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树一帜的毛教员《教育思想》

独树一帜的毛教员《教育思想》

 

 

作为一名出色的《教员》，毛主席在《教育思想》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毛主席主张，不仅仅是读书本里的书，更要读社会这本大书。他在学生时代便通过穷游的形式做社会调查，他更是把调查研究当作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坚持了毕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做群众的先生，首先要做群众的学生”，毛主席一生都在向人民学习，把人民看得至高无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一生以身作则，向人民学习，做人民的学生，为人民服务。上面提到的“五七指示”毛主席就是从基层战士那里汲取到的智慧。

毛主席曾回忆他在抗大讲课的情形，“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脱离实际的讲课不仅使学生缺乏兴趣，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而且还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毛主席讲课时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而且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学生欢迎。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曾说过：“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主席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谁都不能否认的是，对现代汉语贡献最大的，一个是鲁迅先生，一个就是毛主席。今天即便是反对毛主席的那些人，一不小心也会说出毛泽东式的语言。

毛主席一生都在不断学习，勇于实践，勇于总结经验教训，勇于理论联系实际，勇于从实践中建立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再用实践检验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实践、再实践反复检验过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

综上所述，毛主席当之无愧是最伟大的“人民教员”。

例如，刚刚逝世的乌拉圭前总统何塞·穆希卡就回忆说：

毛主席就像我们自家的爷爷一样，对我们代表团每一个年轻人都非常尊重，非常亲切，同时对我们正为之奋斗的拉美人民解放运动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心。

觉醒起来的年轻一代，比起老同志有着更强烈的平等意识，他们因而可以没有任何负担地称呼一声“教员”，这恰恰是毛主席晚年致力于追求社会平等、“打破三千年传统习惯”的结果。

“教员”的这一亲切的称呼，不仅说明年轻一代已经真正地把毛主席当成了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亲人，也说明年轻一代真正地把毛主席当成了自己的老师，愿意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再次见到老朋友斯诺时说：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很困难的事，所谓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员”。

可见，毛主席不仅不会反对别人称呼他为“教员”，而是很希望别人只称呼他为“教员”。

从字面意思出发，“教员”一词对于毛主席而言也是完全合适的。

一位网友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子曰”念了两千多年，中国绝大多数还是文盲；“毛主席教导我们”念了10年，绝大多数中国人有了基本文化。

千百年来的统治阶级奉行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统治信条，孔夫子的“克己复礼”被他们高高举起，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却被弃之一边。而毛主席却坚持要摧毁剥削阶级复辟的基础，教导中国人民要学习文化、要关心国家大事。

红军时期，毛主席就主张红军战士一边打仗、一边学习；早在1945年，毛主席提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将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到1964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下降到50%；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文盲率已经下降到30%。

毛泽东时代中后期基础教育普及工作同样成就巨大，小学入学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1975年小学数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05.7万所，学校被开到了农民家门口。这种教育普及水平到整个80年代都无法被超越。

而更进一步地，毛主席不仅教给人民群众文化知识，更教给了人民群众自我解放的思想武器，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马克思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列宁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革命胜利之后怎么办?马克思只是有所设想；早逝的列宁还没有机会去实践；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则是没有认真思考过；只有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了大量复杂艰辛的实践探索，通过深入的思考，对“胜利之后怎么办”的问题给出了解答。看到种种现实的王震将军在毛主席逝世二十多年后惊呼：“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大量的坚定无产阶级革命家。而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事物，不是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当省委书记，而是大家都不会。作为教员的毛主席一面自己亲身实践、探索、总结，一面殚精竭虑、言传身教、几乎是在手把手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干部人才。1993年，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出版了一本《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开卷篇便是《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陶鲁笳主政山西时，跟毛泽东主席接触不下40次，参加毛主持的小型会议20 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他的这本书主要是回忆当年毛主席怎样耐心细致地教导陶鲁笳这一代的干部当好省委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

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196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犬海航行靠舵手》则进一步提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天才的舵手”。社论说：

“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国革命的伟大舵手就是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来，每当我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都是因为党和人民群众有毛泽东同志这样天才的舵手掌舵，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南，拨开迷雾，端正航向，使我们革命的大船，能够绕过无数的险滩和暗礁，在大风大浪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接见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他在开幕词中说：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接着，林彪讲话时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

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并列的“四个伟大”首次出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

这是“四个伟大”第一次在党报上出现。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时开口就说：

“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

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的社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社论最后说：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人民，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同一时期，中央的、地方的、行业的报刊的社论，几乎都采用了这样的格式化的结尾。

此后，“四个伟大”广为流传。

“四个伟大”的提法，其使用高峰集中在1966年和1967年2年间。

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泽东像的下面刊登了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

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称：

“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同一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林彪的题词手迹。

5月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

“4日，在清华大学，万众欢呼，群情沸腾。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华园矗立起来了！这座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达8.1米，像雄伟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

毛主席身穿军大衣，神采奕奕，高举他老人家那雄劲的手臂，为无限忠于他的革命师生和亿万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林彪的题词手迹出现在毛泽东塑像底座上，这种组合形式也被许多地方在塑像时效仿。

至此，“四个伟大”与林彪密不可分。

后来到1968年、1969年，“四个伟大”开始降温，到1970年就日渐式微，1971年9月后，就完全销声匿迹了。

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夺权问题，而后他说：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

对于林彪的这些提法，毛泽东说：

“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这是毛泽东1966年7月写给江青的信中的内容。毛泽东在信中继续写道：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蛲蛲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文革初期，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1966年7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贵人批示：

“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事实上，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从一开始也是不以为然的。

1966年12月1臼，周恩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说明》。

2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删去。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友人卡博·巴卢库时说：

“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绕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对这“四个伟大”很不高兴的态度。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泽东在具体谈到关于氢弹爆炸的新闻稿时说：

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7月20日，毛泽东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说到：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1967年12月底，人民日报社起草好了1968年元旦社论，请毛泽东阅批。

元旦社论中提了“四个伟大”，毛泽东要汪东兴拿着社论的稿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把“四个伟大”划掉。

去之前，汪东兴问毛泽东：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毛泽东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汪东兴问毛泽东留下哪一个。

毛泽东说：

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

这样，汪东兴就去钓鱼台，传达毛泽东的意思，要陈伯达他们圈掉了除“伟大导师”外的“三个伟大”。

1968年元旦社论的提法是：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yongbing1993]

毛泽东总结新中国工农建设经验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

这十二年分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同志的报告里面。

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工作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

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几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

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是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

要经过一段时间，碰到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现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种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八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

自由是对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为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们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回答。

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

……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

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yongbing1993]

毛泽东如何选择《站在哪一边》




毛泽东：我们应当联合那一些阶级? 压迫那一些阶级? 这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人士，这些人占全入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yongbing1993]

毛泽东关于认识客现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样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况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前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我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同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和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零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底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事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零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各个专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氏土壤学的，在威廉氏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方面，我们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