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和摧残青年

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和摧残青年

 

  

 

 毛泽东：“《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

毛泽东：“现在学生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毛泽东：“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位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个太学生，而刘邦则是个大草包。“

毛泽东：“现在学生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正当人们欣赏《光明日报》刊登的毛泽东诗词墨迹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教育革命的座谈会，后来人们往往称之为“春节座谈会”。参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林枫等中共中央要员，还有郭沫若、黄炎培、章士钊等特邀人士。

毛泽东主持座谈会，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泽东请邓小平谈学制问题。毛泽东的插话就是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稿的第一句：“（我看）学制可以缩短。”在邓小平谈罢学制问题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大段批评现行考试方法、评分标准的话：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毛泽东甚至认为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这当然是极而言之，颇有矫枉过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试试点。”

尽管当年毛泽东提倡和实行的“教育革命”已被走资派们彻底抛弃，但是再细心看看如今目下走资派特色政府治下的教育状况，毛泽东当年苦口婆心所责难的《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似非捕风捉影。

也是出于自身的学习体验，毛泽东对于自学成材的杰出人物特别欣赏。谈话中一连列举了中国的孔子、祖冲之、李时珍，外国的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强调他们“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毋庸讳言，毛泽东确实有着强烈的反知主义倾向，但是强调启发，强调自学，充分肯定实践，总不失为真知灼见。

与传抄稿相比较，毛泽东审定的节录稿所删节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关于状元无学问与评论几位帝王的内容：

“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位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个太学生，而刘邦则是个大草包。”

毛泽东在1958年，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一直到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再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这一年发动的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标志的“教育革命”，一度轰轰烈烈，但随着走资派和右派们的消极对抗，这场“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吁，其中对知识分子的“阳过来，阴过去”特别警惕，文艺和教育因此成为格外关注的领域。毛泽东召开春节座谈会，成为新一轮“教育革命”的发端。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就北京某中学校长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信件作出批示：

“现在学生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谈话的两小段，一段是关于“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论述；另一段是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论述。

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就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了。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个“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的批示。（该批示其实是间接地表达“不必办文科大学”这一固有的观念。）

9月27日，毛泽东对中央音乐学院某学生给他的信写出“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的批语，指示中宣部部长、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陆定一“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据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披露，这位学生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我们迫切希望能引起领导的极大重视，采取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泛滥。

这位学生还说：“我对学校工作的最大意见是学校没有能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

这位学生还说：“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

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作为该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在此后不久该学院发起的“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的批判声浪中，深受刺激而黯然退学。

顺理成章，“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其实，在1964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言论中，最能体现第二轮“教育革命”特点的，是7月5日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毛远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当年简称“哈军工”）的学生，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考问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的具体内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召开主题是“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却在开场白里提到“各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

《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和摧残青年》，还《学生遭老师体罚》。这在文革中受过严肃批判过，包括在文革中《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迷外的思想》。

在当今走资派中国特色社会，《崇洋媚外》己成盛世时代。而有一个领域似乎常常被指为《崇洋媚外》的重中之重的重灾区，那就是走资派中国特色社会的高校。

走进一些高校，人们不难发现部分令人深思的现象。首先，在师资引进方面，某些高校对海归人才过度追捧。仿佛只要有海外留学背景，就天然地高人一等，在招聘中给予特殊待遇，从高额的安家费到职称评定的快速通道，而本土培养的优秀人才却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同等的机会。

在课程设置上，也存在对国外教材和教学模式的过度依赖。一些专业课程几乎完全采用国外教材，而对国内优秀的学术成果和教材视而不见。这不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对本土知识体系的了解和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国内学者的积极性。

还有一些高校在国际交流活动中，表现出过度的谦卑。对国外高校的来访人员热情过度，各种高规格接待，而对国内的交流活动则相对平淡。甚至在一些合作项目中，不惜牺牲自身利益，只为能与国外高校 “攀上关系”。

为何高校会成为崇洋媚外的重灾区呢？一方面，历史原因不可忽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科技、教育等方面确实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这使得一些人形成了国外的月亮更圆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高校中也有所延续。

