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集国恨家仇的张学良怎能不抗日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炸死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原想趁张作霖刚死、东北群龙无首之机夺取东北。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化装成士兵由华北迅速返回沈阳，接管了政权。使日本关东军的阴谋破产。
1928年底，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以此为标志，蒋介石实现了对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而张学良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目的是为报杀父之仇，同时驻扎在东北就是为了保卫东北这块土地不被小日本入侵占领，集国恨家仇的张学良怎能不抗日？
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蒋介石兵精粮足，冯玉祥军风彪悍，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张学良先是坐山观虎斗，后来明确支持蒋介石，率军入关，占领华北，抄了冯玉祥的后路。冯阎两军溃败后，蒋介石把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等地给了张学良，张学良还收编了冯玉祥手下大将宋哲元的部队，给了这支部队一个29军的番号。
在“9.18事变”之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华北地区驻扎11万人，在东北地区驻兵20万人。如果再加上象29军这样的收编部队，人数就更多了。
当时的东北军经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经营，坐镇中国北方六省两市，在全国各路诸侯部队中，是仅次于蒋介石军队的人数最为众多，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陆军中还有装甲部队。
在”9.18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撤军东北不抵抗逃跑后，被日军仅在沈阳地区缴获的张学良的东北军武器装备就有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门，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门，飞机二百六十架等。可见张学良东北军的家底有多厚！
正是由于张学良有这样的家底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支持，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以及剿共付司令，蒋为正司令。
而在”9.18事变”爆发时，日本关东军有多少兵力？
简单介召一下有关日本的《关东州和关东军》：189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并将此地取名为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两国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日本随后便成立了相应的殖民机构，并派军队驻守，这支军队就叫关东军。
所以，简单地说，“9.18事变”之前，关东州，即旅顺口、大连湾一带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南满铁路及铁路两侧数公里之内的区域，是日本的租界地。关东军就是驻扎在关东州及南满铁路的日军部队。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
在“9.18事变”之时，日本的关东军部队有一个师团（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六个铁道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另外，其他可动员的军事力量还有侨民中的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总共2.34万人。日本总共有2.34万人。
【日本总共有2.34万人。】
【张学良的东北军有30多万人。】
在“9.18事变”之时，兵力对比：
日本方：当时在奉天的日本关东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和第2师团的第29联队共几千人。
中国方：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1万余人，装备精良，是东北军的模范旅。
经过：当918夜晚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500余人向北大营进攻时，留在军营的旅参谋长赵镇藩向在奉天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对策时，接到的竟是“不准开枪，挺着死！”的命令。于是，1万余人驻守的北大营竟听凭500日军攻击，不敢做任何有效抵抗。
23时46分，奉天关东军以土肥原的名义（土肥原当时不在奉天）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大营西侧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与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商议后决定，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各地。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日本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9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7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9月19日上午8时，得到增援的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所有驻省城的中国军警均被缴械。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在“9.18事变”当夜，是谁下令“不抵抗”？
“9.18事变”爆发的当夜（即9月18日22点20分到19日凌晨），在奉天的东北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是通过电话直接向在北平的张学良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的，当时张学良外出，荣臻没与张学良联络上，因而只能按照蒋介石8月16日“铣电”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所以，9.18当夜最早下令“不抵抗”的是荣臻。
荣臻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其依据还是蒋介石在8月16日和9月12日两次做出的“不抵抗”的指示。所以，“不抵抗”的罪魁祸首还是蒋介石。
在“9.18事变”之后的9月19日，奉天事变情况被报告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国民党大员们慌作一团，急电给在江西“剿共总司令”的蒋介石回宁主持一切。9月21日，蒋介石从“剿共”前方回到南京。面对日寇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依然采取不抵抗政策。《依然采取不抵抗政策》！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除了决定9月18日为中国国耻日，23日全国下半旗哀悼奉天陷落外，没有采取任何军事措施去抵抗日军的侵略、收复失地。《没有采取任何军事措施去抵抗日军的侵略、收复失地。》
从9月19日到25日，日军继续侵占辽宁、吉林各地时，蒋介石、张学良仍然没有组织任何抵抗、反击，而且居然连表面文章、文字游戏都不肯做一下。《仍然没有组织任何抵抗、反击，而且居然连表面文章、文字游戏都不肯做一下。》
基本事实是：在9月19日奉天陷落之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的意图已大白于天下。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守土有责，天经地义要组织抵抗。抵抗后战败撤退，与不抵抗白丢国土，对于一个国家政权、军队和领导人来讲，绝对是两个不同概念。
如果蒋介石下令抵抗而张学良没有执行，那是张学良不抵抗。但是，从9月19日到25日，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坚决抵抗、不许后退、反攻收复失地的命令吗？没有！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酌情抵抗、相机行事的命令吗？也没有！
那么，蒋介石下过什么命令呢？9月23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既然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那么，东北军还怎么抵抗？如抵抗就得有冲突。蒋介石给东北军下了一个“对日军避免冲突”的“严格”命令，然后又说我没命令他们“不抵抗”，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对于日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政府的解决方法是“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
在“9.18事变”之前，蒋介石的“不抵抗”只是内部指示，但在“9.18事变”爆发后，“不抵抗”竟然成了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的国策，尽管换了个名词叫“避免冲突”！日本打到中国家里来了，中国头说“避免冲突”？
到1931年9月25日，日军攻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座城市，并完全控制了十二条铁路。基本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控制。这样的战果连关东军自己都难以相信。但这时，两个难题摆在了关东军面前:
其一.在辽宁的东北军大都撤到了沈阳以南的军事重镇锦州，聚集在锦州的东北军达十几万之众，继续进攻锦州，关东军兵力不足。
其二.吉林以北的黑龙江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贸然进攻黑龙江，怕导致苏联出兵。
所以，关东军就此暂时停止了进一步进攻，一方面巩固取得的战果，同时对东北军政官员开始招降纳叛。
日本对对张学良的东北军中的官员开始招降纳叛，结果就产生了大量的《日伪军》。日本关东军和《日伪军》成了联合军。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扶植的傀儡、清废帝溥仪出任"执政"的伪满洲国发表"诞生"通电。至此，东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9.18事变”以关东军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双胜利而告终。
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的一切欺骗的伎俩，到目前为止，对某些人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对这个骗局我们一定得揭穿，而且一定可以揭穿。根据对苏东等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观察，现代修正主义具有如下的特征：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子，走的是资本主义的路子，他们一般都依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或种种社会主义的旗帜，但却以实用的方法阉割其革命的灵魂。他们口头上挂着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以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他们共同的手法是欺骗。因为他们深深懂得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以反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是不得人心的，是无法得逞的。因此，他们往往以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弊端为名，干的却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之实。他们有时甚至只做不说，或者做成再说。他们是从来不说出自己真实的动机和目的的，仅仅以实用主义的口号和眼前的利益吸引群众，实际上却天天都在改变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破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步一步地把人民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当人民觉察时大势已去为时已晚。戈尔巴乔夫其人直到前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倾覆时才最后说出：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已经完成了”。原来他的本意就是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他在回忆录中坦率承认，他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对共产主义怀疑的，并认为：“只有从这个制度的顶端，才能有效地改革这个制度。”他一生的事业确实完成了。
