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闻中的重庆军和中共党军

日本新闻中的重庆军和中共党军







当年的《朝日新闻》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日本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与之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朝日新闻》报道的这则消息，内容和数据均来自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年度工作总结。被蒋介石以及它的徒子徒孙们污蔑的“游而不击”的军队，一年作战次数竟占一万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与日寇交战的军队占半数以上，战死的遗体中，中共军队也占半数。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落入敌寇之手的俘虏人数，比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交战次数多、参战人员多的八路军，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虏却比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少了接近一半。连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认：“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在这里要问一句：一个“劣弱”的军队能称为抗战的主力吗?一个交战意识“昂扬”的军队能说他们是“游而不击”吗?

再看看叛国投敌的伪军自己是如何说的——

《新民报》(为北平伪政府办的报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载中华社(笔者注：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自诩“武运长久”的大日本“皇军”已经不把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击”的八路军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那些对自己国家没有好感的“精英”们，不相信大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说的话吧，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总结报告吧!其实，当年投降日本皇军的“二鬼子”们对这场战争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冲在头里。他们是见过真枪实弹的，也多次领教过八路军的厉害，所以感受深，说话也比现在的“精英”们实在。

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ZF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ZF《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ZF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ZF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GCD，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1931年8月22日)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9月23日)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1933年4月7日)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1933年4月10日)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蒋介石的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5月31日国民党ZF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ZF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ZF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ZF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ZF，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ZF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ZF于9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ZF。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蒋介石投敌卖国“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ZF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ZF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ZF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ZF，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ZF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ZF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

—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

[yongbing1993]

台湾属谁？要看谁有能力控制。







台湾的近代史，就是一个被殖民史，被外国武力控制下的殖民地。从来没有“独立“过。扯什么“台湾独立“？先是日本的殖民地。之后就是美国的殖民地。从蒋介石逃亡至台湾至今，中间因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公告，美军离开过台湾一段时间外，至今都是有美军在台湾的。就拿台湾国民党某些大佬口口声声的“中华民国“来讲，在大陆时的“中华民国“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上海的“英租界“，“法租界“等，到如今的台湾年轻人去上海拍自媒体小视频时，还特别强调和高调宣场“这里是“英租界“，那边是“法租界“。这幢大楼是民国时期某外国设计师设计建造的，而走资派特色党执政后又重修好成为文物保存下来了。对于被殖民来说，走资派特色党和台湾的国民党是有共同言语的，就是喜欢。

而台湾属谁？走资派特色党和台湾的国民党都很在意：美国怎么说，或是逼迫世界上各国表态，承认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有用吗？让世界上各国表态，承认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己经四十多年了，走资派特色党和台湾的国民党“两岸一家亲“，也“亲“了几十年了，统一了吗？不但没有统一，反而“亲“出了一个台湾的民进党。可以说是一个从无到现如今执政了几十年的台湾的民进党。仅仅几年后陈水扁当选。而走资派特色党的习政权还在做梦，梦中台湾走来回到习的怀抱？！

台湾属谁？要看谁有能力控制。此时此刻台湾属台湾的民进党。

台湾的国民党要想控制台湾，就要用台湾人的选票争取。亦可以搞文式政变或武力政变，将台湾的民进党政权推翻，改由台湾的国民党来执政。这就是台湾这块土地和人物财富的归属。

大陆走资派特色党要想控制台湾，就要用武力推翻台湾的民进党政权又或是台湾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时的政权，改由大陆走资派特色党在台湾的执政权之后，再能让台湾这块土地和人物财富的归属就是属于大陆走资派特色党的习近平的政权了。只有此法，别无他法。

扯什么“自古就是“，“神圣领土不可分割“，“法统”，“一边一国”，“不统、不独、不武”，“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两岸一家亲“，“人类命运共同体“，“海峡两岸互不隶属”，又是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日和约》等等都是屁话一文不值的。

