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定要将国库彻底掏空

蒋介石：一定要将国库彻底掏空

 

 

网址：http://www.shac.net.cn/mgcq/mgmr/201812/t20181218_4069.html

转载《黄金运台大揭秘》

文/微言

接过吴兴镝的名片，笔者心里不免有几分诟异。眼前这位清癯儒雅的学者，是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而他签名赠送的《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则是一本纯粹的史学著作。一位医学教授为什么会对历史研究有兴趣？隐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谜团又是如何解开的呢？带着几分疑惑，笔者与吴兴镝进入了话题。

吴嵩庆吴兴镝父子

揭秘的缘由

「先父当年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中将署长，是大陆黄金运台的经办人之一。」吴兴镝的一句开场白，道出了揭秘的由来。

1996年，吴兴镝闲暇之余检视父亲遗留的日记，惊讶地发现日记中记有1949年前后大陆黄金运台的情况。为了读懂这段历史，他赶紧查阅相关文献，结果只找到几篇零星的回忆文章，黄金运台的详细过程与数量都语焉不详。于是，吴兴镝以父亲的日记为线索，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跨海越洋，往返奔波于上海、南京、厦门、台北和洛杉矶等地，查阅档案文献，并寻访当年大陆黄金运台的亲历者，终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根据吴兴镝考证，当年被蒋介石分批运往台湾的黄金有400万两左右，另有与300万两黄金等值的银元和外汇，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这批黄金储备为台湾地区当时的经济稳定和后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嵩庆日记》

2004年11月，“台独”大佬李登辉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高喊“去中国化”，公然歪曲历史，信口雌黄地说当年国民党政权败退时，并没有把大批大陆黄金运抵台湾，运金船只早在扬子江就沉了。吴兴镝闻听此言，当即在洛杉矶召开记者招待会，以父亲的日记为证，驳斥李登辉的荒谬言论。这件事对吴兴镝的触动很大，他决定以自己历年收集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档案、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藏蒋介石日记以及家藏先父日记为史料依据，撰写一本关于大陆黄金运台的专著。 「台独分裂分子的谎言混淆视听，使人顿生'时不我与'之感，要赶紧把60多年前的历史真相找出来，还原给海峡两岸的老百姓。」吴兴镝在追溯自己的写作动机时，话语中明显透出一个海外华人的良知。

夜幕下的上海滩

1948年秋天，蒋介石面对兵败如山倒的战局，开始计划向台湾撤退，后撤行动是以转移国库黄金和故宫文物为先导的。其中，国库黄金是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的准备金，必须秘密转运，一旦消息外泄，势必造成市面恐慌，民怨沸腾。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

1948年12月1日，午夜时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奉蒋介石命令，从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地下金库搬出库存黄金，送上停泊在黄浦江码头的「海星号」海关缉私舰，在「美朋号海军登陆舰的护送下驶往台湾。这是蒋介石首次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

「海星号」海关缉私舰

这次绝密行动还是被外界意外地知晓了。一位下榻在华懋饭店的英国记者当晚正临窗而立，伴着黄埔江的潮声，思索着有关中国时局的种种传闻。他忽然看见有一队挑夫，两人一组，抬着沉重的箱子，从中央银行大楼方向横穿马路，一步步挪向黄埔江边的海关缉私舰。凭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他判断如此沉重的箱子里面装满的必定是黄金，于是大胆地发出一条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夜幕下的上海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英国记者的判断正确吗？那天夜里究竟运走了多少黄金？吴兴镝面对报纸史料，颇费踟蹰，迟迟未敢落笔。 「我是研究医学的，习惯用客观证据说话，」吴兴镝强调。庆幸的是，他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则档案史料中找到了答案：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1月29日)

谨密呈者：……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纯金贰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陆。兹又据沉代表、丁经理通知，洽妥海关「海星」巡洋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

1948年11月29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关于黄金运台的签呈

这份关键档案清楚地表明，那天夜里正是在运送国库黄金。首批运台黄金的准确数字是774箱，共200余万两。

1949年1月2日，中央银行再次奉命从上海向台湾运送黄金，仍然由 “海星”号海关缉私舰运送，由 “美盛”号海军登陆舰护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另一则史料为吴兴镛解开了谜团：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2月31日)

