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跋涉又饥又渴随手挖个红薯

长途跋涉又饥又渴随手挖个红薯

 

 

 

任何《人》经《长途跋涉又饥又渴随手挖个红薯》拿来吃，会有人责备吗？不管拿者或是老农应该或者说一般是不会的。但就其《人》的数量而言，就有问题了。老农种了一小块地的《红薯》，路过的只一人，好说。路过的是几十人，全都吃了，这就算强抢，不道德了。然而，假如是战时，一支陆军经过，吃了，能咋的？沒人敢吭声。老农只认倒楣。军队自以为是，应该的。这是常态。

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就不行。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西南荆竹山时正值秋收，战士们长途跋涉，又饥又渴，有的战士随手就挖老乡家的红薯来充饥。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于10月24日，在荆竹山的村边向部队讲话，指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求战士们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武装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他宣布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条军规！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一份《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油印宣传册。全册共7页，落款为“中国共产党永新县委印”，时间为“12月17日”。这本小册子对“三大纪律八个注意”逐条做了解释，是红军纪律教育所使用的宣传教材。

网上有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的《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宣传册。资料图片。

这份《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宣传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条军规有什么区别与联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如何形成并规范定型的？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西南荆竹山时正值秋收，战士们长途跋涉，又饥又渴，有的战士随手就挖老乡家的红薯来充饥。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于10月24日，在荆竹山的村边向部队讲话，指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求战士们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武装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他宣布了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11月初，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1928年1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积极开展宣传活动，还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在这期间，部队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有的战士没收了小贩的货物，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走了。毛泽东进城后听到群众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他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

1928年4月3日，针对部队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发生违犯纪律的情况，毛泽东在桂东县沙田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个版本文字略有调整，例如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扩大了保护群众利益的范围。将“六项注意”中的“还门板”改为“上门板”。这处修改是因为有的战士很粗心，借来老乡的门板，归还时经常出错。有时借去新门板，还回来却是旧门板，引起老乡们的不满。因此，毛泽东把“还门板”改成“上门板”，强调战士们不仅要还门板，还要及时帮老乡把门板上好。虽然只改了一个字，却体现了这支部队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

1928年4月24日前后，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5月4日，毛泽东在两军会师庆祝大会暨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大会上，代表第4军军委宣布“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30年5月，红4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代表红4军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他在会上汇报了红4军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军纪情况并作出简单解释。

“六项注意”是如何变成“八项注意”的呢？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军在转战赣南、闽西地区过程中，发现有战士随便在野外大便，到河里洗澡，引起当地群众不满。根据部队出现的新情况，毛泽东决定在“六项注意”后面新增两条——“不得胡乱屙屎；不搜敌兵腰包”，变成“八项注意”。1930年夏，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在总结士兵委员会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红军士兵会章程》，对士兵委员会的任务、职权、组织、工作、经费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正式收入了“三条纪律八项注意”，三条纪律是：1、不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2、打土豪要归公；3、一切行动听指挥；八项注意是：1、上门板；2、捆禾草；3、讲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并须爱惜公物；7、不得胡乱屙屎；8、不搜敌兵腰包。

1931年9月，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在关于《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中写道：“红军与群众关系较好，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中无论何人要知道并且非常熟悉，且能完全执行，这些在与群众关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红军军规，在红军指战员中广泛宣传并严格执行，从而赢得苏区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保证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针对红军与群众间出现的新情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表述处在不断变化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的宣传册《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对每一条规定都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解释，是目前发现的最为详细的版本。

如“三大纪律”第1条“行动要听指挥”，具体解释为：“我们的军队（无论赤少队）是消灭敌人的武装组织，它是有统一的指挥。因此，每一个士兵同志应该要绝对的（地）服从指挥。在与敌人作战的时候，无论是前进后退，硬是一步都不能随便，一定要受指挥官的指挥。”“八个注意”第7条“注意卫生”具体内容是：“随到那（哪）个地方要注意卫生，不要乱屙屎撒尿，驻扎的地方要经常打扫。身体要洗澡，衣服要干净，同时吃东西亦要注意清洁，以免滋生疾病。”

为了广泛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了编印成宣传教材，红军还将其作为标语书写在墙上或者编成歌曲。1935年秋，为配合当时红军的政治纪律教育，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和宣传科长刘华清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编成歌曲，在全军广为传唱，成为最流行的革命歌曲。

1947年10月10日，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内容做了统一规范，在全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至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以确定，并为我们所熟知。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最通俗明确的语言，把人民军队的纪律具体化为全军指战员的行为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宗旨，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yongbing1993]

毛泽东时代全国的《国营农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到1985年末，全国已有各类《国营农场》2700多个，拥有耕地480多万公顷。

这些《国营农场》，它们分属农牧渔业部门以及军事、侨务和工交等部门管理。

其中农牧渔业部门(农垦部门)管理的农场2055个，土地总面积2373万公顷(内有耕地400多万公顷)。

军事部门管理的农场386个，耕地20.5万公顷。

侨务部门管理的农场有86个，耕地4.9万公顷。

《国营农场》建设的蓬勃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据统计，1985年全国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向国家交售粮食(包括大豆)334.1万吨，商品率高达47.8%，比1956年增加12.1倍。

另外几种产品产量和供应量在全国还占有较大比重：天然橡胶占90%，供应京、津、沪等城市的牛奶占80%，乳制品占全国的1/3(1984年)，人参、鹿茸分别占14%和60%，啤酒花占70%，供应港澳的活猪占20%，等等。