在国际问题上，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实行无原则的和平共处，是现代修正语言者的共同特征。因此他们必然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和反帝国主义的旗帜。赫晓鲁夫的“和平共处”与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全人类的利益超过一切阶级、集团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口号。列宁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现在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其实并没有过时，但却被他们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如今的中国特色党抛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谬论, 帝国主义和资本家阶级以及一切反动派邦凶能同劳动人民有"命运共同体"吗?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现代修正主义的显着特征是推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或借口所有制履行的初步完成，不再提或漠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相当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们这样做，实质上不过是放任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的进攻。前苏东等国几乎没的有一国不是造成极端的思想混乱而垮台的。前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其《苏联政变亲历记》中曾说：“只要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的学说），那么他们是否继续声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句话确实说到了要害处。放弃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致命因素。在毛泽东时代虽然资本家阶层不存在, 但想当资本家的大有人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证实了资本家阶级很快形成, 贪富阶级很快各自形成, 阶级矛盾越来越深, 这就是阶级斗争。走资派邓小平一上台就取消阶级斗争, 不就是为资本家的形成开縁灯。
在建设路线上，他们共有的特征是对市场经济万能论和私有制驱动力的迷信。为了扫除改变制度的强大阻力，他们声嘶力竭地把计划经济贬斥为“斯大林的模式”，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而实际上却难以解释苏联为何在短短的时期内发展为如此强大的国家。其目的无非是以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来代替已经实现的公有制而已。
在依靠谁的问题上，他们天天都说依靠人民，依靠工人阶级，实际上却天天都在改变其主人的地位，收回其已经到手的福利，并且使其沦为资本的雇佣奴隶。而其真正依靠的却是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中国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取得了政权之后，为什么明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却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作幌子？欺骗人民？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和支持，如果走资派确认社会主义真的是失败了，资产阶级完全可以说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失败了，现在该由我们领导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什么他们不敢这样做？
其实由毛主席创立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如果真的不得人心，资产阶级完全可以将共产党解散，另建一个新的政党，好几个东欧国家就有这样的例子，但是中国的走资派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的作法是利用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拥护，把他们推行的资本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利用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借着这个党来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建立起资本主义。
40年之后，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已经认清了今天的假共产党的真相，他们看清了今天的特色共产党已经不再依靠人民，已经不再为人民服务，他们亲身体验到劳动人民在改革开放后的处境，原来在社会上被尊敬的工人阶级，如今成为弱势群体，工人亲身体验到当他们的劳动力被当作商品买卖时，工人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也失去了劳动者的尊严。
农民在人民公社被迫解散后，无法抵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对他们的欺压。几亿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丢下了自己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亲人，出去打工以便寄钱来养活家人。
这些离家到外谋生的临时的短期被资本家雇用的农民工，和被解雇的前国有工厂的老工人承受着各种艰难，工资低、没有福利、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新工人更承受了没有工作地方的居留证，因此子女不能上学，他们被强迫承受与自己的子女和父母分离痛苦。
在今天中国的社会里，以前已经被铲除了的人剥削人、人欺压人的事件，每天每时都不断地重复着。钱财不断地往上流，往有政治权力、有资本的方向流，让极少数人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这些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去国外，在美、欧、加拿大等国的大城市，他们大量买房置产、开豪华车、戴高价的珠宝，成为当地极为引人瞩目的富有华人。这些富豪子女带走的财富都是中国劳动人民辛苦工作，却满足不了生活上基本需要的积累（每年在数字庞大的GDP里，中国人自己的消费只从30%多一点增加到39%）。
在这样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两极分化的社会里，当政者却不断地提倡所谓和谐社会，难道他们真的认为有人会相信？
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除了最富有的贪官污吏和私有公司的老板外，还有不少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过着相当好的日子，这些人生活的富裕，每年有余钱可以去各处旅游，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是满意的。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中多数是已经工作了多年，年纪比较大的，甚至已经退休的知识份子。年轻人为了能够达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拼了命地努力，但是他们发现要实现这个梦想，越来越困难，他们几乎要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比起一般劳动者他们的生活的确好多了，但是他们长期不顾自己健康的过份劳动能够持久吗？几乎耗尽了生命换来的比较舒适的生活，值得吗？
许多曾经在社会主义生活过的人对过去是怀念的，那时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有保障。社会是公平的，而且生活的有尊严、有希望。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合理的，政府官员是清廉的，没有人可以靠政治权力而致富。这些人仍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他们中间包括忠诚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其中有些人基于过去对共产党的信任，以及他们自己到目前没有遭受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而且还能够过着小资产阶级相当富裕的生活，因此对当今的共产党虽然不满，但是仍然寄予希望，他们认为共产党过去也曾经犯过错误，但是经过整党，共产党把错误纠正过来，仍然可以回到正确的路上去。
40年过去了，在这40年里，共产党每一个新的领导出来，这些人都会对这位新领导寄予无限的期望，他们会细心地观察他的言行，耐心地聆听他的讲话，一厢情愿地去解读新领导每句话的意思，他们是真心的不想要放弃对共产党的希望，这也难怪他们，在他们的一生中，中国受尽了外国的侵略和欺辱，人民受尽了极端的苦难，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给中国带来新希望、新生活、和做人的尊严。尽管他们对现今社会怀着各种不满，但是他们不认为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当今的共产党。
因此总的说来，资产阶级一切欺骗的伎俩，到目前为止，对这些人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对这个骗局我们一定得揭穿，而且一定可以揭穿。如果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经历过的两条路线斗争，将会有助于认识今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继续斗争的事实。社会主义时期，走资派所要执行的各种政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人和农民坚持抵制，堵住了他们的路，这些政策今天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可以敞开地、无遮掩地实行。只要把他们所有要执行的都归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口袋里就行了，他们这样没有任何真实性的谎言还能维持多久？
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要增强劳动人民（工人与农民）的力量来和资本作斗争，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的一切具体政策都是根据这个目的来制定的，这就是社会主义路线。资本主义路线则是用一切力量来打击劳动人民，以便增强资本的力量来建立和培养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为了加强劳动人民的力量，社会主义路线建立工人与农民之间紧密的联盟，并且尽所有力量来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资本主义路线则是尽一切力量打击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团结，并且竭力破坏工人与农民之间的联盟。
综观二十世纪末的悲剧，足见现代修正主义影响之深，泛滥之广，欺骗性之大，为害之烈，使历史至少倒退了数十年，使亿万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英雄儿女的鲜血付诸东流了！这个教训实在太深刻、太惨痛了！因此，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彻底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具有关键性的重大任务。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空话和谎言。”（《列宁选集》第2卷，第686页）可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
