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明天?共产主义下的美国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共产党成立时间,比中国共产党还要早,甚至党员人数曾一度超过中国。早在1919年9月1日,美国共产党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但是,美国政客们却一直都很警惕共产主义,甚至由此诞生了“反共主义”。
1947年,一副政治宣传漫画《这就是明天?共产主义下的美国!》在美国广为流传,表达了美国人对美国落入苏联掌控中的担忧和恐慌。
1950年,麦卡锡主义开始爆发,大肆指控“共产主义分子”,美国共产党迎来至暗时刻。
麦卡锡分子根本不会花费力气取证,导致很多无辜的人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被打上了“政治犯”的烙印。
极少有公司敢接受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的人,这些人因此失去工作,甚至流离失所。
麦卡锡主义影响几乎贯穿美国的全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制定了形形色色的反共政策,使国民接受了“国家安全=反共”的思想观念。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压迫下,共产主义的火种却在美国的高知分子中,开始点燃。
谷歌图的公司的创始人:Geoffrey Hinton。这个人很厉害。他是人工智能三巨头之一,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之父,2018年图灵奖获得者,谷歌副总裁。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人的身世背景,却跟中国有着非常深远的联系,堪称满门中国粉。
Hinton出身高知家庭,父亲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他有一个叔叔叫William Hinton,还有一个姑姑叫Joan Hinton。
英文名字听着好像也没什么,实际上,他们就是著名作家、农业高级顾问韩丁,和美国首批原子弹女科学家、中国奶牛事业铺路人寒春。
1993年,Erleellis拍下了兄妹俩的合影。
1939年,韩丁离开哈佛,去康奈尔大学攻读农机专业,需要租个学校附近的房子。于是,韩丁遇到了他的室友、康奈尔大学农牧专业的Erwin "Sid" Engst。
随着两人的友谊不断增进,Engst认识了韩丁的妹妹,也就是Geoffrey Hinton的姑姑、华裔核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同班同学寒春。
韩丁没有想到,这个Engst不仅成为了他大学时期的室友和一生的挚友,更成为了他后来的妹夫:阳早。
阳早出生于牧民之家,天天不是挤牛奶,就是在喂牛。
身为牧民,他从小就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认可的是苏联革命,这和当时美国反对苏联的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
而出身高知家庭的韩丁,则早在17岁就一路打工遍游美国。后来应聘了一个水手的差事,跟着船去了日本和苏联。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碰撞下,他的思想开始有了新的认知。
合租的日子里,韩丁和阳早难免会讨论到对当前社会现实的看法。对于当时的美国社会,两人都非常的失望。
1943年,韩丁和阳早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被深深吸引,两个人决定,一定要到中国去!
2年后,本来是被美国以战争情报处分析员身份派来中国、参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重庆谈判的韩丁,来到中国后,却一头扎进了共产主义阵营。
1948年,他主动要求加入长治市郊张庄的土改工作小组。
他和张庄人吃住在一起,共同设计制造新型的农机具,还帮助他们发展工业,合资办了山西长弓玛钢公司,并把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
当时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盛行,对韩丁的行为非常不满,没收了他的护照并被列入“共产主义分子”。导致韩丁在长达16年时间里,在美国无人雇佣,靠耕种母亲留下的土地为生。
这段时期的经历,让韩丁对两大阵营有了更加透彻的了解。他将自己亲历的土改经历编写成长篇纪实作品《翻身》,引起世界轰动。
后来韩丁辗转回到中国,并于1999年因病回美国就医。他离开的时候,张庄已经实现了小康,年人均收入达到了三千五百多元。
1946年,阳早也争取到了来中国的机会,和韩丁不同,阳早来了中国就直奔延安,成为离中国共产主义最近的美国人之一。
这个时候,寒春和阳早正在热恋中。作为著名物理学家、“原子能之父”费米教授的助手,寒春和下图中这些意气风发的女孩一样,被美国军方秘密调用,成为研究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科学家之一。
但当她得知自己研究的真相后,对美国政府彻底寒心了,下决心要去中国追随自己的男友。
1949年,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前几个月,阳早和寒春在延安一个简陋的窑洞里结婚,他们的结合被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誉为“爱情与真理的结合”。
而寒春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拿到中国绿卡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2009年,她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之后夫妻两人一起帮助中国人民发展畜牧业。
寒春在中国养奶牛62年,并在北京昌平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养牛场。2003年阳早去世,骨灰就埋在了牛场。
中国人能够实现牛奶自由,阳早和寒春功不可没!
