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立媒体监督都到哪儿去了

三权分立媒体监督都到哪儿去了

 

 

 

读新闻：《川普已到了什么都不在乎的地步 谁拿他也没有办法》有感而发。

文中说：“法新社：谁拿特朗普也没办法。美国《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分别刊出文章质疑特朗普商业政策，担心会使美国经济衰退。法新社援引两家美国媒体的分析指出，特朗普，谁也拿他没有办法，他是船上的唯一主人。批评人士表示，不要说不同意见，即便是温和的建议他也听不进去。“

又说：“法新社表示，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毫不影响特朗普周四参加沙特赞助的高尔夫联赛的晚宴。知情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特朗普已经到了什么都不在乎的地步，谁拿他也没有办法。周四特朗普就宣布很快就周末了。“

又说：“法新社最后表示，特朗普第二次掌权后对不忠实他的人毫不留情。前一阵，特朗普解雇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局长和副局长。极右翼活动人士劳拉·卢默（Laura Loomer）3日晚在社交平台宣称，上述二人被解职是因为“对特朗普总统不忠（disloyal）”。特朗普曾为这位以阴谋论和种族主义言论闻名的女性辩护，称她是一位“爱国者”，他听取她的意见是因为她经常“非常有建设性”。“

说够了吗？

一直宣称的美国的“民主“灯塔哪儿去了？

“普世价值“哪儿去了？

“三权分立“哪儿去了？

“反对党“哪儿去了？

“媒体监督“哪儿去了？

特朗普是美国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吗？

[yongbing1993]

知识骗子诈骗的基本规律和手法





知识骗子诈骗的基本规律和主要手法　　

知识分子创造财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行为，要成功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任何有助于纠正主观想象与客观规律不一致的言论都有助于“创造财富”这个大目标，因此都最终能为知识分子容忍和接受——比如，如果有人跑出来告诉中国航空工业科技人员：你们哪里哪里做得不对，如何如何就能解决航空发动机的技术难关，而且实践证明他说得对，你说中国航空工业科技人员会欢迎还是反对这种“不同意见”？——知识分子创造财富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怕别人明白，因此证明自己、说服别人、与不同意见争论时能够靠实事求是地摆事实、讲道理、根据客观的实践解决问题。　　

知识骗子诈骗财富是改造受害者主观世界的行为，要成功就决不能允许受害者遵循客观规律。任何有助于纠正主观想象与客观规律不一致的言论都有害于“诈骗财富”这个大目标，因此都决不能为知识骗子容忍和接受——比如，一句“皇帝什么都没穿”的童稚之言就足以使骗子的全部呕心沥血前功尽弃，骗子对此岂能被容忍？——知识骗子诈骗财富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最怕别人明白，因此证明自己、说服别人、与不同意见争论就绝对不能靠客观的实践，绝对不能靠事实和道理，绝对不能允许实事求是地摆事实、讲道理，只能凭借主观的夸张解决问题，只能乞灵于弄虚作假招摇撞骗。　　

诈骗财富的本质是用软暴力摧毁受害者的主观思维，从而任凭骗子摆布——这是一切诈骗的基本原则：用软暴力摧毁受害者的主观思维，使其陷入盲目性、丧失自觉性、丧失自信和思维能力，任凭骗子摆布。　　

知识骗子的诈骗也不例外。不同的只是用于作案的软暴力的表现形式——知识骗子的一切都离不开“知识”这一包装。　　

知识骗子用软暴力摧毁受害者主观思维的诈骗可分为直接诈骗与间接诈骗两种。　　

直接诈骗——用“抬高自己、贬低对方”的办法直接造神、造奴、造迷信，直接逼迫受害者盲目崇拜别人、妄自菲薄自己，从而陷入盲目性、丧失自觉性、丧失自信和思维能力。“抬高自己”——把自己说成不是人，是神；让受害者因把知识骗子当神不当人而丧失自信、陷入盲目性。“贬低对方”——把受害者说成不是人，是劣等生物；让受害者因把自己当奴不当人而丧失自信、陷入盲目性。“抬高自己、贬低对方”是“以诈为纲”，彻底摒弃“摆事实、讲道理”，专门在“人”身上玩花样、做文章；把一切都从客观存在的东西歪曲为主观意识的东西；把社会问题歪曲成个人品性问题、个人生理问题甚至人种“优劣”问题，按“优胜劣汰”的原则解释一切、处理一切。　　