自从走资派邓家党执政以来, 這是一個齷齪的時代，奸佞當道，小人橫行；這是一個悲催的世界，英雄有淚，壯士無語。讓資本決定一切，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一句話，只認錢！這還是中国共產黨的宣言嗎？黃世仁做了代表，穆仁智成了公知，大春做了農民工，喜兒去了天上人間。老爺們嘲弄工農的開國領袖，那是資本復辟，资本家高喊着让下岗工人临时农民工打工者们奴隶一样996工作制是"你们的福报"时, 那是在逼劳动人民拿起武器再次进行革命造反！
提示：如同现如今中国大陆走资派特色党政府讲了四十多年的一句话：“台湾是属于中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一直要求全世界各国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而到今天为止，台湾是属于中国吗？
当年，在抗日战争之初，国民党的蒋介石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九一八》后的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讲演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明要求：“现在政府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避免冲突。”
尔后的事实证明，国联的决议如同一张废纸，日本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反而不断扩大侵略规模。《国联的决议如同一张废纸》
1931年10月上旬，关东军派飞机轰炸锦州。10月下旬，日军又向黑龙江省发起进攻，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高潮的影响下，先后于11月上、中旬，在嫩江桥、昂昂溪及三间房等地，给进犯之日军予沉重打击。日军先后参战人数计5900余人，死伤1181人（其中战死将校军官5人、准士官以下53人，伤将校7人、准士官以下120人，冻伤996人），死伤人数占其参战人数的20%。黑龙江省中国军队参战人数约11800人，伤亡约1100人（其中战死约600人，伤500人）。马占山部抵抗关东军的进攻及取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和完全依赖国联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它接受美国的授意，企图在锦州建立所谓“中立区”，来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从九一八事变到11月，日军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经相当顺利地侵占了东北三省的大部地区。因而，日军又随即向辽西锦州进犯。11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电令驻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希望日本军队不要继续进攻，并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而由中国军队退入山海关内为交换条件的建议。这个妥协投降的“建议”计划，无疑是变相、自动地出卖中国东北，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因而，它一出笼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一致强烈反对，最后在全国人民的愤怒指责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建立锦州“中立区”的计划被迫于12月4日取消。
然而，由于日本更加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屈辱无能，侵略野心也越来越大。12月22日，关东军发表了所谓“讨伐辽西一带土匪”的声明之后，便开始了向辽西的进攻。此时驻辽西锦州一带的东北军，按照蒋介石的电令，早已全部撤至山海关内，锦州一带只留下维持治安的三个地方公安骑兵总队，就这三个骑兵总队，也可以“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退入关内。”因此，日军对辽西的进攻，又基本上没有遭到什么抵抗。日军于1932年1月2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据点锦州，国民党东北军则全部撤退到了关内。
历史证明，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只有用反侵略战争的军事手段予以反击，才是最有效的方法。用外交途径和运用舆论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这是应该的，也只是次要的一个方面，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把外交手段当作唯一手段，并且依赖国联组织机构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这就本末倒置了。
国际联合会行政院常务理事会先后于9月19日、21日、22日、23日和25日，10月13日、16日、19日和24日等，连续开会讨论九一八事变案，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报告日军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扩大侵略行径的情况，请国联“主持公道”。国联决议促日军撤军，并“劝告中日双方退兵”，但均被日本否认，称这只是“地方事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不容国联或第三国插手。后来，日本干脆以退出国联相威胁，根本不把西方各大国的批评和国联的决议放在眼里，国联也随之态度软化，转而赞成日本的主张。蒋介石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1月2日锦州失陷，前后仅仅105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三省就全部沦陷，这完全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绝对“不抵抗”政策的严重恶果，其主要责任无疑应该由蒋介石承担，因为他是“不抵抗”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但是，作为东北军的最高长官张学良不打半点折扣地完全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东北军大部不战而退，或不战而降，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一再告诫张学良对日要实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1931年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谓：“此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13日，于右任也致电张学良：“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
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等首脑机关要人中，由于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思想的严重影响，造成东北当局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后指挥失灵，被日军各个击破。张学良本人因军阀混战长期留驻北平。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正忙于为其父亲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及其儿子万国宾均在北平遥控，而且急于将其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向哈尔滨，再转运至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其父亲去世回到锦州老家治丧，由军署参谋长、省政府委员熙洽代理。总之，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及政府各界在张学良多次“不抵抗”电令的影响下，思想上不但毫无对日抵抗的准备，而且早已作好了如何逃退的打算。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在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而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请问，这跟投降有什么区别？9月19日午夜1时许，张学良在北平获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立即电令东北军政大员要“听命于中央，所候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连报中央，听候指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实为湖）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张学良自己也承认：“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并用炮袭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张学良给东北军一道道的“不抵抗”电令，无疑如一根根粗黑麻绳捆绑住了东北军广大官兵，他们虽然作了某些抵抗，也只是零散的、无组织的，扭转不了整个战局。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北三省迅速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铁的事实连国民党政府自己也无法否认。1977年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简史》，是一部竭力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的著作，但在叙述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时，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是主张绝对不抵抗政策的。它写道：“蒋主席至湖口，闻讯立即折回南京。21日，在陵园召集党政首长续商应付对策。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以为对日本外交之决策机关。同时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沉着镇静，信任‘国联’之公理处断。希望全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奉行“不抵抗政策”，不准东北军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政策导致了东北的沦陷和伪满洲国的建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面对美国提供物资支持下的日本侵略，当时的蒋介石和他的留美精英组成的政府，却迷信美国和西方承诺保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幻想美国和西方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长期实施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多次不战而获，侵略野心膨胀，导致全面侵华，使我国军民伤亡高达3500万，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又背着中国制定《雅尔塔协定》，割走了中国外蒙领土，占领旅大等港口。二战后，更是提供了30亿美元军火等物资，远超抗战时期，帮助蒋介石镇压人民的反抗，屠杀中国人；还有表面上声称归还中国，实际将琉球群岛交给日本。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制造的侵华战争爆发，即“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对中国全面侵略的开端。?
蒋介石的指令：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在东北地区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不准东北军民进行抵抗。?不抵抗政策的后果是东北的沦陷：由于缺乏抵抗，日本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并将该地区划为伪满洲国，开始对东北人民进行长期的殖民统治。?
