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老工人们都很感激社会主义

多数老工人们都很感激社会主义

 

 

 

阳和平：当时同事中间，多数老工人都很感激社会主义制度，认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他，整个身心都扑在工作上，光华厂有的工人是从农村来的，跟农村比条件要好得多，也很满足。

阳和平：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舆论中间有一个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其实在毛泽东时代我和同事们一点都不会偷懒，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

阳和平：除了工作条件和收入之外，人生意义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父母离开美国毅然奔赴延安，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虽然比他们在美国时艰苦的得多，但他们自己认为穷乡僻壤的创业和生活更有意义，是值得追寻的人生意义。我父亲在那负责农场的奶牛养殖，我母亲应用它的物理学知识改良农具，设计牛场，我就是北京出生，在西安的一家国营农场并在那里长大的。我爸爸常说他们是为活而食，不是为食而活。

阳和平：那时代提倡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我当工人时有一种一辈子当螺丝钉的想法，也心甘情愿，全副心力都放在生产上，看技术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整天琢磨这些设备，到处看，到处观察，有一次发现热压机的底座铸钢裂了，需要修理。

阳和平：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想着要当技术工人，爬上高等级。当时在光华根本没有多想，前途是什么，以后要怎么样，只是想着干好工作，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起过。那时物质上的东西不多，级差不明显，也许有人想要爬上去掌权，但干部和工人谁说了算，还是有得争的。

阳和平：回想起来，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真的有点“傻”，总认为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而是为国家为自己，所以劳动上有一种自觉性，不依赖干部的强迫和监督。真正在第一线的生产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在劳动中间创造出来产品东西，而个人对劳动成果还有感情。

阳和平：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很温暖，非常让人怀念，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还一块学习。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常常都想着他们。

一个美裔中国人在国营工厂经历

作者：阳和平教授

《文革时期在光华木材厂的工作经历》（二）

当时厂里没听说过职代会，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大联合形成的工代会。70年预备召开四届人大，我们厂里也组织讨论宪法，参加人大代表选举，那时国家政治上什么大的东西要发下来讨论，主要是召开车间和班组会议进行，小组开会把意见集中起来。开会有时也流于形式，有时也开全厂大会，经常涉及的倒是福利和食堂等问题。

要是干部干什么大家不同意，大字报就来了，不需要形式化的程序，因为有这些潜在的威胁，干部也不敢乱来，因为不是那种干群严重对立，反应意见的渠道多种多样，都很有效。讨论生产计划，有些事明摆着的，技术革新和人员安排该怎么办，管生产的一说，工人掌握的情况比干部少，也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还有比方说哪那儿安全有问题，你那个地方老是坏，要提请注意，日常工作就可以上去，不需要很形式化的东西。

当时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是有保障的，干部控制不了，胡作非为的空间很有限。

涨工资的时候，也不是干部能够说了算的，先是车间有个方案，发下来班组讨论，同意不同意，要经过班组和车间两次讨论，这个争论往往很激烈，工人中间还是平均主义意识比较浓厚，上次你涨了，这次该我了，谁年轻负担轻要让一让，某个老工人家里人口多负担重，应该考虑等等。

西方在企业中间也讲究这个，培养团队精神，后来我在AT&T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那里工资升级实行的倒是大寨那种“自报公议”方式。

要是车间主任不顾工人的意愿，硬要把某个人的工资涨上去，那他以后的工作就难了，工人心里不痛快，有好多消极抵抗的办法，分配工作就说让你找谁谁去，谁谁不是涨了工资吗?干部也缺少大棒对付工人，要是不得人心真是没法领导，办事儿和涨工资都必须大多数能够认同才能执行，如果只有几个人闹，大家都不理他。

对干部来说，为了极少数得罪大多数，绝对是划不来的。而且当时还有大字报的权力，工人就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东西，干部也没法报复。那时工人感受不到多大上面来的压力，因为干部不掌握工人的生杀权，在提升和工作安排上穿点小鞋，范围小、利益也不大，所以心情舒畅。