1952年,阳早和寒春在北京生下了一个男孩,宋庆龄亲自给孩子取名为“和平”。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中国网红,被称为“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
小时候的阳和平,在中国,父母教给他马列思想;22岁后回到美国读书,接触到了西方主流思想。
结果就是,两种思想老打架。
他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而作为一个外国人,阳和平非常看不惯某些中国人崇洋媚外的言行。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在美国,他先后在农场、修理厂、汽车厂工作,被解雇是很常见的事情。
工作得多了,阳和平发现美国的劳资关系是“相互敌对”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就跟“猫和老鼠”一样:一个挥着胡萝卜和大棒刺激人劳动,一个想方设法偷懒作秀。
“我是在美国,才学会的磨洋工。”
他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抵触。
此时的他,分外怀念在中国当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集体荣誉感。他认为,美国的工人和中国工人最大的差距,是中国的工人有地位。
Hinton这样的家庭,告诉我们一件事: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却一直拥有共产主义基因。
1825年欧文到美国创办了“新和谐”公社,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公共占有,权利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则。
早于欧文20多年,滨州俄亥俄河边,来自德国的传教士George Rapp在美国建立起首个“共产主义农村”。
在资本主义盛行的美国,Rapp和欧文的行为并不被社会认可,最终均告失败,但是公有制的种子,已经悄悄的播撒在美国的土壤中,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直到1919年,美国共产主义先驱William Z. Foster和Earl Browder积极行动下,成立了美国共产党。
在纽约曼哈顿12街35号一栋大楼里,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Earl Browder说了一句震惊世界的话: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
1929年的黑色星期二,美国股市毫无征兆的大崩盘,整个美国陷入了20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强度最大的经济衰退,被立为世界经济衰退标杆。有的家庭甚至沦落到要卖掉儿女。
美国人第一次体会到,资本主义虽然能够短期内迅速带来经济的提升,却也能够让整个经济在一夜之间完全崩盘。尤其是当美国人看到苏联的状态,对比自己的状态,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好感。
于是,共产主义在美国迎来的第一次大增长,美国共产党人数从1930年的0.75万人,增长到1939的10万人,增长超过12倍。而据公开数据显示,1937年全中国的党员只有4万人左右。
起初,纽约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来自移民,尤以东欧移民为主。直到1931年,纽约有4/5的共产党是移民。后来,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也加入到了共产党行列。
还有一个数据。1939年美国人口1.3亿,中国人口将近6亿。按照共产党员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算,当时的美国是中国的10多倍。
美国共产主义从纽约为中心,并开始向底特律、西雅图、洛杉矶等全国各地蔓延。作为美国共产党第一个总部所在地,纽约聚集了近半数的美国共产党员。
共产党坚定的反对种族主义,赢得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广泛支持。为了争取工人的权利,爆发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弗林特工厂占领事件”。
通用汽车弗林特厂的工人们,在当地居民、美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经过44天的对峙,通用汽车最终同意和工人进行协商,承认工会可以代表劳方和资方谈判,谈判中资方同意调整工资与改善劳动环境。
此次抗争的胜利,是美国产业工会迅速发展的开端。此前没有工会的行业,纷纷成立工会,如美国运输工人工会、美国全国海员工会、美国教师工会、美国报业工会等等。
可以说,美国工人能够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利,离不开美国共产党的支持,因此也就更加强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认可,在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社会主义力量迎来了第一次崛起。
然而,正当美国共产主义在逐步深入人心的时候,却遭遇了一记重锤:麦卡锡主义。
在国外,人们对麦卡锡主义的定义,源自他们的做事风格,即: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利用大规模的宣传手段,对当事人进行指控、造成对人格和名誉的诽谤。
因此,在英语中,麦卡锡主义这个词,指的就是“用不充分的证据,公开指责、或者打压别人”。
说白了,麦卡锡主义=瞎说。
麦卡锡主义并不是约瑟夫·麦卡锡本人首创的,只不过他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疯狂的。
麦卡锡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的一个农场主家庭,1939年当选巡回法官,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
他在当法官期间饱受争议。在《红色:二十一世纪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一书中,法国格拉蒙伯爵后人泰德·摩根称其:“自大而且居高临下,办事效率低下,案件堆积如山。”