知识骗子在“知识”的掩护下抬高自己、贬低对方、直接造神、造奴、造迷信的主要手法有：　　

1．用知识学位“抬高自己、贬低对方”——首先制造出“学位=学问”的迷信公式，然后以自己的学位唬人：我有文凭、我有学位、我有知识、我是专家、我是“精英”，所以我正确。不成就借别人的学位唬人：XXX学术权威都这样说，可见我正确。再不成就借外国的学位唬人：XX国XXX学术权威都这样说，可见我正确。还不成就靠人多势众车轮战术唬人：这么多学术权威都这样说，可见我正确……同时应用“学位=学问”、“无学位=无知识”、“学位低=知识低”的逻辑贬低对方：你没学位、你连大学都考不上、你没文化、你浅薄无知、你不学无术、你连XXX书都没读过、你连XXX都不知道、你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先去读几本书再来说……　　

2．用身份地位头衔“抬高自己、贬低对方”——我是博士、院士、博导、海归、专家、学者、教授、权威、XXX领域带头人、得过XXX奖、写过XX部书、XX篇论文、给XXX上过课、成功人士、上流社会出身、书香世家、世代簪英、家教优越、见多识广、学识渊博……而你出身低贱、孤陋寡闻、没留过洋、没经过系统培训、没经过名师指点、少调失教、少见多怪……　　

3．用人种生理“优劣”“抬高自己、贬低对方”——我聪明、睿智、“精英”、高智商、博闻强记、才思敏捷……而你不是正常人类，是“脑残”、“智障”、“愚昧”、“智商低、文化低、素质低”、“无知”、“白痴”、“粪粪”、“低能”、“狂妄”、“痞子”、“傻逼”、“精神病”、“疯子”、“失败者”、“人格缺陷”、“人格分裂症”、“发育不正常”、“心理不正常”、“精神不正常”、“大脑没有开化”、“有受虐倾向和虐待倾向”、“由于自身的低能、懒惰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既无能力又无勤劳的人”、“进化不成功的物种”、“民粹主义疯狂”、“暴民”、“愚民”、“劣等生物”……　　

间接诈骗——不再简单地露骨地“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不再直接逼迫受害者盲目崇拜别人、妄自菲薄自己，而是用弄虚作假使受害者不知不觉地陷入盲目性、丧失自觉性，从而上当受骗。　　

手法：“以骗为纲”，在“摆事实、讲道理”上做手脚、玩花样——摆假冒伪劣的“事实”，讲似是而非的“道理”——如：“人造政绩”、“带血的GDP”、“被幸福”、“被发展”、“饿死三千万”、“毛泽东的稿费”、“毛泽东的身高”、“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的行宫”、“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毛泽东整肃AB团”、“地雷战没有炸死一个鬼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基本人性”、“人人为自己，合起来就是为国家”、“完成从革命党执政党的转变”、“民主是个好东西”、“共产党改名”、“普世价值”、“所谓带路党是为民族进步带路”、“心中无愧，能怕带路党吗？”……无论是“摆假冒伪劣的事实”还是“讲似是而非的道理”都是让受害者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被误导，得出知识骗子希望受害者得出的错误结论，上当受骗还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结果。　　

直接诈骗属于信息封锁、信息压制，间接诈骗属于信息欺骗、信息误导。直接诈骗是诈骗的初级阶段，比较露骨，也容易识破。间接诈骗是高了一级的诈骗，比较隐蔽，不那么容易识破。　　

最极端的情况是宣传机器被知识骗子操纵——此时知识骗子不但把直接诈骗的信息封锁、信息压制与间接诈骗的信息欺骗、信息误导结合到一起，而且充分利用宣传机器的巨大威力全方位无限制地实施信息覆盖、信息疲劳轰炸和强制性信息灌输。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诈骗，而是信息战　　