当时同事中间，多数老工人都很感激社会主义制度，认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他，整个身心都扑在工作上，光华厂有的工人是从农村来的，跟农村比条件要好得多，也很满足。

有个同事老家是河北农村的，他两个星期回家一次，装满两麻袋锯末绑在自行车上，骑行100多里地带回家当燃料，这个人是从农村的砖瓦厂调来的，一年四季都这样，他也是把本分工作干完，不关心厂里的事情，心思游离于同事圈子之外，自己有一番另外的天地。

还有一个外号“小赖包”的，特别消极，他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么也不帮别人;其他人自己这边活儿干完了，你那边还忙，我去帮你一把，干完了我们一块儿休息一会儿。

赖包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他也不破坏捣乱，就是从来不会帮别人，只管完成自己本分的工作量，他有困难别人也不会帮他，自己孤立自己也没脸，人家也看不起他，给他起个绰号叫“赖包”。

虽然不是正式强制，但这种“同辈压力”是很厉害的。因为他家里是小业主出身，所以对新制度比较消极，还有些小市民出身的自由职业者的孩子，也消极一些，也是心思游离于同辈圈子之外。

除了工作条件和收入之外，人生意义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父母离开美国毅然奔赴延安，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虽然比他们在美国时艰苦的得多，但他们自己认为穷乡僻壤的创业和生活更有意义，是值得追寻的人生意义。我父亲在那负责农场的奶牛养殖，我母亲应用它的物理学知识改良农具，设计牛场，我就是北京出生，在西安的一家国营农场并在那里长大的。我爸爸常说他们是为活而食，不是为食而活。

在工厂里头升级，从学徒工开始，两年后升为一级工，再升级为二级工，月工资38.61元，这是到了年限就升级，再要升三级工就得等机会了。

那时代提倡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我当工人时有一种一辈子当螺丝钉的想法，也心甘情愿，全副心力都放在生产上，看技术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整天琢磨这些设备，到处看，到处观察，有一次发现热压机的底座铸钢裂了，需要修理。

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想着要当技术工人，爬上高等级。当时在光华根本没有多想，前途是什么，以后要怎么样，只是想着干好工作，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起过。那时物质上的东西不多，级差不明显，也许有人想要爬上去掌权，但干部和工人谁说了算，还是有得争的。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舆论中间有一个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其实在毛泽东时代我和同事们一点都不会偷懒，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

回想起来，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真的有点“傻”，总认为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而是为国家为自己，所以劳动上有一种自觉性，不依赖干部的强迫和监督。真正在第一线的生产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在劳动中间创造出来产品东西，而个人对劳动成果还有感情。

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很温暖，非常让人怀念，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还一块学习。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常常都想着他们。

光华厂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女工的歧视，这在短期内往往不明显，我去美国之后过一段时间回来，一起进厂的男同学提拔的就很多，女工同学都还在原来的地方生产一线，最后男工同学只有一个没有提干，而女工同学只有一个人提拔了，这还是因婚姻关系——她嫁给了一个厂级干部。这有些是自身的原因，女工承担的家务事情多，在厂里也不积极，但也有好几个女师傅嘴巴很厉害的，干部都不敢惹，还有的也很能够团结人，也有能力的，就是不提拔她们。她们也不是为当干部而闹，有些是“刺儿头”，批评干部一点情面不留。传统的观念确实根深蒂固，男的看不起女的，认为她们话多就是爱挑刺，甚至认为是泼妇。

[yongbing1993]

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







假如有丑陋的《反共的华人》在这个核物理研究所，寒春是否能去中国？当然，寒春到了中国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帮助才能安全到延安。

寒春也没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隐瞒去中国的决定，虽然费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见，但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丝消息，因为他们都有着一致的想法：人们有权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与自己意见不合。寒春离开之前，同事们自发地为她组织了欢送会，费米还送给她一部照相机。此后40年里，寒春用这部相机拍下了数千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有一批支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友人，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对外传播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有一些留在中国，参与到教育、医疗、外交等事务中，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借他们的目光来重返20世纪的历史现场。国际友人的个体生命经验与20世纪全球进步运动的思想与行动网络交织，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相互作用，呈现出一个复杂、动态的全球20世纪时代景观，也为反思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独特的视野。

