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明天？共产主义下的美国

这就是明天？共产主义下的美国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共产党成立时间，比中国共产党还要早，甚至党员人数曾一度超过中国。早在1919年9月1日，美国共产党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但是，美国政客们却一直都很警惕共产主义，甚至由此诞生了“反共主义”。

1947年，一副政治宣传漫画《这就是明天？共产主义下的美国！》在美国广为流传，表达了美国人对美国落入苏联掌控中的担忧和恐慌。

1950年，麦卡锡主义开始爆发，大肆指控“共产主义分子”，美国共产党迎来至暗时刻。

麦卡锡分子根本不会花费力气取证，导致很多无辜的人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被打上了“政治犯”的烙印。

极少有公司敢接受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的人，这些人因此失去工作，甚至流离失所。

麦卡锡主义影响几乎贯穿美国的全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制定了形形色色的反共政策，使国民接受了“国家安全=反共”的思想观念。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压迫下，共产主义的火种却在美国的高知分子中，开始点燃。

谷歌图的公司的创始人：Geoffrey Hinton。这个人很厉害。他是人工智能三巨头之一，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之父，2018年图灵奖获得者，谷歌副总裁。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人的身世背景，却跟中国有着非常深远的联系，堪称满门中国粉。

Hinton出身高知家庭，父亲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他有一个叔叔叫William Hinton，还有一个姑姑叫Joan Hinton。

英文名字听着好像也没什么，实际上，他们就是著名作家、农业高级顾问韩丁，和美国首批原子弹女科学家、中国奶牛事业铺路人寒春。

1993年，Erleellis拍下了兄妹俩的合影。

1939年，韩丁离开哈佛，去康奈尔大学攻读农机专业，需要租个学校附近的房子。于是，韩丁遇到了他的室友、康奈尔大学农牧专业的Erwin "Sid" Engst。

随着两人的友谊不断增进，Engst认识了韩丁的妹妹，也就是Geoffrey Hinton的姑姑、华裔核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同班同学寒春。

韩丁没有想到，这个Engst不仅成为了他大学时期的室友和一生的挚友，更成为了他后来的妹夫：阳早。

阳早出生于牧民之家，天天不是挤牛奶，就是在喂牛。

身为牧民，他从小就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认可的是苏联革命，这和当时美国反对苏联的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

而出身高知家庭的韩丁，则早在17岁就一路打工遍游美国。后来应聘了一个水手的差事，跟着船去了日本和苏联。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碰撞下，他的思想开始有了新的认知。

合租的日子里，韩丁和阳早难免会讨论到对当前社会现实的看法。对于当时的美国社会，两人都非常的失望。

1943年，韩丁和阳早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被深深吸引，两个人决定，一定要到中国去！

2年后，本来是被美国以战争情报处分析员身份派来中国、参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重庆谈判的韩丁，来到中国后，却一头扎进了共产主义阵营。

1948年，他主动要求加入长治市郊张庄的土改工作小组。

他和张庄人吃住在一起，共同设计制造新型的农机具，还帮助他们发展工业，合资办了山西长弓玛钢公司，并把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

当时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盛行，对韩丁的行为非常不满，没收了他的护照并被列入“共产主义分子”。导致韩丁在长达16年时间里，在美国无人雇佣，靠耕种母亲留下的土地为生。

这段时期的经历，让韩丁对两大阵营有了更加透彻的了解。他将自己亲历的土改经历编写成长篇纪实作品《翻身》，引起世界轰动。

后来韩丁辗转回到中国，并于1999年因病回美国就医。他离开的时候，张庄已经实现了小康，年人均收入达到了三千五百多元。

1946年，阳早也争取到了来中国的机会，和韩丁不同，阳早来了中国就直奔延安，成为离中国共产主义最近的美国人之一。

这个时候，寒春和阳早正在热恋中。作为著名物理学家、“原子能之父”费米教授的助手，寒春和下图中这些意气风发的女孩一样，被美国军方秘密调用，成为研究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科学家之一。

但当她得知自己研究的真相后，对美国政府彻底寒心了，下决心要去中国追随自己的男友。

1949年，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前几个月，阳早和寒春在延安一个简陋的窑洞里结婚，他们的结合被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誉为“爱情与真理的结合”。