——想让你知道的信息铺天盖地叫你躲都没地方躲，不知不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信以为真；不想让你知道的东西用无数真假难辨的假信息把你层层迭迭包围得水泄不通，叫你“三人成虎”、“众口烁金”、“假做真时真亦假”，以至于拿到真信息都不肯相信；或者用各种垃圾信息对你没日没夜疲劳轰炸，叫你筋疲力尽麻木不仁，不知不觉忘了寻找真信息，甚至根本想不到还会有真信息。这一套虽然很毒辣，但也很虚弱——信息战也是战争。战争状态这一事实能让受害者迟早明白自己在被迫受骗，尽管不一定清楚具体受骗细节。明白被迫受骗本身实际意味着诈骗的破产——诈骗要成功就不能使受害明白在受骗，受害者明白在受骗就意味着诈骗不成功。　　

不管是直接诈骗还是间接诈骗都不算知识骗子最高级的诈骗，因为那都是有形的、一时的、治标不治本，都是“后发制人”——受害者已经学会了思考，现在不过试图改变其思考。而“改变思考”的本身意味着受害者“仍在思考”、“仍想思考”——即便是狂轰滥炸的信息战也跳不出这个框框。只要受害者“仍在思考”、“仍想思考”，那其思考即便一时被知识骗子改变过去，仍有可能以后自己又改变回来。这样的诈骗就不彻底。　　

知识骗子真正最狡猾的诈骗不是使受害者“改变思考”，而是使受害者自己“放弃思考”——根本就不想再思考，而且是长久地不想再思考，主动把思考权奉送给知识骗子还心甘情愿。　　

知识骗子实现这一点的王牌手段是“繁琐哲学+故弄玄虚”——初级一点的是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弄成十件里有七八件真、一两件假，让受害者被那七八件真的麻痹住，最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高级一点的是用不计其数可真可假的东西打疲劳战术，用黑话般的名词术语把本来简单明了的东西变成云山雾罩扑朔迷离的鬼画符，吃准受害者不可能放着创造财富的本职工作不干而去一一核对、一一弄清所有名词术语的真正含义这个致命要害，使受害者昏头涨脑疲于奔命，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思索，不得不交给以“专家”名义出现的知识骗子去处理。（这正是毛泽东指出的“党八股”要达到的效果：“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　　

日常生活的规律是“花多眼乱”，选择越多越眼花缭乱难以决断。比如不少人一进书店百货商店就被满眼的琳琅满目绕得头昏脑胀不知所措，“满园挑瓜，挑了个眼花”，什么决定也做不了，最后是谁号称行家听谁的。　　

“繁琐哲学+故弄玄虚”就是专门利用这个规律有意识地制造眼花缭乱以诈骗。这类诈骗是摧毁受害者思维最厉害的手段，是诈骗中最高级的诈骗。　　

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律——用“法言法语”把法律变成普通人看不懂的密码天书鬼画符，以“健全法制”的名义用繁琐哲学把法律复杂化神秘化，变成普通人“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使整个司法体系变成迷宫陷阱“威虎山”，除了“法律党”谁也进不去出不来，最后只好任由“法律党”等知识骗子摆布　　

——贺卫方直言不讳：“法律行话”是“黑话”，是“法学家的‘独门暗器’”，为的就是使“外行人一看，脑袋立马就大了”，从而激发外行人“对于这个行业的好奇、尊重或畏惧一类的感觉”、“在内外之间划界”、“强化某种行业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这类诈骗是销售合同——如今不但找工作、买房子、看病求医，而且银行开帐、电话开户、购买电器等等都必须先签合同。今天所有的合同都是密密麻麻连篇累牍的法律文件，普通老百姓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全看懂，甚至根本不可能全看完，也不可能事事都找律师审核，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盲目签字。这就属于“放弃思索”，主动地盲目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知识骗子如“法律党”　　

——明知是这类法律合同等决不会对自己有利，明知一旦有事自己肯定倒霉，明知上当受骗，却愣是无法避免，愣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索权、主动送上门去任人宰割　　

——承认自己看不懂、把一切交给“专业精英”处理，就等效于自己什么都不想、听凭“专业精英”怎么吆喝就怎么办，等效于把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人和牛的关系　　

——牧人怎么吆喝牛就怎么动作，想都不带想的，叫往哪儿就往哪儿，叫挤奶就挤奶，叫挨宰就挨宰，一切任其摆布；律师怎么吩咐你就怎么动作，想都不带想的，叫签字就签字，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任其摆布。　　

