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邓小平是如何出卖刘少奇

文革中邓小平是如何出卖刘少奇

 

 

 

邓小平：《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

邓小平：《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

邓小平：《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

邓小平：《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

邓小平：《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

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批评，他立刻检讨，事实上是同刘少奇划清界限，这就是当时已流传在外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检讨。之后，邓小平在下台后又于一九六八年写了《我的自述》，保证“永不翻案”，为以后的复出铺下后路。在林彪事件后，邓了解到毛泽东有意解放老干部，又写信给毛泽东，终于在一九七四年，由毛泽东推荐复出。毛泽东在后来批邓时说：“他说永不翻案，我看靠不住啊”。

文革中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卖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后，为了与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划清界线，不停地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以示忠心。以下内容是走资派邓小平寄给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邓小平：我的自述》。分别检讨在北京工作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邓小平：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

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

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

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

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

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

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

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

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

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

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

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

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

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

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

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

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

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

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

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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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重申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重申了毛泽东这个理论和路线。

邓小平在闭幕词中说：“我们这次代表大会，在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主持下，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大会主席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庄重任务。

我们这次大会，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

1978年7月17日《邓小平同英国朋友詹金森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是与他的领导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