而寒春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拿到中国绿卡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2009年，她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之后夫妻两人一起帮助中国人民发展畜牧业。

寒春在中国养奶牛62年，并在北京昌平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养牛场。2003年阳早去世，骨灰就埋在了牛场。

中国人能够实现牛奶自由，阳早和寒春功不可没！

1952年，阳早和寒春在北京生下了一个男孩，宋庆龄亲自给孩子取名为“和平”。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中国网红，被称为“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

小时候的阳和平，在中国，父母教给他马列思想；22岁后回到美国读书，接触到了西方主流思想。

结果就是，两种思想老打架。

他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而作为一个外国人，阳和平非常看不惯某些中国人崇洋媚外的言行。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在美国，他先后在农场、修理厂、汽车厂工作，被解雇是很常见的事情。

工作得多了，阳和平发现美国的劳资关系是“相互敌对”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就跟“猫和老鼠”一样：一个挥着胡萝卜和大棒刺激人劳动，一个想方设法偷懒作秀。

“我是在美国，才学会的磨洋工。”

他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抵触。

此时的他，分外怀念在中国当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集体荣誉感。他认为，美国的工人和中国工人最大的差距，是中国的工人有地位。

Hinton这样的家庭，告诉我们一件事：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却一直拥有共产主义基因。

1825年欧文到美国创办了“新和谐”公社，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公共占有，权利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则。

早于欧文20多年，滨州俄亥俄河边，来自德国的传教士George Rapp在美国建立起首个“共产主义农村”。

在资本主义盛行的美国，Rapp和欧文的行为并不被社会认可，最终均告失败，但是公有制的种子，已经悄悄的播撒在美国的土壤中，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直到1919年，美国共产主义先驱William Z. Foster和Earl Browder积极行动下，成立了美国共产党。

在纽约曼哈顿12街35号一栋大楼里，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Earl Browder说了一句震惊世界的话：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

1929年的黑色星期二，美国股市毫无征兆的大崩盘，整个美国陷入了20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强度最大的经济衰退，被立为世界经济衰退标杆。有的家庭甚至沦落到要卖掉儿女。

美国人第一次体会到，资本主义虽然能够短期内迅速带来经济的提升，却也能够让整个经济在一夜之间完全崩盘。尤其是当美国人看到苏联的状态，对比自己的状态，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好感。

于是，共产主义在美国迎来的第一次大增长，美国共产党人数从1930年的0.75万人，增长到1939的10万人，增长超过12倍。而据公开数据显示，1937年全中国的党员只有4万人左右。

起初，纽约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来自移民，尤以东欧移民为主。直到1931年，纽约有4/5的共产党是移民。后来，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也加入到了共产党行列。

还有一个数据。1939年美国人口1.3亿，中国人口将近6亿。按照共产党员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算，当时的美国是中国的10多倍。

美国共产主义从纽约为中心，并开始向底特律、西雅图、洛杉矶等全国各地蔓延。作为美国共产党第一个总部所在地，纽约聚集了近半数的美国共产党员。

共产党坚定的反对种族主义，赢得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广泛支持。为了争取工人的权利，爆发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弗林特工厂占领事件”。

通用汽车弗林特厂的工人们，在当地居民、美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经过44天的对峙，通用汽车最终同意和工人进行协商，承认工会可以代表劳方和资方谈判，谈判中资方同意调整工资与改善劳动环境。

此次抗争的胜利，是美国产业工会迅速发展的开端。此前没有工会的行业，纷纷成立工会，如美国运输工人工会、美国全国海员工会、美国教师工会、美国报业工会等等。

可以说，美国工人能够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利，离不开美国共产党的支持，因此也就更加强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认可，在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社会主义力量迎来了第一次崛起。

然而，正当美国共产主义在逐步深入人心的时候，却遭遇了一记重锤：麦卡锡主义。

在国外，人们对麦卡锡主义的定义，源自他们的做事风格，即：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利用大规模的宣传手段，对当事人进行指控、造成对人格和名誉的诽谤。

因此，在英语中，麦卡锡主义这个词，指的就是“用不充分的证据，公开指责、或者打压别人”。

说白了，麦卡锡主义=瞎说。

麦卡锡主义并不是约瑟夫·麦卡锡本人首创的，只不过他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疯狂的。