另一方面，部分高校为了提升自身的国际排名和声誉，盲目追求国际化指标。国际学生数量、国际合作项目等成为了衡量高校水平的重要标准，这导致一些高校在发展过程中过于注重表面的国际化，而忽略了本土文化和教育的核心价值。

此外，一些师生个人的心态问题也是原因之一。部分学生认为留学归来就自带光环，在就业等方面更具优势，于是纷纷向往海外留学；部分教师也存在对国外学术成果过度崇拜的现象，缺乏对国内研究的自信和支持。

高校中的崇洋媚外现象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首先，它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价值观。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产生对本土文化的不自信，甚至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不利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次，它阻碍了国内教育和学术的发展。对国外的过度依赖使得国内优秀的教育资源和学术成果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影响了我国教育和学术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新闻：《中国多名小学生遭老师体罚 写信给警察叔叔求救却…》
 
中国多名小学生遭老师体罚 写信给警察叔叔求救却…

浙江省瑞安市锦湖实验小学废弃校区，有网友探险时发现“警察叔叔信箱”裡的多封信件都指称遭到老师体罚。（图撷自微博）

小孩求救却无人知晓！浙江省瑞安市锦湖实验小学废弃的沙河校区，1日有网友在探险时发现留在原地的“警察叔叔信箱”，裡面有多封信件指称遭到杨老师体罚，或者是被同学霸凌，但这些求救信显然没离开过信箱，当局表示目前正在了解状况当中。

从中国微博上流传的影片可以看到，有学生写下“我是6年6班的陈同学，我的班主任杨老师将我的脸捏青又捏紫，还打了几巴掌（用力打的）”；还有其他学生举报杨老师“用书打同学的脸”、“用手捏同学的脸变紫”，部分信件则说明自己遭到校园霸凌的情形，希望警察叔叔能帮忙。

不过．锦湖实验小学沙河校区已经废弃，这些信件就留在信箱内无人在意，若不是有民众探险找到恐怕就此石沉大海。据了解，锦湖实验小学已在今年9月将师生分流到其他校园，这名杨老师目前可能在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教书。

瑞安市教育局今天（2日）表示，当局已经展开调查，杨老师若有违规违纪行为将会有相应处理，安阳实验小学则指称校内并未发现体罚情况。

中国网友对此议论纷纷，有人感叹这件事只有小孩认真了，“学校和警察叔叔都是做做样子的”，还有人直指“这在中国很正常不过了”，不少民众则要求当局一定要严查此事。

[yongbing1993]

蒋介石：一定要将国库彻底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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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黄金运台大揭秘》

文/微言

接过吴兴镝的名片，笔者心里不免有几分诟异。眼前这位清癯儒雅的学者，是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而他签名赠送的《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则是一本纯粹的史学著作。一位医学教授为什么会对历史研究有兴趣？隐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谜团又是如何解开的呢？带着几分疑惑，笔者与吴兴镝进入了话题。

吴嵩庆吴兴镝父子

揭秘的缘由

「先父当年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中将署长，是大陆黄金运台的经办人之一。」吴兴镝的一句开场白，道出了揭秘的由来。

1996年，吴兴镝闲暇之余检视父亲遗留的日记，惊讶地发现日记中记有1949年前后大陆黄金运台的情况。为了读懂这段历史，他赶紧查阅相关文献，结果只找到几篇零星的回忆文章，黄金运台的详细过程与数量都语焉不详。于是，吴兴镝以父亲的日记为线索，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跨海越洋，往返奔波于上海、南京、厦门、台北和洛杉矶等地，查阅档案文献，并寻访当年大陆黄金运台的亲历者，终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根据吴兴镝考证，当年被蒋介石分批运往台湾的黄金有400万两左右，另有与300万两黄金等值的银元和外汇，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这批黄金储备为台湾地区当时的经济稳定和后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嵩庆日记》

