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消极抗战是为了积极反共
如果“九一八”发生的当天,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抵抗,那么日寇就得不到东北军的大批飞机和大量武器装备,占不了整个东北的海量战略资源,鬼子就没能力发动“七七事变”,也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黄河大决堤等等惨剧了。
铁一般的历史表明,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功臣,而且,是抗日战争的破坏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首先,蒋介石不抵抗,导致了东北、华北等地的沦陷。早在1928年5月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在对日斗争方面就表现了其可耻的懦弱、投降的一面。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日军于5月3日主动侵入蒋派出政府的驻地,“俘虏”了前来交涉的外交部长,并将蔡公时等外交人员全部杀害(手段极其残忍)。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驻地、在济南城肆意烧杀,据资料,此次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害人数高达两万余,受伤者两千余,被俘军民七千余。日军在济南大量扣留车辆,截断交通线路,并强占胶济沿线的行政机关。蒋介石不敢抵抗,忍气吞声,最终绕道北伐。这次事件,蒋介石表现了对帝国主义不敢抵抗,让日本人看出了其懦弱,也为以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1931年9月18日凌晨,日本军队炸毁沈阳近郊柳条湖附近的铁路路轨,诬称是中国军队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东北军军营,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也是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开始。蒋介石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于“围剿”红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令东北军不准抵抗,直接导致东北全境迅速沦陷。
蒋介石不但不准东北军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对于“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国军民,则采取打击、瓦解、迫害手段,加以破坏。这是蒋介石对抗日革命力量的一贯做法。
除了重点剿杀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群众之外,1936年,蒋介石还抓捕了坚决主张抗日的“七君子”,瓦解了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六·一”抗日运动;破坏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压制爱国舆论,严禁排日运动,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货消息。极力宣扬恐日、媚日、崇日意识。高喊“奢言抗战者杀无赦”“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来除灭共产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中国之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够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其二,试图用卖国的办法,获取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抬贵手。在对内残酷镇压抗日爱国力量的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则步步退让,关怀备至,日本人要他开放哪里,他就开放哪里。在当时的蒋介石眼里,中日关系是维护其统治的前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要拼命维护中日关系大局。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但,蒋介石却极力破坏,并派代表与日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自由贸易区,中国不得在上海到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以在许多地方驻军,出卖了上海主权。1933年5月,蒋介石再次对日本侵略让步,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省的占领,承认了长城是中国与日本一手扶持的伪满的边界,同时,蒋绥东、察北、冀东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华北主权也相当程度上丧失,为日本侵略华北敞开了大门。1933年7月,蒋介石又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何梅协定》,主要内容是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去年的按照美国人的意思改组中兴高管一样;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禁止抗日活动,如同今天的禁止反美活动一样。1935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人签订《秦土协定》,向日本侵略者出卖了察哈尔主权。
然而,蒋介石对日本的投降让步、对内压制抗日力量,不但没有获得日本侵略者的友好对待、没有维护和平,而且让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人民软弱可欺,于是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事业一场极其惨重的灾难。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做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是这场灾难制造者之一。
第三,全面抗战爆发后,极力利用日军消除异己。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极力劝说、声讨、逼迫、让步之下,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介石看到,如果不抗日,其“领袖”地位难以保证。于是,蒋介石终于抗日了。
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抗日,是支持的,而且,也只是在蒋介石抗日的前提下,全国人民特别是各地方实力派才承认其领袖地位。蒋介石终于尝到了当国家领导人的味道。但是,其人私心自用,对中央军、杂牌军区别对待,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反蒋的实力派,蒋却想着利用日军削弱其力量,而且,试图通过抗日战争,实现消除地方实力派的目标。于是,抗日战场上,各地方实力派惧于被蒋消灭,不敢拼尽全力。这就是蒋指责的各杂牌军“保存实力”。其实,消极抗战、保存实力最突出的不是地方实力派,而是蒋系中央军。蒋的做法,是杂牌军被日本消灭一个师,就撤销其一个师的编制,消灭一个军,则撤销其一个军的编制。东北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尚有七个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就余下一个53军,其他的军,要么被日本消灭,要么被蒋介石中央军吞并。有人说东北军、西北军等杂牌军投降叛变甚多,而中央军投降甚少,说明杂牌军抗日不力。其实,杂牌军投降叛变固然是对民族的犯罪,但是,蒋介石利用日军消除异己,打击抗日力量,更是犯罪,这是导致杂牌军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极力破坏共产党人的抗日行动。在抗日战争防御阶段,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确进行了相对比较积极的抵抗,缓解了日本侵略的步伐。即使在这一阶段,杂牌军同样显示了气壮山河的气概,而中央军不听指挥、消极避战、见死不救的事,屡屡发生,导致杂牌军伤亡惨重,而且丧失了对蒋的信任。