麦卡锡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的一个农场主家庭，1939年当选巡回法官，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

他在当法官期间饱受争议。在《红色：二十一世纪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一书中，法国格拉蒙伯爵后人泰德·摩根称其：“自大而且居高临下，办事效率低下，案件堆积如山。”

因此，他很不受同僚和上司的待见。甚至有报道称他帮助百事可乐公司和一些房地产商穿针引线，贿赂政界高官，替德国纳粹战犯辩护。

遭遇职业危机的麦卡需选择了参军，并在军队中努力表现自己，只身涉险取得战功，为日后成为议员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

然而，虽然当上了议员，麦卡锡还是被各种嫌弃。1949年，在华盛顿的记者中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麦卡锡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参议员。

再次遭遇职业危机的麦卡锡，选择了将矛盾转移到“共产主义”身上。

1950年2月，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惠灵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演讲，声称自己发现了美国国务院里，已经被亲苏联的共产党分子渗透，而他则拿到了一份205人的“共产党间谍”名单。

他指责美国政府软弱无力，就是因为这些向苏联卖美国的共产党人从中作梗。

虽然这份名单从来没有人见过，而且名单的人数也一直在变化，但是他的演讲引起了美国反共势力的极大支持。

而随着麦卡锡影响的扩大，共和党人也发现麦卡锡是一件有力的武器，于是全力支持他，在党派斗争中打击民主党。

麦卡锡迎来了人生巅峰，有人称他为美国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而共产主义却陷入低谷。

麦卡锡打击共产主义从来不讲证据。指谁谁就是、说谁谁倒霉。

在任职的一年多里，他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发起了445件初步质询和157件调查，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导致大量无辜美国民众被解雇。

没有公司敢于接受一个被判定为“共产主义分子”的员工，而我们前面提到的韩丁，就是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之一。

仅仅在好莱坞，就有10名有声望的人士被捕。美国著名喜剧明星查理·卓别林被诬陷为“亲共分子”，被迫离开美国，移居欧洲。

他们甚至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列为要被焚毁的对象。

而且，麦卡锡还借着打击共产主义的名字，大肆迫害同性恋人群。

事实证明，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压制后，共产主义不仅没有灭绝，反而在21世纪的美国，迎来了新一轮的增长。

年轻美国人对本国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失望。

他们也开始像Hinton的叔叔、姑姑全家那样，认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Hinton家族的传奇经历，让人心生感慨。

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深深的刻在了骨子里。

2010年6月21日，骨灰撒放仪式在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宥州古城遗址上进行。孙女吉娜奏响了《东方红》，这是阳早、寒春生前最喜爱乐曲。

寒春曾经说过：“我来到延安，是一个梦想的破灭和另一个信仰的开始。”

而上一辈美国共产主义者的信仰，在美国将会有更多的年轻人继承下去。

[yongbing1993]

有《铁饭碗》而是整个工人阶级







《东方民主》中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有《铁饭碗》。不是个别工人，而是整个工人阶级。

而《西方民主》中的工人没有《铁饭碗》。

转载《我在中美两国当工人的不同感受》作者：阳和平

我今天讲讲个人的经历。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北京生西安长的，我也是西安人（用陕西方言）。今天就讲讲我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和以后在美国当工人的对比。为什么这个对比有意思呢？我想想，好多的中国工人是被“温水煮青蛙”了，等到他没有社会地位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太晚了。我是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当了五年，到美国马上就没有主人翁地位了(众笑)。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的，分配到工厂，北京的光华木材厂，当时你要问我在中国当工人是什么感觉，我还真是没法说清楚。因为没有对比，感受不深，就像让鱼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还有什么世界。在毛泽东时代当工人，他以为当工人就那么回事儿，我到美国去当工人才发现，还真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一言难尽。你在美国、在资本家那里当工人，你怕老板。

八十年代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可是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众笑)。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会偷懒，为什么？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那么 “傻”？不是真的傻，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工人阶级其实有一个本能的勤劳、勇敢的特色。那些贪图享受，那些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那种右派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是以己度人的。真正的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我创造出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华木材厂当工人的时候，就是个普通工人，先是用热轧机制造塑料贴面板，以后调到胶合板车间。那时候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有学习。七十年代我们学马列，所以我这个根底儿是那时候打的。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都想着他们。