日本全面侵华的加剧：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主战的军部地位上升，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
“不抵抗政策”的责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认为是导致东北沦陷和抗日战争初期失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对抗战力量的破坏：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蒋介石对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国军民采取了打击、瓦解和迫害的手段，破坏了抗日革命力量的团结。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带有转折点性质的重要历史事件。毛泽东曾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严重步骤，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而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依赖并乞求国际联盟的所谓“国际公理之判决”，从而招致东北三省的迅速沦陷。张学良完全彻底执行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方针，使东北军大部不战而退，或不战而降，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是中华民族奋起抵御外侮的民族解放战争。
《转载》：辛无庸：蒋介石的十大罪状
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曾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其统治时期的种种行径却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沉重灾难，以下将详细阐述其罄竹难书的十大罪状。
一、卖蒙求荣，外蒙古，这片广袤的土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元朝始，中央政权便对其实施了有效的管辖，此后历经明清，外蒙古始终处于中国版图之内。然而，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下，蒋介石为了一己之私，妄图获取外部势力的支持，不惜牺牲国家的领土主权。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背着中国政府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其中涉及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苏联以此为要挟，对蒋介石政府施压。蒋介石为了换取苏联在其他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在国共斗争中的所谓“中立”，竟然屈服于苏联的压力。1946年1月5日，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这一卖国行径，严重损害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外蒙古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它的分离，使得中国失去了大片的战略要地。无数外蒙古同胞从此被迫与祖国分离，骨肉离散。这不仅是中国领土主权的巨大损失，更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痕。外蒙古的分离，还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使得中国北方边境的战略防御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二、弃梁失地，唐努乌梁海地区，位于中国西北边陲，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广袤的森林、丰富的矿产以及肥沃的土地，同时，它还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国北方的重要战略缓冲区。
然而，面对外部势力对唐努乌梁海的觊觎，蒋介石政府却表现出了令人不齿的软弱无能。早在沙俄时期，沙俄就对唐努乌梁海地区垂涎三尺，并不断进行渗透和侵略。十月革命后，苏俄曾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承认唐努乌梁海是中国领土。但后来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又对该地区采取了实际控制的行动。
蒋介石政府在面对苏联对唐努乌梁海的吞并行为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捍卫主权措施，反而默认了这一事实。这种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漠视，是对国家主权的公然践踏。唐努乌梁海的失去，让中国失去了一块重要的战略缓冲区，使得中国西北边境直接暴露在外部势力的威胁之下，国家安全面临巨大挑战。这一地区的丢失，也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失去了丰富的资源储备，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三、琉球弃守，琉球群岛，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起，琉球便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向中国朝贡，双方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琉球使用中国年号，学习中国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二战结束后，国际秩序面临重建。按照历史和法理，琉球群岛理应回归中国。然而，蒋介石政府却未能积极争取琉球回归中国。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私自托管琉球群岛，并在琉球建立军事基地。蒋介石政府对美国的这一行为坐视不管，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琉球群岛的丢失，使得中国失去了在东海的重要战略屏障。琉球群岛位于中国东海前沿，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可以作为中国海军前出太平洋的重要跳板，同时也对中国在东海的海洋权益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作为，琉球群岛与祖国分离，中国在东海的权益和战略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这不仅影响了中国在东海的军事战略布局，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在东海的海洋权益维护面临诸多困难。
四、决堤害民，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日军一路南下，形势严峻。为了阻挡日军的进攻，蒋介石竟然做出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决定——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
1938年6月9日，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国民党军队在郑州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大堤。黄河水汹涌而出，形成了一片巨大的黄泛区。虽然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使日军进攻武汉的计划被迫推迟，但却给黄河下游地区的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
洪水如猛兽般肆虐，所到之处，无数村庄瞬间被淹没，大片农田被冲毁。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决堤导致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被洪水淹没，受灾面积达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50万，因灾死亡人数达89万之多。数百万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被迫踏上逃亡之路，缺衣少食，瘟疫横行。粮食绝收，饿殍遍野，景象惨不忍睹。
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蒋介石为了达到自己所谓的军事目的，不惜以数百万百姓的生命和家园为代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这种不顾百姓死活的做法，充分暴露了其反动统治的本质，也让中国人民对其统治的黑暗和残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次决堤不仅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对黄河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使这些地区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元气。
五、分裂祖国，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结束多年的战乱，重建家园。然而，蒋介石却妄图凭借美国的支持，划江而治，分裂中国。
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其反动统治，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继续发动内战，妄图保住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他企图通过军事抵抗，将中国一分为二，维持其在江南地区的统治。这种行径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统一进程，加剧了国内的社会动荡和人民的痛苦。
蒋介石的这一分裂图谋，完全是出于其个人的私利和对权力的贪恋，他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将中国人民再次推向了战争的深渊。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严重背叛，使得中国在走向和平统一的道路上又经历了更多的磨难，无数家庭因此破碎，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他的行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也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六、横征暴敛，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通过各种手段疯狂地掠夺民脂民膏，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
他们首先通过苛捐杂税来搜刮民财。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种名目的税种层出不穷，如田赋、盐税、营业税、印花税等等，老百姓几乎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农民不仅要缴纳高额的田赋，还要承担各种附加税，生活负担极重。城市工商业者也在繁重的税收下艰难生存，许多企业因不堪重负而倒闭。
同时，四大家族还通过通货膨胀来掠夺财富。他们大量发行纸币，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普通百姓手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生活成本急剧上升，而四大家族却趁机大发横财。例如，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法币和金圆券如同废纸，百姓辛苦积攒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
此外，官僚资本还通过垄断金融、商业等领域来获取暴利。他们控制着国家的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手段操纵市场，挤压民族工商业的生存空间。在商业领域，他们凭借政治权力，垄断重要物资的贸易，哄抬物价，从中谋取巨额利润。
这种横征暴敛的行为，使得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温饱线上，而四大家族却富可敌国。它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秩序，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遭受沉重打击，农村经济陷入破产边缘，整个国家的经济面临崩溃的危机。
七、盗运国宝，在败退台湾前夕，蒋介石为了给自己的反动统治保留所谓的“文化资本”，下令将大量珍贵文物运往台湾。这些文物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记忆和智慧结晶。
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到南京博物院，无数珍贵的文物被精心挑选、装箱，然后运往台湾。其中包括大量的书画、陶瓷、青铜器、玉器等，这些文物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例如，著名的毛公鼎，这是西周晚期的重器，鼎内壁铸有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还有《快雪时晴帖》，这是东晋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被誉为“二十八骊珠”，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珍品。这些文物的流失，使得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被迫离开故土，给中国文化遗产的完整性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这些文物的被盗运，让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面临巨大的挑战。它们本应在中国的土地上，供后人瞻仰和研究，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络。然而，由于蒋介石的这一行为，许多文物长期与祖国大陆分离，给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重大损失，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严重破坏。