北京市昌平区的沙河大学城里，有一块面积不小的农田，在钢筋水泥的现代化景观中间，那一抹绿色显得格外突出。这块农田名叫“小王庄农场”，也称北京农机试验站，隶属于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简称“农机院”）。它能在城市扩建中保留下来，要从在这里工作过二十余年的一对美国夫妇说起，他们就是两位著名的国际友人：阳早（Erwin Engst，1918—2003）和寒春（Joan Hinton，1921—2010）。

1992年，北京农机试验站（当时名为“沙河农机试验站”）附近王庄村的一些麦地被围起来，准备用于开发，遭到了阳早和寒春的强烈反对。经过商议，上级领导决定尊重他们二人的意见，并对农机院相关负责人约法三章：“第一，试验站的农田未经批准，不许改变用途；第二，以后试验站对外合作大项目，要和阳早、寒春商量；第三，试验站这块地要保住。”

阳早和寒春的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分量，是因为这个试验站的重点成果—中试奶牛场，是由他们呕心沥血、精心打造的。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设计并建设的机械化养牛场，对于推进农业机械化改革、改良奶牛牛群有重要意义。

对于这对美国夫妇来说，中试奶牛场只是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中的一段。自20世纪40年代末第一次踏上这个东方国度以来，从延安到瓦窑堡，从内蒙古大草原到陕西农村、再到北京城郊，他们怀着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全身心投入中国革命，在踏实、朴素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始终坚定地走在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长征路上。

阳早：追求平等的农场主

阳早于1918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农场，从记事起就打着灯笼在牛棚里边帮着大人挤奶。阳早的父亲是被农场主收养的孤儿，年轻时当过煤矿矿工，参与过工会，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但阳早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爱德娜独自一人抚养十个孩子，又恰逢大萧条时期，家庭经济十分困难。阳早靠勤工俭学读到大学，最初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医学，后来发现自己还是更适合做农民，于是转入康奈尔农学院，并与寒春的哥哥韩丁成为室友。20世纪30年代，欧美国家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而苏联却是高歌猛进、蓬勃发展，这种鲜明的反差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阳早的家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还有中间派，兄弟姐妹们经常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展开激烈讨论，争执不休。阳早站在左派一边，他从15岁开始就阅读了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对书中描述的苏联社会中“不允许高层干部获得高薪和特权”的内容很感兴趣。

在大学期间，阳早结识了他在政治上的启蒙者、韩丁的姐姐韩珍（Jean Hinton）。当时，韩珍受到身边左派人士的影响，对美国和世界的政治问题很感兴趣，并热衷于宣传进步思想。她常常来找弟弟韩丁，给他和阳早带来华盛顿的最新消息以及一些进步书籍，其中就有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让阳早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韩珍还将一些活跃的美国左派人士介绍给阳早，在他们的影响下，阳早产生了参加更大范围社会斗争的想法。

1946年，适逢联合国救济总署招募一批畜牧专家前往中国，可以提供路费和工资，阳早借这个机会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亲眼看到了当时贫困、落后、饱受战乱与疾病侵蚀的旧中国。来到中国不久，阳早就离开了联合国救济总署，从北平飞到延安，那是内战爆发前飞往延安的最后几趟航班。一到延安，阳早就感受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巨大差别。这里虽然贫困，但没有乞讨、皮条客，也没有坐在豪华汽车里招摇过市的腐败官员。虽然物质条件艰苦、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拥有积极、自信、乐观的精神面貌。阳早很快就被这种平等且充满热情的革命氛围所感染。几天之后，时任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的杨尚昆来看望阳早，随后安排他去延安郊区的光华农场。在这里阳早获得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这是农场的一些友人为他提的建议，为了纪念不久前被国民党杀害的著名记者、中共党员羊枣。

