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细菌武器成果都去哪儿了
转载《揭秘美军最大生化武器基地黑历史 竟接手731部队成果》
作者：渣渣刀&锹铁刀
时间：2020年5月21日
网址：https://mil.sina.cn/gjjq/2020-05-21/detail-iircuyvi4238569.d.html
5月2日，中国媒体向美国政客提出的十个问题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是美军最大的生化武器研究中心。关闭后不久便出现了一连串肺炎或类似肺炎病例。
几乎同一时间，美国H1N1流感爆发；2019年10月，美国多个机构组织了一次代号为‘Event201’的流行病演习；12月，武汉首名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出现症状；2020年2月，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这些事件是否有内在关联？
这些问题已经够某些口无遮拦的美国政客回答一阵子，但关于德特里克堡，他们需要解释的可能远不止这些。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中国人民举国欢庆战争胜利时，远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却在暗中谋划着什么。
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同年10月偷偷派遣了一只科研队伍前去日本执行秘密任务，带队者为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而他要去见的人正是前731部队的创始人、头目，“恶魔医生”石井四郎。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是旧日本帝国陆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的称号，在石井四郎的领导下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了包括细菌实验、活体解剖、毒气实验等一系列毫无人道突破底线的人体实验，据731部队要员供认，至少有3000人在这里被残害。
但一些研究者认为受害者至少达上万名。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731部队在中国浙江、湖南以及山东、广东等地实施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细菌战，造成大量平民死亡。
然而就在1946年到1948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上，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十几名731部队主要成员却无一受到起诉，这不免让人心生疑窦。
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在二战一结束便千里迢迢去到日本，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据美国国家档案馆文献记载，早在二战结束前，美军便已获悉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并在1945年到1947年期间，前后五次派遣科研队伍调查并尝试用各种渠道得知相关实验“成果”。
1945年9月，美方派遣的细菌专家莫瑞·桑德斯中校审讯了“731部队”的主要成员内藤良一、金子顺一和增田知贞等人，以此完成了有关731部队的研究报告（《桑德斯报告》）。该份报告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390/18/24/02）。
1945年10月3日，由杜鲁门总统亲自指派的卡尔·康普顿回到美国并向其汇报和提交了一份六页的情况汇总。该份报告现存于杜鲁门博物馆。
1946年5月31日阿尔沃·汤普森赴东京对石井四郎及25名亲信进行询问，并完成了《关于日本生物战研究的报告》，提交了对21种细菌战剂、4种细菌攻击方式的研究报告以及10张细菌炸弹图纸。该份报告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270/09/07/04）。
1947年4月德特里克堡的诺伯特·费尔博士奉命再次赴日本调查，并在6月29日发回的《日本生物武器新信息汇总》里称“目前在德特里克堡研究的实验日本人已经做过，并且还有许多新的研究，包括真菌、细菌、线虫对满洲以及西伯利亚地区谷物和蔬菜的影响。”“报告还没有在德特里克堡研究，但是在初步浏览后可以确信里面包含了很多有趣且有价值的信息。”
据称此份报道长达60页，包括对炭疽、鼠疫、伤寒、甲乙型副伤寒、痢疾、霍乱、鼻疽等的感染或致死量、感染方式、炸弹实验、喷洒实验、稳定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该份报告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290/03/19/02）。
1947年10月29日起，德特里克堡的埃德温·希尔博士开始了对于731部队的主要成员的面谈共76次，内容包括植物、动物、人体实验、各类病毒以及生物武器在战争中的运用。
在12月12日提交《埃德温·希尔报告》并在报告中极力为石井请愿免罪。面谈实录和材料全部收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而日本庆应义塾经济学会1991年发表的论文中，也十分明确地提到了桑德斯、汤姆森、费尔以及希尔四人前往日本调研的经历，以及他们在面谈后留下
石井四郎和其他731部队主要成员把研究成果拱手让人，是科学家的无私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对于科学家来说，研究成果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石井四郎怎么忍心就这么把自己培育多年的孩子拱手送给美国？这不禁让人联想，莫非美国和石井及其部下做了什么交易？
这个怀疑在不少一手二手文献中得到了验证。
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1980年发表的《日本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一文中引用了1947年5月6日被派往东京的美国生物武器专家发给华盛顿的一封电报：“石井表示如果他本人以及他的上司和手下可以不以战争罪被起诉，那么他愿意详细描述实验内容。”