回顾一下台湾的历史：

在17世纪，台湾中部曾有超越一般部落规模的大肚王国，而荷兰帝国及西班牙帝国则分别在台湾西南部及西北部殖民统治。

之后，荷兰人将西班牙人驱逐，并统治台湾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1661年4月，郑成功率领两万五千大军及数百艘战舰围攻荷台首府热兰遮城，使荷兰在1662年2月1日签约投降，台湾进入明郑时期，汉人于此期间大量移民台湾。

1683年，明郑郑克塽在清军攻台时向清将领施琅投降，台湾进入清治时期。

1894年，大清与小日本帝国爆发甲午战争。隔年，双方在马关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台湾进入日治时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战败。日本签署的《降伏文书》中接受同盟国的《波茨坦宣言》，并于其中接受《开罗宣言》之要求：将台湾、澎湖、满洲归还予中华民国。

1945年9月2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在中国（除满州）、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日军向代表同盟国的蒋中正投降，并命令日本及其控制之军事及民间政权协助同盟国占领日本及其控制地区。蒋中正委派陈仪将军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后，随即片面宣布台湾光复。美国和英国等同盟国则不同意中华民国片面宣布恢复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台湾主权之处理必须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时才能决定。日本也表示，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和《开罗宣言》的《降伏文书》只具有休战协定的性质，不具有处分领土的性质，一直至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时，台湾才脱离日本，并表示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只声明放弃台湾而未表明其归属，台湾的归属须在将来由同盟国决定。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共内战中渡江，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失守，同年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撤离迁台。

而在甲午战争后，大清国钦差大臣李鸿章代表清廷割让台湾给大日本帝国。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决定，在许多台湾住民中引起不满，时称“绅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希望清政府改变态度。

1895年5月25日，台湾人民宣布脱离大清国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原巡抚唐景崧为大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李秉瑞为军务大臣。同时，台湾民主国制定“蓝地黄虎旗”为国旗、刻有“台湾民主国宝印”文字的国玺、并以“永清”为年号。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向各国通告建国宗旨，希望能借此引发国际干涉，使台湾免于被日本统治。[92]台湾民主国于台北成立当天，下著细雨，当时已有雨伞和人力车，外头还放著鞭炮，许多富商也来参与总统就职大典。

1895年5月29日，日军在基隆附近的澳底登陆时并未受到强烈的抵抗，接著攻打瑞芳时有个小型的接触战。日军于6月3日攻占基隆时扼守狮球岭炮台的清军已撤走，因此很容易便推进到汐止（水返脚）扎营，准备进入台北城。此时的台北城已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因为唐景崧等满清官员已于6月4日争先恐后仓皇逃回中国，留下来的清军纪律很差。传统的军人，就是穿著军服的强盗、穿了制服的土匪。这样的军队在主帅相继遁逃后就很容易变成乱民，这些清军军队丁溃散后四处劫掠、遍地积尸。治安败坏，台北人心惶惶，台北民众闭隘闸以守御自保。

所以当时在大稻埕的外国人就打电报到日本部队，要求日本军队赶快进入台北城；台北城内的有钱仕绅富商们也希望日军能及早进城维持社会秩序。虽然他们不知道日军是好是坏，但那时台北城的清军已成了人人畏惧的乱民强盗。留守士人绅商乃集议请日军进城，以保全居民生命财产，并先后派辜显荣与外籍人士代表等赴基隆见日本人并一路引领日军进台北城。日军于6月7日未发一弹即顺利进城。日军入城后即布告安民。17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举行“始政式”。日军在进台北城时没受到什么抵抗；渡过淡水河向南方推进不久，在三峡、在大溪都受到了真正的抵抗。