不久，传来了胡宗南的部队要进攻延安的消息，党中央准备撤离、转战陕北。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撤退前接见了当时在延安的几位外国友人，包括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学者李敦白、马海德大夫以及阳早。当时，他们四人均要求与所在组织一起撤离，经过考虑，最后中央通过了三人的请求，让斯特朗回到国统区，希望她利用记者身份将解放区的真实消息带到世界各地。就这样，阳早回到光华农场，准备和同事们以及农场的一群荷兰奶牛从延安转移到内蒙古和陕北交界地区。

阳早和寒春在延安

这次转移行动非常危险，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牺牲。那段时间，阳早一行人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跋涉。他们每到一处，就派人与当地的党组织联系，获取国民党的信息并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为了避开飞机大炮、电台测位仪，他们白天躲在窑洞、山沟里，晚上才能出动。一次，刚刚经过疲惫的夜间行军之后，同志们正在村里扎营，准备休息一下。但侦察兵的警报紧跟着传来，全体人员必须立刻打包撤离。阳早和几位同志在撤离队伍后面负责赶驴，但是在过河的时候，一头驴被鞭子抽了一下，突然发了疯似的往上游跑，把背上驮着的补给包裹甩在河里。阳早见状立刻潜入水中，不顾安危地拼命捞取包裹。这一举动深深地打动了农场的其他同志，从此以后大家对阳早这个大个子外国人更加信任，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在六个月里，阳早一行人居无定所、风餐露宿，还要随时与国民党军周旋。阳早由于食物缺乏而严重营养不良，但他还是顽强地跟着队伍一直走，直到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

这段经历让阳早亲身感受到共产党的军民一心、团结一致，亲眼看到陕北老百姓如何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有幸经历了西北解放战争，在六个月当中，亲见了什么叫人民战争、什么叫和人民打成一片……有了正确的领导，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敌的，这是因为他们依靠群众。”

从此阳早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也正是这种情感促使他最终选择留在中国，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地奉献终生。

寒春：寻找方向的核物理学家。

寒春（Joan Hinton）与阳早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差别，她出身知识阶层，家族中不乏历史上的名人，包括布尔代数的提出者乔治?·?布尔和著名小说《牛虻》的作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寒春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从事教育工作。她的母亲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发掘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寒春在母亲的培养下形成了自信、乐观、独立的个性，而且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善于动手。中国媒体往往形容寒春初来中国时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其实并不恰当。寒春最喜欢的恰恰就是经历一件事情从无到有的全部过程，她对这种挑战带来的新鲜感和成就感充满了热情。寒春在美国时，经常连续几星期在森林公园野营，需要自己搭帐篷、寻找食物和水源。所以当她来到一无所有的新中国时，并没有受到艰苦条件的影响，反而找到了能激发自己兴趣与激情的事业。对于寒春来说，在中国从事农机具的工作和在美国研究核物理没有太大差别，两者都是要白手起家，在空白的领域创造新的东西。

1945年8月在广岛、长崎爆炸的两枚原子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浩劫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其中，无数人的命运因它而发生难以预料的转变，寒春就是其中之一。

而寒春与原子弹的密切关联以及最后出人意料的人生转折，让她的故事富于传奇色彩并且更加耐人寻味。1944年，在威斯康星州大学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的寒春入选曼哈顿计划，前往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寒春协助美籍物理学家、“原子能之父”恩利克?·?费米共同完成了原子铀的临界质量的测量工作，这是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一个关键性的实验。曼哈顿计划完成后，寒春接受费米的邀请进入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她身边云集了诸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欧文?·?张伯伦、“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等核物理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同学中不乏杨振宁、李政道这些未来的学术明星。可以预见，如果寒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她的科研事业前途无量。

但当核武器首次用于军事活动并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时，寒春开始意识到在纯粹的科学研究之外，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她积极加入科学家对军方的抗议之中，参与了旨在争取平民对原子能控制权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并跟随协会到华盛顿进行宣传、游说。但是这些社会活动收效甚微，而且寒春发觉核物理领域越来越封闭，她申请的奖学金以及实验所必需的某些试剂都来自军方的支持，自己所做的实验物理的成果，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进一步改进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寒春献身纯核物理研究的理想就此破灭，她深受打击，同时也倍感迷茫，不知道自己在核物理研究之外还能做什么。此时，在中国革命中干得热火朝天的阳早频频来信，反复劝她来中国、来延安看看，信中描绘的另一个世界深深吸引了寒春。