谨密呈者：……兹已向海关洽妥「海星」巡洋舰一艘，准于明晚密为办理装运手续。计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计重纯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两；银币一千箱，计四百万元。并请海军总部派遣「美盛」舰随同护运。 ……查该轮须于明日(元旦)夜间开始装船，翌日(二日)清晨启碇。

1948年12月31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关于黄金运台的签呈

依据这份档案，吴兴镝确认第二批从上海运出的黄金为151箱，计57余万两；另有银元1000箱，计400万元。另据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记载，这批黄金在厦门鼓浪屿暂存一个月后，全部转运台北。

蒋介石的“障眼法”

1949年1月，四面楚歌中的蒋介石准备辞职下野，但心里仍念念不忘国库剩余的黄金。这一次，他施出了「障眼法」。

1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密召吴兴镗的父亲、时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署长的吴嵩庆，令其与中央银行订立一份秘密“草约”，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剩余黄金划拨到联勤总部财务署，作为内战的「特别准备金」。

面对蒋介石的“狮子大开口”，中央银行内部意见纷歧，深恐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蒋介石为了赶在自己下野前运出国库黄金，特地派遣蒋经国前往上海，向中央银行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由吴嵩庆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

《吴嵩庆日记》简要而又准确地记载了这一过程：

元月九日 星期日

昨夜因准备金案办理未妥，甚为焦虑。嗣想即照规定先支半数，今晨即照此方案准备，征得总司令同意，即晚赴沪接洽。

元月十日 星期一

多时不坐夜车，眠未稳。晨到沪，张主任来接。早点后即赴襄阳南路徐府，接洽后即驱车至央行，与俞、刘两总裁，发行局梁、陈二局长，业务局王副局长等洽办。下午持「草约」再至徐府，知「预支」事已得谅解，甚慰。

元月十一日 星期二

订约事告一段落，上午决定「草约」及手续，下午取来。

《吴嵩庆日记》中有关黄金拨付的记载

1月中旬，蒋介石从国库「预支」的军费，计99万两黄金、3000万银元和7000万美元，分别由空中和海路运至台北和厦门。

关于运往厦门黄金的最后去向，吴兴镝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中查到一份清单－《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得知中央银行厦门分行将这99万两黄金拨给了联勤总部财务署。 「按照父亲日记的记载，这笔由蒋介石单线联系我父亲的钱，主要是用来支撑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西南地区、新疆和兰州的作战，有80余万两用作了军费，剩余的黄金最后一并运往台湾。

背后操纵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第二天即返回溪口老家。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军政权力的控制，在住所设立多座电台，透过自己多年培植的派系势力，实施幕后操纵。

蒋介石担心尚未彻底掏空的中央银行国库会被「代总统」李宗仁控制，想先下手为强，于是主动出击。 《蒋介石日记》中有多处记录：

1月27日

约见林崇墉，谈中央银行现货运厦门，闻刘攻芸有难色，殊为疑虑。

1月28日

令悔吾（郭忏悔）来见，处理上海中央银行现款运出之指示，并决定固守江防。

《蒋介石日记》中提到的林崇墉，是蒋的“忠诚干部”，时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熟知央行内幕；刘攻芸为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对黄金运台持反对态度；郭忏悔为联勤总部总司令，忠实执行蒋的意图。蒋介石试图调动人马，实施内外夹攻，迫使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就范。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势，刘攻芸终于支撑不住，同意向蒋介石交出国库剩余黄金和银元，分批运往台湾。蒋介石派出自己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率领从空军抽调的七、八架飞机，执行从上海空运黄金至台北的任务。

2月8日，蒋介石派遣侍从秘书周宏涛赴上海，向刘攻芸当面打探实情。 《蒋介石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2月8日