蒋介石打击的重点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
1938年10月,以武汉、广州陷落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鉴于其战线过长,开始调整侵略政策,对蒋介石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蒋介石松了口气,于是,在暗地里与日本侵略者媾和的同时,开始想法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军民。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指明胜利前途,指导斗争方法,领导全国人民抗战,他一心想的是如何进行全民族的动员,开展人民战争,以争取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蒋介石呢?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居然是抗战和反共。此次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实质上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枪口指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决抗日的中国军民。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依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东的沈鸿烈、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胡宗南、河北的石友三朱怀冰,在日本配合下,纷纷向八路军发动摩擦,袭击杀害抗日军民,制造流血冲突,破坏抗日。
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很能体味蒋的苦心。
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更加动摇。1940年8月,为打破日本的“囚笼”政策,并阻止蒋介石的动摇、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华北军民发动了“百团大战”,达到了战略目标,显示了敌后抗战的伟大力量。但是,蒋介石看到抗日革命力量的壮大,不但不喜,反而非常担忧。于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上演。这次反共高潮,重点是针对新四军。1940年底,蒋介石强令新四军军部北移,并设下口袋阵,次年1月6日,当新四军转移到皖南泾县云岭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的预有准备的突然袭击,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除少部分突围外,大部分被抓或牺牲。蒋介石趁势取消新四军番号,诬蔑新四军是“叛军”。是为“皖南事变”。
1943年,蒋介石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造舆论,宣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军事上,蒋介石指使胡宗南,从对付日军的河防军中抽出6个师,向西调动,加上原本用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军队,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看好了,蒋介石不把胡宗南这种所谓的精锐对付日本,而是用来对付共产党。
试想,蒋介石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先是坚决反对并破坏抗战、坚决镇压抗战力量、对日本却屡次做出丧权辱国的让步,怂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当看到如果再顽固反对抗、不得不开始抗战时,却又试图利用抗战消灭异己,导致各杂牌军离心离德;当抗战遇到困难时,暗地与日本媾和,甚至不惜出卖东北换取日军的停战;当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军民力量壮大、取得胜利后,又极力制造摩擦,试图消灭抗日力量。蒋介石抗战无能,还制造了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重庆大火等悲惨事件,中国人民死亡无数;水旱黄汤,成为中原人民的四大灾难;抓壮丁,肆意敲诈百姓,对抓来的壮丁极其残忍,无数壮丁还没有走上战场,就被虐待死在走上战场的路上。
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了反共,可以对日投降;为了投降,可以更加卖力地反共,可以出卖更多中国主权。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罪人!他对日投降、阻止抗战、破坏抗战,居然还要抢夺抗战胜利成果。说蒋介石是什么抗战领袖,请问,他为抗战做过什么?说蒋介石是抗战功臣,他们为抗战立过什么功?
中国国民党己亡台湾国民党在野。准确地说,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己亡。汪精卫的中国国民党己亡。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己亡。
这如同中国共产党一样,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己亡。王明的中国共产党己亡。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己亡。邓小平的特色党(名誉上还称中国共产党)己亡。江泽民胡锦涛属邓小平的特色党也己亡。今天中国大陆的执政是习近平。习近平政权名誉上还称中国共产党,实际走的路线是走资派特色党的,总之是习近平政权。习近平政权信仰的是“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掌权的大多是地主资本家,也如西方帝国一样对穷人搞些慈善而己。
大陆期间的中国国民党有:
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
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
汪精卫的中国国民党。
在大陆期间,中国国民党己被中国共产党打败,逃亡到台湾。真正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国民党己亡。败退到台湾之后应改称台湾国民党。
台湾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时间:
第一任是蒋介石的台湾国民党。1949年至1975年。
第二任是蒋介石的儿子蔣經國。1975年至1988年。
第三任是李登輝。1988年至2000年。
第三任是馬英九。2009年至2017年。
台湾国民党的其他时间都是台湾地区在野。
大陆期间的中国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灭了。而逃亡败退到台湾后的国民党被台湾民进党击败。如今恐以在野党的资格难保。到了被灭亡的地步,有几个大佬口不离“中华民国“,还要争当抗日战争是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是蒋介石领导的吗?
