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邓小平是如何出卖刘少奇

文革中邓小平是如何出卖刘少奇

 

 

 

邓小平：《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

邓小平：《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

邓小平：《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

邓小平：《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

邓小平：《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

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批评，他立刻检讨，事实上是同刘少奇划清界限，这就是当时已流传在外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检讨。之后，邓小平在下台后又于一九六八年写了《我的自述》，保证“永不翻案”，为以后的复出铺下后路。在林彪事件后，邓了解到毛泽东有意解放老干部，又写信给毛泽东，终于在一九七四年，由毛泽东推荐复出。毛泽东在后来批邓时说：“他说永不翻案，我看靠不住啊”。

文革中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卖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后，为了与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划清界线，不停地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以示忠心。以下内容是走资派邓小平寄给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邓小平：我的自述》。分别检讨在北京工作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邓小平：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

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

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

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

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

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

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

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

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

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

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

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

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

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

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

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

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

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

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

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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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重申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重申了毛泽东这个理论和路线。

邓小平在闭幕词中说：“我们这次代表大会，在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主持下，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大会主席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庄重任务。

我们这次大会，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

1978年7月17日《邓小平同英国朋友詹金森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是与他的领导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

[yongbing1993]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有谁恩赐







《自由》！谁的《自由》？在工厂是资本家的的《自由》？还是打工人的《自由》？在私有化的农村是暴发户的《自由》？还是每个农户分到田了都富了都《自由》了？如果农民的一盘散沙称为《自由》？而《自由》了就可以富了？那么，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富》了吗？

毛泽东：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它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作者：毛泽东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它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它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人民的统一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从袁世凯[17]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18]。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吗？经过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十八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还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推行其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国民党人大叫其专制统一论的时候，我们又说：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其它一切都是假统一[19]。又过了六年了，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我们在具体纲领中提出了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废止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实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动员那里的全体军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还将发展为内战的惨祸，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识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有党有派无党无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在内，一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就因为他们看清楚了时局的危机，非如此不能克服这种危机，不能达到团结对敌和团结建国的目的。

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从北伐战争后期直至现在，连“第一步”也丢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得正确观点，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赞助改革中国军队的事业。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一切愿意团结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对中国解放区的军队，都应该看作自己的友军，给以适当的协助。

[yongbing1993]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家成中国首富









在历史上如何正确评价死不改悔走货派邓小平，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目前，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还认识不清，这是由于死不改悔走货派邓小平篡权后掀起的右倾翻案风，彻底为地富反坏右分子平反。这些被平反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成了死不改悔走货派邓小平的基本拥护者。

走货派们又鼓动起先富起来的群体，如知识精英作家、歌星、体育明星、部分自由职业者，走货派们根据自己思想解放的感受，写出了大量的歌曲、戏剧、电影、电视剧、小说、诗词，这些所谓的文艺创作，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如粉刺、挖苦毛泽东时代，揭露无产阶级专政的“黑暗”，歌颂走货派邓小平时代的自由、开放、发展。

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走货派及其特色政府鼓励剝削、鼓励自由雇工、大奖、特奖先富起来的资本家和各种明星，代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思想的作品大量涌现，如《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放了一把火，《在希望的田野上.》，进入了“中兴”、“富强”、“强国”时代等等，在上层建筑领域造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氛围，在各基层组织又组织退休职工，跳舞唱歌，到处歌颂改革开发的新时代，这样把大多数民众忽悠到全国一片歌颂改革开放之中。

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走资派，早已偷偷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把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型殖民地。

中国最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又成了资产阶级的奴隶，成为被压迫、被剝削的群体。

许多人就是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种欺骗宣传、蛊惑下，糊里糊涂地由国家的主人变成了资本家的奴隶，还自以为得意，每天在为走资派歌功颂德，这真是糊涂到家了。

但是广大工人阶级心里是明亮的，不过他们已变成了弱势群体，走资派已剥夺了《宪法》给予广大人民的“六大自由”，失去了向走资派造反的自由。中国人民能容忍走资派给我们安排的这一苦不堪言的命运吗？决不能！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抗争。

下边由戚威等同志撰写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十大罪状》供广大人民研究、讨论。

对于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中国人民应该剥掉这个窃国大盗、乱世奸雄走资派邓小平的画皮。