2004年11月，“台独”大佬李登辉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高喊“去中国化”，公然歪曲历史，信口雌黄地说当年国民党政权败退时，并没有把大批大陆黄金运抵台湾，运金船只早在扬子江就沉了。吴兴镝闻听此言，当即在洛杉矶召开记者招待会，以父亲的日记为证，驳斥李登辉的荒谬言论。这件事对吴兴镝的触动很大，他决定以自己历年收集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档案、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藏蒋介石日记以及家藏先父日记为史料依据，撰写一本关于大陆黄金运台的专著。 「台独分裂分子的谎言混淆视听，使人顿生'时不我与'之感，要赶紧把60多年前的历史真相找出来，还原给海峡两岸的老百姓。」吴兴镝在追溯自己的写作动机时，话语中明显透出一个海外华人的良知。

夜幕下的上海滩

1948年秋天，蒋介石面对兵败如山倒的战局，开始计划向台湾撤退，后撤行动是以转移国库黄金和故宫文物为先导的。其中，国库黄金是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的准备金，必须秘密转运，一旦消息外泄，势必造成市面恐慌，民怨沸腾。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

1948年12月1日，午夜时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奉蒋介石命令，从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地下金库搬出库存黄金，送上停泊在黄浦江码头的「海星号」海关缉私舰，在「美朋号海军登陆舰的护送下驶往台湾。这是蒋介石首次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

「海星号」海关缉私舰

这次绝密行动还是被外界意外地知晓了。一位下榻在华懋饭店的英国记者当晚正临窗而立，伴着黄埔江的潮声，思索着有关中国时局的种种传闻。他忽然看见有一队挑夫，两人一组，抬着沉重的箱子，从中央银行大楼方向横穿马路，一步步挪向黄埔江边的海关缉私舰。凭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他判断如此沉重的箱子里面装满的必定是黄金，于是大胆地发出一条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夜幕下的上海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英国记者的判断正确吗？那天夜里究竟运走了多少黄金？吴兴镝面对报纸史料，颇费踟蹰，迟迟未敢落笔。 「我是研究医学的，习惯用客观证据说话，」吴兴镝强调。庆幸的是，他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则档案史料中找到了答案：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1月29日)

谨密呈者：……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纯金贰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陆。兹又据沉代表、丁经理通知，洽妥海关「海星」巡洋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

1948年11月29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关于黄金运台的签呈

这份关键档案清楚地表明，那天夜里正是在运送国库黄金。首批运台黄金的准确数字是774箱，共200余万两。

1949年1月2日，中央银行再次奉命从上海向台湾运送黄金，仍然由 “海星”号海关缉私舰运送，由 “美盛”号海军登陆舰护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另一则史料为吴兴镛解开了谜团：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2月31日)

谨密呈者：……兹已向海关洽妥「海星」巡洋舰一艘，准于明晚密为办理装运手续。计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计重纯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两；银币一千箱，计四百万元。并请海军总部派遣「美盛」舰随同护运。 ……查该轮须于明日(元旦)夜间开始装船，翌日(二日)清晨启碇。

1948年12月31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关于黄金运台的签呈

依据这份档案，吴兴镝确认第二批从上海运出的黄金为151箱，计57余万两；另有银元1000箱，计400万元。另据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记载，这批黄金在厦门鼓浪屿暂存一个月后，全部转运台北。

蒋介石的“障眼法”

1949年1月，四面楚歌中的蒋介石准备辞职下野，但心里仍念念不忘国库剩余的黄金。这一次，他施出了「障眼法」。

1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密召吴兴镗的父亲、时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署长的吴嵩庆，令其与中央银行订立一份秘密“草约”，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剩余黄金划拨到联勤总部财务署，作为内战的「特别准备金」。

面对蒋介石的“狮子大开口”，中央银行内部意见纷歧，深恐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蒋介石为了赶在自己下野前运出国库黄金，特地派遣蒋经国前往上海，向中央银行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由吴嵩庆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