在韩丁的帮助下，寒春向宋庆龄主管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申请物理教师的职位。拿到录用函之后，她很快申请了护照准备远行。寒春将自己去中国的决定首先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这才明白为什么前一阵子寒春向他学习中文，她学会的第一句是“这是一支铅笔”。后来寒春曾给杨振宁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还记得你教我的第一句中文，现在我在教我的孩子们第一句英文”。

寒春也没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隐瞒去中国的决定，虽然费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见，但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丝消息，因为他们都有着一致的想法：人们有权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与自己意见不合。寒春离开之前，同事们自发地为她组织了欢送会，费米还送给她一部照相机。此后40年里，寒春用这部相机拍下了数千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1948年，寒春在旧金山搭乘“戈登将军”号客轮前往中国，经过18天的漂泊到达上海。那时，解放战争的局势已经日渐明朗，中国即将正式开启新的历史篇章，刚刚落脚中国的美国人寒春也从此开始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寒春阳早扎根中国的革命伉俪。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寒春就迫切地想要到延安去。但是，内战时期国统区与解放区彼此隔绝，前往延安十分困难。寒春在中国的第一年是在漫长的等待和反复失败的尝试中度过的。

1949年初，北平城外围已经解放，国共双方就北平和平解放进行最后的协商。恰好此时一群燕京大学的学生要出城返回北平城外的校园，寒春就趁机混在燕大师生的队伍中走出了城门。这时，她才第一次进入解放区，也见到了解放军的风采，这令寒春格外激动。但是出城之后，寒春还是没机会前往延安。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她又跟着解放军进了北京城。这一出一进之间，老北平已经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页了。后来寒春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天整个城市都沸腾了！城门敞开着，解放军正在进城，我便跟着队伍走。人们向队伍抛撒糖果，每个人都在鼓掌和欢呼，我被看作解放区来的一员而受到隆重的欢迎！”

[yongbing1993]

寒春是一个真共产党人思想境界






1921年10月20日，被许多中国人尊称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寒春同志，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但令人遗憾的是，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方媒体，对寒春的报道和纪念是远远不够的。以致于对阳早、寒春夫妇”，有人竟然污蔑是“白左”。

这些《反共的华人》不懂寒春的事迹，更不懂寒春作为一个真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寒春不容污蔑！》《寒春不容污蔑！》每个人的成长都是有过程的！

白求恩同志经过对资本主.义丑陋医疗和苏.联社会主.义医疗优越性的对比，才找到理想方向，他来到中国时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阳早也不是一出生就是国际主.义者，他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来到中国后也是在通过对国.共领导人的对比，最后选择了去延安；正如阳早、寒春夫妇的儿子阳和平老师所说，实事求是地讲，寒春一开始并不是为了信仰而来到中国的，她只是受到了一些红色书籍的影响，只是受到了美国军方不顾科学家的反对执意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的刺激，只是帝国主.义摧毁了她献身核物理“纯科学”研究的理想之后来中国寻找出路，只是来中国寻找自己的哥哥和男朋友，他自己根本没想过会在中国待一辈子……但是，正是看到了延安不同于纽约、上海和重庆的勃勃生机，正是见识到了“小米加步枪”的人民战.争的力量，正是在融入人民中不断改造了自我，正是因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电视连续剧”（从解放战.争，到土地改.革；从抗.美.援.朝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从大.跃.进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太精彩、太神奇、太迷人了，寒春再也舍不得离开中国！