派宏涛赴沪，指示中央银行处理要务，以李（宗仁）急于夺取该行也！

2月10日

宏涛自沪回来，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廿万两而已，此心什慰。

掏空国库

1949年5月，上海战事正酣，中央银行国库还存有20万两黄金。蒋介石不肯善罢甘休，一定要将国库彻底掏空。

5月15日，已经转移到舟山群岛的蒋介石，再次派蒋经国返回上海，借参加党务联络会议之际，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传达旨意。汤恩伯立刻打电话要求中央银行立即查报库存黄金银元数字，然后又向中央银行下达了一纸手令：

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元，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即务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继续提用。

此致

中央银行

汤恩伯（5月15日）

5月17日，深夜时分，上海外滩戒备森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一名军官带着一队士兵和六辆卡车直驰中央银行提取黄金。中央银行遵命将业务局、发行局、国库局全部库存黄金和银元数量总清单，以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分清单呈上，并依清单逐一点交，合计交出黄金192029点743市两，银元146万9000元。带队军官指挥士兵直接进入金库，将整箱整桶的黄金银元扛出库房，装上卡车，迅速消失在夜幕里。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所在地－上海外滩

至此，大陆的黄金储备被全部转移到了台湾。

吴兴镝以平缓的语气，清晰地叙述着这段隐密的历史，每当说到关键之处，总不免要着重提及自己所依据的档案史料。这位医学教授用严谨的态度实践了史学界的一句格言：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证出来的。

[yongbing1993]

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缺乏官方记载







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的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

说起工农兵学员，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张铁生，其实从1966年文革全国停课开始，到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一共有94万工农兵学员，其中也有很多成为学术和技术骨干。

1970年，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不再进行考试，直接从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中推荐，名额由中央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分配下去，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网上资料称一直分配到县和师级。但实际上，名额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厂和生产队。由于名额很少，所以很多几千人的工厂也只能分配到一个名额，农村到大队一级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名额。

这段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转载《私人记录：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回忆》{一}

作者：岁月的泡沫

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我父亲在朝阳师范当老师时，曾多次参与、负责招生，对朝阳地区招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这段回忆也因此较有价值，作为一个时代的私人记录，也值得参考。

工农兵学员上学时受到欢送的照片

文革中的94万工农兵学员

说起工农兵学员，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张铁生，其实从1966年文革全国停课开始，到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一共有94万工农兵学员，其中也有很多成为学术和技术骨干。

大陆从1966年文革开始，取消高考，直到196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但直到1970年，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不再进行考试，直接从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中推荐，名额由中央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分配下去，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网上资料称一直分配到县和师级。但实际上，名额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厂和生产队。由于名额很少，所以很多几千人的工厂也只能分配到一个名额，农村到大队一级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名额。

这段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我父亲在朝阳师范当老师时，曾多次参与、负责招生，对朝阳地区招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这段回忆也因此较有价值，作为一个时代的私人记录，也值得参考。

1971年，我父亲就曾参与招生，由于招生的工作很累，没什么人愿意干，第二年学校领导和工宣队就让我父亲负责，与同事房老师一起去朝阳市北票县（现北票市）招生。当时的工宣队李队长安排我父亲要招“又红又专”的学苗，“入学后他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大学”。而学校领导刘书记则仅仅表示，大事儿向学校汇报，小事儿自己作主。

01 class 到北票招生

这次招生是在北票县，北票即使在朝阳这个贫困地区，也是最穷困的县。因为穷，北票是辽西北接收下乡青年最多的县。

到北票县城的时候，来招生的各校工作人员已有二十余人，其中大部分是省内的，还有四五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

人员聚到一起后，在北票县教育组房组长（原教育局长）主持下，开了一个招生工作会，会上房组长介绍了北票市生源情况。北票县是辽西地区接收下乡青年最多的县，有七八万之多，大都来自沈阳、大连两市，还有几千名北票本县的下乡青年。北票是个大县，还乡青年也不少，想上大学的青年很多，对这次招生，县里很重视。

北票县的名额分配办法，是将上级分配他们县的招生名额，依据各公社青年总数，按比例公平分配下去，然后公社也依据这个原则，公平分到大队，大队再分到小队。为防止出现问题，尽量做到合理。

