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邓小平奸佞小人国之蟊贼

走资派邓小平奸佞小人国之蟊贼

 

 

 

 

 

震惊中外的三大惨案都与邓小平"有关"

2025-04-29 | 来源: 正白旗后裔 

 

2011年8月26日，《纪登奎儿子纪坡民揭秘：板桥水库决堤内幕》一文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纪坡民是当时具体负责指挥该事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
转载《震惊中外的三大惨案都与邓小平“有关”》
来源：正白旗后裔　　2011年8月26日，《纪登奎儿子纪坡民揭秘：板桥水库决堤内幕》一文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纪坡民是当时具体负责指挥该事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
《河南板桥水库溃坝 邓小平通宵打麻将》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竟在中国”，指的是河南“75?8”溃坝事件。1975年8月8日清晨，几场特大暴雨导致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直接或间接导致十几万人员死亡。（延伸阅读：史上人为灾难第一名在中国 原因令人震惊）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洪河，颍河上游流域的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在8月4～8日内，有3次降雨过程。暴雨中心的林庄雨量达1631毫米，其中5～7日3天降雨1605毫米，在洪河班台以上1.17万平方公里流域内，平均降雨610毫米。这场特大暴雨致使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
水库管理部门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8月7日19时30分，水库管理部门通过驻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加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利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
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
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后来李先念和纪登奎不得不指示刘建勋联系当地驻军动用炸药炸掉副溢洪道。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1时30分，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
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时，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才接到命令动用炸药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但为时已晚！
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
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1981年8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灾区，并写了一篇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艰难，要求中央直接给予财政支持。邓小平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在内参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该新华社记者被立即调离记者岗位。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该决堤惨剧。
图为1984年6月24日，邓小平（右二）在北京与朋友打桥牌。（图片来源：AFP/Getty Images）
邓小平策划天安门四五事件 北京公安部门24名知情干部被秘密枪决
据《杨尚昆日记中的胡耀邦》一文披露：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长谈约五个小时。以下是杨尚昆日记中，有关胡耀邦与杨尚昆谈话的部分摘录：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诉我，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
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
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19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
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呀，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
但75年9月小平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3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便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