《吴嵩庆日记》简要而又准确地记载了这一过程：

元月九日 星期日

昨夜因准备金案办理未妥，甚为焦虑。嗣想即照规定先支半数，今晨即照此方案准备，征得总司令同意，即晚赴沪接洽。

元月十日 星期一

多时不坐夜车，眠未稳。晨到沪，张主任来接。早点后即赴襄阳南路徐府，接洽后即驱车至央行，与俞、刘两总裁，发行局梁、陈二局长，业务局王副局长等洽办。下午持「草约」再至徐府，知「预支」事已得谅解，甚慰。

元月十一日 星期二

订约事告一段落，上午决定「草约」及手续，下午取来。

《吴嵩庆日记》中有关黄金拨付的记载

1月中旬，蒋介石从国库「预支」的军费，计99万两黄金、3000万银元和7000万美元，分别由空中和海路运至台北和厦门。

关于运往厦门黄金的最后去向，吴兴镝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中查到一份清单－《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得知中央银行厦门分行将这99万两黄金拨给了联勤总部财务署。 「按照父亲日记的记载，这笔由蒋介石单线联系我父亲的钱，主要是用来支撑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西南地区、新疆和兰州的作战，有80余万两用作了军费，剩余的黄金最后一并运往台湾。

背后操纵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第二天即返回溪口老家。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军政权力的控制，在住所设立多座电台，透过自己多年培植的派系势力，实施幕后操纵。

蒋介石担心尚未彻底掏空的中央银行国库会被「代总统」李宗仁控制，想先下手为强，于是主动出击。 《蒋介石日记》中有多处记录：

1月27日

约见林崇墉，谈中央银行现货运厦门，闻刘攻芸有难色，殊为疑虑。

1月28日

令悔吾（郭忏悔）来见，处理上海中央银行现款运出之指示，并决定固守江防。

《蒋介石日记》中提到的林崇墉，是蒋的“忠诚干部”，时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熟知央行内幕；刘攻芸为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对黄金运台持反对态度；郭忏悔为联勤总部总司令，忠实执行蒋的意图。蒋介石试图调动人马，实施内外夹攻，迫使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就范。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势，刘攻芸终于支撑不住，同意向蒋介石交出国库剩余黄金和银元，分批运往台湾。蒋介石派出自己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率领从空军抽调的七、八架飞机，执行从上海空运黄金至台北的任务。

2月8日，蒋介石派遣侍从秘书周宏涛赴上海，向刘攻芸当面打探实情。 《蒋介石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2月8日

派宏涛赴沪，指示中央银行处理要务，以李（宗仁）急于夺取该行也！

2月10日

宏涛自沪回来，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廿万两而已，此心什慰。

掏空国库

1949年5月，上海战事正酣，中央银行国库还存有20万两黄金。蒋介石不肯善罢甘休，一定要将国库彻底掏空。

5月15日，已经转移到舟山群岛的蒋介石，再次派蒋经国返回上海，借参加党务联络会议之际，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传达旨意。汤恩伯立刻打电话要求中央银行立即查报库存黄金银元数字，然后又向中央银行下达了一纸手令：

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元，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即务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继续提用。

此致

中央银行

汤恩伯（5月15日）

5月17日，深夜时分，上海外滩戒备森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一名军官带着一队士兵和六辆卡车直驰中央银行提取黄金。中央银行遵命将业务局、发行局、国库局全部库存黄金和银元数量总清单，以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分清单呈上，并依清单逐一点交，合计交出黄金192029点743市两，银元146万9000元。带队军官指挥士兵直接进入金库，将整箱整桶的黄金银元扛出库房，装上卡车，迅速消失在夜幕里。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所在地－上海外滩

至此，大陆的黄金储备被全部转移到了台湾。

吴兴镝以平缓的语气，清晰地叙述着这段隐密的历史，每当说到关键之处，总不免要着重提及自己所依据的档案史料。这位医学教授用严谨的态度实践了史学界的一句格言：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证出来的。

[yongbing1993]

奴才独裁戒严令不责主子怪红颜








新闻：《韩国第一夫人金建希是“红颜祸水”？韩版“武则天”？》文中说：“冲冠一怒为红颜，总统出兵搞政变。”