不过蒋介石倒是摘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大陆的三分之二的国土,而且都是沿海大城市等发达地区,但保住了吗?失去后倒是又摘到了台湾等岛屿,但如今又失去了,被台独的民进党执政。
台湾国民党沦为在野党后有何作为?马英九执政八年如何?输得更惨恐怕连在野党资格都没有。从败退台湾到二二八事件,从反攻大陆到沦为在野党。国民党保卫得了谁?国民党保卫得了哪片国土?不是亡国就是被殖民。不是亡党就是自私内斗。
中国国民党,由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创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前身为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7年完成形式上的全国政权统一,成为执政党。1949年10月,中国国民党执政22年后,在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败北,逃亡退居去了台湾。
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主张“以俄为师”,《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仿照苏俄共产党的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但却并未接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在他看来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实质上,这是“中体俄用”—— 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组织为用的治党策略。在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下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治国理念,形式上效仿苏俄的政党体制,设立了集权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同时,又按照西方分权学说,设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制。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的结果是消化不良,各学了“半套子”:既没有学到苏俄的党治,也未能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
蒋介石统冶下的中国国民党却四分五裂,难以达成统一的政见,而党外的反对声不断。如此,党不像党,固难收党治之实效,党并不能控制政府,特别是省以下的地方政府。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指出:“苏俄是真正党治的国家,而中国是冒牌党治的国家”。“五院制”是孙中山的“共和理念”在国家政体上的具体实践。但在实际操作中,“五院制”并未做到五权分立,却成了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的工具,也是蒋介石实现个人独裁的牺牲品。与孙中山的初衷背道而驰,国民政府的“五院制”统辖在一党专政之下,上演的是国民党式的“假民主真独裁”。
蒋介石统冶下的国民党组织松弛涣散,党组织在地区和党员成分上分布不均,基层组织空虚薄弱。为了大量吸收新党员,自1939年起,全国各地出现强迫军队官兵、各机关公务人员、青年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的现象。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截至1945年底,国民党在全国29省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县市级党部扩张到1992个,区分部增至78681个,在某些地区也建立了区分部和党小组。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党务检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组织的特征是:“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 党员仍是“城市较多,乡村较少”。显然,组织规模的扩大既没有改变党员的成分结构,也未改变党组织的基础薄弱。到1945年,号称800万党员中,占60%的军队党员没有参加过实际的组织活动,而军队党组织之外的普通党部基本是公务人员多而农工少。
蒋介石统冶下的国民党对民众的动员因路线错误导致成效不彰。1924年改组时,孙中山就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一旦动员起来,其能量是无穷的,希望通过党的宣传教育,将党的主义和纲领灌输于民众,化民力为党力。北伐战争中,国民党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广泛发动农工群众支援北伐,充分显示了现代政治动员的巨大威力,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北伐的进程。
但在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下以后,国民党认为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即国民党搞工农运动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为了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线,国民党采取与共产党路线相反的“共取我弃”的方针,如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国民党则“不要民众”,将中央农民部、工人部、商人部、青年部、妇女部一度撤销,并禁止和防范民众运动。由此,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蒋介石执掌政权后,动员民众完全被统制民众所取代。在蒋介石的思想认识中,没有思想文化动员,只有武力强控。
在与中国共产党的竞争中,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层面始终处于劣势,以意识形态宣导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样处于弱势。长期的劣势导致国民党在基层社会整合中逐渐走向反面,不断地把广大民众推向革命阵营,国民党政权最终不可避免地败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汪洋大海中。
台湾的近代史,就是一个被殖民史,被外国武力控制下的殖民地。从来没有“独立“过。扯什么“台湾独立“?先是日本的殖民地。之后就是美国的殖民地。从蒋介石逃亡至台湾至今,中间因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公告,美军离开过台湾一段时间外,至今都是有美军在台湾的。就拿台湾国民党某些大佬口口声声的“中华民国“来讲,在大陆时的“中华民国“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上海的“英租界“,“法租界“等,到如今的台湾年轻人去上海拍自媒体小视频时,还特别强调和高调宣场“这里是“英租界“,那边是“法租界“。这幢大楼是民国时期某外国设计师设计建造的,而走资派特色党执政后又重修好成为文物保存下来了。对于被殖民来说,走资派特色党和台湾的国民党是有共同言语的,就是喜欢。
而台湾属谁?走资派特色党和台湾的国民党都很在意:美国怎么说,或是逼迫世界上各国表态,承认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有用吗?让世界上各国表态,承认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己经四十多年了,走资派特色党和台湾的国民党“两岸一家亲“,也“亲“了几十年了,统一了吗?不但没有统一,反而“亲“出了一个台湾的民进党。可以说是一个从无到现如今执政了几十年的台湾的民进党。仅仅几年后陈水扁当选。而走资派特色党的习政权还在做梦,梦中台湾走来回到习的怀抱?!