6月下旬，台湾民主国馀部在台南拥立大将军刘永福为第二任大总统。为筹措经费，刘永福曾发行纸币、邮票等。刘永福在台南所建的政权称之为“台南共和”或“第二共和”。此后三个月，台湾民主国和日军发生不少规模不小的血战，例如八卦山之役。但到了10月下旬，刘永福也弃守逃亡，日军占领台南，结束台湾民主国184天的历史。

之后进入《日治时期》，台湾民主国瓦解后，日本基本上已控制台湾西半部，但各地仍常有抗日事件。早期著名的抗日领袖有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等。之后的重要抗日事件有1907年发生的北埔事件、1912年的林圯埔事件，1913年的东势角事件、苗栗事件、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与1930年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等。后期的抗日运动除西来庵事件外普遍规模较小，且在密谋阶段就被剿杀。因死伤惨烈，转变为社会政治运动。其中原住民族的抗日行动有以莫那鲁道为首的雾社事件。也有日军主动出击剿灭原住民的战争，如太鲁阁战争。

在《日治时期》，也就是被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在许多方面与日本逐渐接轨。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和教育。

这就是台湾的所属。要想占有台湾，必须伸出拳头。如果不伸出拳头的话，就别放空炮。放空炮就等于放屁。空喊“和平统一“，“两岸一家亲“，还让别的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核心价值？“两岸同胞“？大陆红线或底线？都是如同放屁。有时还为了别的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还化不少钱买下这个狗屁都无用的别人的违心的一分不值的承诺。走资派官员都是无脑儿。

[yongbing1993]

蒋介石就是中国人民的千古罪人





蒋介石到底是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事实胜于雄辩，如果蒋粉们不实事求是，宁愿睁眼说瞎话舔蒋，那就是精神有问题，建议快去精神病院治疗。以下是蒋介石所犯的十宗罪：

一.1927年，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背叛孙中山先生，背叛革命，破坏国共第一次合作，屠杀共产党员和爱国群众。从此，无数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蒋残暴杀害，蒋罪孽深重，血债累累。

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不顾民族大义，不顾国家危亡，不顾国人被日军欺辱，任由东北被日军占领，不仅不去抗日，反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继续围剿主张抗日救国的红军，1934年，蒋介石在苏区屠杀人民，罪行累累。

三.1935年，蒋依旧不顾民族国家危亡，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建立第二个伪满洲日伪政府，采取妥协政策。

四.1938年，蒋不顾百姓安危，为了抗击日军，下令炸开黄河大堤，淹死百姓89万人。

五.1941年，蒋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破坏国共合作抗日战线，再次背叛民族，背叛国家和人民。

六.因为蒋的消极抗日，以及昏庸无能的领导，导致国军伤亡惨重，国土不断沦陷。

七.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背弃双十协定，发动内战，致使共军国军官兵大量伤亡，国土生灵涂炭。

八.1945年8月14日，蒋分裂国土，国民政府和前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并承认外蒙古独立，将外蒙古分裂出中国。

九，1959年3月，蒋介石支持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分裂西藏、维持西藏农奴制度。

十，蒋介石在到台湾省的二十六年里，推行反动统治，大搞个人崇拜，歧视台湾本地人民，残暴镇压台湾人民的爱国行动二二八起义。蒋家王朝时代的台湾省在应对民主运动时候，大搞绑架暗杀等激化社会矛盾的黑社会手段，以此方式来管理台湾，导致了台独势力的猖獗。

朗朗乾坤，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蒋介石就是一个觉悟低下，只顾一己私权，不知民族大义，不顾国家危亡，不关心人民疾苦的昏庸政客，且也是一个无德无能，虚伪无信，阴险狡诈，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无论那些精神不正常的果粉蒋粉怎么舔，也舔不白。蒋介石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注定被钉历史耻辱柱，遗臭万年！蒋公仁，六度追扒毛氏坟；蒋公义，冯阎学良好兄弟；蒋公信，东北华北馈倭人；蒋公智，每摇羽扇必丧师；蒋公忠；可怜三民仅四姓；蒋公勇，笑扒黄河淹数省；蒋公豪，卖了外蒙铸屠刀：蒋公礼，张口就放娘稀屁！恃此八德，北向与中共争天下；于是败东北、弃华北、溃江南、蹿海岛……公，奇人也！