因此,他很不受同僚和上司的待见。甚至有报道称他帮助百事可乐公司和一些房地产商穿针引线,贿赂政界高官,替德国纳粹战犯辩护。
遭遇职业危机的麦卡需选择了参军,并在军队中努力表现自己,只身涉险取得战功,为日后成为议员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
然而,虽然当上了议员,麦卡锡还是被各种嫌弃。1949年,在华盛顿的记者中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麦卡锡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参议员。
再次遭遇职业危机的麦卡锡,选择了将矛盾转移到“共产主义”身上。
1950年2月,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惠灵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演讲,声称自己发现了美国国务院里,已经被亲苏联的共产党分子渗透,而他则拿到了一份205人的“共产党间谍”名单。
他指责美国政府软弱无力,就是因为这些向苏联卖美国的共产党人从中作梗。
虽然这份名单从来没有人见过,而且名单的人数也一直在变化,但是他的演讲引起了美国反共势力的极大支持。
而随着麦卡锡影响的扩大,共和党人也发现麦卡锡是一件有力的武器,于是全力支持他,在党派斗争中打击民主党。
麦卡锡迎来了人生巅峰,有人称他为美国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而共产主义却陷入低谷。
麦卡锡打击共产主义从来不讲证据。指谁谁就是、说谁谁倒霉。
在任职的一年多里,他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发起了445件初步质询和157件调查,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导致大量无辜美国民众被解雇。
没有公司敢于接受一个被判定为“共产主义分子”的员工,而我们前面提到的韩丁,就是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之一。
仅仅在好莱坞,就有10名有声望的人士被捕。美国著名喜剧明星查理·卓别林被诬陷为“亲共分子”,被迫离开美国,移居欧洲。
他们甚至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列为要被焚毁的对象。
而且,麦卡锡还借着打击共产主义的名字,大肆迫害同性恋人群。
事实证明,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压制后,共产主义不仅没有灭绝,反而在21世纪的美国,迎来了新一轮的增长。
年轻美国人对本国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失望。
他们也开始像Hinton的叔叔、姑姑全家那样,认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Hinton家族的传奇经历,让人心生感慨。
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深深的刻在了骨子里。
2010年6月21日,骨灰撒放仪式在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宥州古城遗址上进行。孙女吉娜奏响了《东方红》,这是阳早、寒春生前最喜爱乐曲。
寒春曾经说过:“我来到延安,是一个梦想的破灭和另一个信仰的开始。”
而上一辈美国共产主义者的信仰,在美国将会有更多的年轻人继承下去。
毛泽东的最大功绩是重塑了中国人,把几百年来趴在地下,在外族的统治下麻木不仁的民族唤醒,融合成了一个有着一个统一国家意志的国族!中华民族的形成,开始与日寇侵华,国共内战,韩战,以及文化大革命。战争是一个真正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美国国族认同也是在南北内战,一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形成的!
一些苟延残喘的”还乡团“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但是”文化大革命“,从灵魂深处,打碎了千百年来套在中国人身上的各种束缚,锁链!这个影响极其深远!”
《一些苟延残喘的”还乡团“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一些苟延残喘的”还乡团“》《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走资派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新老右派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新的资本家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先富的土豪劣绅村霸恶霸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牛鬼蛇神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砖家叫兽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马户又鸟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汉奸洋奴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洋卖办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走资派的吹鼓手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当然,最最主要的是《走资派》。
《走资派》反文革是符合走资派的利益的,如果不反文革,就失去了执政基础。
文革是干什么的?文革就是批斗走资派的。
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夺权?是夺谁的权?就是夺走资派的权。
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篡权一上台迫不及待地要用一切卑劣的宣传手段将文革搞臭?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给文革定性?”就是要为邓小平自己翻案。翻案为了什么?就是要证明邓小平不是走资派。而四人帮是走资派。所以要为邓小平自己能够上台扫清路障。如果要承认文革是对的, 邓小平是走资派怎么能名正言顺复出呢?