到美国我先是在韩丁的农场干了一年，以后到费城附近的工厂打工，当过复印机修理工、商场计费器修理工，后来多次失业。

头一次失业，我以为是天塌下来了。在中国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考验，中国人到那儿去真不适应。一失业，我说：我做什么做得不好，你干吗不要我了，我做什么错事了，你凭什么把我给解雇了？(众笑)后来失业次数多了就油了，失业嘛就是逼着你放假罢了。

有一次失业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家钢铁厂登广告招收电工，我就去应聘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没事就鼓弄电，做马达什么的，我有一些电的知识。应聘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是电工，他在美国也没有办法查。他就给我一个马达和一个启动器让我接起来，我接起来了，他就雇佣我了。

头一天上班，工头派活儿，工人们都在一块儿干活，我就把中国工人干活儿的劲头拿出来了，工头话还没有说完呢，我就把扳手拿起来干活去了。当时没人说什么，工头一出去，一个工人抓住我说：“你干什么呢？！”我说：“修马达啊！”他说：“你傻瓜呀，修好了你就失业了！”也是啊，所以我在美国才学会了，当工人必须会作秀：干得很欢，不出活儿，这才叫偷懒。(众笑、鼓掌)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真是不会偷懒，真不会偷懒儿。这不是说工厂里没有一个偷懒的，我们班里就有一个，大家叫他赖包，就是赖包儿。他是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么也不帮别人的。其他的工人，我这边活儿干完了，你那边还忙，我去帮你一把，干完了我们一块儿休息一会儿。

那时候，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不怕干部到车间来的。你干部来，比如厂长来了，大家就会说：“哟，好长时间不见你了，你是不是脱离群众了？”对吧？你现在活干完了看报纸呢，那不是说厂长来了工人就害怕。因为活是一批一批的。我们做这个塑料贴面板，或者做胶合板，胶合好了然后放到热压器里热压，需要等五到十分钟时间，这时候厂长来，你该看报纸看报纸，该喝茶喝茶，该聊天聊天，他来不来无所谓的，他不能开除你，对吧？工人那时候不怕干部，倒是干部怕工人，怕工人贴大字报。(众笑)

我到美国当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工头来了你必须是干活的，你不干活就要走人哪。管理人员掌握着你的工作权利，那是很大的权利。

所以你想想，在毛泽东时代，靠什么把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当官的、干部没有解雇你的权力，没有扣你工资的权力，那老百姓、工人为什么辛辛苦苦干活呢？凭的是什么？现在的人对这些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工人，要是工厂干部不在，那活儿马上就停下来了，对吧？(众笑、鼓掌)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方面给你奖金，刺激你，不行就把你开除了，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也不是好欺负的，他们也在斗争中慢慢学会了对付资本家，学偷懒。学会对付资本家是挺有艺术的，我可以讲几个具体的例子，看看工人怎么对付资本家。最有效的是工人组织工会，不是黄色工会，是工人自己的工会，这是很主要的。但是平常干活时的小斗争也是不断的。

我在一个车辆厂工作了7、8年。有一次接到一笔订单，要制作上百辆车辆，就像地铁车辆那样。我那时候当电工，专门在车底下装那种很粗的电缆。头十辆车我们按照图纸学着怎么装这个电缆，学会了，从第十辆车开始，就要计时了。专门有一个人拿着个本子和秒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把时间记下来，这是非常“科学”的呀！跟我一起干活的一个高个子黑人非常有经验，他对我说：“今天，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干，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干；平常你是左撇子，今天是右撇子，平常你是右撇子，今天是左撇子；平常用气动工具的，今天用手动工具。”(众笑、鼓掌)

这还不够，固定电缆的螺丝帽是带自动锁的，帽上有个塑料圈，所以你拧这个螺丝帽的时候，你必须固定螺丝，否则它会来回转，你转一辈子也拧不紧。平常这种螺丝只要十圈就能固定好的螺丝，今天想办法给它转二十圈。由于固定螺母有上下两个扳子，但你看得见上面看不到底下，上面的扳手不停地转，转二十转，下面扣螺母的扳手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只让它扣住十次，必须保证每一个二十转，不能有一个是十五转，因为有一个十五转，工厂方面就按这个计算了，还不能露馅。