此外，《国营农场》在向农民传授先进技术，推广先进经验，为兄弟民族培养人才，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民族团结，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营农场》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耕地面积，为国家提供商品粮食和其他商品农副产品，建成内外贸商品生产基地；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在农业实现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过程中起示范作用；支持和帮助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成为农村先进技术和良种推广、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的服务中心。边疆省区的国有农场还负有屯垦戍边和帮助少数民族繁荣经济、文化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证供给，减轻人民负担，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解放战争期间，在关东，为了安置复员军人和被俘的蒋军官兵，曾开垦荒地建立农场。

新疆民族的革命部队，在坚持反对国民党军的斗争中，也曾经开荒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又动员了三十多个师参加生产建设。

其中进入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同本地人民军队及国民党起义军队会合以后，立即展开了劳动生产运动。

在华南有几个师的转业部队，组织了垦殖局，种植橡胶和热带经济作物。

在此前后，全国各省为了解决复员军人和失业人员的劳动就业问题，也都建立了一些国营农场，发展农业生产，并且向农民起集体经营的示范作用。

由此可见，新中国的国营大农牧企业，不是从接受地主资产阶级的遗产开始，而是依靠人力、畜力和旧式农具开垦荒地发展起来的。

就是这样，新中国依靠军队的复员官兵（其中包括许多年老体弱和英勇战斗残废了的同志），团结了全体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熬过了几年的艰苦困难，现已把一部分荒野变成了良田，盖起了房舍，建立了家园。

许多农场已经是绿树成荫，水渠纵横，果木成林，家畜成群了。

这种豪迈劳动的成果，已经日益提高这些复员官兵和农场职工的社会主义事业心，日益提高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也正在日益吸引全国广大的青年男女，来参加边疆地区的垦荒事业。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已有五百四十个国营农场，其中大多数已达到了高额的产量。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全国已经有五百四十个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国营农场，耕地面积达到一千五百万亩。

其中，大多数农场已经达到了高额的产量，一九五五年国营农场的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全国农民的百分之十左右，棉花高百分之八十左右。

在新疆玛纳斯河军垦农场五万多亩棉田的大面积上，每亩达到了四百斤籽棉的丰产。

黑龙江省的九三农垦管理局的荣军农场，在一千多亩地上，平均每亩产春小麦四百一十六点八斤。

大多数农场给农民供给了优良的种籽和种畜，对农业合作社正起着示范作用。

苏联共产党赠送机械装备并且派遣专家帮助新中国建成的“友谊农场”和捷克斯洛伐克赠送机械设备和派遣专家正在建立的“中捷友谊农场”，它们都将成为新中国《国营农场》树立学习的榜样。

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将开垦耕地三千五百万亩。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国营机械化农场的开垦耕地七百五十八万亩，可以完成，连军垦农场将共达到一千五百万亩。到一九五七年可共达到二千五百万亩。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将开垦耕地三千五百万亩，这个计划完成后，我国国营农场的耕地将共达六千万亩。

为着完成上述开荒任务，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中央计划以新疆、黑龙江和华南为重点，并且将根据这些地区的特点，发展大农牧业经济，经营不同的特产，生产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

新疆地区的开垦，虽然水利工程投资大，但由于有着植棉的优越条件，已经有了植棉的经验，棉田的产量很高，年年保收。如果到一九六二年新疆军垦国营农场和地方国营农场的棉田增加到四百万亩，每亩以产皮棉一百二十斤计，那末，一年就即可以产棉花四百八十万担。相当于全国同年总产量的百分之十。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和铁道兵农场，如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耕地面积达到三千三百万亩，就可以争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大豆四百五十万吨（五年累计数），相当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出口大豆的一半。

华南垦殖局的橡胶园，遭受一九五四年百年未有的大冻害以后，现已逐渐恢复，广东（包括海南岛）、广西、云南都有种植橡胶和热带特产饮料、香料作物的好条件。因此应该积极发展以热带亚热带的作物为主的多种经营。

加强地方国营农牧场对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作用。全中国各省、区的地方国营农场也必须以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为指针，因地制宜地进行多种经营，一方面，向当地农业合作社学习耕作方法，另一方面又给当地农业合作社供给已经证明并且经过技术鉴定的优良种籽、种畜和油籽树、果树苗，推广当地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提供经营管理的经验，为此目的，毛泽东时代对于各个地方国营农场的投资的分配和技术人材的配备，应当给以应有的注意。同时，应当贯彻执行勤俭办场的方针，充分发挥人力、畜力的劳动效率，使各地的国营农场对于当地农业合作社真正起示范作用。

《国营农场》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生产各种农产品的大农牧业企业。

毛泽东时代的《国营农场》还处在初步发展的阶段，它的耕地面积和产量在全国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都还小。

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多耕地，又由于中国幅员广大气候温和，全国各地特别在边疆有着大量的土地可以开垦。

所以，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更多的国营农场，开垦更多的荒地，生产更多的农牧产品，以供应人民生活和对外出口的需要。

因此，中国必须充分发挥现有农场的生产潜力，加强科学技术指导，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积累经验，培养干部，并且做好荒地勘测、土壤调查、水利勘测和规划设计工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更大规模的开荒创造有利的条件作好充分的准备。相信在毛泽东时代的全体从事于农垦事业的人民，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的鼓舞下，将满怀信心地完成党中央和国家给予人民的任务，使国营农牧业进一步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