台湾属谁?要看谁有能力控制。此时此刻台湾属台湾的民进党。
台湾的国民党要想控制台湾,就要用台湾人的选票争取。亦可以搞文式政变或武力政变,将台湾的民进党政权推翻,改由台湾的国民党来执政。这就是台湾这块土地和人物财富的归属。
大陆走资派特色党要想控制台湾,就要用武力推翻台湾的民进党政权又或是台湾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时的政权,改由大陆走资派特色党在台湾的执政权之后,再能让台湾这块土地和人物财富的归属就是属于大陆走资派特色党的习近平的政权了。只有此法,别无他法。
扯什么“自古就是“,“神圣领土不可分割“,“法统”,“一边一国”,“不统、不独、不武”,“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两岸一家亲“,“人类命运共同体“,“海峡两岸互不隶属”,又是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日和约》等等都是屁话一文不值的。
回顾一下台湾的历史:
在17世纪,台湾中部曾有超越一般部落规模的大肚王国,而荷兰帝国及西班牙帝国则分别在台湾西南部及西北部殖民统治。
之后,荷兰人将西班牙人驱逐,并统治台湾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1661年4月,郑成功率领两万五千大军及数百艘战舰围攻荷台首府热兰遮城,使荷兰在1662年2月1日签约投降,台湾进入明郑时期,汉人于此期间大量移民台湾。
1683年,明郑郑克塽在清军攻台时向清将领施琅投降,台湾进入清治时期。
1894年,大清与小日本帝国爆发甲午战争。隔年,双方在马关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台湾进入日治时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战败。日本签署的《降伏文书》中接受同盟国的《波茨坦宣言》,并于其中接受《开罗宣言》之要求:将台湾、澎湖、满洲归还予中华民国。
1945年9月2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在中国(除满州)、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日军向代表同盟国的蒋中正投降,并命令日本及其控制之军事及民间政权协助同盟国占领日本及其控制地区。蒋中正委派陈仪将军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后,随即片面宣布台湾光复。美国和英国等同盟国则不同意中华民国片面宣布恢复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台湾主权之处理必须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时才能决定。日本也表示,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和《开罗宣言》的《降伏文书》只具有休战协定的性质,不具有处分领土的性质,一直至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时,台湾才脱离日本,并表示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只声明放弃台湾而未表明其归属,台湾的归属须在将来由同盟国决定。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共内战中渡江,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失守,同年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撤离迁台。
而在甲午战争后,大清国钦差大臣李鸿章代表清廷割让台湾给大日本帝国。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决定,在许多台湾住民中引起不满,时称“绅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希望清政府改变态度。
1895年5月25日,台湾人民宣布脱离大清国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原巡抚唐景崧为大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李秉瑞为军务大臣。同时,台湾民主国制定“蓝地黄虎旗”为国旗、刻有“台湾民主国宝印”文字的国玺、并以“永清”为年号。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向各国通告建国宗旨,希望能借此引发国际干涉,使台湾免于被日本统治。[92]台湾民主国于台北成立当天,下著细雨,当时已有雨伞和人力车,外头还放著鞭炮,许多富商也来参与总统就职大典。
1895年5月29日,日军在基隆附近的澳底登陆时并未受到强烈的抵抗,接著攻打瑞芳时有个小型的接触战。日军于6月3日攻占基隆时扼守狮球岭炮台的清军已撤走,因此很容易便推进到汐止(水返脚)扎营,准备进入台北城。此时的台北城已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因为唐景崧等满清官员已于6月4日争先恐后仓皇逃回中国,留下来的清军纪律很差。传统的军人,就是穿著军服的强盗、穿了制服的土匪。这样的军队在主帅相继遁逃后就很容易变成乱民,这些清军军队丁溃散后四处劫掠、遍地积尸。治安败坏,台北人心惶惶,台北民众闭隘闸以守御自保。