八、残害贤才，蒋介石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对具有进步思想和反抗精神的人才进行残酷屠杀，无论是在文化、教育还是革命领域，众多杰出人才都成为他的迫害对象。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无数有识之士倒在血泊之中。例如，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他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却在“四一二”政变中被杀害，年仅26岁。
在文化教育领域，蒋介石也对进步知识分子进行迫害。许多追求民主、自由和进步的文化人士，因为发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言论，而遭到特务的监视、恐吓甚至暗杀。如著名作家李公朴、闻一多，他们积极呼吁民主，反对内战，却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这些人才本是推动国家进步和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牺牲使中国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遭受了巨大挫折。蒋介石的这种残害贤才的行为，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使得中国的文化、教育和革命事业都受到了沉重打击，也让中国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人才资源。
九、独裁专政，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政治上，他打着“以党治国”的旗号，把国民党变成了独裁的工具。他排斥异己，打压其他政治势力，妄图实现国民党一党专政。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设立了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这些特务组织遍布全国，对民主人士、进步群众进行监视、迫害。同时，他还制定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人民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
在军事上，蒋介石建立了独裁的军事体制，自掌最高军权。他大肆扩充军队，将军队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工具。为了维持统治，他不惜发动内战，不顾人民的死活，使中国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他任人唯亲，在军队中安插亲信，导致军队内部腐败严重，战斗力低下。
在经济层面，蒋介石纵容四大家族敛财，官僚资本垄断经济。四大家族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挤压，使得民族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广大百姓在官僚资本的剥削下，生活困苦不堪，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在文化教育领域，蒋介石实行思想控制，打压进步思想和文化。他强制学校教育灌输其独裁理念，限制学生的思想自由，对传播进步思想的教师和学生进行迫害。许多进步的文化作品被禁止发行，文化界一片沉闷，严重阻碍了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十、恋权误国，蒋介石看似身居高位，实则资质平庸却极度贪恋权位。在军事指挥上，蒋介石的能力不足暴露无遗。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进“堡垒主义”战术，对红军进行残酷的围剿。他不听取正确的军事建议，一意孤行，导致红军在此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大挫折，被迫进行长征。这一决策不仅使红军损失惨重，也让中国革命事业陷入了艰难的境地，充分显示了他军事指挥能力的欠缺。
在政治决策层面，蒋介石同样表现出了短视和无能。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他为了换取一时的外部支持，不惜出卖外蒙古、唐努乌梁海等地的主权，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他在处理国内政治问题时，也常常采取错误的策略，导致国内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
在用人方面，蒋介石任人唯亲，只信任自己的亲信和家族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庸才充斥，真正有能力的人却难以施展才华。这使得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军队的战斗力不强，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和稳定。
然而，蒋介石却对权力极度贪恋，他通过特务统治、一党专政等手段牢牢把控政权，打压异己。哪怕自身能力难以支撑国家的发展，他也绝不放弃手中的权力。这种恋权误国的行为，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中国在近代化的进程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无数人民因此受苦受难。
蒋介石的这十大罪状，桩桩件件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他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历史的审判和中国人民的唾弃。
想减轻蒋介石不积极参加抗日的罪恶事实还多着呢。
在《少帅活捉蒋介石逼蒋共同来抗日》之后，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当时的张学良，正为陕北“剿共”失利，受到蒋介石的斥责而大为苦恼。后来，他到上海探望进步人士杜重远，倾吐了心中的苦闷。杜建议张与杨合作，并向他指出：出路就在西北。
在延安，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正在研究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的军事部署，李克农回来报告张学良希望与中共接触、杨虎城完全同意《八一宣言》主张的消息。
毛主席决定派人与杨虎城联系。张、杨回到西安后，中共上海地下党通过杜重远和李杜介绍丁力到张学良处。这时，杨虎城也秘密会见了毛主席派来的人，并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信。
蒋介石安插西北“剿总”的特务一直注意张、杨的活动，密报南京。
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他认为国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须联蒋。
二、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
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
四、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
双方商定：
一、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赴苏路线，张学良答应他可与新疆之盛世才商量。
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张学良给以名义掩护。
最后，张学良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一次，地点在肤施，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表示，立即向中央报告。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学良：“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学良很高兴，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把刘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之东楼内。
张、杨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几乎天天把中央军胡宗南等部进剿路线、行止时间电告彭德怀。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取得消灭胡宗南一个多旅之胜利。11月27日，张学良给蒋一份“请缨抗敌书”，遭到蒋拒绝。
张作霖本色：从胡子出身起家，靠的是江湖义气、金钱打点、结拜兄弟式的人际关系。
东北豪爽讲义气：张氏父子处理关系的方式，本质是“我给你面子、我送你银子，你就要替我讲义气”。
在东北，这套逻辑行得通：无论是地方军阀、洋行商人，还是某些日本政商界人士，都能被这种“利益输送+义气承诺”捆住。
把“买通的逻辑”套在日本国家机器上
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做法，以为“东京政界收了钱，就会照规矩办事”，即便少壮派闹事，文官政府也会“出头平事”。
这其实是一种 误把国家政治当成江湖规矩 的想法。
日本政界表面上确实存在被金钱影响的空间，但日本国内的权力结构在1930年前后已经急剧军部化，少壮派不吃这一套。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张学良太年轻，用“土匪买路钱”的方式来理解列强政治。
一步错，步步错：918不抵抗，让关东军既成事实扩大战果；东京文官被架空，少壮派坐大；东北丢失成为中国抗战的痛点。
历史讽刺：张学良想靠“豪爽讲义气”换安全，结果却换来了“千古骂名”。
张学良当时的误判，本质就是把“黑道买通逻辑”错套到“国家战略博弈”，结果天真到以为“日本首相会讲义气压制少壮派”。历史没有讲义气，只有实力与权力的逻辑。
江湖逻辑带来的“安啦”心态
张家传统：靠送钱、讲义气来买通对手，张学良自认东京政界有人“吃过自己饭”。
心理预期：他误以为这类关系能转化为政治庇护——即便关东军闹事，东京政府会出手收拾。
安啦心态：因此918突发时，他并没有像一个纯粹的军事将领那样立刻进入作战状态，而是认为事态会被“讲和”“压下去”。
信息与判断的错位
少壮派的速度：关东军采取的是“既成事实”战术，几小时内就控制沈阳要地。
东京政府的迟疑：文官派即便想制约，也来不及改变现场局势。
张学良的迟钝：他以为事情会和往常一样“不了了之”，却没想到这是压垮东北的临界点。
张学良的“安啦”：是一种来自江湖文化与中央政策叠加后的心理舒适区。
现实的打脸：当他“照样睡大觉”时，东北已经在关东军的铁蹄下沦陷。
这种“不抵抗”，“天真与幼稚”的象征，成为张学良一生都难以摆脱的包袱。
少壮派与文官政府的矛盾：如果真存在金钱上的“买通”，那就解释了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因为他寄希望于“买通的东京政界”出手平息局势。
现实却是：918事变正好发生在日本国内“文官政府被架空”的关键点，浜口雄幸已遇刺，犬养毅也将在1932年被杀。文官派没有能力再压制军部。
结果：张学良的不抵抗，恰好让关东军制造了既成事实，反过来削弱了东京温和派，帮助少壮派坐大。
张作霖时期：确实和日本人（尤其是南满铁道公司、关东军、外交系统）有金钱往来。他既接受过日本的“借款”，也会通过馈赠、合同等方式拉拢日本在满洲的势力。
张学良时期：延续了父亲的手段，试图在中苏、中日之间平衡。比如“中东路事件”后，他更倾向于依赖日本资本，同时又与南京蒋介石政权保持微妙关系。
性质：更接近于“政治贿赂+外交活动经费”，而不是严格意义上“腐败收据”。这种灰色金流，在满洲的列强之间很常见（苏俄、英美也有）。
2. 张学良为何会幻想“东京文官政府能制衡少壮派”？
当时的日本：1920年代末到1931年前，确实仍有“政党内阁”，首相和外务省多是温和派，主张对华保持合作（因为经济危机，日本依赖满洲资源，但又怕与英美冲突）。
张学良的逻辑：
他知道自己曾经“打点”过日本政界人士，认为这会让东京方面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他低估了关东军“先斩后奏”的冒进做法，误以为东京能像以往那样“收拾军人”。
他也相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路线，觉得即便出了事，南京也会优先通过外交渠道解决。
1928年：张作霖被炸 & 日本国内右翼活跃
6月4日：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
表明关东军“先斩后奏”，东京政府无法控制地方军。
同期，日本国内经济困境，军国主义思潮兴起，少壮派在陆军内部迅速成长。
1930年：浜口雄幸首相遇刺
11月14日：首相浜口雄幸在东京车站遭右翼青年开枪击伤，次年病逝。
浜口属于文官政府、推行裁军和温和外交，被军部视为软弱。
暗杀动机主要是反对伦敦海军条约（削减军备）。
1931年：918事变（九一八事变）
9月18日：关东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突袭沈阳北大营，占领沈阳。
东京政府原本希望“外交解决”，但被既成事实绑架。
少壮派在“制造既成事实”方面得手，文官政府进一步失势。
1932年：五一五事件
5月15日：首相犬养毅被海军少壮派军官暗杀。
犬养主张妥协外交、缓和对外扩张，激怒了军国主义者。
结果：政党内阁体制几乎崩溃，日本进入“军部主导”阶段。
1936年：二二六事件
2月26日：陆军少壮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率部占领东京部分地区，刺杀多位政要。
虽未成功，但震惊全国，文官政治彻底瓦解。
从此，日本完全走向军国主义道路。
与918事变的关系
模式一致：少壮派惯用手法是“先斩后奏”+“暗杀反对派”，918就是他们的军事版。
