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望你早死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谈话时谈及:“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
……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显而易见,毛泽东开始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初衷,甚至欣赏起个人崇拜了。
毛泽东担心中国会出现赫鲁晓夫,担心中国会重演苏共二十大的事变。1963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进行专门阐述:近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即反对个人崇拜),是错误的,有害的。
……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1964年秋,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
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毛泽东甚至感到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觉,所以,他又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谈话时谈及:“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同年7月25日,毛泽东指示中宣部负责人“以后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多次要求降低颂扬他的调子。
可是,个人崇拜的浪潮经林彪等人的推波助澜,已经达到狂热程度。
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
1967年9月20日,他在武汉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等谈话时,毛泽东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4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隔年5月下旬,毛泽东又来到武汉,看到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吩咐统统摘下来。
毛泽东针对林彪称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专门发出文件指示,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邓小平瞎折腾下马了多少项目呢《一》
走资派邓小平一直奉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
这里仅记录的是毛泽东逝世后下马的尖端军工项目,不包括众多的重大民用工 业和科技项目的下马。比如船舶、数控机床,大型工程装备等等。
这些可都是毛泽东时代为着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的啊!
四个现代化不是靠吹的。而信心遗失,人才流失才是最为可惜的。
在走资派邓小平下马风的同时,国防科研部门也在全民经商,国防靠后的热潮中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一些有丰富经验的科技人员在一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 分”的宣扬声中,被迫向外流失。最终使中国至今仍臣服于外国产品面前,巨额外汇白白花掉。
走资派邓小平下马的项目:
1、运10飞机下马。
2、截至1982年,中国空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31项:
其中主要有:
⑴、远程轰炸机;
⑵、对地强击机;
⑶、空中优势战斗机;
⑷、大型军用运输机;
⑸、武装专用直升机;
⑹、地空远程、中程、近程导弹。
3、截至1982年,中国海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11项:
其中主要有:
⑴、包括现在才出来的“093,094”;
⑵、“092G”大型导弹SLV驱逐舰;
⑶、中国早期航母
4、截止1982年,第二炮兵部队下马原定项目多达45项:
其中主要有:包括了多弹头形式的“DF6A”固体发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
直-7下马
直-7是中国空军原定于设计制造,用来替换早期研制的mi4即直-5使用 的。他的最大运载能力与适航性。均达到了俄罗斯产米8的基础。
而在同时代出现的法 国AS332。其性能与直-7设计参数十分接近。1975年定型后,在1978年原计划投入试验生产。
但是,1978年一声“春雷”把这个“文革产物”下 马了。
如今21世纪中国面临灾害却缺少直升机运输能力,唯一可靠的竟还是为数不多的俄国的麋鹿和美国的黑鹰。
若曾有机会中国是否愿重新提高直升机产业? 要是当年的直7不被搞下去,这次救灾那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吗?至少你不卖,我自己可以造,现在自己又造不出,买又买不来,给别人牵着鼻子走。要是青藏高原真的有事,装活塞式发动机的直5是飞不上去的,靠那24架使用了30多年的黑鹰怎么行? 现在据说中国又在仿制米17,性能和直7差不多,走了30多年,又从头开始,本来只比人家落后几年的,现在比人家落后几十年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年毛泽东的战略眼光是小丑走资派邓小平所所没法比的。
直-8下马
现在的直8性能完全比不上已下马的真的直8。真的直-8是中国早期设计的武装专用直升机。其设计注源类似前苏联设计的米24。其性能绝对可以与当时欧美国家的武装专用直升机匹敌。原定于1979年试验生产!结果,1980下马。原型机于当年被解体。