到了这种境界，受害者有思想也等效于没思想。没了思想，是人也等效于不是人，等效于成了牲畜。“繁琐哲学+故弄玄虚”就这样不仅不知不觉巧妙地剥夺掉了受害者思索能力，而且摧毁了受害者的思索意愿，用软暴力剥夺了受害者最大的人权——思考权，从而让受害者“自愿”变成了牲畜。

“繁琐哲学+故弄玄虚”是知识骗子最蔫坏最恶毒最高级的诈骗。受害者明知有诈仍然防不胜防，仍然无法避免上当——别说普通老百姓束手无策，连“专业精英”都照样中招，照样对付不了用“繁琐哲学+故弄玄虚”包装起来的“有毒的金融产品”和“有毒的金融产品衍生物”，所以才会有金融风暴横扫全球。由此可见“繁琐哲学+故弄玄虚”这类诈骗的狡猾、阴险、凶恶、狠毒。　　

要避免这类诈骗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彻底消灭“繁琐哲学+故弄玄虚”。要彻底消灭“繁琐哲学+故弄玄虚”必须首先彻底破除一个迷信：现代化意味着专业化，专业化意味着深奥神秘复杂化，深奥神秘复杂化意味着只有少数专家才能掌握，所以“繁琐哲学+故弄玄虚”是“科学规律”和“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普通老百姓只能任凭形形色色的“专业精英”摆布。

[yongbing1993]

蒋介石国民党出卖蒙古主权始末






《蒋介石国民党出卖蒙古主权始末》

作者：佚名

人尽深知，蒙古是在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于昏庸无能的蒋介石政府默许下由苏联策动独立——但实际上，苏联之所以敢于在1945年煽动蒙古独立出中国版图，其蒙古境内的“民意基础”，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关东军的蒙独战略。

而不论是面对日本还是苏联，作为当时国际上名义认可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国民党无力捍卫民族大义、拱手放弃领土主权的懦弱卑微均一览无余，永远不可洗白翻案。

　　1

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和沙俄为了侵占中国，都想要占领作为战略要冲的蒙古地带。

身为“缓冲区狂魔”，俄国人想把今外蒙古一带当作缓冲地带，日本则想把今内蒙古一带纳入伪满洲国范围，两股势力在此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侵占中国东北和蒙古的“满蒙计划”本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既定国策，关东军设计的伪满洲国版图一开始便把热河包括在内。

1932年3月，溥仪公开宣称热河是所谓“满洲国”的一部分，随后日本也露骨地承认热河属于所谓“满洲国”。

黄炎培曾这样形容热河的战略地位：

热河是高地，东边高过辽吉黑三省，南边高过河北省，我国保住热河，不惟华北一带得了天然屏障，即由热河向东出兵，依高屋建瓴的形势，虽欲收复东三省，也是不难。如果被日本占据了，不但东三省无收复的可能，而且势必从此不得安枕。

1933年1月1日晚，日军谎称一名日本士兵被打死，向中国军队提出抗议，但遭拒绝，随后日军又向日本宪兵和哨兵投掷炸弹，反污中国军队挑衅，制造了“山海关事件”。

2月21日凌晨，日军开始向热河东部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日第8、第6师团和混成第14、第33旅团分三路向热河进犯。

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整个热河省。

为以最小代价控制热河，日本关东军老调重弹，再启“代理人方案”，妄图在内蒙古培植代理人、建立亲日政权。

1935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提出：

为收揽内蒙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工作，使他们自己意识到依靠日满的必要，从而进一步酿成与满洲国采取共同行动的趋势。

由此，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被日本人看中，成为了策动内蒙古独立的急先锋。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了征服东北曾网罗了内蒙古东部各盟旗的一些封建上层人物，以草原土地主和各汗后裔为主，而在伪满洲国日趋稳定后，关东军又把注意力转向内蒙古西部盟旗的上层人物。

锡林郭勒随即走进了日本人的视线，此乃关东军西进的要冲，因此日本人就同德王勾结起来。

1930年冬，日本驻张家口特务盛岛角芳窜访苏尼特右旗德王府，加紧策反德王;1931年夏，德王同他的妹夫补英达赖因事到北平，盛岛角芳尾随德王来到北平，还在扶桑馆宴请德王一行。

席间，盛岛称赞成吉思汗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希望德王应该像他的先辈那样“征服蒙古”，并暗示德王“关东军可以帮助他成就大业”。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正式提出：