那么,说文革错了,总要找个错的理由,就弄出来个“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的谎言来。文革开始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到晚年。发动文革是经最高层集体讨论通过的,十几亿人参与的一件大事,怎么能说是毛泽东的错误呢?况且毛泽东本人将文革似比天大的大事。而文革中的两方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而邓小平篡权上台掌控话语权,只是一面之辞。
就如邓小平上台后讲到毛泽东思想时,强调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是集体的,言下之余有邓小平的功劳?而文革不是集体功劳了?
再说说为什么走资派一直不停地在给文化大革命继续泼污水?
根源在走资派邓小平。别看邓一天也没有当过总书记,但邓可以让胡赵两位总书记一夜之间上台,一夜之间下台。古今中外的封建皇帝也做不到。这还不算最封建的,更封建的还在后头,凭邓之力可以让一个上海的书记直接提升到中央,任最高头头。临死之前还安排好二代接班的。又见过如此封建的封宫吗?
当然,被封的走资派怎么会不反对文革呢?
再下面邓小平没有安排,所以就继续连任下去。
这叫什么?连资产阶级的民主都不是。纯属封建皇朝的作派。
毛泽东共产党从来没有否定过西方民主。毛泽东从创建红军开始就同许多留学西方国家的各方人才交流学习。延安时期还与美国加拿大的洋人共产党人做朋友,从中了解西方民主并学习其中有益于中国的方法。毛泽东共产党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入侵别国。而从没有说要反对资产阶级的西方民主。稍有一点脑子的人都会懂得《民主》是一个方法,各国领导人想用何种民主的方法治理国家,是各国自己领导人的事,别国或个人能反对得了吗?或者说别国或个人能送一个《民主》给别国用吗?《民主》不是皇冠可以送人或为人争取的。
西方民主也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认同西方民主“普世价值”者认为,西方民主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应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怎么能否定呢?但是,共产党也是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人类共有的,没有谁可以独自占有的。更不可当礼物送人。
西方民主讲人权,东方民主不也讲人权。进而提出,谁否定“普世价值”,谁就是站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对立面。这种观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颇有澄清的必要。澄清关于“普世价值”的是与非,需要分清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西方国家在对内对外实践中是怎样推行其“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是否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国家?
西方宣扬和推行西方民主“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
西方民主宣扬“普世价值”,实质是推销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但东方民主不同于西方民主的价值观。“前者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后者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东方民主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向外国传播意识形态,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适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
而西方民主如美国政府及总统如是要:“中国不可能永远抵制西方民主变革的力量。终有一天,它会走上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道路,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鼓励这一进程。”克林顿上台后,把扩展民主确定为首要外交政策目标。1993年9月,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美国的目标是“扩展和加强世界市场民主国家体系”和“扩大生活在自由体制下国家的数量”,实现“繁荣的民主世界”。可见,美国毫不掩饰地要把西方的“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推向世界、推向中国。
通过推行西方民主价值观演变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是西方国家一贯的政治原则和策略。基辛格指出,老布什和小布什也试图用西方价值观重塑世界面貌。老布什认为美国有能力重塑世界面貌。小布什毫不犹豫地打起美国价值观旗帜,实施外交政策。“小布什的自由议程所规定的是非西方社会极其迅速的演变”。
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的最后部分写道:“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基辛格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美国政要和思想家,他对美国通过推行西方价值观来“重塑世界面貌”、“演变”非西方价值观国家,特别是力促中国重蹈苏联东欧覆辙直言不讳的论述,对中国一些不明事实真相、盲目追捧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士来说,是一支“清醒剂”。
西方民主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是其和平演变策略的重要一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作为价值观,本是人类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怎么会成为西方国家用来“重塑”和“演变”非西方价值观国家的工具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弄清楚西方价值观的经济社会制度基础。
西方民主价值观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的实现。它把资本主义看作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把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宣扬为“普世价值”。尽管东方民主也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原则,但西方并不认同。
因为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区别。总之,中国积极借鉴西方之长但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不搞西方化,而这些与西方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是相左的。
西方民主国家极力向中国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否定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当然要受到中国的抵制。有人不明事情的本质与真相,只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抽象概念和文字表面出发,认同和宣扬西方民主“普世价值”。这些人应该清醒了。
西方国家是怎样实践其“普世价值”的?