当时农村各大队有贫下中农协会，小队（生产队）有贫协小组，会长和组长是队里的主要干部之一。

接到具体名额后，小队先召开贫协小组开会，然后让青年自己报名，再召开贫下中农全体大会，对报名者进行评议，之后将大家认可的人选报到大队。

接到小队报告后，大队召集贫下中农代表、大队全体干部和各小队队长，以及小学老师（让小学老师考核报名青年的文化程度）共同研究评议。对没什么争议的报名者，由大队统一报到公社；对有争议者，让其来大队介绍自己基本情况并接受询问。

公社在审核名单后，如果认为没什么分歧，便统一报到县里。

房组长说：“我们这项工作做得很扎实，你们可根据推荐表进行录取。如遇到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共同商量一起研究解决。”

会上，由招生学校人员组成招生工作组，组长由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刘天瑞担任，由我任副组长。

让刘天瑞担任组长，一是考虑他级别高；二是考虑到他们学校来的人多，有七位。由我担任副组长，则考虑我是本地区最大学校的代表，我校此次从北票县招生56名，招生名额最多。

另外也考虑到，我校从北票招的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要回北票工作。我当副组长能方便招到好学生。这些毕业后回到北票都是房组长的兵，所以房组长对我表示，一定支持我的工作。

为避免招生工作受到干扰，招生组办公地点不设在县城，而设在县城周边的公社。

朝阳师范、辽宁中医及沈阳音乐学院三所院校办公室设在大坂公社。大坂公社是距北票县城最近的公社，有六公里远。每天县教育组会派一名工作人员来大坂公社，互相沟通情况。

02 class 农村仍尊重教师 虽然农村也要批判知识分子、批判教师，但农村还是很尊重教师，下乡知青和还乡青年更愿意报师范学校。

我们的工作程序是先看工农兵学员入学推荐表，然后由学校录取，最后同县里一起研究后定下来。

工农兵学员推荐表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推荐意见，内容主要填写被推荐人的自然情况，并附上各级部门对被推荐人的评议记录。

二是政审、体检情况。

三是北票县自己规定要填写的内容，让被推荐人自己填写。如因政审、体检、文化程度达不到录取学校要求而未被录取者，可再报一所学校。但这一志愿能不能录取，要看运气而定。

拿到登记表后，我整体浏览一下，发现第三栏中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报的是朝阳师范。当时我很吃惊，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一问才知道，招生学校虽有大学和中专之分，但标准却是一样的，不考虑年龄、文化程度。而还乡青年大多不在意大学、中专的差别。

对大部分还乡青年来说，在他们家乡，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是公办教师，不但有工资、能吃供应粮，还有寒暑假。而如果去了工学院、商学院，毕业后要去当工人、营业员，工作累，工作时间长，还没有公办教师待遇高。

虽然当时农村也批知识分子、批教师，但教师还是受尊敬。在他们眼里，念师范毕业回乡，比大学毕业留在外地强，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外地是什么样。

城里下乡青年报的志愿，大多是他们家乡的院校，他们也不计较是大学还是中专，在他们的思想里，能离开农村回城读书就行。别说能回家读书，哪怕回家扫大街都行，更不管大学和中专的差别了。

和刘天瑞混熟了之后，我就问他“红”和“专”的标准是什么，并告诉他，我们工宣队长特强调要招“又红又专”的学苗，我不知道如何掌握。

刘天瑞笑了笑说：“那好办，‘专’挑学历高的，有高中生就不要初中生。‘红’你自己掌握，能被推荐上来都是‘红’的。”听后，我就知道怎么办了。

1971年2月4日，山东烟台地区从工人、农民中推荐选拔出136名青年上大学。

[yongbing1993]

蒋介石国民党当年带走多少黄金








蒋介石国民党当年带走了多少黄金？

大约300多万两黄金及两亿美元外币（带走的大量的机器设备和海外资产、人才、技术没有算在内）。

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按当时价格计算，折合10亿多美元。

二战后重建欧洲，美国提供了50亿美元。带来了西欧战后的繁荣。

西欧的人口大约是台湾人口的15倍。也就是说，按人头算，台湾重建的资金是西欧国家的3倍。

比较一下就可知道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资金。

这笔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用5.4亿中国人的钱来养活1千万台湾省人，台湾的日子当然容易过了。