同年7月1日，爱德华·韦特尔博士写给美国国务·陆军·海军调整委员会（SWNCC）的备忘录中也提到 “（石井及其同事）愿意提供从人体实验和动物实验解剖获得的8000张玻片…任何’战争罪’审判都将向所有国家完全披露此些数据，因此，为了维护美国国防和国家安全，应避免（审判）发生。” 韦特尔甚至直接表明“日本生物武器数据对美国的重要性远远比（石井及其同事）被起诉更有价值。”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莫过于日本记者青木富贵子所著的《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中提到的石井与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秘密的口头协议。
青木富贵子写道自己在美国国立档案馆里看到了“镰仓协议”，其中包括 “秘密调查报告仅限于希尔博士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中的美国人以及石井四郎和约20名研究人员范围之内” 和“日本研究人员将受到绝对保护，免于追究战争罪责” 在内的等九条协议。
然而美国不止帮石井及其同事逃脱了战争罪的审判，不少史学家怀疑德特里克堡雇佣了石井为美国研究生物武器。
1995年3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名为《731部队的罪行》的文章中写道 “美国希望得到日本的生物武器数据以供其用于军事。（这些数据） 不仅让731部队的负责人免于战争罪的审判，并且给他们发起了美国的工资。”
英国卫报在2005年5月10日刊登的剑桥大学讲师理查德·德雷顿的《空白的道德支票》中也写道“曾在满洲进行人体实验的日本石井四郎后被美国雇为生物武器顾问。”
如果说这些指控仅仅是史学家的猜测，那么1947年7月22日由时任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的威洛比将军秘密发送到华盛顿的电报就是实锤。
威洛比在电报中写道 “我必须要指出这是明智地使用MID机密资金的途径 （也是此资金的主要用途） …… 倘若我们不能留住这些人，丢失脸面或是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将破坏迄今为止已成功发展的关系。”
于是在仔细考量了731部队的实验成果数据对“美国国防和国家安全” 的重要性后，SWNCC的赫伯特将军在8月27日的备忘录里写道对最终立场文件的一些更改建议， 包括以下内容：“目前的数据…看来不足以构成维持针对石井和其同事的战争罪行指控。” 该份备忘录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250/68/05/03）。
最终1946-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由于某大国的操控、掩护，在中国犯下的严重细菌战罪行的石井四郎以及所有731部队参与者因“证据不足”无一被提起诉讼。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官方名称是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在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治领域有着极大的影响。然而近些年来，德特里克堡却因其他原因频频登上头条。
根据1989年美国雷斯顿埃博拉事件纪实作品《血疫》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特里克堡的存在。而这本书在2019年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改编成为了影视作品。
2001年的炭疽热袭击，德特里克微生物学家布鲁斯·埃文斯（Bruce E。 Ivins）取出炭疽孢子并用信寄出，导致5人死亡17人感染。而就在2008年，当联邦调查局发现他的可疑之处并将逮捕埃文斯时，这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却选择自杀。
2011年到2016年，周边的居民请愿关闭德特里克堡，请愿人写道“德特里克堡的武器渗入地下，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影响了成千上万人，让我的家人，朋友和邻居得了罕见的癌症。它已夺走了2500多个生命。”研究人员在德特里克堡附近发现的泄漏的橙剂、炭疽、武器化肉毒杆菌中毒和放射性碳十四。
有趣的是，上述这些大多数都曾在石井及其同事的731部队研究过。上文提到的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的《日本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一文中对此也有详细叙述：“显然，在德特里克堡的研究者从日本同行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有研究者称 （得到的报告） 是’无价之宝’。美国后来研发的生物武器与日本已开发的武器极为相似，例如用羽毛感染孢子病毒就是石井的想法之一，后来，羽毛炸弹成为美国生物武器库中的基本配置。”
而在越南战争中投入实战的橙剂，根据曾帮助美国农业部整理橙剂相关文献的学者阿尔文·杨（Alvin L。 Young）所著的《橙剂的历史、用途、特性及环境归宿》一书记载，研发、测试所谓“战术除草剂”（包括橙剂在内）的牵头机构即德特里克堡的化学武器研究实验室。
而这本书当中，也留下了很多关于德特里克堡在“战术除草剂”研究中的图片和文献资料。
的确，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数据库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在1946年到1949年期间，近60份731部队相关采访和研究都是在德特里克堡进行的。这些美国从“恶魔医生”石井手里获取的研究成果，辗转来到德特里克堡并再次“大放异彩”。
2019年7月到8月，德特里克堡内部报告了两次泄漏，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现场检查和评估之后，停止了该实验室的研究项目。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少数政客不断地指控这个来源还没有调查清楚的病毒是中国的实验室中制造出来的。尽管他们言之凿凿、信誓旦旦，甚至指控的表述前后不一。但证据就像他们口中的象牙一样虚无缥缈。
相反，德特里克堡给了我们太多未知和不确定。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个坐落于“空气香甜”马里兰州的基地，接手了对中国人民有着最大伤害的731部队的“研究成果”，用来做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而其病毒曾经泄漏的“实战经验”，更让人不寒而栗。因为这里保存了比新冠病毒更让人担忧的，危险性更强的其他病毒。