文官失势：从浜口雄幸遇刺到犬养毅被杀，表明温和派首相根本保护不了既有秩序。
关东军壮胆：国内政坛一次次政变与暗杀，让他们确信“只要先动手，东京政府就得认账”。
张学良的不抵抗：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他误判日本政府能压制军部，结果反被少壮派制造的事实吞没。
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共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称少帅。
杨虎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将领。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共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
1935年秋，正值日本关东军入侵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时，蒋介石将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入中国西北部去剿共，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剿共战役中损兵折将。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匪总司令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延安之红军。蒋介石再次推荐张学良到“剿共”第一线，并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介石之总司令职务。到了西北后，张学良统辖军队除调到陕甘近20万东北军外，还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军队有3万人，宁夏马鸿逵部有2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万馀人。将近30万人来延安地区围剿屠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1935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红二十五军在劳山伏击南下之东北军，歼灭王以哲之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一〇师2个团和师部，师长何立中战死。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会同陕、甘、宁、晋、绥等省武装，又对陕甘红军第三次“围剿”。10月25日，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在鄜县榆林桥与红十五军团遭遇，经5小时激战，东北军死伤300馀人，被俘1,800馀人（包括团长高福源）。至此，红军分割王以哲之第六十七军在洛川、甘泉、肤施。
1935年11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12月，张学良在南京开完会后，曾到上海找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负责人联系，又找杜重远商谈抗日救国之道。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杜和宋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央联系之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学良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到张学良要急于找共产党之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学良。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认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之文件，调查张学良的历史、为人处事之特点。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战役中被俘之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到王以哲军部驻地洛川。王以哲听了高福源报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报告张学良。1月初，张学良刚从上海回到西安，正急于找到中国共产党。张学良得到电报后就飞到洛川会见高福源。2月26日，张学良原来打算亲自参加会谈，因临时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局部合作问题，重大问题由张学良回来谈。经过两天谈判后，于2月28日达成几条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三、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安全之责。四、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之部队换防。
3月2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当日即亲自驾机飞到洛川和李克农会谈；会谈一开始，张学良即表示已听过王以哲、赵镇藩之报告，完全赞同双方之口头协议，并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请李克农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之看法。张学良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主张，但他提出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他认为国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须联蒋。
二、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
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
四、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
双方商定：
一、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赴苏路线，张学良答应他可与新疆之盛世才商量。
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张学良给以名义掩护。
最后，张学良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一次，地点在肤施，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表示，立即向中央报告。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学良：“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学良很高兴，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把刘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之东楼内。
张、杨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几乎天天把中央军胡宗南等部进剿路线、行止时间电告彭德怀。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取得消灭胡宗南一个多旅之胜利。11月27日，张学良给蒋一份“请缨抗敌书”，遭到蒋拒绝。
1933年5月，杨虎城和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曾派参谋武志平（中共秘密党员）到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商谈订立“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之密约；双方根据这一密约，互不侵犯达两年之久。
1935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亲笔信到西安与杨商谈合作；中旬，杨和汪谈话，双方确定联合抗日之原则；下旬，北方局派负责人王世英到西安，与杨反复商谈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当时的张学良，正为陕北“剿共”失利，受到蒋介石的斥责而大为苦恼。后来，他到上海探望进步人士杜重远，倾吐了心中的苦闷。杜建议张与杨合作，并向他指出：出路就在西北。
在延安，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正在研究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的军事部署，李克农回来报告张学良希望与中共接触、杨虎城完全同意《八一宣言》主张的消息。
毛主席决定派人与杨虎城联系。张、杨回到西安后，中共上海地下党通过杜重远和李杜介绍丁力到张学良处。这时，杨虎城也秘密会见了毛主席派来的人，并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信。
蒋介石安插西北“剿总”的特务一直注意张、杨的活动，密报南京。
东北军高福源团长被我俘虏后，深受共产党抗日救国伟大方针的感召，表示要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一天，张学良接到东北军王以哲军长的电话报告，中共派李克农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去洛阳王以哲军部会见了李克农。事后，李克农向毛主席等领导汇报了张学良要求见中央领导的意见。毛主席决定派周恩来在延安与张进一步会谈。
“延安会谈”达成共产党与东北军停火的协议，张学良还表示要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抓了张学良的赵副官，想弄清张飞往延安的内幕，但赵副官被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执法队搭救脱身。张学良为这事怒火中烧，下令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丁力建议张给南京发电报，了却此事。张、杨于此事中以诚相见，终于携起手来。南京蒋介石接到张学良关于抄西安省党部请求“处分”的电报，被迫表示“不予追究”。
1935年10月22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从洛阳转抵西安，下榻临潼的华清池。张、杨主动求见，以探虚实。杨已察觉蒋来意不善。当蒋约张个别见面时，蒋谴责张学良辜负了他的器重。张则不断苦谏，被蒋拒绝，蒋严令张、杨全力“剿共”，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此时，西安上万学生冲出中山门前来临潼请愿，蒋命令宪兵团对学生“格杀勿论”。一场血腥的屠杀即将发生。张学良赶到，力劝学生保持镇静，并保证以实际行动，答应学生的请求。
12月12日，张、杨被迫对蒋实行“兵谏”，在西安、临潼两地同时进行。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活捉了蒋介石。
张、杨互祝成功并决定一方面以“八项主张”通电全国，一方面邀请共产党来西安共商解决事变。蒋被活捉的消息传到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与日本大使密谈后，以“拯救委座”为名，准备轰炸西安。宋美龄坚决反对，并戳穿了何企图取代蒋的阴谋。中共中央接受张、杨的邀请，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周恩来对张、杨全面阐述了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方针，又亲自面见蒋介石，不仅向他分析了中国国难当关头的局面，并且揭露了何应钦的灭蒋野心，蒋才不得不考虑何去何从。在中共和张、杨以及宋氏兄妹的三方面会谈中，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但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少壮军官得知张、杨同意在蒋不履行签字手续的情况下放蒋回南京，写了“抗议书”，表示誓死反对。张学良看到“抗议书”后，匆匆亲自送蒋回南京，当周恩来获知这一消息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离开地面，周恩来对此深感遗憾。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的华清池发动“兵谏”，扣押了正在度假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以迫使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后蒋介石被带到西安软禁，直到1936年12月25日被释放。
事变经过：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并且在西安逮捕了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
目的：张学良、杨虎城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被俘》：活捉蒋介石。蒋介石被扣押在西安，史称《西安事变》。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劝说，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进行谈判。
结果：在周恩来等人的斡旋和各界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前往南京。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放蒋介石回南京去。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事件影响：西安事变的影响深远，它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最终联合抗日。