从西方国家的国内实践看,西方民主“普世价值”的口号长期被践踏。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劳资对立、贫富分化、人权无保障等背离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严重社会问题。
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声称“人人生而平等”,但实际上这只适用于男性富人,不包括妇女、穷人、黑人,富人还可拥有黑奴。美国曾长期存在种族隔离制度,践踏人权。
直到1965年,才允许黑人享受与白人一样的民权。西方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贫富分化与对立。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前几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示的正是99%与1%的对立。上述种种,正是对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莫大讽刺。
从西方国家的国际实践看,“普世价值”幌子下掩盖的是侵略、掠夺和灾难。
看看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西方国家是怎样对待中国的。从19世纪初起,西方列强先是非法向中国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继而以炮舰入侵中国,杀害中国军民,并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启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跌入苦难的深渊。
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中,西方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
这就是西方国家送给中国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
历史上是这样,现在又如何呢?
西方在一些国家操纵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街头政治”,导致相关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混乱、难民流离、经济衰退。
一些国家甚至遭到西方武装入侵,遭受战乱、杀戮、灾难,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在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不认同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
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否适用于世界各国?
从总体上说,作为一定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没有对一切社会制度的普适性。
世界上有无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被普遍认同的普世价值?这需要探究。比如联合国所规定、由各国签字认可的某些需要共同遵守的准则,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不应简单否定。
西方国家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以按资(本)分配为核心的按要素所有权分配,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原则。而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遵循的普适性价值。
但是,这些都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或一定社会制度内的普适性价值,而不是适用于一切时期和一切社会制度的普世价值。
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例如,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今人看来是不公平、不正义、不道德的,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却是维护这种制度的。
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名不副实。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作为反对封建制度的价值观是进步的,但它是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资本与劳动力的等价交换,表面看来是自由、平等的,但这种自由、平等是表面的、虚伪的。一旦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劳动力的出卖者成了雇佣劳动者。“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在资产阶级及其学者看来,资本创造利润,土地创造地租,劳动创造工资。因此,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是天经地义的,合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标准。
而马克思批判了这种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三位一体公式”。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
西方国家内部的许多人士也不认可西方价值观具有普适性。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价值观,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认同、不接受西方向中国推行的“普世价值”。
其实,西方不少学者和社会人士也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提出了质疑和异议。
中国热衷于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士应读几本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如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国的查理德·波斯纳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的失败》,日本的神谷秀树的《贪婪的资本主义·华尔街的自我毁灭》,等等。
美国的查尔斯·德伯写过《马克思的预言:危机的世界》一书,作者在中译本中对中国读者说:“世人对马克思的著作再度兴起兴趣。美国大学中的教授和学生也再次开始展露对马克思更浓厚的兴趣。民调显示美国的年轻人如今对‘资本主义’有负面印象,而一半对‘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有正面印象。”可见,西方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连其国内不少大学师生和一般年轻人也不认同其普适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标准,不能搞西方化。中国社会主义也讲自由、平等、民主等,但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平等是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灭阶级剥削和对立、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平等。
社会主义的自由,是马克思所讲的摆脱了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原则的自由;社会主义的东方民主,是民主集中制下的人民民主。等等。总之,社会主义有自己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原则,虽然在字面上自由、平等、民主等是相同的,但其内涵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实现社会主义的东方民主。