所以当时在大稻埕的外国人就打电报到日本部队,要求日本军队赶快进入台北城;台北城内的有钱仕绅富商们也希望日军能及早进城维持社会秩序。虽然他们不知道日军是好是坏,但那时台北城的清军已成了人人畏惧的乱民强盗。留守士人绅商乃集议请日军进城,以保全居民生命财产,并先后派辜显荣与外籍人士代表等赴基隆见日本人并一路引领日军进台北城。日军于6月7日未发一弹即顺利进城。日军入城后即布告安民。17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举行“始政式”。日军在进台北城时没受到什么抵抗;渡过淡水河向南方推进不久,在三峡、在大溪都受到了真正的抵抗。
6月下旬,台湾民主国馀部在台南拥立大将军刘永福为第二任大总统。为筹措经费,刘永福曾发行纸币、邮票等。刘永福在台南所建的政权称之为“台南共和”或“第二共和”。此后三个月,台湾民主国和日军发生不少规模不小的血战,例如八卦山之役。但到了10月下旬,刘永福也弃守逃亡,日军占领台南,结束台湾民主国184天的历史。
之后进入《日治时期》,台湾民主国瓦解后,日本基本上已控制台湾西半部,但各地仍常有抗日事件。早期著名的抗日领袖有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等。之后的重要抗日事件有1907年发生的北埔事件、1912年的林圯埔事件,1913年的东势角事件、苗栗事件、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与1930年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等。后期的抗日运动除西来庵事件外普遍规模较小,且在密谋阶段就被剿杀。因死伤惨烈,转变为社会政治运动。其中原住民族的抗日行动有以莫那鲁道为首的雾社事件。也有日军主动出击剿灭原住民的战争,如太鲁阁战争。
在《日治时期》,也就是被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在许多方面与日本逐渐接轨。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和教育。
这就是台湾的所属。要想占有台湾,必须伸出拳头。如果不伸出拳头的话,就别放空炮。放空炮就等于放屁。空喊“和平统一“,“两岸一家亲“,还让别的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核心价值?“两岸同胞“?大陆红线或底线?都是如同放屁。有时还为了别的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还化不少钱买下这个狗屁都无用的别人的违心的一分不值的承诺。走资派官员都是无脑儿。
蒋介石到底是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事实胜于雄辩,如果蒋粉们不实事求是,宁愿睁眼说瞎话舔蒋,那就是精神有问题,建议快去精神病院治疗。以下是蒋介石所犯的十宗罪:
一.1927年,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背叛孙中山先生,背叛革命,破坏国共第一次合作,屠杀共产党员和爱国群众。从此,无数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蒋残暴杀害,蒋罪孽深重,血债累累。
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不顾民族大义,不顾国家危亡,不顾国人被日军欺辱,任由东北被日军占领,不仅不去抗日,反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继续围剿主张抗日救国的红军,1934年,蒋介石在苏区屠杀人民,罪行累累。
三.1935年,蒋依旧不顾民族国家危亡,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建立第二个伪满洲日伪政府,采取妥协政策。
四.1938年,蒋不顾百姓安危,为了抗击日军,下令炸开黄河大堤,淹死百姓89万人。
五.1941年,蒋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破坏国共合作抗日战线,再次背叛民族,背叛国家和人民。
六.因为蒋的消极抗日,以及昏庸无能的领导,导致国军伤亡惨重,国土不断沦陷。
七.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背弃双十协定,发动内战,致使共军国军官兵大量伤亡,国土生灵涂炭。
八.1945年8月14日,蒋分裂国土,国民政府和前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并承认外蒙古独立,将外蒙古分裂出中国。
九,1959年3月,蒋介石支持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分裂西藏、维持西藏农奴制度。
十,蒋介石在到台湾省的二十六年里,推行反动统治,大搞个人崇拜,歧视台湾本地人民,残暴镇压台湾人民的爱国行动二二八起义。蒋家王朝时代的台湾省在应对民主运动时候,大搞绑架暗杀等激化社会矛盾的黑社会手段,以此方式来管理台湾,导致了台独势力的猖獗。
朗朗乾坤,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蒋介石就是一个觉悟低下,只顾一己私权,不知民族大义,不顾国家危亡,不关心人民疾苦的昏庸政客,且也是一个无德无能,虚伪无信,阴险狡诈,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无论那些精神不正常的果粉蒋粉怎么舔,也舔不白。蒋介石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注定被钉历史耻辱柱,遗臭万年!蒋公仁,六度追扒毛氏坟;蒋公义,冯阎学良好兄弟;蒋公信,东北华北馈倭人;蒋公智,每摇羽扇必丧师;蒋公忠;可怜三民仅四姓;蒋公勇,笑扒黄河淹数省;蒋公豪,卖了外蒙铸屠刀:蒋公礼,张口就放娘稀屁!恃此八德,北向与中共争天下;于是败东北、弃华北、溃江南、蹿海岛……公,奇人也!