1988年8月6日：“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邓小平（左）与胡耀邦。（图片来源：AFP/Getty Images）
中国文革研究网刊登hsb345文章《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中有相似记录：
杨尚昆日记发表后，有网友通过电话采访了在西安住院疗养的胡绩伟。胡老当年95岁，虽然因轻度中风住院，但思路和声音仍然很清晰。以下是采访记录。
网友：胡老，网上有人登出了杨尚昆的日记，披露了一些历史事件。其中还涉及到胡耀邦。不知您看过没有？
胡老：我没有看过，因为眼睛不太好了。但有人读给我听了。
网友：您觉得这个日记是不是真的呢？
胡老：我个人认为这个日记是真的。起码里面讲的事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网友：真的么？譬如，日记上说1976年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策划的。难道是真的？
胡老：怎么说呢。1976年清明节时北京的群众给总理送花圈是完全自发的。但有人张贴和宣读攻击江青和张春桥的诗歌和演讲，的确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策划的。不然群众怎么敢公开攻击江青和张春桥？他们当时都是垂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呢。攻击他们都属于反革命罪呢。这个问题其实胡耀邦私下也和我谈过。当时邓小平找了胡耀邦，说清明有人将给总理送花圈，告诉他再不采取点行动他们就一定完蛋了，让他私下找一些对江青和张春桥不满的老干部的子女，搞一下江青和张春桥。胡耀邦便让他的三儿子胡德华去找朱德的孙子朱国华。
网友：为什么找朱德的孙子朱国华呢？
胡老：因为朱国华是个小混混，天不怕地不怕，又是朱德的孙子，四人帮不敢把他怎么样。朱国华当时不到二十岁，是北京一个工厂的工人。胡耀邦的儿子请他喝了一顿酒，又讲了一些江青和张春桥迫害他爷爷的事情。当时朱国华曾经问过，这些事他怎么没有听说？胡德华便说，您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怕您生气，没有告诉您。这下把朱国华气坏了。发誓一定要让江青和张春桥好看。他和其他几个高干的子女便在工人中间透露了许多不利于江青和张春桥消息，这些工人便攻击江青和张春桥了，朱国华也曾去过天安门。但这些工人的素质太差了，他们打解放军，烧房子，这些都是胡耀邦和邓小平没有料到的。
网友：这个朱国华是不是83年严打时被枪毙的那个？
胡老：就是他，83年犯了流氓罪，被枪毙了。
网友：我记得朱国华83年是在天津被枪毙的，是天津一个银行的行长呀。他既然76年在北京当工人，怎么后来在天津当银行的行长了呢？
胡老：什么行长？其实就是天津铁路上的一个技术工人。76年他确实是在北京当工人，但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被公安局拘留了。但北京公安局看在朱老总的面子上也没敢把他怎么样，便勒令有关部门将朱国华赶出北京，这样朱国华便被调到了天津铁路当一名技术工人。但这个朱国华素质还是比较差，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他逢人便吹嘘自己是天安门事件中的有功之臣，结果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连天津市委的领导都不放在眼里。更为恶劣的是和30多个女青年发生了关系。这些事情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当时属于流氓罪，严重的是要判死刑的。
网友：胡耀邦和邓小平有没有杀人灭口之嫌呢？
胡老：应该没有。朱国华的案子最后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又转给康克清。康克清说了一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才把朱国华给枪毙了。
网友：杨尚昆日记透露胡耀邦和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将北京公安部门的二十四名干警秘密处决了，但后来将他们列为因公牺牲，有的还评为烈士。是否有这事？
胡老：这件事我也听说了。但我记得只是秘密处决了十来名干警。其他的都是自杀。
网友：处决他们的理由是否是杨尚昆日记所透露的那样，有杀人灭口之嫌？如果没有，为何不通过法律途径判他们的死刑？
胡老：那些人都是四人帮的爪牙，迫害过老干部。如果走法律途径的话，无法判他们的死刑。
网友：为什么？
胡老：因为他们会争辩迫害过老干部的是四人帮，他们只是执行者。
网友：胡老，杨尚昆日记还披露，胡耀邦很后悔一件事，就是凡是他收到的群众来信有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还有60多人自杀。是否有这件事？
胡老：胡耀邦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呀。因为给他的群众来信有关部门都要登记造册。如果来信攻击邓小平而胡耀邦不严厉查处，一旦让邓小平知道后果将是很严重的。胡耀邦为了自保，不得不这样做。其他领导人接到这类来信，也是要转交给公安部门的。单单拿胡耀邦说事，是很不公平的。
“六四”惨案
这一件就不用多说了。1989年6月9日，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不久，邓小平接见了共军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首先谈到了这次风波发生的原因。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这场风波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