“九一八”发生的当天，蒋介石应该电令张学良抵抗，那么日寇就得不到东北军的大批飞机和大量武器装备，占不了整个东北的海量战略资源，鬼子就没能力发动“七七事变”，也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黄河大决堤等等惨剧了。

铁一般的历史表明，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功臣，而且，是抗日战争的破坏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首先，蒋介石不抵抗，导致了东北、华北等地的沦陷。早在1928年5月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在对日斗争方面就表现了其可耻的懦弱、投降的一面。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日军于5月3日主动侵入蒋派出政府的驻地，“俘虏”了前来交涉的外交部长，并将蔡公时等外交人员全部杀害(手段极其残忍)。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驻地、在济南城肆意烧杀，据资料，此次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害人数高达两万余，受伤者两千余，被俘军民七千余。日军在济南大量扣留车辆，截断交通线路，并强占胶济沿线的行政机关。蒋介石不敢抵抗，忍气吞声，最终绕道北伐。这次事件，蒋介石表现了对帝国主义不敢抵抗，让日本人看出了其懦弱，也为以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1931年9月18日凌晨，日本军队炸毁沈阳近郊柳条湖附近的铁路路轨，诬称是中国军队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东北军军营，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也是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开始。蒋介石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于“围剿”红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令东北军不准抵抗，直接导致东北全境迅速沦陷。

蒋介石不但不准东北军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对于“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国军民，则采取打击、瓦解、迫害手段，加以破坏。这是蒋介石对抗日革命力量的一贯做法。

除了重点剿杀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群众之外，1936年，蒋介石还抓捕了坚决主张抗日的“七君子”，瓦解了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六·一”抗日运动;破坏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压制爱国舆论，严禁排日运动，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货消息。极力宣扬恐日、媚日、崇日意识。高喊“奢言抗战者杀无赦”“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来除灭共产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中国之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够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其二，试图用卖国的办法，获取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抬贵手。在对内残酷镇压抗日爱国力量的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则步步退让，关怀备至，日本人要他开放哪里，他就开放哪里。在当时的蒋介石眼里，中日关系是维护其统治的前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要拼命维护中日关系大局。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但，蒋介石却极力破坏，并派代表与日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自由贸易区，中国不得在上海到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以在许多地方驻军，出卖了上海主权。1933年5月，蒋介石再次对日本侵略让步，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省的占领，承认了长城是中国与日本一手扶持的伪满的边界，同时，蒋绥东、察北、冀东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华北主权也相当程度上丧失，为日本侵略华北敞开了大门。1933年7月，蒋介石又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何梅协定》，主要内容是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去年的按照美国人的意思改组中兴高管一样;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禁止抗日活动，如同今天的禁止反美活动一样。1935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人签订《秦土协定》，向日本侵略者出卖了察哈尔主权。

然而，蒋介石对日本的投降让步、对内压制抗日力量，不但没有获得日本侵略者的友好对待、没有维护和平，而且让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人民软弱可欺，于是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事业一场极其惨重的灾难。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做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是这场灾难制造者之一。

第三，全面抗战爆发后，极力利用日军消除异己。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极力劝说、声讨、逼迫、让步之下，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介石看到，如果不抗日，其“领袖”地位难以保证。于是，蒋介石终于抗日了。