“九一八”发生的当天,蒋介石应该电令张学良抵抗,那么日寇就得不到东北军的大批飞机和大量武器装备,占不了整个东北的海量战略资源,鬼子就没能力发动“七七事变”,也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黄河大决堤等等惨剧了。
铁一般的历史表明,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功臣,而且,是抗日战争的破坏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首先,蒋介石不抵抗,导致了东北、华北等地的沦陷。早在1928年5月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在对日斗争方面就表现了其可耻的懦弱、投降的一面。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日军于5月3日主动侵入蒋派出政府的驻地,“俘虏”了前来交涉的外交部长,并将蔡公时等外交人员全部杀害(手段极其残忍)。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驻地、在济南城肆意烧杀,据资料,此次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害人数高达两万余,受伤者两千余,被俘军民七千余。日军在济南大量扣留车辆,截断交通线路,并强占胶济沿线的行政机关。蒋介石不敢抵抗,忍气吞声,最终绕道北伐。这次事件,蒋介石表现了对帝国主义不敢抵抗,让日本人看出了其懦弱,也为以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1931年9月18日凌晨,日本军队炸毁沈阳近郊柳条湖附近的铁路路轨,诬称是中国军队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东北军军营,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也是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开始。蒋介石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于“围剿”红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令东北军不准抵抗,直接导致东北全境迅速沦陷。
蒋介石不但不准东北军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对于“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国军民,则采取打击、瓦解、迫害手段,加以破坏。这是蒋介石对抗日革命力量的一贯做法。
除了重点剿杀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群众之外,1936年,蒋介石还抓捕了坚决主张抗日的“七君子”,瓦解了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六·一”抗日运动;破坏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压制爱国舆论,严禁排日运动,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货消息。极力宣扬恐日、媚日、崇日意识。高喊“奢言抗战者杀无赦”“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来除灭共产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中国之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够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其二,试图用卖国的办法,获取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抬贵手。在对内残酷镇压抗日爱国力量的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则步步退让,关怀备至,日本人要他开放哪里,他就开放哪里。在当时的蒋介石眼里,中日关系是维护其统治的前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要拼命维护中日关系大局。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但,蒋介石却极力破坏,并派代表与日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自由贸易区,中国不得在上海到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以在许多地方驻军,出卖了上海主权。1933年5月,蒋介石再次对日本侵略让步,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省的占领,承认了长城是中国与日本一手扶持的伪满的边界,同时,蒋绥东、察北、冀东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华北主权也相当程度上丧失,为日本侵略华北敞开了大门。1933年7月,蒋介石又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何梅协定》,主要内容是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去年的按照美国人的意思改组中兴高管一样;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禁止抗日活动,如同今天的禁止反美活动一样。1935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人签订《秦土协定》,向日本侵略者出卖了察哈尔主权。
然而,蒋介石对日本的投降让步、对内压制抗日力量,不但没有获得日本侵略者的友好对待、没有维护和平,而且让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人民软弱可欺,于是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事业一场极其惨重的灾难。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做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是这场灾难制造者之一。
第三,全面抗战爆发后,极力利用日军消除异己。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极力劝说、声讨、逼迫、让步之下,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介石看到,如果不抗日,其“领袖”地位难以保证。于是,蒋介石终于抗日了。
