要求对两个航天器的相对位置、速度、姿态进行连续、实时的高精度控制。这种能力，使得航天器能从一次性消耗品变为可维护、可升级的太空资产，其军事价值——如对特定目标进行近距离侦察或干预——不言自明。

因此，从摧毁卫星的激烈碰撞，到为卫星“延寿”的轻柔对接，其共同根基都是日益精进的轨道设计与优化能力。赵老爷子那句“搞轨道计算”，背后正是一条从保障基础打击，到支撑战略反导，再到赋能未来太空主导权的技术长征。

红旗-29乃是国之反导神器，连美国也没有对应武器。

轨道优化：从算术到高等数学

如果说轨道计算是空间武器的“算术”，那么轨道优化就是“高等数学”。它不仅要回答能否实现，更要回答如何以最小代价、最高可靠性达成目标。赵老说，优化能让效率成倍提升，这正是中国航天工程哲学的核心——将精准的数学计算，升华为最优的工程实践。这一点在中国近年的几次代表性任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例，是红旗-29的反洲际导弹拦截。

洲际导弹弹道高、速度快，拦截窗口转瞬即逝。中国的方案展现了轨道优化的威力：敌方洲际导弹起飞后，我方迅速解算其弹道，为红旗-29的动能战斗部规划一条最优的预定交汇轨道，让两者在数百公里高的太空“准时赴约”。这种料敌于先的能力，直接拉大了实战中的拦截概率。

第二例，是嫦娥六号的月球采样返回。

2024年，嫦娥六号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将轨道优化艺术演绎到极致。其难点在于多体轨道间的精准衔接：月面起飞、月轨交会对接、精确注入地月转移轨道、最终精准再入地球，如同一场持续数周、分秒不差的太空芭蕾，堪称中国轨道动力学计算精度与可靠性的终极证明。

第三例，是“天问一号”的火星探测任务。

与美国将“环绕”与“着陆”分多次任务完成的“分步走”模式不同，中国“天问一号”首次发射便一次性实现“绕、着、巡”三大目标——这背后，是轨道优化能力在行星际尺度上的极致展现。任务团队为探测器组合体设计的地火转移轨道，需确保其在飞行数亿公里后能被火星精准捕获。进入环火轨道后，轨道器与着陆巡视器需在最佳时机分离，后者自主切入再入轨道，前者则调整为中继探测轨道。这一系列动作的成功，意味着中国掌握了行星际轨道设计、捕获控制、多目标轨道协同等顶级技术。

这种一步到位的方案，极大降低了任务的总成本和时间周期，将发射风险集中一次化解，体现了中国航天“以算法上的极致精确，换取工程上的最大简洁”的独特思路。

纵观这三项任务，其共性清晰可见：中国航天的解决方案都锚定在轨道优化这一根本之上，通过超前的精确计算，将高风险转化为最优路径。这既是赵瑞安等老一辈科学家奠定的学术基因，也塑造了中国空间战略以算法驱动、以效能为先的独特风格。

美国的“金穹计划”不容小觑，把对手拖进耗资无穷无尽的太空竞赛，美国当年用这一招拖垮了苏联。

国之重器

赵老其人与其著作，恰是中国航天发展路径的一个缩影：不尚空谈，唯求实效。他的《空间武器轨道设计》推演的诸多构想，正不断被现实印证。美国不遗余力推动太空武器化、太空军事化，甚至故技重施，抛出“金穹计划”——规模堪比拖垮苏联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金穹计划”看似前沿的概念，本质上并未超越基于轨道动力学的攻防逻辑。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方追求战略宣示与威慑，而另一方，如赵老一代人，则致力于打造深藏于代码与方程之中的、能够精确掌控太空轨道的算法体系——这才是最根本的国之重器。

这揭示了一个超越奖项评价体系的真理：真正的战略能力，源于扎实的工程科学积累。当世界的目光追逐诺贝尔奖时，塑造未来安全格局的基石，正在这些“扫地僧”的演算中悄然铸就。

因此，公园里那位笑谈“这是我写的”的老人，其身影背后，是中国航天数十年的厚重积累。他所代表的科学方法与技术传统，是一个国家能够和平利用太空、并坚定捍卫自身太空利益的最深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