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多次讲要感谢敌人

毛泽东为什么多次讲要感谢敌人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说：“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 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 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 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蒋介石国民党就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后来事实证明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老百姓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

反共分子是少数人,  反共分子是损伤不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根毫毛的, 反共糞子还可以激发中国共产党全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 近期美国的反共分子强迫"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说、

在美国国内抓"共产党员"之行动时,  就连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又走资派特色党也知道,  要扶贫要自力更生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服务战胜外来侵略。这不是近期 反共分子的逼迫吗?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派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中国特色政府的左转要感谢今天世界上年轻的一代的 反共分子。

当年的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蒋介石国民党就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被历史事实证实的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反共以及《反共的华人》，不过空口骂中国共产党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东条英机和抗美援朝的结局。

反共分子总是借以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口实,  拼命造谣，污蔑毛主席如何对日本人感恩戴德，借以丑化伟人之说。

1956年，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1960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方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56年毛泽东曾发表谈话：“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

毛泽东：“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全体党员，他用机枪上课。”

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感谢美国人给我们送来了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

由此可见，被毛主席感谢的敌人很多，只不过，这种感谢是种嘲讽和幽默，同时还透露出伟人所特有的霸气和自信。反共糞子是听不懂的。

日本侵略中国所产生的客观结果，那就是它起到了反面教员的作用，把中国人从麻木的各顾各的自私、萎靡的精神状态中打得清醒过来，结束了一盘散沙的不团结状态！

毛主席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是有着特殊的语境和涵义的，反共糞子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加以阉割和歪曲来达到虚无中国抗战历史和丑化人民领袖的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不仅敌对方的反面教育不可忽视，即便是同一阵营中错误路线的反面教育作用也是不容怱视的。

毛主席甚至把反面教员的作用看做是人们探求和认识真理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多次被党内的右倾和左倾路线所否定，他也因此备受非议、排斥和打击，“靠边站”不说，最严重的一次还被误传“开除了党籍”。

直至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中央苏区沦陷，红军被迫长征、血染湘江，红一方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同时丢掉了党在白区的全部阵地，多数共产党人才认识到了真正掌握了革命真理，找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是属于“少数派”的毛泽东，这才有了后来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的召开。

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使毛泽东主席认识到“看来让人们认识真理，光有正面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有反面的教训才行！”这也许就是毛主席后来多次“感谢”那些提供给中国革命反面教训的日本、蒋介石、美国等反面教员的历史缘由吧。反共糞子是听不懂不明白或断章取义为反而反的。有了这些反共糞子的不断坚持反共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成长壮大。

在1963年9月3日毛泽东说：“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

没有苏联中国就不能活吗?  同样没有美国中国就不活了吗?  

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两只手，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要不是赫鲁晓夫的弃义，中国要独立自主地搞出这么大动静，也不太现实，那就要看人脸色，受人制约，中国的独立自主就打了折扣，或者要延迟到不知何年何月了。赫鲁晓夫教育了中国人民，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应不应该给他发一个大勋章呢?

毛主席说的还是没有错，应该发一个。任何的成功都是需要教员的，它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但只是有这样的教员还是不够，还不足以成功，凡成大事者，还需要另一种教员，那就是“反面教员”。毛主席就非常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赫鲁晓夫只是一例，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反面教员多了去了。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说：“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 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 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 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又迎来了另一个反面教员，美国人。毛主席说: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里，对美国这个反面教员感谢了一番：“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

美国这个教员给中国人上的课，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长效性也有目其睹，如果没有这堂课，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怎能“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呢?又怎能在后来的反霸斗争中，构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宏大战略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特别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反面教员说”便是历史经验的特别重要的一面。1956年4月29日，毛主席说：“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 ，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1956年7月14日，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路线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和王明的‘左’倾。此外，还有张国焘、高岗等人的右倾错误。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沙俄、荷兰，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毛主席谈到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要学好的，不要学坏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坏事的作用，他说：“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