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抗日，是支持的，而且，也只是在蒋介石抗日的前提下，全国人民特别是各地方实力派才承认其领袖地位。蒋介石终于尝到了当国家领导人的味道。但是，其人私心自用，对中央军、杂牌军区别对待，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反蒋的实力派，蒋却想着利用日军削弱其力量，而且，试图通过抗日战争，实现消除地方实力派的目标。于是，抗日战场上，各地方实力派惧于被蒋消灭，不敢拼尽全力。这就是蒋指责的各杂牌军“保存实力”。其实，消极抗战、保存实力最突出的不是地方实力派，而是蒋系中央军。蒋的做法，是杂牌军被日本消灭一个师，就撤销其一个师的编制，消灭一个军，则撤销其一个军的编制。东北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尚有七个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就余下一个53军，其他的军，要么被日本消灭，要么被蒋介石中央军吞并。有人说东北军、西北军等杂牌军投降叛变甚多，而中央军投降甚少，说明杂牌军抗日不力。其实，杂牌军投降叛变固然是对民族的犯罪，但是，蒋介石利用日军消除异己，打击抗日力量，更是犯罪，这是导致杂牌军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极力破坏共产党人的抗日行动。在抗日战争防御阶段，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确进行了相对比较积极的抵抗，缓解了日本侵略的步伐。即使在这一阶段，杂牌军同样显示了气壮山河的气概，而中央军不听指挥、消极避战、见死不救的事，屡屡发生，导致杂牌军伤亡惨重，而且丧失了对蒋的信任。

蒋介石打击的重点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

1938年10月，以武汉、广州陷落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鉴于其战线过长，开始调整侵略政策，对蒋介石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蒋介石松了口气，于是，在暗地里与日本侵略者媾和的同时，开始想法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军民。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指明胜利前途，指导斗争方法，领导全国人民抗战，他一心想的是如何进行全民族的动员，开展人民战争，以争取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蒋介石呢?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居然是抗战和反共。此次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实质上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枪口指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决抗日的中国军民。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依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东的沈鸿烈、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胡宗南、河北的石友三朱怀冰，在日本配合下，纷纷向八路军发动摩擦，袭击杀害抗日军民，制造流血冲突，破坏抗日。

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很能体味蒋的苦心。

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更加动摇。1940年8月，为打破日本的“囚笼”政策，并阻止蒋介石的动摇、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华北军民发动了“百团大战”，达到了战略目标，显示了敌后抗战的伟大力量。但是，蒋介石看到抗日革命力量的壮大，不但不喜，反而非常担忧。于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上演。这次反共高潮，重点是针对新四军。1940年底，蒋介石强令新四军军部北移，并设下口袋阵，次年1月6日，当新四军转移到皖南泾县云岭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的预有准备的突然袭击，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除少部分突围外，大部分被抓或牺牲。蒋介石趁势取消新四军番号，诬蔑新四军是“叛军”。是为“皖南事变”。

1943年，蒋介石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造舆论，宣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军事上，蒋介石指使胡宗南，从对付日军的河防军中抽出6个师，向西调动，加上原本用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军队，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看好了，蒋介石不把胡宗南这种所谓的精锐对付日本，而是用来对付共产党。

试想，蒋介石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先是坚决反对并破坏抗战、坚决镇压抗战力量、对日本却屡次做出丧权辱国的让步，怂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当看到如果再顽固反对抗、不得不开始抗战时，却又试图利用抗战消灭异己，导致各杂牌军离心离德;当抗战遇到困难时，暗地与日本媾和，甚至不惜出卖东北换取日军的停战;当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军民力量壮大、取得胜利后，又极力制造摩擦，试图消灭抗日力量。蒋介石抗战无能，还制造了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重庆大火等悲惨事件，中国人民死亡无数;水旱黄汤，成为中原人民的四大灾难;抓壮丁，肆意敲诈百姓，对抓来的壮丁极其残忍，无数壮丁还没有走上战场，就被虐待死在走上战场的路上。

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了反共，可以对日投降;为了投降，可以更加卖力地反共，可以出卖更多中国主权。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罪人!他对日投降、阻止抗战、破坏抗战，居然还要抢夺抗战胜利成果。说蒋介石是什么抗战领袖，请问，他为抗战做过什么?说蒋介石是抗战功臣，他们为抗战立过什么功?