这笔钱现在的价值应是多少呢？在美国，当时一分钱能寄一封信，现在要35分。50年前值一万的房子现在要卖30多万。

当时用10亿美元平均投入道琼斯各股，现在的价值是2000多亿美元。

当时国内黄金行业使用的计量标准不是1千克等于10两，而是1千克等于32两，每两折合国际制单位为31.25克；一盎司=28.35克，一吨约合35273盎司；

截至2007年中国的官方公布黄金储备数据为黄金600吨。

1949年台湾人口为600余万人，至1952年全岛人口为800余万人。

1949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口为5亿4千万。

到这里既1964年，中国大陆才生产黄金88050千克合2817600两，刚刚超过运到台湾的黄金数量。

换句话说就是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这还是中国基本安定的15年，开发技术和能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才能得到这个产量。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国民党带走的黄金2775358两，是何等惊人的数字。所以说"蒋介石国民党运走的黄金不算什么"的人，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人。


《转贴》彻底掏空国库，蒋介石国民党当年带走了多少黄金？

新中国建国之开始，国库缘何空虚？人所共知的原因是老蒋去台湾时带走了大陆几乎所有的黄金白银外汇储备。这笔钱有多少呢？大约300多万两黄金及两亿美元外币（带走的大量的机器设备和海外资产、人才、技术没有算在内）。

按当时价格计算，折合10亿多美元。二战后重建欧洲，美国提供了50亿美元。带来了西欧战后的繁荣。西欧的人口大约是台湾人口的15倍。也就是说，按人头算，台湾重建的资金是西欧国家的3倍。比较一下就可知道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资金。这笔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用5.4亿中国人的钱来养活1千万台湾省人，台湾的日子当然容易过了。

这笔钱现在的价值应是多少呢？在美国，50年前一分钱能寄一封信，现在要35分。50年前值一万的房子现在要卖30多万。当然，这些只是个例，不能作为一般的算法。

比较简单的算法是假定道琼斯指数能代表一般的投资回报。那么，50年前用10亿美元平均投入道琼斯各股，现在的价值是2000多亿美元。

在看这篇文章之前请大家注意以下四个要点：

1、国内黄金行业使用的计量标准不是1千克等于10两，而是1千克等于32两，每两折合国际制单位为31.25克；一盎司=28.35克，一吨约合35273盎司；

2、截至2007年中国的官方公布黄金储备数据为黄金600吨。

3、1949年台湾人口为600余万人，至1952年全岛人口为800余万人。

4、1949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口为5亿4千万。

一、蒋逃台到底带走了多少物资！

以下资料来源《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第五章国家垄断资本第五节官僚资本的崩溃：

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着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据1949年3月25日联合社报道，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储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0.73亿美元的储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2775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 （可以说，277万两的黄金数目确实是当时中国国库的绝大部分储备。据后来中国国家档案馆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时，在国库中只接收了6000多两的库存黄金。）

当然还有"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抢运到台湾。"

另据最近一些资料表明，蒋逃台后继续鼓吹"继承中山先生衣钵"等等，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使很多海外华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大量捐款献金给蒋和台湾当局，这一笔资金在当时当时已经累计达10亿美元，还有国民党官员包括蒋、宋等人在大陆搜刮的财产也有数十亿美元，这些构成了当时台湾的经济底子，为了阐述我的观点，我取这些财产的价值为10亿美元。

现在看一下大陆有多少黄金呢？据《我国黄金市场改革的基本历程》等文史资料记载当时"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黄金储备只有6000多两，折合0.1875余吨，这是大陆的经济底子。