寒春和丈夫一起，是在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洗礼中，逐渐明确并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更是在近百年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中，树立起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成为了一个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所以，请《反共的华人》们再也不要用自己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来要求寒春配合中国搞原子弹啦！面对美帝对新中国进行的数次核讹诈，寒春并不反对中国人搞原子弹自卫；但她作为个人，对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产生了强烈的排斥，认为中国的孩子更需要牛奶，并因此为中国的养牛产业和农业机械化事业奋斗了一生，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苛责的呢？中国政府当时是完全尊重了寒春的选择，于是，才有了这历史的结论：中国的原子弹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的，没有外国人参与！

那些把寒春女士当成小资白左的人，当成简单人道主义者的人，可曾想过这些决定的背后，需要付出多大的抉择：

　　1、放弃美国优渥生活

　　2、放弃自己远大的学术前途（寒春的导师是“原子能之父”费米，他当时的同学杨振宁、李政道后来同时获得了诺贝尔奖）

　　3、在一穷二白的延安窑洞里结婚

　　4、在陕北的崇山峻岭中、在内蒙古的三边牧场、在西安的草滩农场、在北京的小王庄，天天和牧民、农民们在一起，当他们的学生，也当他们的老师

　　5、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但却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

　　6、在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大为改善的21世纪，作为农业机械部的副.部.级顾问和外国老专家，他们放弃了国家安排的商品房，依然住着北京农村的小平房，用砖头垒起了办公桌。

试问，哪一个小资白左能做出这些事情呢？

答案只有一个：阳早、寒春夫妇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是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终身的人，是为理想信仰践行一辈子的人！

没有对比，其实就展现不出寒春的伟大：

寒春夫妇从西安调到北京负责翻译工作时，曾经住在豪华宾馆里，一些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中国人却觉得沾了他们的光。

去大寨学习时，寒春忙着和陈永贵等农民交朋友、学经验，而同去的一些中国人，却觉得人家大寨脏，要急着回城里。

1979年，阳早、寒春作为顾问，随中国“奶牛机械化代表团”出访美国。在60天的行程中，他们没有去饭馆吃饭，在一些华侨或美国人的家里打地铺，甚至理发都是自己带的推子，而寒春把节省下来的2/3的差旅费，全部购买了奶牛养殖设备和关键配件。当一些美国老朋友为寒春放弃核物理感到惋惜时，她幽默地说：人民革.命，中国是榜样，我从自然科学的尖端跨到社会科学的尖端，有什么不好呢？

这种思想境界，有几个人能达到呢？

我们很多中国人自己对咱们的国家和人民尚且做不到寒春这样，那答案显然只能从理想信仰的层次去寻找了！

也许在工作内容上，在美国养奶牛和在中国养奶牛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在为谁养的问题上：一个是为了少数资本财团和自己的谋生手段，一个则是为了中国人民福祉，为了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这就有天壤之别了！

正如寒春在《幸福何在？》的文章所说——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的狭窄啊！……当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靠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这让我不得不想起毛主席曾经亲自批示过的寒春写的那份大字报。

1966年8月29日，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四位外国人，用了整整十天，写下了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x正主.义道路？》。

他们说，我们外国人有“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包括：没有体力劳动，没有思想改造，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二有”：包括有特高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寒春等人认为，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x正主义思想，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会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们要求，取消特殊化，以阶级兄弟看待，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

9月8日，毛主席亲自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这样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情感，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国际主.义战士才能拥有！

寒春同志，显然充分理解了当年毛主席的初衷！

毛主席逝世后，寒春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

当年，寒春夫妇也在家里和自己的儿子讨论“姓.z姓.s”的话题，并争的面红耳赤！

面对一些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了，寒春越来越怀念在革.命岁月中，工农一家、齐心协力、斗志昂扬、团结奋斗的精气神了。

面对他们和许多工人兄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研制出来的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养牛设备逐渐被国外进口设备取代，寒春痛心的说：中国不搞自主研发、自主工业怎么行，能全靠进口吗？资金和市场，能换来核心技术吗？

1990年春节，寒春曾当着农业机械部领.导的面说，农机院搞的技术转让，谁有钱就转让给谁，那农民没有钱怎么办？你们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

她提醒中国人说：你们对资本的警惕完全不够。

是的！

完全相信，从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来到中国的寒春同志，一定有着对资本主.义各种弊端和丑陋的高度警惕性！