《东方民主》中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有《铁饭碗》。不是个别工人,而是整个工人阶级。
而《西方民主》中的工人没有《铁饭碗》。
转载《我在中美两国当工人的不同感受》作者:阳和平
我今天讲讲个人的经历。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北京生西安长的,我也是西安人(用陕西方言)。今天就讲讲我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和以后在美国当工人的对比。为什么这个对比有意思呢?我想想,好多的中国工人是被“温水煮青蛙”了,等到他没有社会地位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太晚了。我是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当了五年,到美国马上就没有主人翁地位了(众笑)。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的,分配到工厂,北京的光华木材厂,当时你要问我在中国当工人是什么感觉,我还真是没法说清楚。因为没有对比,感受不深,就像让鱼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还有什么世界。在毛泽东时代当工人,他以为当工人就那么回事儿,我到美国去当工人才发现,还真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一言难尽。你在美国、在资本家那里当工人,你怕老板。
八十年代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可是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众笑)。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会偷懒,为什么?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那么 “傻”?不是真的傻,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工人阶级其实有一个本能的勤劳、勇敢的特色。那些贪图享受,那些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那种右派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是以己度人的。真正的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我创造出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华木材厂当工人的时候,就是个普通工人,先是用热轧机制造塑料贴面板,以后调到胶合板车间。那时候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有学习。七十年代我们学马列,所以我这个根底儿是那时候打的。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都想着他们。
到美国我先是在韩丁的农场干了一年,以后到费城附近的工厂打工,当过复印机修理工、商场计费器修理工,后来多次失业。
头一次失业,我以为是天塌下来了。在中国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考验,中国人到那儿去真不适应。一失业,我说:我做什么做得不好,你干吗不要我了,我做什么错事了,你凭什么把我给解雇了?(众笑)后来失业次数多了就油了,失业嘛就是逼着你放假罢了。
有一次失业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家钢铁厂登广告招收电工,我就去应聘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没事就鼓弄电,做马达什么的,我有一些电的知识。应聘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是电工,他在美国也没有办法查。他就给我一个马达和一个启动器让我接起来,我接起来了,他就雇佣我了。
头一天上班,工头派活儿,工人们都在一块儿干活,我就把中国工人干活儿的劲头拿出来了,工头话还没有说完呢,我就把扳手拿起来干活去了。当时没人说什么,工头一出去,一个工人抓住我说:“你干什么呢?!”我说:“修马达啊!”他说:“你傻瓜呀,修好了你就失业了!”也是啊,所以我在美国才学会了,当工人必须会作秀:干得很欢,不出活儿,这才叫偷懒。(众笑、鼓掌)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真是不会偷懒,真不会偷懒儿。这不是说工厂里没有一个偷懒的,我们班里就有一个,大家叫他赖包,就是赖包儿。他是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么也不帮别人的。其他的工人,我这边活儿干完了,你那边还忙,我去帮你一把,干完了我们一块儿休息一会儿。
那时候,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不怕干部到车间来的。你干部来,比如厂长来了,大家就会说:“哟,好长时间不见你了,你是不是脱离群众了?”对吧?你现在活干完了看报纸呢,那不是说厂长来了工人就害怕。因为活是一批一批的。我们做这个塑料贴面板,或者做胶合板,胶合好了然后放到热压器里热压,需要等五到十分钟时间,这时候厂长来,你该看报纸看报纸,该喝茶喝茶,该聊天聊天,他来不来无所谓的,他不能开除你,对吧?工人那时候不怕干部,倒是干部怕工人,怕工人贴大字报。(众笑)
我到美国当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工头来了你必须是干活的,你不干活就要走人哪。管理人员掌握着你的工作权利,那是很大的权利。
所以你想想,在毛泽东时代,靠什么把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当官的、干部没有解雇你的权力,没有扣你工资的权力,那老百姓、工人为什么辛辛苦苦干活呢?凭的是什么?现在的人对这些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工人,要是工厂干部不在,那活儿马上就停下来了,对吧?(众笑、鼓掌)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方面给你奖金,刺激你,不行就把你开除了,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也不是好欺负的,他们也在斗争中慢慢学会了对付资本家,学偷懒。学会对付资本家是挺有艺术的,我可以讲几个具体的例子,看看工人怎么对付资本家。最有效的是工人组织工会,不是黄色工会,是工人自己的工会,这是很主要的。但是平常干活时的小斗争也是不断的。
我在一个车辆厂工作了7、8年。有一次接到一笔订单,要制作上百辆车辆,就像地铁车辆那样。我那时候当电工,专门在车底下装那种很粗的电缆。头十辆车我们按照图纸学着怎么装这个电缆,学会了,从第十辆车开始,就要计时了。专门有一个人拿着个本子和秒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把时间记下来,这是非常“科学”的呀!跟我一起干活的一个高个子黑人非常有经验,他对我说:“今天,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干,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干;平常你是左撇子,今天是右撇子,平常你是右撇子,今天是左撇子;平常用气动工具的,今天用手动工具。”(众笑、鼓掌)
这还不够,固定电缆的螺丝帽是带自动锁的,帽上有个塑料圈,所以你拧这个螺丝帽的时候,你必须固定螺丝,否则它会来回转,你转一辈子也拧不紧。平常这种螺丝只要十圈就能固定好的螺丝,今天想办法给它转二十圈。由于固定螺母有上下两个扳子,但你看得见上面看不到底下,上面的扳手不停地转,转二十转,下面扣螺母的扳手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只让它扣住十次,必须保证每一个二十转,不能有一个是十五转,因为有一个十五转,工厂方面就按这个计算了,还不能露馅。
而且我们还得看上去是全身的投入到里边。那时候八月份天特别热,我们头上系着纸巾,否则汗都流到眼睛里边去了,穿的T恤衫湿透了,我们俩作秀,表演得非常好。然后经过好几天,活差不多干完了,他一统计,说是三十多小时,我们松了一口气。以后越干越熟,一年以后,我一个人五小时就能干完了,还报三十多个小时,为什么?那时候我半工半读上大学呢,我的数学微积分的作业全在厕所里边写的,所以腾不出时间我怎么办?