而且我们还得看上去是全身的投入到里边。那时候八月份天特别热，我们头上系着纸巾，否则汗都流到眼睛里边去了，穿的T恤衫湿透了，我们俩作秀，表演得非常好。然后经过好几天，活差不多干完了，他一统计，说是三十多小时，我们松了一口气。以后越干越熟，一年以后，我一个人五小时就能干完了，还报三十多个小时，为什么？那时候我半工半读上大学呢，我的数学微积分的作业全在厕所里边写的，所以腾不出时间我怎么办？

这个劳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相互间是敌对的，就像猫和老鼠似的，你有你的办法，人家有人家的办法，中国有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工人有对策，当然最主要的对策还是通过工会——工人自己的组织，通过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斗争。

到美国后我经常回中国来，每次回来都到工厂去一趟。1977年回来时因为想家，除了想父母，我还跑到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去就是几个月，重新体验过去当工人的感受（动情落泪）。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回到美国后重新到美国工厂体验，为什么会到中国老想着回到老工厂和老工人共同再生活一段时间？那时候当工人确实是一个同志间的关系；在美国当工人，工人之间有感情，但是跟这个公司没有感情，你所记忆的是老板怎么样监督你，老是一个敌对关系。

北京光华木材厂现在没了，我觉得特别可惜，当年在美国打工的工厂也破产没了，我也觉得可惜，但是对那种工作环境，我一点也不怀念。为什么我老怀念在光华当工人的生活呢？我经常去看他们，现在好多光华的工人还住在垂杨柳那块儿呢。这里，就是说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样，我那时候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是一个工作，现在当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当家作主的，一个是被奴役的。（鼓掌）

……

为什么今天的工人阶级到了这一步了，这个讲起来就深了，复杂了，我不能直接讲，我就间接讲一讲。间接讲什么呢？我这人小时候特别调皮，调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西安草滩农场长大，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夏天收麦子的时候把麦秸堆了很多，我拿个笤帚把麦秸扫到一块儿，点火！就在大麦秸堆旁边点火，那可危险了。我很喜欢看那个火苗，觉得特别好看。我爸爸一看，他从牛场那边出来，跳过栏杆，把火踩死，抓起我回到家里，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记得好几天不省人事似的。我怕他，但还是喜欢玩火，只是在他不在的时候玩。

最后一次玩火是在1965年“四清”的时候，那时候农场和村里之间有条河，是怕口蹄疫病传播，所以让我们这些青年人去维护农场，不让农村的牛车马车来到农场，怕传染口蹄疫病。我在那里没事干，车辆不是很多，我又点火去了。当时是11月份，地上很多草叶子，杂草很多，火一点起来就越来越大，看着挺好玩。但旁边就是村庄，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突然担心起火要烧到那边村庄怎么办，害怕了，就把衣服脱下来打火，终于给把火扑灭了，我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玩火了。(众笑)

工人阶级也是一样。你给他讲：“你不关心国家大事，你总有一天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我们当时不听啊，就像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听一样。(众笑、鼓掌)人必须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得到真理的，光听一面的正面教育这还不够。(鼓掌)有时我对此有些悲观，人们为什么非要经过第二遍呢？要有反面教员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反面教员，我们得感谢他们。工人阶级有了正反两方面的体验，咱们才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怎样才能防止“自己的房子”被资本家占有了。不能光建房子，还得想办法防止“房子”被资本家占领了，这是很重要的东西。(热烈鼓掌)

谢谢大家！

《我在中美两国当工人的不同感受》

——阳和平在中国工人研究网“老工人怀念毛主席”报告会上的发言


阳和平简介：阳和平，是1947年就来到延安参加中国革命的美国专家寒春、阳早的长子。他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他的名字“和平”就是宋庆龄给起的。68年初中毕业后曾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当过五年工人，74年去了美国，在美国继续当工人。八十年代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直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几家大学任教数年，于2007年“海归”到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