面对社会上一些人对毛主席的污蔑，寒春大胆地说：“我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

她说：能成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中的一员，我感到无比荣幸！

她说：给毛主席干活，心甘情愿。

最后，想起了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说过的话：“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

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寒春同志身上！

[yongbing1993]

《美裔中国人》《华裔美国人》






《华裔美国人》钱学森说：《“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幸福而有尊严的国度。》

《美裔中国人》寒春曾说过：“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起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当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靠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美裔中国人》：寒春（Joan Hinton）

寒春、阳早简介：

寒春（Joan Hinton）

寒春（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战士，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曾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实验室做费米的助手。在阳早的邀约下，1948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来到中国，1949年与阳早在延安结婚。她积极投身于农业机械化和奶牛养殖事业，是中国第一个直冷式奶罐的设计者，中国绿卡“001”号的获得者。2010年6月在北京病故，享年89岁。22岁的寒春是一个滑雪健将。

阳早（Erwin Engst）

阳早（Erwin Engst）（1918年11月9日—2003年12月25日）1918年11月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等高校学习农牧专业。受中国革命感召，1946年5月，以联合国奶牛专家的身份来到中国，同年10月抵达延安，先后参与创建三边牧场，西安草滩农场，并一直从事农机具改革和畜牧业技术革新工作。20世纪80年代被原机械工业部聘为顾问，被国务院批准为“外国老专家”。2003年12月在北京病故，享年85岁。

寒春、阳早为理想信念而活。

阳早是农场主的孩子，自己家拥有一个养牛场，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提灯照亮牛棚”。而寒春则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当地知名律师，母亲创办了全美最早的男女同校寄宿高中，父亲的姨妈还是我们熟悉的经典小说《牛虻》的作者伏尼契。高中时，寒春就是个滑雪健将，如果没有二战的爆发，她很可能会出现在那年的冬奥会赛场。大学时，她爱上了核物理，在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参与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作“原子能之父”费米的助手。

中国人“小米加步枪”的抗战神话，还有《红星照耀中国》等进步书籍，吸引着20多岁的阳早和寒春放弃安稳的生活先后辗转来到中国。寒春曾经说，她本来只想看看中国的解放区，但看到这里有这么好的人民，她就留了下来。“到处充满阳光”的延安，让他们找到了革命精神的乐园。1949年，阳早（左）、寒春（中）和他们的翻译张耕野在陕西瓦窑堡。

寒春、阳早苦中作乐，鹣鲽情深。

当时的中国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截然不同，这里贫苦落后、战火纷飞。1947年，在战火中撤离6个月、终于走出包围圈的的阳早拜访了同样在中国工作的国际友好人士马海德，终于吃了一顿饱饭。看着阳早狼吞虎咽的样子，马海德开玩笑说：“现在我终于知道，你妈妈为什么要在农场里把你养大了。”后来，在三边牧场，他们也一年只有春节才能吃上一次米饭。这里卫生条件非常糟糕，对以前从没有见过的虱子，他们也慢慢习以为常。

当时，除了生活的困难，更可怕的是有生命的风险。阳早经历过真枪实弹的战争，还有疾病的折磨。有一次，他得了血痢，昏迷了整整一天，医疗条件跟不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1950年，寒春在三边牧场高烧至41度，牧场仅有的药没有效果。最终，多方打听，四处寻找，买到一小瓶青霉素才救回了一条命。阳早、寒春结婚后在延安合影。

在延安遇到的各种困难并没有打败他们，他们仍然坚定地留下，投身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再也吃不到家乡的冰淇淋，清凉的山泉水一样甘甜；再也没有奶油蛋糕，就用泥土做成蛋糕的样子庆祝生日……他们在恶劣的物质条件下用心灵过出了乐趣，将自己的热情与智慧全部献给了中国的畜牧业，尤其是养牛机械化和牛种改良。去三边牧场的途中寒春、阳早见到悬崖峭壁缝里流出的泉水，非常享受地喝起来。寒春送给阳早用泥土做的生日蛋糕。