[yongbing1993]

文革中邓小平是如何出卖刘少奇








邓小平：《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

邓小平：《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

邓小平：《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

邓小平：《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

邓小平：《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

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批评，他立刻检讨，事实上是同刘少奇划清界限，这就是当时已流传在外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检讨。之后，邓小平在下台后又于一九六八年写了《我的自述》，保证“永不翻案”，为以后的复出铺下后路。在林彪事件后，邓了解到毛泽东有意解放老干部，又写信给毛泽东，终于在一九七四年，由毛泽东推荐复出。毛泽东在后来批邓时说：“他说永不翻案，我看靠不住啊”。

文革中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卖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后，为了与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划清界线，不停地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以示忠心。以下内容是走资派邓小平寄给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邓小平：我的自述》。分别检讨在北京工作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邓小平：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

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

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

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

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

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

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

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

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

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

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

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

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

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

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

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

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

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

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

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

附：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重申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重申了毛泽东这个理论和路线。

邓小平在闭幕词中说：“我们这次代表大会，在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主持下，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大会主席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庄重任务。

我们这次大会，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

1978年7月17日《邓小平同英国朋友詹金森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是与他的领导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

[yongbing1993]

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走资派








毛泽东：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作者：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一般《纲领》

毛泽东：我们的一般纲领

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和具体性的两部分。我们先来说一般性的纲领，然后再说到具体性的纲领。

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它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它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着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它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它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似乎不是忠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所承认的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它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没有其它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yongbing1993]

《奸佞小人国之蟊贼》什么意思





《奸佞小人》什么意思？在百度共产党员网上解释：《奸佞小人 国之蟊贼》。小人做官，人们称他们为“奸臣”。奸臣的危害，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一误君主，二害忠良，三祸国家，四殃百姓。　

一误君主：奸臣往往伪装忠诚，曲意逢迎，博取信任后便蒙蔽君主，玩弄君主于股掌之中，引导君主在邪路上越滑越远，走上身败名裂的不归路。对于奸邪小人误导君主走上邪路的能力，绝对不可低估。元代贤臣许衡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除非人君没有喜怒，只要有高兴，奸邪小人就会极力称赞人君所高兴的东西（包括人、物、事），以求得到人君的好感；人君只要有生气，小人就会进一步鼓动人君生气，并借此扩大自己的权势。除非人君没有爱憎，只要有爱，小人就会利用他的爱来满足自己的私利；只要有憎，小人就会利用他的憎恨来为自己报仇。”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许衡所言不虚。《误华国锋》

二害忠良历史上，奸臣残害忠良的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历代皆有。在无数被打击迫害的贤臣忠良之中，于谦可算作一个冤死的典型（本是尽忠报国，而罪名却是叛逆）。《害四人帮》

三祸国家：奸邪小人的各种危害都是相互联系的，误君主、害忠良，自然也就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祸患。小人直接祸害国家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小人一旦得势，便趾高气扬、盲目自大、目空一切，因而决策轻率，行事任意，往往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复辟资本主义》

四殃百姓：小人得势，并不打算报效国家、造福百姓，他们热衷于两个目的：一是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和吃喝玩乐，并希望这种腐朽生活能够享之长久，延及子孙；二是引导君主腐化堕落，而这样做就是为了保住前一个目的。那么，怎样才能享尽荣华富贵呢？天上不会掉下金银财宝来，只能是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因此，奸臣当道，便会无一例外地殃及百姓。《工人下岗，农民流浪打工》

走资派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之《起》是怎么上来的？“落“不难懂，不是被打“落“就是自己不干。《起》就不一样了，三顾请出山也是《起》，三次被选上也是《起》，趋炎附势死皮懒脸自己要上台当官做老爷也是《起》。走资派邓小平的《起》显然是属第三种。

《三起三落》有很多同义词：如《奸佞小人》。《趋炎附势者》。《精致利己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投机取巧者》。《墙头草随风倒》。《两面三刀者》。《说谎造假者》。《混水摸魚者》。《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者》。《信仰不坚定者》。《说话不诚实者》。《缺乏诚信者》。《台上说好话台下捅刀者》。《见风使舵者》。。。。。

在政治上能《三起三落》者，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为什么唯独走资派邓小平能行？因为走资派邓小平是个变脸的多面人，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会不择手段。

走资派邓小平的第一次“落”与“起”。首先邓小平不在“皇位“上，只是一个中下层干部，在战时官职的上或下是随时变化的，一个师长一仗下来只剩一个团的人了，就是团长。一个干部犯了某种错误从一个高的职位上调到一个低的职位上，根本谈不上什么“落”与“起”。而且凭邓小平变脸要比翻书还快的本领，很快又窜到和刘佰承等平起平坐的官位了，刘邓大军的头了。