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 ，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说：“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看到没有，这就是毛主席的厉害之处，他恐怕是古往今来最谦逊的人了，世间万物皆可为师，敌人可以为师，错误可以为师，黑暗可以为师，他所见的教员，正面的数不胜数，反面的比比皆是，试问天下，谁可匹敌?尤其是他的“反面教员说”，是他尤为看重的法宝，那是他的辩证法，那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他用来汲取经验，他用来增长才干，他用来树立信心，他用来出奇制胜，他用来教育人民。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上胜利，马列主义的指导固然重要，反面教员的作用也不低估。

[yongbing1993]

上帝绕特朗普一命是有原因的！







转载《特朗普：上帝绕我一命是有原因的！我们将拯救美国》

美国媒体预测特朗普在2024年的美国大选中获胜，特朗普当地时间11月6日凌晨在佛州竞选总部发表了胜选演讲。

特朗普感谢了支持者，并宣布胜选。

特朗普还对支持者说：“很多人告诉我，上帝饶了我一命是有原因的。这个理由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国家，恢复美国的伟大荣光。现在，我们将共同完成这一使命。”

他补充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并不容易，但我会把我灵魂中的每一分精力、精神和斗志都投入到你们托付给我的工作中。”

在2024年竞选总统时，特朗普曾在7月份遭遇枪击，他当时耳朵被子弹击中，脸上血迹斑斑。分析认为，这次枪击案以及特朗普中枪后的英勇表现为他赢得了不少选民的支持。马斯克就是在枪击案发生后立即宣布支持特朗普。

《将拯救美国》？！

《美国》怎么啦？

《美国》需要拯救？

《美国》亡了？或是《美国》即将要亡了？需要拯救？

特朗普上台之前的《美国》不是信上帝了？

谁能拯救《美国》？

特朗普能拯救《美国》？

还是上帝能拯救《美国》？

还是中国能拯救《美国》？

试目以待：特朗普是如何拯救《美国》的。

[yongbing1993]

中共中央重拳出击组建了中财委







毛泽东等进北京城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经济崩溃、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为此，中共中央重拳出击，组建了中财委，统一处理全国经济问题。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全国各地区先后发生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此进行了历时一年的稳定物价的斗争，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10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的混乱状态，建立起物价稳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为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一年，同时又是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的一年。由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掠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到了1949年，财政枯竭，投机倒把猖獗，城乡交通阻隔，原材料匮乏，产品滞销，工人失业，正常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破坏，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1949年，全国已解放的地区出现四次大的物价波动。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指出：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们的困难要小得多，但是确实有困难，这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供应战争的需要，通货膨胀已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而当时财政工作主要是由华北财委来负责的，华北财委是在统一了华北、华东、西北、中原几地的财经工作基础上建立的，它在协调和组织几个区的财经工作中仍存在着实际的困难。许多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党中央因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建立中财委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1949年5月3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这个大纲指出了中财委的目的是“为了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的关系”。《大纲》还要求：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好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各财政经济部门在财政经济计划方面应服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加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委员；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应陆续设立中央计划局、中央财经人事局、中央技术管理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等工作机构，此外，以现在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应即陆续建立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交通处、燃料处、金属处、纺织处、工业处、农业处、林业处、水利处和中央铁道部等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并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就确定了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它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来领导中财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陈云。陈云曾主持过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后来领导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十分出色，稳定了东北经济形势。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初急需懂经济的人才的时候，自然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新中国的财经工作。在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确定大政方针的情况下，中财委作为党中央的财经参谋部和具体作战的指挥机构，在陈云的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出色的。

中财委成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上海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事待举，需要解决的财经问题很多，遇到的困难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尽快实现财经统一，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工农业生产，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

1949年8月到10月，由于经济发展需要，货币发行额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时物资又明显不足，再次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当时一些投机资本家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认为新政权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即所谓“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因而正借此兴风起浪，妄图打击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奸商们的投机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生活，扰乱了社会秩序，惩治奸商，稳定市场，稳定人民的情绪，已成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看来，遇到问题和困难是不可能照搬过去的经验或引用外国的经验的。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碰到了问题，才能拿出新的观点和办法，一件一件事来做。在农村和城市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解决办法不一样。东北中等城市的财经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财经工作又不一样，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与中国的经验也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国前后与私营工商业在市场物价方面的斗争，几经反复，斗争激烈，才稳定下来。