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执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四省后又继续侵略华北，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935年7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于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公布，通称《八一宣言》。
宣言的主要内容有：
①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及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②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③提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提出十条方针作为国防政府的施政纲领。
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刊登了此宣言，传入国内后，在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放蒋介石回南京去。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在《少帅活捉蒋介石逼蒋共同来抗日》之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政治形势及我们应采取的方针。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
坚决反对新的内战，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的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揭露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给张、杨以积极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后提出的抗日主张。作军事防御准备。防止亲日派的“讨伐”进攻。
为此，中共中央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支持张、杨抗日主张及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建议召开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商讨解决事变问题和抗日救国大计。
为制止亲日派发动内战，红军主力集中到边关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同时，中共中央致电上海的潘汉年，告知我党和平解决事变、避免内战的方针。中央还致北方局刘少奇电，指示白区的党员应充分发动群众，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
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计。周恩来到达后随即分别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向张学良分析了对蒋两种不同的处置方法可能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
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
二是宣布其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杀掉，就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放他回去。
周恩来的一番话，更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周恩来在与杨虎城会谈时，杨担心轻易放蒋，一旦蒋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周思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并做了许多解释。杨听后感慨地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员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
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东北军高级将领中争论很激烈。张学良认为事态严重，惟恐夜长梦多，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12月25日下午，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转变。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是功不可没的。
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12月23日至24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所举行的谈判，并在会谈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六项承诺：
（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但要不采取签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随后，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局面，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本应早日实现，但蒋介石不仅不履行承诺，而且在抗日问题上态度动摇。中国共产党继续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同时推动与国民党的一系列谈判，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得以正式实现。
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即
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改善人民的生活。
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
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为结束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的、有原则的让步。这种原则的重要表现就是，
一是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
二是在特区和红军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
三是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
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一个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由内战转向抗日，由反共转向联共，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为敦促蒋介石履行其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从1937年2月开始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了多次谈判。
蒋介石在谈判中的基本企图是首先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其真实目的，就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党中央对蒋介石通过谈判来达到收编红军、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溶化共产党的企图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从大局出发，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及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让步。
在推进国共谈判、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政策的同时，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带领全党把工作重点由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转向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由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个报告。
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主要精神包括：
一是进一步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明确了党在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
二是阐述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实行三民主义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形势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同时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三是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毛泽东还提出了实现政治领导的方法：
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
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
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毛泽东指出，在新形势下，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为此需要重新学习，既要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作斗争，又要向尾巴主义作斗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北方局及其所属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刘少奇、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讲话。会议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以及党的思想转变等问题。会议着重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形势下，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统一了新形势下党的政策思想，增强了党内团结，批判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
如果“九一八”发生的当天，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抵抗，那么日寇就得不到东北军的大批飞机和大量武器装备，占不了整个东北的海量战略资源，鬼子就没能力发动“七七事变”，也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黄河大决堤等等惨剧了。
铁一般的历史表明，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功臣，而且，是抗日战争的破坏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首先，蒋介石不抵抗，导致了东北、华北等地的沦陷。早在1928年5月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在对日斗争方面就表现了其可耻的懦弱、投降的一面。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日军于5月3日主动侵入蒋派出政府的驻地，“俘虏”了前来交涉的外交部长，并将蔡公时等外交人员全部杀害(手段极其残忍)。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驻地、在济南城肆意烧杀，据资料，此次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害人数高达两万余，受伤者两千余，被俘军民七千余。日军在济南大量扣留车辆，截断交通线路，并强占胶济沿线的行政机关。蒋介石不敢抵抗，忍气吞声，最终绕道北伐。这次事件，蒋介石表现了对帝国主义不敢抵抗，让日本人看出了其懦弱，也为以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1931年9月18日凌晨，日本军队炸毁沈阳近郊柳条湖附近的铁路路轨，诬称是中国军队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东北军军营，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也是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开始。蒋介石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于“围剿”红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令东北军不准抵抗，直接导致东北全境迅速沦陷。
蒋介石不但不准东北军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对于“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国军民，则采取打击、瓦解、迫害手段，加以破坏。这是蒋介石对抗日革命力量的一贯做法。