尹锡悦宣布“戒严令”风波后，类似的打油诗盛行。但是，金建希真的是“红颜祸水”？她在韩国政治里的角色到底如何？

是华文世界里的妲己，还是韩媒评价的“韩国政治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夫人”、大韩帝国明成皇后，她更接近哪个角色？可能都不是。

应该《都不是》。

《奴才独裁戒严令》中的奴才，是民选的。但有主子支持。奴才没得到主子默认，敢独裁下《戒令严》吗？反过来证明：民选的，当选后也可以独裁下令做事的。可以，西方的民选制度：一日民主，四年独载。和中国的，俄罗斯，朝鲜，或宗教式产生的国家如伊郎及中东一些国家中的，《独裁者》没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方。全世界的各国各党派各民族社团的《头头》个个都是《独裁者》。那些《反共华人》喷出的专制独裁，民主国家的臭味应该用清洁剂洗涤干净了。

《奴才》在国内可以独裁实行《戒严令》，但在国际上得听《主子》的。就是在自己的国内能独裁实行《戒严令》，也必须要得到主子的允许或是默认。为什么？因为《奴才》的国家是殖民地国家。主子有几万的军人驻军。而且有明文规定：《戒令严》要由联合指挥部下达，而联合指挥部以主子的总司令为主官。这就很明确了这次奴才玩《戒严令》，不可能是奴才自己想玩。更不可能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总统出兵搞政变。》还说什么《总统出兵搞政变》？是总统了还要出兵搞政变？把自己革命下台？还不如体面辞职下台？！这样搞对奴才和奴才的家人有何益处？

只有极端忠于《主子》的《奴才》，才会为《主子》作出献身，不惜《奴才》的一切贡献给《主子》才会甘心情愿去做。

这是一盘大棋：

原因是新《主子》的一句话：二十四小时内让《俄乌停战》！

这是一可大话，又或是戏言。宣传语。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要战争。谁能《停战》！选民们就选谁。成真。赢了！

旧《主子》不高兴了。

旧《主子》的习性就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当面说和平交接。背后却搅动战争。

以巴战争，新旧《主子》都赞成打下去。

而俄乌战争，新《主子》要24小时停战。旧《主子》却开放给乌军用重型导弹及禁用地雷打俄本土。使战争升级。

叙利亚内战，主子支持的一方开打后，又一战场来了。

亚太，《奴才》因老婆家人丑闻缠身，民意很低，本人又很听话，更是一个无脑的草包。何不拉《奴才》陪玩一下。

这个玩法，稍一不小心，就会被玩大的。

《奴才》玩这个《戒严令》，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次之所以没被玩大，在于反对党在国会中占多数。而反对党领袖的迅速反应快速来到国会召集国会开会作出决议，并号召民众上街反抗以阻止。

反之，假如反对党领袖被抓，迅速被定罪“通北“关进牢里。就被玩大了。那么后果就变大了。

试想想：下《戒严令》之前，驻韩美军及韩军己处“战备“状态。《戒严令》下达后，美军，朝鲜，日本，中国等一定有所动作。只要有某一方的某一个点上冲动一下，战争即可发生。亚太战争。

这不正是旧《主子》想要的结果。

看新《主子》如何去《停战》？又如何享受《和平》名誉？

新《主子》之赢，旧《主子》之输。个人恩怨，搅动世界动荡乱剧。

新《主子》之赢，旧《主子》之输。《赦免儿子》和《赦免亲家公》

《赦免儿子》和《赦免亲家公》。这是独裁专制还是民主？

抗议者高喊：“不要戒严！”和“打倒独裁政权”。

“我们将与民众一起保护民主。”

保护民主？保护谁的民主？

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吗？

不是“民主国家“吗？

《反共华人》在天天狂吠的“民主国家“吗？

从英国的几个月内换三个头，到美国选出的“拜登民主“？还是“川普民主“？到今天的“民主国家“韩国还不到四年，就有抗议者高《喊：不要戒严！打倒独裁政权。》

《反共华人》不想说点什么？

《民主》是方法。《民主》不是目的和结果。《民主》更不是标签。

[yongbing1993]