[yongbing1993]

蒋介石消极抗战是为了积极反共







如果“九一八”发生的当天，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抵抗，那么日寇就得不到东北军的大批飞机和大量武器装备，占不了整个东北的海量战略资源，鬼子就没能力发动“七七事变”，也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黄河大决堤等等惨剧了。

铁一般的历史表明，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功臣，而且，是抗日战争的破坏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首先，蒋介石不抵抗，导致了东北、华北等地的沦陷。早在1928年5月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在对日斗争方面就表现了其可耻的懦弱、投降的一面。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日军于5月3日主动侵入蒋派出政府的驻地，“俘虏”了前来交涉的外交部长，并将蔡公时等外交人员全部杀害(手段极其残忍)。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驻地、在济南城肆意烧杀，据资料，此次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害人数高达两万余，受伤者两千余，被俘军民七千余。日军在济南大量扣留车辆，截断交通线路，并强占胶济沿线的行政机关。蒋介石不敢抵抗，忍气吞声，最终绕道北伐。这次事件，蒋介石表现了对帝国主义不敢抵抗，让日本人看出了其懦弱，也为以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1931年9月18日凌晨，日本军队炸毁沈阳近郊柳条湖附近的铁路路轨，诬称是中国军队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东北军军营，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也是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开始。蒋介石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于“围剿”红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令东北军不准抵抗，直接导致东北全境迅速沦陷。

蒋介石不但不准东北军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对于“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国军民，则采取打击、瓦解、迫害手段，加以破坏。这是蒋介石对抗日革命力量的一贯做法。

除了重点剿杀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群众之外，1936年，蒋介石还抓捕了坚决主张抗日的“七君子”，瓦解了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六·一”抗日运动;破坏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压制爱国舆论，严禁排日运动，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货消息。极力宣扬恐日、媚日、崇日意识。高喊“奢言抗战者杀无赦”“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来除灭共产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中国之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够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其二，试图用卖国的办法，获取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抬贵手。在对内残酷镇压抗日爱国力量的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则步步退让，关怀备至，日本人要他开放哪里，他就开放哪里。在当时的蒋介石眼里，中日关系是维护其统治的前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要拼命维护中日关系大局。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但，蒋介石却极力破坏，并派代表与日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自由贸易区，中国不得在上海到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以在许多地方驻军，出卖了上海主权。1933年5月，蒋介石再次对日本侵略让步，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省的占领，承认了长城是中国与日本一手扶持的伪满的边界，同时，蒋绥东、察北、冀东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华北主权也相当程度上丧失，为日本侵略华北敞开了大门。1933年7月，蒋介石又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何梅协定》，主要内容是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去年的按照美国人的意思改组中兴高管一样;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禁止抗日活动，如同今天的禁止反美活动一样。1935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人签订《秦土协定》，向日本侵略者出卖了察哈尔主权。

然而，蒋介石对日本的投降让步、对内压制抗日力量，不但没有获得日本侵略者的友好对待、没有维护和平，而且让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人民软弱可欺，于是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事业一场极其惨重的灾难。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做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是这场灾难制造者之一。

第三，全面抗战爆发后，极力利用日军消除异己。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极力劝说、声讨、逼迫、让步之下，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介石看到，如果不抗日，其“领袖”地位难以保证。于是，蒋介石终于抗日了。