这个劳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相互间是敌对的,就像猫和老鼠似的,你有你的办法,人家有人家的办法,中国有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工人有对策,当然最主要的对策还是通过工会——工人自己的组织,通过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斗争。
到美国后我经常回中国来,每次回来都到工厂去一趟。1977年回来时因为想家,除了想父母,我还跑到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去就是几个月,重新体验过去当工人的感受(动情落泪)。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回到美国后重新到美国工厂体验,为什么会到中国老想着回到老工厂和老工人共同再生活一段时间?那时候当工人确实是一个同志间的关系;在美国当工人,工人之间有感情,但是跟这个公司没有感情,你所记忆的是老板怎么样监督你,老是一个敌对关系。
北京光华木材厂现在没了,我觉得特别可惜,当年在美国打工的工厂也破产没了,我也觉得可惜,但是对那种工作环境,我一点也不怀念。为什么我老怀念在光华当工人的生活呢?我经常去看他们,现在好多光华的工人还住在垂杨柳那块儿呢。这里,就是说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样,我那时候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是一个工作,现在当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当家作主的,一个是被奴役的。(鼓掌)
……
为什么今天的工人阶级到了这一步了,这个讲起来就深了,复杂了,我不能直接讲,我就间接讲一讲。间接讲什么呢?我这人小时候特别调皮,调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西安草滩农场长大,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夏天收麦子的时候把麦秸堆了很多,我拿个笤帚把麦秸扫到一块儿,点火!就在大麦秸堆旁边点火,那可危险了。我很喜欢看那个火苗,觉得特别好看。我爸爸一看,他从牛场那边出来,跳过栏杆,把火踩死,抓起我回到家里,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记得好几天不省人事似的。我怕他,但还是喜欢玩火,只是在他不在的时候玩。
最后一次玩火是在1965年“四清”的时候,那时候农场和村里之间有条河,是怕口蹄疫病传播,所以让我们这些青年人去维护农场,不让农村的牛车马车来到农场,怕传染口蹄疫病。我在那里没事干,车辆不是很多,我又点火去了。当时是11月份,地上很多草叶子,杂草很多,火一点起来就越来越大,看着挺好玩。但旁边就是村庄,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突然担心起火要烧到那边村庄怎么办,害怕了,就把衣服脱下来打火,终于给把火扑灭了,我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玩火了。(众笑)
工人阶级也是一样。你给他讲:“你不关心国家大事,你总有一天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我们当时不听啊,就像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听一样。(众笑、鼓掌)人必须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得到真理的,光听一面的正面教育这还不够。(鼓掌)有时我对此有些悲观,人们为什么非要经过第二遍呢?要有反面教员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反面教员,我们得感谢他们。工人阶级有了正反两方面的体验,咱们才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怎样才能防止“自己的房子”被资本家占有了。不能光建房子,还得想办法防止“房子”被资本家占领了,这是很重要的东西。(热烈鼓掌)
谢谢大家!
《我在中美两国当工人的不同感受》
——阳和平在中国工人研究网“老工人怀念毛主席”报告会上的发言
阳和平简介:阳和平,是1947年就来到延安参加中国革命的美国专家寒春、阳早的长子。他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他的名字“和平”就是宋庆龄给起的。68年初中毕业后曾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当过五年工人,74年去了美国,在美国继续当工人。八十年代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直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几家大学任教数年,于2007年“海归”到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