在内蒙古西部树立排斥苏、中两国势力的自治政权。

日本特务松石孝良也致信德王：

日本帝国愿意帮助你们收复长城以北的疆土，联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满洲国，或组织自治政府，与满洲国携手合作。

1934年盛夏季节，盛岛角芳来到百灵庙窜晤德王：

关东军准备无偿，送给你2000支步枪，现已运到林西，请你派人运回来。

一个月后，茫茫漠北草原上降落了一架飞机，不断转动的螺旋桨，将偌大的草原掀起了几级大风——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贤二抵达苏尼特右旗，进一步加速了扶植德王的步伐。

1935年冬，德王在关东军的引诱下，冒着严寒前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参观，面见了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寿造，进行了所谓“日蒙合作”的谈判。

关东军表示愿意帮助他首先在内蒙古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日本人还向德王许诺，将送钱、送枪给他，帮他扩编部队。

在日本人的怂恿下，1936年2月12日，德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这一年是成吉思汗诞辰731年，典礼大会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确定“蒙古旗”。

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自居，被推为所谓“蒙古军总司令”。

在典礼上，德王发表就职誓言：

我誓愿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恢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造寿特地从长春赶来参加典礼，代表关东军致辞：

日蒙携手，亲密合作。

随后德王开始扩充军队，成立了两个军，辖八个师，一万多人，他本人当了第1军军长，李守信任第二军军长。

在田中的指使下，德王同李守信、吴鹤龄再次前往长春，会见了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满洲国”国务大臣张景惠、外交大臣张燕卿，同伪满洲国签订了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的“满蒙协定”。

日本在蒙古建立伪政权，实际上在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同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并作为日后进攻苏联(即“北进战略”)的基地。

同时，内蒙古地带的所谓“独立”，也刺激了外蒙古地带的蒙古族人，这为战后的所谓“公投”埋下了隐患。

为防止日本以内蒙古作为向北进犯的跳板，苏联亟需在内蒙古与苏联之间建立一条深层次的缓冲地带。

1936年3月12日，即“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一个月，苏联就同外蒙古签订了《苏蒙互助协定书》，规定：

一旦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受到第三国侵犯的威胁时，缔约国双方必须立即计议当前形势，采取一切足以保护安全的办法，并相互给予一切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

毫无疑问，这个第三国就是指日本。

也因如此，外蒙古地区对苏联的依附进一步加深。

1937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的《蒙古工作的经过和将来关东军的方针》，对其在蒙古的策反目的说得很清楚：

关东军进行蒙古工作的目的，在于使……西部内蒙古民族，依靠日满方面，并阻止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属于苏联势力圈的外蒙古联系起来，以确保满洲国的治安，同时羁縻外蒙，以有助于完成我方对苏作战的准备。

可以看到，至此时，日本人已然不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国府军队放在眼里，而是忌惮事实上早已身背民族大义、救亡图存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对收复蒙古等陷落领土的决心。

自九一八以来，面对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的相继沦陷、被日本人建立起伪政权的现实，蒋介石政府根本无心对抗，而是一门心思进行“剿共”，完全不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领土主权的完整。

[yongbing1993]

蒋介石愿意为苏联提供空军基地








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到达重庆。

第二天，蒋介石在官邸会见了彼得罗夫，正式向他提议举行中苏会谈：联俄，这是孙中山先生早就定了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这很好，我们欢迎。不过，苏联对中国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这样一来，中苏合作就有了基础。

蒋介石还向彼得罗夫保证：如果苏联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恢复满洲铁路，中国愿意为苏联提供满洲铁路和商业港口的使用权，还可以共同使用那里的空军基地。

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还强调：

外蒙古问题系中苏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为了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关于旅顺港问题，斯大林还是不容争辩的口气：港内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苏联。并且，中长铁路现在还不能归中国所有，因为这些铁路是俄国人出钱修建的。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况且铁路仍在日本人手里。


转载《蒋介石国民党出卖蒙古主权始末》

作者：佚名

人尽深知，蒙古是在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于昏庸无能的蒋介石政府默许下由苏联策动独立——但实际上，苏联之所以敢于在1945年煽动蒙古独立出中国版图，其蒙古境内的“民意基础”，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关东军的蒙独战略。