写在最后：美国掩盖石井等人的战争罪，德特里克堡接手731部队，在这个国家重要政客都可以毫无根据的随意造谣的时代，即使真相为真又有多少人看得到呢？也许就如英国病毒学家阿拉斯泰尔·海博士在2004年《自然》杂志里写道的一样：“遗憾的是，很少有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中国学者有权限浏览相关的档案。”
【胡耀邦是怎样搞乱西藏新疆的？- 邓力群 】
作者：邓力群
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
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
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
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
另外，本来阴法唐（时任西藏第一书记）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
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
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
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
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
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
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
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
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胡耀邦反对安全生产，80年代初提出所谓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矿山资源，成为各种社会势力争抢的对象，被少数人霸为己有，不顾后果的胡挖乱采。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矿主们挑肥弃瘦，大量本来可以采掘的珍贵资源被抛弃，原本可以开采数十年的资源，在群挖群采的无序状态下，矿山寿命大大缩短，早早就夭折了。
而且在“有水快流”政策指引下，取消了地质条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资，导致最近20多年来，中国每开采百万吨煤的生命代价急遽上升五倍多。当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政策时，原煤炭部部长韩英（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并找胡当面提过意见，但一切都没用。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许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前往西藏。
1980年3月，胡耀邦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发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他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遭到党内左派的强烈批评，认为是民族工作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决定收回胡耀邦的报告。当时西藏第一批汉族干部撤离已经完成，第二批撤离停止，一切恢复原样。胡耀邦继续坚持民族问题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震惊于西藏的贫困，并承认之前的极左路线给藏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这些举动令西藏人民对胡耀邦深切怀念。在1981年7月接见了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62]，期间提出了“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万里在西藏考察时，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条”，其中一条是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干部占到西藏地区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汉族干部离开西藏是光荣的。并建议把80%的汉族干部从西藏撤离。
这些建议引起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共鸣。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条，提出从新疆调回汉族干部的决定。但最后由于新疆民族主义高涨以及王震的反对，决议没有通过。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国确定了蒙古语标准音，图兰语标准音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拉丁图兰文及蒙古语音标。中央1984年5号文件关于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即“两少一宽”）。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正式确立了以少数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间，还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关于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给予低息贷款的通知》，每年递增10％民族自治区定额补助的《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等对少数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全国新增了很多自治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