“改革开放”40多年了，回头看看新中国走过的历程，亲身感受到那个所谓“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走资派邓小平已经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人民军队和全国广大的劳动人民设计进了资本主义的圈套之中，在走资派右派地富反坏分子的既得利益阶级对其歌功颂德的时候，一些被设计进圈套而正在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压榨之苦的善良的中国人民，至今还在迷茫、自得其乐。

必须彻底剥掉邓小平的画皮，是一切正义善良的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不仅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也同全中国大多数劳动人民中阳每一个人及劳动人民的子孙后代息息攸关的一件大事。虽然，个人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也要进行反抗。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立场，重庆刚解放时，时任市长的邓小平置共产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有关“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命令于不顾，将自己老家正在受到审查、清算、和镇压的亲属、亲戚（全是被当时革命政府定性为地主分子）接到重庆军政府大院保护起来，后又将这些地主分子送到“西南革命大学”镀金，半年毕业后，均被作为“革命干部”派到贵州工作。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还亲自授意其三弟邓蜀屏将名字改成徐初，徐初夫妇混入土改工作团并任工作组长。徐初先后任人民政府镇长、科长、局长、副市长等，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一惯搞资本主义复辟和真实身份暴露，遭革命群众批斗，畏罪自杀。徐初的老婆谢全碧在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庇护下也先后任副区长、副科长等。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当时保护的地主分子还有：夏伯根，邓的后妈；邓先烈，邓的大姐。唐惠民，邓的姐夫。其三弟邓蜀屏解放前曾先后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联保主任、乡长、区长、县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县经征处主任等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贫下中农愤慨地说：“解放初，如果邓蜀平不跑，协兴场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他，人民政府不枪毙他，（老百姓）打也会打死他”。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大儿子因“反党集团案”，于1968年被关押审查，他想翻窗顺水管爬下来逃跑，惊慌失措从8米高摔下，脊椎骨严重摔伤，自腰部以下瘫痪。

毛主席逝世后，一次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谈到此事时说：他毛泽东的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是光荣的。我的儿子（反对大文化革命）摔伤，也是光荣的。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邓的儿子根本没有可比性，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把天壤之别的两件事、两个人相提并论，是对毛主席和毛岸英烈士的恶毒攻击和亵渎，仇恨之情溢于言表。

改革开放以来，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子女个个高官厚緑，大财横发。其大儿子于1983年3月15日组织“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小组”，担任组长；1984年3月15日正式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任会长；1988年3月11日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中国残联），任主席。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现为政协副主席。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另一个儿子在1979年中国对越战争时到美国留学，在美国生一儿子（邓小平的孙子）加入美国籍。留学回来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一女儿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秘书（视作其家庭成员），被派到军委，任军委委员，政治部主任等要职。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其他亲属亲戚究竟还有多少人借“改革开放”之机得官得利，飞黄腾达就不清楚了。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家成了改革开放第一家庭，邓家成了中国首富、会去帮助穷人共同富裕吗？ 总设计师说：“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 不愧为总设计师，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设计主题是“咱们的孩子们先富起来后会帮助别人的”，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也预见到他的孩子们会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远在八十年代初期，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的大公子朴方以为残废人谋福利的名义，建立了康华实业公司，利用特权大批倒卖进出口批文和大量进口钢板、家用电器、贩卖国家控制物资如石油、煤炭、棉织品等牟取巨额暴利。赚到了第一桶金。很快成了中国最大的官倒公司。后因民愤太大，康华遭到整顿，但邓大公子却安然无事。而且后来他所掌握和拥有的财富不减反增。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邓大公子跑到后台后，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小公子率领邓家快婿吴建常和贺平走到了前台。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二儿子邓质方原本是学物理出身，八十年代末自美国返国后迅即进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付总工程师，接著升为付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自然是担任董事长。其父总设计师九二年南巡后，邓质方一口气接管了上海市四方房地产公司和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还将势力范围扩充到还在英国管辖下的香港。同北京首钢老大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某某以五亿八千万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开达集团。