走资派邓小平的第二次“落”与“起”。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的邓小平是和刘少奇，被定为刘是一号走资派，邓是二号走资派而“落”的。“落”后的邓小平又拿出看家本领把“走资的行为”都推给刘少奇，强调刘是主导的，彻底和刘少奇划清界线，也算惯用的方法先是出卖主子，活活将刘逼死。后又“深刻检查“，向毛泽东写信表忠心下保证《永不翻案》。说好话求情减罪给于“小小的工作“。在此努力下，走资派邓小平的第二次又“起”来了。一九七二年出来工作之后，立马为自己翻案，还是白猫黑描摸石头复辟资本主义那一套。应该说，毛泽东相信邓小平保证的《永不翻案》之后扶邓上来试用一下，谁知大失所望。毛泽东说，《永不翻案》靠不住啊。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此时的走资派邓小平己升为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己被邓气死，这是原因之一再加上生病。这个最大的走资派前面又加上《死不悔改》四个字，完整的称谓应该是：《邓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死不悔改》了还能再“起”吗？别说《三起三落》了，如无特别变化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就此打住。

然而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年之后，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当上了领袖，党政军三大最高职位一肩挑，权力可大了。此时的邓小平还在“落”。“落”在江西一座将军豪宅里打桥牌喝茅胎养尊处优呢。看到华主席己掌权稳定，邓小平的心又开始活动了。老一套写信表忠心下保证。主人换了应该有用的。上面讲到《三起三落》有很多同义词，这里举一个如《趋炎附势》《奸佞小人》。趋炎附势的意思是奉承、依附有权有势的人。奉承和依附有权有势的人，任何时代都不鲜见。他们没有原则，对上级或者权势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他们往往因为善于奉迎，如获得上级重用后，即刻反脸不认人就是“农夫与蛇“的重现。并借此官位狐假虎威地欺压百姓。古人将这样的人称为《奸佞小人》。这种人对国家的危害极大。因为这种人的出发点是一己私利，他们不过是利用权势，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讲讲走资派邓小平的第三次“落”与“起”：“落”是华国锋仍然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此时邓小平在江西一座国民党将军留下的将军楼里，名曰“落”难，实质喝喝茅胎打打桥牌，拿着高工资，亨受高福利待遇的生活满足不了啦。还想“东山再起。所以就向华主席表忠心，要求出来工作。这样就“起”来了。

邓小平的效忠信一开头就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邓小平又一封信先是效忠再是承认错误后是提要求：

效忠是：“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承认错误是：“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要求是：“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走资派邓小平，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总统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邓小平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届73岁高龄了。

邓小平第三次是怎么复出的？请看下面：

邓小平第三次上台前写给华国锋的两封信

　　邓小平写给华国锋的第一封信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这篇社论因泄露了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它公开出现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就在1976年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邓小平给华国锋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按照当时的惯例，信的开头是写“华国锋、党中央”。

邓小平第一封信原文：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邓小平的信，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撂在一边。

　　10月24日，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

　　和华国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共领导人之中，没有见到邓小平的身影。这个时候，华国锋仍然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给华国锋的又一封信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又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这一回，邓小平破例把叶剑英的名字也写上去，一开头写着“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邓小平这么写，另有用意：因为1976年10月10日他写的那封信，只写给华国锋，被华国锋撂在一边; 这一回写上叶剑英的名字，那么，华国锋看了之后，不能不转给叶剑英看，华国锋也就无法一手遮天。

邓小平第二封信原文：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5月3日华国锋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两封信。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成了向全党发出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讯号。

这是走资派邓小平在《落》的时候的嘴脸。一旦《起》后，走资派邓小平的嘴脸变成虎狼般的凶恶。

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总统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邓小平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吹捧走资派邓小平的吹鼓手们如是说，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届73岁高龄了。通常认为，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还有多少新思想呢? 还是老一套，不管黑道白道用脚摸着石头过河抢到财富就是好猫，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准争论信资信社，全心全意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化，全民经商一切向钱看不看老百姓的脸色，大胆地去私吞公共财产。这就是第三次复出时已届73岁高龄的走资派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这就是《三起三落之邓实为奸佞小人之徒》。在中国不肃清走资派邓小平的流毒，将会继续祸害几代中国人。一切向钱看，人人自私自利，造谣说谎满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