而不论是面对日本还是苏联，作为当时国际上名义认可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国民党无力捍卫民族大义、拱手放弃领土主权的懦弱卑微均一览无余，永远不可洗白翻案。

　　2

　　1945年3月12日，罗斯福会见了魏道明，向他透露：

　　在会议上，斯大林对远东问题提出了三点要求：维持外蒙古现状;中东铁路由中苏共管; 苏联要在大连及其附近地区取得一个不冻港。

　　十天后，罗斯福离世，杜鲁门上台。

　　6月9日，杜鲁门在白宫会见了宋子文，向他通报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

　　杜鲁门显然知道这个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是面对一个在对日作战战场上溃败不堪(意大利已投降、苏军已逼近柏林、共产党军队已收复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蒋介石竟然还能丢掉河南湖南广西福建的省会和两百多座县城)的中国政府，杜鲁门傲慢地对宋子文说：

　　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那么美国政府对于《雅尔塔协定》不能不给予支持。

　　翻译起来就是一句话：没有苏联红军，你们国民党击退不了残存固守的日本关东军。

　　宋子文听后当然是非常震惊，当场作出了强烈反应。

　　然而杜鲁门不露声色，如今的中国显然已经不用在乎蒋介石政权的权威。

　　6月，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到达重庆。

　　第二天，蒋介石在官邸会见了彼得罗夫，正式向他提议举行中苏会谈：联俄，这是孙中山先生早就定了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这很好，我们欢迎。不过，苏联对中国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这样一来，中苏合作就有了基础。

　　蒋介石还向彼得罗夫保证：如果苏联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恢复满洲铁路，中国愿意为苏联提供满洲铁路和商业港口的使用权，还可以共同使用那里的空军基地。

　　几天后，彼得罗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中苏在谈判中需要解决的有关问题，涉及大连、旅顺、满洲铁路、外蒙古、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等。

　　彼得罗夫告诉蒋介石：中国只有同意解决上述问题，苏联才会同中国谈判，签订友好条约。

　　6月17日，宋子文从旧金山回到重庆，气愤诉状：杜鲁门只向我透露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除此以外什么也没说。

　　听了宋子文的话，蒋介石亦是无奈，不能指望美国人，他只能寄希望于苏联。

　　6月30日下午，宋子文携带蒋介石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与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满洲事务专家沈鸿烈、钱昌照、蒋经国、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乘坐一架美国飞机从重庆飞抵莫斯科。

3.jpg

　　当天晚上，宋子文与苏联高层举行初步会谈，整个谈话只用了十五分钟时间，据服务人员的调侃：

　　连面包都还没烤热，我们接待宋的会议就结束了。

　　宋子文当时向斯大林递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并表示：

　　孙中山先生留下遗嘱，中国革命欲要成功，必须联合苏联共同奋斗。因此，我希望会谈能为中苏之间建立友好、紧密和长期的合作关系打下基础。

　　7月2日晚，中苏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

　　会议大厅里，灯火通明，威严肃穆，双方代表陆续进场，然而大家就座后，斯大林却站了起来，把厚厚一叠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推：

　　你知道这个吗?如果你看过，就请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要在美国罗斯福签字的文件基础上进行。

　　宋子文低头扫了一下文件，原来是《雅尔塔协定》。上面，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签字清晰可见。

　　宋子文禀照蒋介石的旨意，首先回避外蒙古问题：

　　6月12日，蒋总统已经同彼得罗夫大使谈过，现在不能解决外蒙古问题。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斯大林一听宋子文的话就火了，立即反驳，且语气坚定：

　　苏联政府不能接受你们的意见，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否则，一旦敌国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比如日本打算这么做，那么苏联远东的利益就会陷入严重的孤立状态。

　　日本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即使日本现在战败了，又有谁能保证它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经过10年、15年东山再起?