除了重点剿杀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群众之外，1936年，蒋介石还抓捕了坚决主张抗日的“七君子”，瓦解了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六·一”抗日运动;破坏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压制爱国舆论，严禁排日运动，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货消息。极力宣扬恐日、媚日、崇日意识。高喊“奢言抗战者杀无赦”“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来除灭共产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中国之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够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其二，试图用卖国的办法，获取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抬贵手。在对内残酷镇压抗日爱国力量的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则步步退让，关怀备至，日本人要他开放哪里，他就开放哪里。在当时的蒋介石眼里，中日关系是维护其统治的前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要拼命维护中日关系大局。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但，蒋介石却极力破坏，并派代表与日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自由贸易区，中国不得在上海到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以在许多地方驻军，出卖了上海主权。1933年5月，蒋介石再次对日本侵略让步，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省的占领，承认了长城是中国与日本一手扶持的伪满的边界，同时，蒋绥东、察北、冀东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华北主权也相当程度上丧失，为日本侵略华北敞开了大门。1933年7月，蒋介石又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何梅协定》，主要内容是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去年的按照美国人的意思改组中兴高管一样;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禁止抗日活动，如同今天的禁止反美活动一样。1935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人签订《秦土协定》，向日本侵略者出卖了察哈尔主权。
然而，蒋介石对日本的投降让步、对内压制抗日力量，不但没有获得日本侵略者的友好对待、没有维护和平，而且让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人民软弱可欺，于是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事业一场极其惨重的灾难。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做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是这场灾难制造者之一。
第三，全面抗战爆发后，极力利用日军消除异己。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极力劝说、声讨、逼迫、让步之下，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介石看到，如果不抗日，其“领袖”地位难以保证。于是，蒋介石终于抗日了。
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抗日，是支持的，而且，也只是在蒋介石抗日的前提下，全国人民特别是各地方实力派才承认其领袖地位。蒋介石终于尝到了当国家领导人的味道。但是，其人私心自用，对中央军、杂牌军区别对待，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反蒋的实力派，蒋却想着利用日军削弱其力量，而且，试图通过抗日战争，实现消除地方实力派的目标。于是，抗日战场上，各地方实力派惧于被蒋消灭，不敢拼尽全力。这就是蒋指责的各杂牌军“保存实力”。其实，消极抗战、保存实力最突出的不是地方实力派，而是蒋系中央军。蒋的做法，是杂牌军被日本消灭一个师，就撤销其一个师的编制，消灭一个军，则撤销其一个军的编制。东北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尚有七个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就余下一个53军，其他的军，要么被日本消灭，要么被蒋介石中央军吞并。有人说东北军、西北军等杂牌军投降叛变甚多，而中央军投降甚少，说明杂牌军抗日不力。其实，杂牌军投降叛变固然是对民族的犯罪，但是，蒋介石利用日军消除异己，打击抗日力量，更是犯罪，这是导致杂牌军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极力破坏共产党人的抗日行动。在抗日战争防御阶段，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确进行了相对比较积极的抵抗，缓解了日本侵略的步伐。即使在这一阶段，杂牌军同样显示了气壮山河的气概，而中央军不听指挥、消极避战、见死不救的事，屡屡发生，导致杂牌军伤亡惨重，而且丧失了对蒋的信任。
蒋介石打击的重点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
1938年10月，以武汉、广州陷落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鉴于其战线过长，开始调整侵略政策，对蒋介石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蒋介石松了口气，于是，在暗地里与日本侵略者媾和的同时，开始想法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军民。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指明胜利前途，指导斗争方法，领导全国人民抗战，他一心想的是如何进行全民族的动员，开展人民战争，以争取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蒋介石呢?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居然是抗战和反共。此次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实质上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枪口指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决抗日的中国军民。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依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东的沈鸿烈、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胡宗南、河北的石友三朱怀冰，在日本配合下，纷纷向八路军发动摩擦，袭击杀害抗日军民，制造流血冲突，破坏抗日。
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很能体味蒋的苦心。
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更加动摇。1940年8月，为打破日本的“囚笼”政策，并阻止蒋介石的动摇、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华北军民发动了“百团大战”，达到了战略目标，显示了敌后抗战的伟大力量。但是，蒋介石看到抗日革命力量的壮大，不但不喜，反而非常担忧。于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上演。这次反共高潮，重点是针对新四军。1940年底，蒋介石强令新四军军部北移，并设下口袋阵，次年1月6日，当新四军转移到皖南泾县云岭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的预有准备的突然袭击，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除少部分突围外，大部分被抓或牺牲。蒋介石趁势取消新四军番号，诬蔑新四军是“叛军”。是为“皖南事变”。
1943年，蒋介石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造舆论，宣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军事上，蒋介石指使胡宗南，从对付日军的河防军中抽出6个师，向西调动，加上原本用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军队，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看好了，蒋介石不把胡宗南这种所谓的精锐对付日本，而是用来对付共产党。
试想，蒋介石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先是坚决反对并破坏抗战、坚决镇压抗战力量、对日本却屡次做出丧权辱国的让步，怂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当看到如果再顽固反对抗、不得不开始抗战时，却又试图利用抗战消灭异己，导致各杂牌军离心离德;当抗战遇到困难时，暗地与日本媾和，甚至不惜出卖东北换取日军的停战;当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军民力量壮大、取得胜利后，又极力制造摩擦，试图消灭抗日力量。蒋介石抗战无能，还制造了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重庆大火等悲惨事件，中国人民死亡无数;水旱黄汤，成为中原人民的四大灾难;抓壮丁，肆意敲诈百姓，对抓来的壮丁极其残忍，无数壮丁还没有走上战场，就被虐待死在走上战场的路上。
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了反共，可以对日投降;为了投降，可以更加卖力地反共，可以出卖更多中国主权。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罪人!他对日投降、阻止抗战、破坏抗战，居然还要抢夺抗战胜利成果。说蒋介石是什么抗战领袖，请问，他为抗战做过什么?说蒋介石是抗战功臣，他们为抗战立过什么功?
张学良、杨虎城“十二事变”后提出的“八项主张”是：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以及停止“剿共”。这些主张旨在团结抗日，结束内战，实现民族的救亡图存。
“八项主张”的具体内容：
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2，停止内战，集结力量反抗日本侵略。
3，释放所有被捕的爱国救亡运动领袖和政治犯。
4，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5，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6，召集救国会议，团结全国力量。
7，停止对红军的“围剿”。
8，与中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这些主张是在“十二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的，目的是改变当时的内战局面，促成国共合作抗日。
事变之后，中共代表团与张、杨会谈，为和平解决事变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虽然这些主张得到了各方的初步认可，但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食言，导致了张学良的长期监禁和杨虎城的遇害。
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形成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然而蒋介石不但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系部队入陕，并于1936年12月4日，亲自率领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再赴西安，催逼张、杨加紧“剿共”，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到安徽。
张学良对此设想了两个应对方案：继续劝说蒋介石改变打内战的政策，如果劝说无效，准备硬干。12月7日，他到临潼去见蒋介石，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不但毫无回心转意的迹象，反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拍着桌子大声喊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蒋实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杨扣留了蒋介石以及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卫立煌等10多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乘机大肆侵略中国，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并派出代表赴西安谈判。
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宋庆龄提出建议：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国民党内的冯玉祥、李济深分别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党政府，支持张、杨主张，反对武力“讨伐”，力求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