现在我们在看蒋带走的黄金2775358两，也有人说这不多，蒋介石国民党等某些人带走的是黄金，不是还有金矿么。那我们看看建国15年来的黄金产量：

中国历年黄金产量（单位：千克）：

年份 年产量 增减（%）累计产量

1949 4，073 - 4 073
1950 6，508 59.78 10，581
1951 6，821 4.81 17，402
1952 6，452 -5.41 23，854
1953 5，440 -15.69 29，294
1954 4，812 -11.54 34，106
1955 4，721 -1.89 38，827
1956 5，511 16.73 44，338
1957 5，541 0.54 49，879
1958 6，885 24.26 56，764
1959 6，590 -4.28 63，354
1960 6，498 -1.40 69，852
1961 3，653 -43.78 73，505
1962 3，653 0.00 77，158
1963 5，024 37.53 82，182
1964 5，868 16.80 88，050

到这里既1964年，中国大陆才生产黄金88050千克合2817600两，刚刚超过运到台湾的黄金数量。

换句话说就是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这还是中国基本安定的15年，开发技术和能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才能得到这个产量。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国民党带走的黄金2775358两，是何等惊人的数字。所以说"蒋介石国民党运走的黄金不算什么"的人，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人。

[yongbing1993]

对工农来说文革招生是最合理的








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通过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针来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决定先在以上两校进行试点。

1972年春，北大、清华招生试点经验在全国高校大面积推广。

这种推荐制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尝试。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有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人，一经当地“革命委员会”推荐，政治审查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北京大学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典礼由8341部队的政委、兼北大党委书记的杨德中主持。会议特意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并重点指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现在人们一提到工农兵学员，就将其与“走后门”挂钩。其中除有人凑热闹、有人心理不平衡、有人借此做别样文章之外，大多数人是因为不了解当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背景和程序。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培养一线工人报告的批示上肯定了该厂的做法，要求全国大专院校尽快恢复招生。此即后来启动大学教育革命的“7·21指示”。

1970年春天，全国重点院校，如北大、清华、武大、华工等，开始试招工农兵学员，试招人数大约5万人。1971年全国院校基本上都恢复了招生，仅武汉地区就有17所地方院校恢复招生，全国招生人数大约有15万人。1972年之后高校在恢复的基础上开始拓展，如武汉测绘学院由此前专招部队学员的“军测”恢复为地方院校，不少高校逐渐开办了一些分校，如复旦大学分校、华中师院京山分院、黄石分院，湖医咸宁分院等，全国大专院校招生的人数每年在16万到17万人以上。

从1970年试招到1976年招收最后一批为止，全国大专院校共计招收工农兵学员百万人以上（之前采用的据网友提供的95万人的数字偏低），这还不包括部队院校的学员。全国县以上各类中专从1971年开始全面招收工农兵学员，其中各级师范学校、财贸学校、机械学校、卫生学校招收的人数尤多。从1969年到1976年全国共招收的大中专工农兵学员大约有2300万人。全国县以上的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全国各级各类厂矿企业的工人大学、技校共计培养的工农兵学员也不下2000万人。

党的“九大”之后，开始由疾风暴雨式的文革时期进入到继续革命时期，到1976年10月经历了近七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批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奔赴五七干校学习提高，然后再根据国家需要逐渐给其分配新的工作，此即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爱说的“住牛棚”；地方各级党委、革委会班子的组成人员为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内设机构通常是三大组，即政工组、业务组、后勤组，干部人数大约是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员不可能大规模搞特殊化，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也不可能搞特殊化。

当年各级各类领导班子的结构安排，既有利于班子成员之间的取长补短和班子内部的相互制约，也有利于班子外部人民群众的大字报、群众组织的批判会等各种“大众民主”的方式随时随地的监督。

当年农村基层组织是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大队是党支部和管委会，两套班子一套人马，也就是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兼财经队长、会计、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几个人；小队是队委会，干部有队长、财经队长兼仓库保管、会计、出纳、记工员。大、小队干部都在各自所在的小队参加集体劳动，按劳动出勤计算工分，业余时间的开会、做思想工作不计工分；大、小队的日常工作除上级督促外，还要接受住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监督，毫无特权可言，按现在的说法是既累又得罪人的苦差事。各小队都设有社员大会，队里的大小事情都要经过社员大会同意，会议决定后由队委会贯彻执行，村干部这些人处处都要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事事都要走在群众的前面，叫做“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干部只有如此这般，才能表示自己在“继续革命”。