邓质方很快又成了香港上市公司首长四方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四方公司现不仅在上海有庞大的实业，如由六十三栋大楼组成的西郊花园，还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大连等近十个大中城市囤积大量廉价土地。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不仅培养出了两名“得意商场”的儿子，还慧眼识英雄挑了两名本事通天的大倒爷。邓家长公主邓林的夫婿吴建常绝对称得上是商场无敌手。他多年来把持着中国的最易生财的行业—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阴附马吴建常因为长年掌控著国家的所有稀有金属，财力雄厚，故养成了大手笔处事的习惯。有一次他想学学炒股票，于是命令属下员工带上四百余万美元西进美国华尔街，结果一个月不到就输得精光。事后该员工的一些朋友为他担心，没想到这位仁兄居然说："你们瞎紧张干吗？吴老总缺钱吗？输了是国家倒霉，如果赢了，那吴老总也不会少了我的那一份。"吴建常不仅控制了中国稀有金属的买卖权，还在香港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如金辉集团、东方金源、百利大等，总资产达数十亿港元。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邓家的爱女邓榕（又名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也找了一位不甘落後的丈夫贺平。二府马贺平本身也是高干子弟，其父是贺彪也曾是部级干部。贺平早在八四年隶属总参谋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时就担任公司付董事长兼总经理。保利科技公司现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买办公司之一。它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军火。香港富豪霍英东之子就曾因参与保利科技公司的走私军火活动而被美国法院判刑坐监。

保利科技公司的现任董事长是前国家付主席王震之子王军。保利集团已于几年前就在香港上市。香港人称保利集团为暴利集团。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邓家拥有的金钱之多、势力之广实在叫我们这些生活在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普通百姓无法想象和理解。前一段时间，中国某高官王某某宴请一位来自美国的国际友人，席间王某某自豪地和这位来自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资本家说，他一年可收入二十个亿人民币，总资产超过百亿（这个数字可以让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所有的人按现在的生活水准不工作地生活五十年）。令这位美国资本家目瞪口呆。一位在中共尚不算显赫的人物如是说，那么，天下第一家—总设计师的家人们又会怎么说呢？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像七十年代的香港和台湾般腾飞。然而中国的腐败和贪官污吏却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某国际经济组织在其年度报告时已经将中国的官场腐败排在亚洲第一位，首次超过菲律宾。这真是我中华民族莫大的荣誉！

中国人民希望全体中国人早日富强起来。但像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的家人们这样的富法完全是依靠其父的职权和政策，依靠贪污受贿暴富起来的，据说光质方多年前就积累了150亿美元的财富，把国家当时的外汇财富掏走了近四分之一。

邓质方还利用四方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工程上行贿二千万美元和在澳门玩赌博玩出一个天大的窟窿的故事想必不是空穴来风。

多年前，陈希同案子带出一个首钢周冠五和周北方腐败大案。周北方动用首钢5000万美金在法国为自己做生意亏损。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心腹被一夜提升最高位，一夜又被邓将赵紫阳打至低层。而这个奴才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中谈到此事，因为此事涉及到邓质方，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老婆曾哭哭啼啼找到纪委书记，求情不要处置二附马邓朴方，事后也未见到处置邓朴方。事后抓了个周北方。其实周北方只是总设计师家族的替罪羊而已。

现在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邓家成了中国最富裕家庭之一。会像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说的那样去帮助穷人们共同富裕吗？先富起来的邓家人过去不曾说过，现在也没有听说过，将来也不会听说过要帮助穷人。

[yongbing1993]

蒋介石国民党不去打日本侵略军







蒋介石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军队不去打日本侵略军，而是剿杀 抗日新四军。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作者：毛泽东

1941年1月4日 抗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奉命北移。六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遭蒋介石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抗日新四军被迫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蒋介石国民党扣留，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蒋介石国民党军枪杀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当场英勇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蒋介石国民党制造的屠杀抗日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军队不去打日本侵略军，而是剿杀 抗日新四军。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蒋介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罪恶阴谋，提出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法令(指蒋介石一月十七日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由军事法庭审判叶挺的反动法令)，惩办祸手等十二条解决办法。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并立即整编部队，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全军约九万余人。积极参加抗日。

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具体纲领》

毛泽东：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一）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三）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它人们的一些疑问。

第一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确定的了，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呢，可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16]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来的国民代表？哪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它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这个问题和其它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它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