　　中国是否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显然关系到苏联在满洲和中共问题上是否接受中国的要求。

　　斯大林的用意很明确，如果蒋介石政权不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就不会出兵东北，不会帮助中国消灭日本关东军。

　　面对斯大林的威严，宋子文几乎无法给出有效的回击。

　　随后关于旅顺口问题，斯大林作了让步：

　　为了满足蒋委员长的愿望和要求，我们打算用'联合使用’代替'租借’一词。

　　7月3日，宋子文将第二次会谈情况电告了蒋介石，在电报中提出解决外蒙古问题的三条方案：

　　第一，同苏联签订条约，在结盟期间，允许其在外蒙古驻军;第二，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并允许苏联驻军;第三，外蒙古军事、内政和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及英自治领地的性质不同。

　　会议室里，天花板上吊着几台电扇，有气无力地转动着。蒋介石召集军政要员在这里开会，讨论宋子文的电报。

　　蒋介石心里明白，斯大林以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作为苏联出兵的政治条件，这似乎不可能有妥协况且——同时，慑于中国共产党的壮大，蒋介石深深恐惧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因而不敢对斯大林有半点忤逆。

　　7月7日晚，莫斯科举行了第三次会谈，斯大林一开口就直人主题：

　　如果外蒙古问题得不到解决，也就不可能讨论中苏条约的问题。

　　宋子文依据《雅尔塔协定》关于“外蒙古之现状，应加以保存”的字句，对维持现状作了解释：

　　中国不能承认外蒙古独立。

　　可是，斯大林管不了这么多，大声嚷道：

　　我们绝不能同意。苏联政府出兵参战，自然是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但我们决不能白干，是要报酬的!

　　对此，宋子文仍然以尚未接到中国政府的意见、本人无权决定为托辞，没有答应。

　　斯大林继续逼迫：

　　你不能做主，那你来干什么?

　　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的气势，宋子文只好以试探性的口气说：

　　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让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

　　斯大林立即打断：

　　什么叫高度自治?

　　宋子文小心翼翼地向斯大林解释说：

　　军事、内政和外交权归外蒙古，苏联政府可以派军队去。
斯大林要得到的并不是外蒙古的高度自治，他接着提出了四个协定草案：

　　一、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协定;二、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 三、中苏和平友好协定;四、外蒙古独立的声明。

　　宋子文看了这些草案后，不敢接受，当场就退还给莫洛托夫。不料，莫洛托夫的语气也很强硬，满脸怒容地对宋子文说：

　　你最好把它们收下。

　　第二天，蒋经国以其父的“非正式代表”身份去找斯大林讲理。

　　蒋经国当时任三青团干部学校的教育长，他长期在苏联留学，熟悉苏联的情况。

　　一阵寒暄之后，蒋经国向斯大林叙道：

　　您应当理解，中国七年抗战，为的就是要收回失地。现在，日本人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尚未收回，大片国土还在侵略者手里，如果再将这一大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违背了抗战之本意吗?

　　可斯大林根本不吃这一套，脸上露出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笑容：

　　假如一支军队从外蒙古进攻苏联，拦腰切断西伯利亚铁路，那么，苏联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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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彼得罗夫也表态：

　　外蒙古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接受苏联政府提出的声明，只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

　　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宋子文焦急万分，如果丢掉蒙古，他就是蒋介石投降政策的替罪羊。

　　情急之中，宋子文搬出了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请他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

　　尽管美国提出要在中苏达成协议前发表意见，但实际上，华盛顿同时又宣称：

　　美国在莫斯科的讨论中不愿对《雅尔塔协定》中的任何一点充任解释者。

　　宋子文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

　　7月9日，双方举行第四次会谈，由于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加之美国不愿干涉，蒋介石选择妥协。

　　会谈中，宋子文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

　　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中山总理生前与苏联合作之遗志。

　　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且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

　　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中国准备和苏联共同使用旅顺港，大连港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二十年，但旅顺的管辖权属于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正能够完整。中东南路干线由中苏共管，利润均分。铁路所有权归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的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均为二十年。

　　第二，阿尔泰山脉原属于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第三，中国共产党有单独的军事及行政组织，以至我军令政令未能完全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电报还强调：

　　外蒙古问题系中苏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为了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关于旅顺港问题，斯大林还是不容争辩的口气：港内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苏联。并且，中长铁路现在还不能归中国所有，因为这些铁路是俄国人出钱修建的。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况且铁路仍在日本人手里。

　　宋子文依旧不敢多语……

　　见宋子文如此软弱，斯大林立刻乘势威逼：

蒋的电报说得不好听，好像这条铁路是中国人恩赐给我们的!

7月17日，宋子文从莫斯科败兴而归，抵达重庆;同一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抵达波茨坦，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