寒春、阳早把省下来的钱，全花在牛身上。

上世纪70年代，寒春和阳早来到位于沙河小王庄的中国农机院农机试验站从事牛群饲养和改良。

1966年，阳早、寒春以专家的身份被调往北京，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不住专家楼，不坐小轿车，衣食住行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恨不得把省下来的钱，全花在牛身上。

寒春的家，在北京昌平区小王庄农场，是北方农村常见的红砖平房小院。在小王庄，一间不大的屋子，既是他们的卧室，又是他们的办公室，一住就是几十年。这里布置简陋得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家庭一样，连办公桌的桌腿都是用砖头垒成的。院门大敞着，寒春生前好友说，门很少上锁，因为对她来说，中国人都是朋友，不需要提防任何人。

寒春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起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当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靠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这对可敬的老人，为信仰而来，把毕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

《华裔美国人》：钱学森。

1929年9月，钱学森考入上海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1930年暑假，因感染伤寒及体弱，休学一年。借此机会，他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他先后阅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31年9月，钱学森回到学校上大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接触到共产党相关的组织。1932年1月，日本进攻中国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交大学生的抗日活动。在大三学习期间，钱学森喜好音乐还曾加入了交大的管弦乐队。

1934年夏，钱学森参加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最终钱学森以航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钱学森，194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任钱学森为终身教授。

1947年9月17日，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结婚。同年9月26日，前往美国波士顿安置新家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钱学森这时立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准备一去不返，但当他一家将要出发时，钱学森被拘留起来，两星期后虽经同事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滞留达5年之久。

美国军方不放钱学森回国，海军部副部长甚至威胁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去。”1950年9月7日，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非法拘留了钱学森，并把他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特米洛岛的拘留所里。探照灯24小时对准他，不让他获得休息，每隔十分钟就有一个士兵要打开铁门，伸头查看他有没有逃走。被拘禁15天后，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和钱学森的导师等人凑齐了一万五千元美金将他保释出狱，出狱当天，蒋英来到特米洛岛接钱学森回家，到家后发现钱学森失声，无法说话，体重15天之内掉了15千克。经过休养，钱学森的失声得到康复，但他不能从事之前的研究，必须每月向洛杉矶移民局汇报行踪。1953年，在美国政府迫害钱学森的几年中，除了教书外，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当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征，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54年，钱学森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工程控制论》一书在美国出版。

至1955年，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端软禁、扣留已达五年。其间钱学森陆续从报纸上读到中美两国谈判双方侨民归国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报纸宣称“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钱学森决定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他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信，报告自己被美国拘留、有国难归的困境。为了把这封信准确“发射”到陈叔通手中，钱学森经过精心考虑，让蒋英在信封上用左手模仿儿童笔迹写妹妹收信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不出是蒋英的笔迹。随后钱学森和蒋英来到一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待，蒋英进入商场，特工就等在商场之外。蒋英看周围无人注意把信投进商场的邮筒。这封信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安全到达比利时。蒋英的妹妹蒋华收到信件之后，立即转寄给在上海的钱学森父亲钱均夫。钱均夫马上寄给北京的老朋友陈叔通。陈叔通当即转交周恩来总理。这一系列的转寄，都安全无误。周恩来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钱学森获准离美。

1955年6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前夕，美方想利用会谈的机会，赎回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俘获的军事人员。美国总统、国务卿等出面，多次同有关部门沟通协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误判使事情最终出现转机，他认为：“（经过五年的滞留），钱学森掌握的信息已不再有多高价值了。现在看来，他（钱学森）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因此，在1955年6月中旬，美方最终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原则意见 。

1955年8月5日，在中国政府交涉下，钱学森收到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的信件，被告知可以离开美国。同年9月17日，洛杉矶晨报上印着特大号字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返回红色中国”。在码头上面对媒体记者和赶来送行的朋友们，钱学森说：“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幸福而有尊严的国度。

《华裔美国人》钱学森说：《“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幸福而有尊严的国度。》

《美裔中国人》寒春曾说过：“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起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当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靠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