这场斗争，是关系人民币的信用，关系城市上亿人民的生活，关系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谁胜谁负的斗争，经过四波三稳四次较大的斗争，稳定物价才打下了基础。最初，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都意识到必须同先稳住上海，才能进一步稳住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经济决战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场上的银元斗争，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黄金、美钞、银元不许自由买卖，不许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价风潮，当时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意识到上海的涨价风潮不能抑制主要是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当时中财委组织粮食调度，到1950年底，国家掌握的粮食最高达17亿斤，够一年半的周转，在米价风涨时，国家做统一抛售，打垮了大投机商，而对于纱布，一方面是组织从全国统购，另一方面用经济手段迫使资本家抛售囤积的纱布，即在资本家大量用资金囤积纱布时，用税收、公债、工人工资等来迫使资本家急需资金，而又不许国营企业和银行向他们贷款，这样资本家只有出售手中的纱布，并且只有以低价出售。

[yongbing1993]

毛泽东：如何奠定新中国的家底





毛泽东：一定要打一场经济的胜仗。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事待举，需要解决的财经问题很多，遇到的困难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尽快实现财经统一，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工农业生产，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

1949年8月到10月，由于经济发展需要，货币发行额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时物资又明显不足，再次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当时一些投机资本家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认为新政权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即所谓“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因而正借此兴风起浪，妄图打击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奸商们的投机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生活，扰乱了社会秩序，惩治奸商，稳定市场，稳定人民的情绪，已成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看来，遇到问题和困难是不可能照搬过去的经验或引用外国的经验的。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碰到了问题，才能拿出新的观点和办法，一件一件事来做。

在农村和城市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解决办法不一样。

东北中等城市的财经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财经工作又不一样，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与中国的经验也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国前后与私营工商业在市场物价方面的斗争，几经反复，斗争激烈，才稳定下来。

这场斗争，是关系人民币的信用，关系城市上亿人民的生活，关系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谁胜谁负的斗争，经过四波三稳四次较大的斗争，稳定物价才打下了基础。最初，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都意识到必须同先稳住上海，才能进一步稳住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经济决战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场上的银元斗争，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黄金、美钞、银元不许自由买卖，不许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价风潮，当时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意识到上海的涨价风潮不能抑制主要是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当时中财委组织粮食调度，到1950年底，国家掌握的粮食最高达17亿斤，够一年半的周转，在米价风涨时，国家做统一抛售，打垮了大投机商，而对于纱布，一方面是组织从全国统购，另一方面用经济手段迫使资本家抛售囤积的纱布，即在资本家大量用资金囤积纱布时，用税收、公债、工人工资等来迫使资本家急需资金，而又不许国营企业和银行向他们贷款，这样资本家只有出售手中的纱布，并且只有以低价出售。

新中国建立初克服经济困难除了平息涨价风潮，稳定工商业以外，毛泽东、中共中央还考虑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克服新中国面临的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其首要的一项手段就是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管理。当时已解放的老解放区虽已连成一片，但除了政策上的统一以外，财经管理工作完全处于分散状态，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解放区之间只能做到少数军用品和少数物资可以调拨，远远未能达到全国财经工作的统
一，这不能适应全国统一政治局面的需要。

统一财经是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针。《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指出：“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财经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

这次统一财经工作的范围很广，基本内容有三项：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其中主要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重点又是统一收支，保证中央财政的需要。

财政收入即公粮、税收及库存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的一部分，统归国库，没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支出命令，任何部门不得动支，所有库存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减少财政支出，指定人民银行代理国库，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一律存入银行，不得存入私人行庄。

支出方面：军队的供给统一于解放军的后勤部，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则按照规定的编制和供给标准供给；统一重要物资调拨，当时，上海无大米，无棉花，同时因为生产没有恢复，运往外地的工业品不多，又无运力把米和棉花运进来，因而，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决策：为了稳定上海，占领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实行全国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以做到互通有无。