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抗日,是支持的,而且,也只是在蒋介石抗日的前提下,全国人民特别是各地方实力派才承认其领袖地位。蒋介石终于尝到了当国家领导人的味道。但是,其人私心自用,对中央军、杂牌军区别对待,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反蒋的实力派,蒋却想着利用日军削弱其力量,而且,试图通过抗日战争,实现消除地方实力派的目标。于是,抗日战场上,各地方实力派惧于被蒋消灭,不敢拼尽全力。这就是蒋指责的各杂牌军“保存实力”。其实,消极抗战、保存实力最突出的不是地方实力派,而是蒋系中央军。蒋的做法,是杂牌军被日本消灭一个师,就撤销其一个师的编制,消灭一个军,则撤销其一个军的编制。东北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尚有七个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就余下一个53军,其他的军,要么被日本消灭,要么被蒋介石中央军吞并。有人说东北军、西北军等杂牌军投降叛变甚多,而中央军投降甚少,说明杂牌军抗日不力。其实,杂牌军投降叛变固然是对民族的犯罪,但是,蒋介石利用日军消除异己,打击抗日力量,更是犯罪,这是导致杂牌军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极力破坏共产党人的抗日行动。在抗日战争防御阶段,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确进行了相对比较积极的抵抗,缓解了日本侵略的步伐。即使在这一阶段,杂牌军同样显示了气壮山河的气概,而中央军不听指挥、消极避战、见死不救的事,屡屡发生,导致杂牌军伤亡惨重,而且丧失了对蒋的信任。
蒋介石打击的重点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
1938年10月,以武汉、广州陷落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鉴于其战线过长,开始调整侵略政策,对蒋介石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蒋介石松了口气,于是,在暗地里与日本侵略者媾和的同时,开始想法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军民。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指明胜利前途,指导斗争方法,领导全国人民抗战,他一心想的是如何进行全民族的动员,开展人民战争,以争取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蒋介石呢?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居然是抗战和反共。此次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实质上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枪口指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决抗日的中国军民。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依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东的沈鸿烈、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胡宗南、河北的石友三朱怀冰,在日本配合下,纷纷向八路军发动摩擦,袭击杀害抗日军民,制造流血冲突,破坏抗日。
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很能体味蒋的苦心。
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更加动摇。1940年8月,为打破日本的“囚笼”政策,并阻止蒋介石的动摇、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华北军民发动了“百团大战”,达到了战略目标,显示了敌后抗战的伟大力量。但是,蒋介石看到抗日革命力量的壮大,不但不喜,反而非常担忧。于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上演。这次反共高潮,重点是针对新四军。1940年底,蒋介石强令新四军军部北移,并设下口袋阵,次年1月6日,当新四军转移到皖南泾县云岭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的预有准备的突然袭击,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除少部分突围外,大部分被抓或牺牲。蒋介石趁势取消新四军番号,诬蔑新四军是“叛军”。是为“皖南事变”。
1943年,蒋介石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造舆论,宣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军事上,蒋介石指使胡宗南,从对付日军的河防军中抽出6个师,向西调动,加上原本用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军队,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看好了,蒋介石不把胡宗南这种所谓的精锐对付日本,而是用来对付共产党。
试想,蒋介石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先是坚决反对并破坏抗战、坚决镇压抗战力量、对日本却屡次做出丧权辱国的让步,怂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当看到如果再顽固反对抗、不得不开始抗战时,却又试图利用抗战消灭异己,导致各杂牌军离心离德;当抗战遇到困难时,暗地与日本媾和,甚至不惜出卖东北换取日军的停战;当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军民力量壮大、取得胜利后,又极力制造摩擦,试图消灭抗日力量。蒋介石抗战无能,还制造了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重庆大火等悲惨事件,中国人民死亡无数;水旱黄汤,成为中原人民的四大灾难;抓壮丁,肆意敲诈百姓,对抓来的壮丁极其残忍,无数壮丁还没有走上战场,就被虐待死在走上战场的路上。
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了反共,可以对日投降;为了投降,可以更加卖力地反共,可以出卖更多中国主权。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罪人!他对日投降、阻止抗战、破坏抗战,居然还要抢夺抗战胜利成果。说蒋介石是什么抗战领袖,请问,他为抗战做过什么?说蒋介石是抗战功臣,他们为抗战立过什么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