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抗日，是支持的，而且，也只是在蒋介石抗日的前提下，全国人民特别是各地方实力派才承认其领袖地位。蒋介石终于尝到了当国家领导人的味道。但是，其人私心自用，对中央军、杂牌军区别对待，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反蒋的实力派，蒋却想着利用日军削弱其力量，而且，试图通过抗日战争，实现消除地方实力派的目标。于是，抗日战场上，各地方实力派惧于被蒋消灭，不敢拼尽全力。这就是蒋指责的各杂牌军“保存实力”。其实，消极抗战、保存实力最突出的不是地方实力派，而是蒋系中央军。蒋的做法，是杂牌军被日本消灭一个师，就撤销其一个师的编制，消灭一个军，则撤销其一个军的编制。东北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尚有七个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就余下一个53军，其他的军，要么被日本消灭，要么被蒋介石中央军吞并。有人说东北军、西北军等杂牌军投降叛变甚多，而中央军投降甚少，说明杂牌军抗日不力。其实，杂牌军投降叛变固然是对民族的犯罪，但是，蒋介石利用日军消除异己，打击抗日力量，更是犯罪，这是导致杂牌军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极力破坏共产党人的抗日行动。在抗日战争防御阶段，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确进行了相对比较积极的抵抗，缓解了日本侵略的步伐。即使在这一阶段，杂牌军同样显示了气壮山河的气概，而中央军不听指挥、消极避战、见死不救的事，屡屡发生，导致杂牌军伤亡惨重，而且丧失了对蒋的信任。

蒋介石打击的重点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

1938年10月，以武汉、广州陷落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鉴于其战线过长，开始调整侵略政策，对蒋介石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蒋介石松了口气，于是，在暗地里与日本侵略者媾和的同时，开始想法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军民。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指明胜利前途，指导斗争方法，领导全国人民抗战，他一心想的是如何进行全民族的动员，开展人民战争，以争取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蒋介石呢?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居然是抗战和反共。此次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实质上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枪口指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决抗日的中国军民。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依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东的沈鸿烈、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胡宗南、河北的石友三朱怀冰，在日本配合下，纷纷向八路军发动摩擦，袭击杀害抗日军民，制造流血冲突，破坏抗日。

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很能体味蒋的苦心。

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更加动摇。1940年8月，为打破日本的“囚笼”政策，并阻止蒋介石的动摇、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华北军民发动了“百团大战”，达到了战略目标，显示了敌后抗战的伟大力量。但是，蒋介石看到抗日革命力量的壮大，不但不喜，反而非常担忧。于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上演。这次反共高潮，重点是针对新四军。1940年底，蒋介石强令新四军军部北移，并设下口袋阵，次年1月6日，当新四军转移到皖南泾县云岭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的预有准备的突然袭击，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除少部分突围外，大部分被抓或牺牲。蒋介石趁势取消新四军番号，诬蔑新四军是“叛军”。是为“皖南事变”。

1943年，蒋介石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造舆论，宣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军事上，蒋介石指使胡宗南，从对付日军的河防军中抽出6个师，向西调动，加上原本用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军队，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看好了，蒋介石不把胡宗南这种所谓的精锐对付日本，而是用来对付共产党。

试想，蒋介石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先是坚决反对并破坏抗战、坚决镇压抗战力量、对日本却屡次做出丧权辱国的让步，怂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当看到如果再顽固反对抗、不得不开始抗战时，却又试图利用抗战消灭异己，导致各杂牌军离心离德;当抗战遇到困难时，暗地与日本媾和，甚至不惜出卖东北换取日军的停战;当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军民力量壮大、取得胜利后，又极力制造摩擦，试图消灭抗日力量。蒋介石抗战无能，还制造了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重庆大火等悲惨事件，中国人民死亡无数;水旱黄汤，成为中原人民的四大灾难;抓壮丁，肆意敲诈百姓，对抓来的壮丁极其残忍，无数壮丁还没有走上战场，就被虐待死在走上战场的路上。

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了反共，可以对日投降;为了投降，可以更加卖力地反共，可以出卖更多中国主权。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罪人!他对日投降、阻止抗战、破坏抗战，居然还要抢夺抗战胜利成果。说蒋介石是什么抗战领袖，请问，他为抗战做过什么?说蒋介石是抗战功臣，他们为抗战立过什么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