在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影响深远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统一财经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当时收支严重脱节，公粮和税收大半在地方手里，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但900万人里500万军队是要“吃皇粮”，由中央支出的。发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存在严重的亏空。同时要进行建设，在经济底子薄的新中国是需要集中一些经济力量、财政力量，才能办成一些大事的，这就同以前毛泽东军事上讲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另一方面财经统一以后，地方积极性和企业的积极性可能被消磨，难以调动地方、部门、单位的责任心、主动性和创造性。全国财政实行统一管理之后，地方上仍有一定的财力和财政，在财政收入上，公粮附加和地方税收，仍归地方支配，国家工厂的一部分划归地方管辖，此外，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可先行一步，以便更好地支援全国，但是这毕竟是有限的，地方要么认为权力受限，要么增长了对中央的依赖思想，总的说来有以下几点：

财经的统一给地方带来了困难与不利，限制了地方积极性；统一财经后，在某些工作上中央管得过多了，如国际贸易工作，并没有区别全国性比重较大的业务与地方性比重较大的业务，统一由全国的各个专业公司实行垂直的领导，这样就使得某些地方性比重较大的业务，特别是在土特产的产销上，限制了地方“因地制宜”的作用；属于中央集中管理但又分散在各地的企业，如中央直接管理的工矿业、铁路、银行、国营贸易公司等等，与地方关系不清，在对这些企业单位的领导管理工作中，没有明确决定哪些职权是属于中央的，哪些职权是属于地方的，使得地方当局难于处理本地区与中央直属企业的关系。?

黄克诚当时就给毛泽东和中财委写信，批评了中南地区出现的随意上收企业，限制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提出了应发挥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

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当即下令中财委解决，同时他更从战略上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要求把独立性和统一性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依照这个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当时，政务院就通过了中财委提出的《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等几个文件，提出在继续保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和统一管理的原则下，把一部分适宜于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

这几个文件具体说来主要明确了地方的部分财政权力，其一，把一部分国营企业或一部分财经业务划给地方。其二，分散在各地的由中财委直接管理的企业单位，其政治工作均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当局领导，政治工作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以业务为中心，必须防止政治工作与生产和业务游离的现象。毛泽东还指出，在统一财政支出时，除了具体的政策办法以外，还要注重讲道理和工作方法，应向各地讲清楚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说明革命者的责任要服从全局，当然也要保证地方的开支。有些收入可以采取分成或实行按比例提成的办法，预防和克服地方的消积抵触。?

毛泽东还多次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地方以大局为重，中央也对地方的情况予以照顾。解决各地区的问题要从全局出发，各个地区的解放，有先有后，情况也各不相同。解决各地区的财经问题，必须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区别对待。?

比如，东北地区工业基础比较大，恢复生产的条件比较好，在经济建设上先行一步，对全国经济的恢复有好处，同时，为保证这个地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应当允许东北地区单独使用一种货币，即东北币继续在东北地区流通使用，以山海关为界，与人民币保持合理的比价，这样，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即可不受关内物价波动的影响，能正常进行。东北地区则以重要物资支援关内，向全国其它地方提供大米、大豆、余粮、钢、枕木等。?

同时，地方与地方之间则互通有无，大宗物资的调拨经中财委，小宗物资的交换，各地区相互协商处理。?

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讲话指出：过去的六个月我们在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财政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他还指出全国财经工作统一的胜利，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并且赞美陈云，可称之为能。在这里，他是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奋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庞，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来赞扬陈云的理财之道。?

6月6日在七届三中全会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再次明确肯定了人民政府在几个月内实现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并进一步指出要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

从1950年3月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下决心统一了货币，统一了财政，统一了物资调拨。这样，中财委即可对各项问题作出统一的规定，统一计划和管理，比如税种、税目、税率，国营工业的生产计划，原料来源，产品推销；外销物资，外汇使用；内地物资的调拨；物价管理，铁路、轮船的合理使用；邮电的管理等等，到1950年第一季度都陆续作出了统一规定。之后，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支出相对减少，而且国家收支都集中到中央金库，整顿财政不到半年，在1950年4月，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局面，这也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协力同心取得的巨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