毛泽东在给工人夜校上课时讲人






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时，台下有人提问：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毛泽东风趣幽默地说：你们看，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到红军大学给学员上课，他说：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血债，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毛泽东的话在情在理，使大家自觉接受并拥护党中央的决策。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给工人夜校上课时，先在黑板上写下“工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工人们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其实，说起来工人的力量最大。然后他提高声音说，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什么是“天”？他指着“工人”两个大字说：大家看，“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他边说边在黑板上把“工”和“人”两个字上下连起写出一个“天”字，又指着“天”字启发工人们说：大家都说工人没出息，我看是大有出息，关键是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颗小石子，用脚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粘成一块大石头，那就搬也搬不动了。这些针对工农特点又极其鲜明、朴实的语言，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接受。

《转载》：毛泽东自创的《说服教育艺术》

量体裁衣

毛泽东善于根据说服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语言内容和表达方式，因人施言、对症下药，激起教育对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他常讲，“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又强调“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给工人夜校上课时，先在黑板上写下“工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工人们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其实，说起来工人的力量最大。然后他提高声音说，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什么是“天”？他指着“工人”两个大字说：大家看，“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他边说边在黑板上把“工”和“人”两个字上下连起写出一个“天”字，又指着“天”字启发工人们说：大家都说工人没出息，我看是大有出息，关键是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颗小石子，用脚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粘成一块大石头，那就搬也搬不动了。这些针对工农特点又极其鲜明、朴实的语言，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接受。

寓情于理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到红军大学给学员上课，他说：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血债，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毛泽东的话在情在理，使大家自觉接受并拥护党中央的决策。

在大生产运动中，针对当时“抗大”有些从大城市来的青年抱怨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的思想问题，毛泽东非常诚恳地说，“抗大”在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增加，学校配备了一些必要的勤务人员，不够用也不能再多补充了。那么，大家的吃、穿、用、烧，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如果从前线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来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这样做是增强了抗战力量，还是减少了抗战力量呢？我们办“抗大”是为了抗战，那种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我们能办还是不能办？毛泽东的话，使这些有抱怨情绪的学员解除了思想上的问题，自觉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锻炼自己。

妙用比喻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为了坚定战士的革命必胜信念，勉励大家说：“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为了使广大红军指战员认识到革命路线的重要性，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给萧克等领导干部讲了一个神话故事：有一回，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去蓬莱朝圣。他是个仙人，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的。走着走着，遇到另一个仙人吕洞宾。吕洞宾问张果老要到哪去？张果老说：“上蓬莱朝圣。”吕洞宾惊讶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往西，怎么能到？”张果老反而不高兴地反驳说：“我的脸是朝着东方的蓬莱啊！”以此说明革命的队伍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就不能胜利。

抗战时期，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写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校训，他曾用《西游记》中的人物譬喻。毛泽东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吃苦。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是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别提到那匹白马：它不图名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

幽默诙谐

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时，台下有人提问：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毛泽东风趣幽默地说：你们看，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为了动员革命青年离开粮食缺乏的延安转战洛川，他就以“肚先生”为话题说：就有那么一个人不同意。整天叽里咕噜的，这个人是谁呀？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这个人就是肚先生，也就是你们的肚子喽！顿时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你们别笑了，毛泽东又接着说：不相信试试看，谁敢同这个“肚先生”较量较量？中国古代有一个道学家叫老子，他非常信这个邪。他说：“民以食为天”，我说是吃饭第一。接着，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我要讲的“小事”，就是动员同志们去洛川“就食”。把饭吃饱，解决“肚先生”问题。所谓“就食”，就是古人所说的“就粮”，也就是把人带到积粮甚多的地方去找饭吃……今天，我们党中央也学点古人的做法，动员同志们去洛川“就食”，其目的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学习好，训练好，做好抗日的准备。毛泽东语言风趣幽默，道理实实在在。在笑声中，大家思想都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