当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有着严格的工作程序。每到招生时节，先成立各级由地方、院校、部队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构成的专班，然后层层下发招生文件，规定招生院校及名额、招生对象及条件、招生工作要求、领导责任、违规处分等，报纸、广播配合宣传招生意义、政策、要求等。其中招生条件具体明确，主要是：工作三年或在实践中锻炼三年以上，初中以上文化或同等学力，本人政治面貌、一贯表现（有劣迹者一票否决），家世清白（招收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除外），身体健康（体检不合格者淘汰），年龄在25岁以下，业余爱好和特长。招生指标层层分配到基层单位。

实施推荐时先由公社召开全社大、小队干部会议，传达招生文件和部署推荐工作；然后各小队根据公社的推荐指标及要求召开各自小队的社员大会推荐本队合格青年，没有就不推荐；大队党支部开会对各小队报来的青年比较择优选拔上报公社；公社党委再在各大队报来的青年中进行比较择优，定出被推荐人和备选人上报区党委；区委比较研究确定后，组织对初选人员进行政审和体检；政审、体检中如有落选人员，由区委在各公社报来的备选人员中比较择优补上，再对这轮初选者进行政审和体检，有不合格者仍照上述要求办理；直到推荐的人员都合格后，报县招办审查公布，接受举报，无异议后报地区审定；各地、市招收的人员均确定后，汇集到省招办审核、备案。其间招生院校参与层层推荐人员的业务及能力考核，还有最后的决定（录取）权。

工矿企业和部队的推荐工作也按照这样的程序从基层层层往上推荐。

当年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层层把关，至于说到“开后门”的事情，，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不能说没有， 但操作也相当困难， 各地都有常年的评选先进模范制度， 知青要选模范， 没实干精神很难当选， 就如习近平， 首先必须得到村民认可。当年的推荐工作基本都是正大光明地在群众中进行的，就是有干部子女被推荐上会的，其他条件也得过得去，不是特别优秀的谁也不敢再往上推荐，怕担责任。当时的干部真的要是有一点点徇私枉法的事情，一封信，一张大字报就会了结束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一句话， 走后门，腐败是存在的， 但远远没有现在一些人想象 或传说那么严重， 这其实就是改开以后邓某一帮黑文革，黑老毛的结果。

当然，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现在看来，当年的推荐工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过多地考虑地区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类群体之间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农兵学员“文化不齐”的问题，少数学员文化水平太低造成学习困难， 这就是1973年招生 恢复考试的原因， 考试结果也作为重要录取指标（不是唯一）， 后来因为张铁生的反潮流，以后几届又取消文化考试？但是“反潮流”后一概排斥试卷， 从而又出现遗漏了一些贤才的问题。所以说任何制度都有缺陷， 都存在不公平的问题。

工农兵学员中知青，社会青年和农村青年大约各占1/3， 根据专业， 不同有所差异。干部子女， 尤其是高干子女，大约有1/10， 这些人背景强， 走后门的概率大一些，但他们文化程度高， 见多识广， 多少确有真才实学， 这些人有些有利用关系上大学的， 但说是走后门有些也是说不清楚的。有人理想化要求公平， 实际上任何社会， 任何时代，要做到完全公平，公正 是不可能的， 对一些人看来公平， 另一些人就会认为不公平。

对工农大众来说， 文革时期恐怕是最公平的时代， 但对一些知识分子， 老干部等，受到打压的四类分子等， 肯定就是不公平了。对于那些想通过科举制度出人头地的人来说， 就是丧失了一些机会，也是一种不公平。还有当时虽然有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平等对待的政策，但具体执行中， 肯定有部分人因为政治背景， 政审不过关而被大学拒之门外。

最后说一点，工农兵学员的最后录取权还是学校的， 任何走后门的现象 根本上是受制约的。基层推荐的人数和最后录取的比例是3：1，这个原则也大大减少走后门的概率，一般来说， 学校工作人员和基层有瓜葛的人极少。

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还原一些历史的真实， 如果与事实出入， 也请批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