歼8II一拖再拖
真的歼8战斗机,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I型。而是在1974年就定型的歼 8II。虽然中国国家军事刊物,对此作出了“技术处理”,但是,早期设计的痕迹依旧显露了歼8II不属于80年代的特征。
按照正常计划,1982年应该上马的并不是后来再一次从新翻新“放大样”长须鲸I。而是歼8II。但是那个时期没有“洋人”认可是很难设立项目。因此1984年在美国格鲁门公司首肯下,定型并且与格鲁门公司联合改进“和平典范”计划。也称“军刀1”中国空军为此耗费了10年的拖延时间。
歼9样机免遭解
歼9战斗机设计定型与1975年。这是中国早期设计的前鸭翼布局的战斗 机。其设计好于歼8。是用作中国主力制空战斗机的项目。与同时代出现的美质 F14A,法国幻影IIIV。都是同一个级别。其性能与作战能力均不在后者之下。原定于1979年生产的歼9战斗机,随即在1980年初被下马,原型机按照要求应该在当年内解体。好在有良知的中国设计者,保留了它。使得今天你可以在航空博物馆见到他的身体。
歼10亦搁浅
原计划的歼10战斗机,是在歼9基础上的持续研发的,它的气动布局远比现 在的半以色列,半F16要好很多。采用大批的当时较为先进的设计。其技术注源含量不低于同时期出现的美质F16A,F15A。而且他是中国早期设计定型重 型制空战斗机。但是,改革初期,它也被迫搁浅。好在以色列人慧眼!把它拿过去。
多项核潜艇被PK
093核潜艇计划,是中国海军早期定型项目。这个项目包括双壳耐压壳体建 造。流式冷却散热核技术。潜射早期导弹。鱼雷10A尾流指导武器,反舰鱼雷 管道发射导弹。CH1型作战指挥中心系统,K1型水下无反馈卫星接受系统。自导鱼雷规避系统。等等13项重要科技。094型是同时期定行的。他采用前者同 类型类似的核技术。而且加入了消音瓦概念。是早期设计核潜艇中的佼佼者。对比美国70年代的核潜艇,它绝对不逊色与“培临斯”级。如果按照原定计划,它将 以中国最习惯使用的方法“边设计,边改进”。顺延到80年代,他的能力与凶悍可见一斑。。但是1981年它与她的姊妹093被搁浅。而随后应该在1982 原定上马的 095, 096级核潜艇。均在1980年被PK。
反导反变尘垢污
反导计划。中国早期设计于上海的卫星试验中心,曾经设计并且在西昌发射了 1箭多星。而DF6型弹道导弹是中国研制的早期最大的3枚搭载弹头计划。这是中国在即人造卫星出现以后,又一次叫美苏震惊的举动。它的出现将是的中国获得 与美苏几乎同步的“多弹头”能力。而且它具备了“二次载入”机制。这是美国 在1979年才开始引入的。然而在80年代对和平和幻想中,它砰然倒地,被作为文革产物肢解,1998年,竟然有人在废旧纸堆里面找到了他的设计原型图 纸。上面占满了污秽。
DF7惨遭肢解被销毁
DF7计划,他的最大搭载能力达到6枚弹头。每枚当量12万吨。在搭载3 枚弹头2枚欺骗弹头之际,他的最大飞行距离,抱歉!已经可以覆盖USA。而他的指导机制采用了惯性导航引导指导技术。这是中国首批采用这样设计的导弹。而 同时期美国、苏联也开始采用。但是,好呀!终于世界人民看到它被需要它保护的国家肢解销毁。
大型驱逐舰计划遭雷轰
大型驱逐舰计划。这是中国海军自49年开始,仅有的一个大型水面舰艇计 划。他是在原有基础上,从新设计完成。为了适当解决当时南部中国海域与越南问题。威慑南亚国家。延续扩展12海里。使用的。他的设计与法国海军的同时期 “花月”,“梅临”级同等。采用了早期的箭楼和体结构,引入了作战指挥中心结构。为此研制了大型平板雷达即最早期的多普勒三座标雷达。他是相控阵技术的前 身。而美国海军斯普鲁恩斯与1975年建造。1978年下水。他是第一艘安装 了A型早期相控阵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同时也是采用了大平板三座标多普勒技术。但是中国原本与他同级别,同档次,同等能力的。准宙斯盾驱逐舰。在全民经商,国 防靠后的热潮中,连图纸都没有留下。
美国几乎每天发生的《枪击案》,是长期仇恨教育恶果吗?
《2023年美国发生655起大规模枪击案》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2023年12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23年发生655起至少4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是该网站有数据记录9年来大规模枪击事件第二严重的一年,仅次于2021年的690起。2023年,美国有42889人死于各类涉枪事件,平均每天死亡约117人。
枪支泛滥致涉枪暴力高发是美国社会顽疾。美国人口约3.3亿,民间枪支保有量逾4亿支,平均每100人持有约120支枪。有分析指出,美国枪击案件频发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美国的控枪立法屡屡受挫,导致枪支暴力治理难有实际突破。
2024年9月,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2024年美国已发生385起大规模枪击案,枪支暴力共造成11661人死亡,超2.2万人受伤。其中有0至11岁儿童173人、12至17岁少年806人因枪支暴力丧生。
《“血腥周末”再现 美国2024年已发生343起大规模枪击案》
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12日,美国2024年已发生343起大规模枪击案,枪支暴力共造成超3万人死伤,其中死亡人数超1万,受伤人数超2万。
据美联社12日报道,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第一起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9日晚,事发地点是丹佛商业城一家便利店的停车场。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被枪击,男子随后死亡。丹佛商业城警察局发言人乔安娜·斯莫尔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1日早上,受伤女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危急。
日本国内伤人事件也是常有发生。日本此类事件频发,据统计,仅2020年5月到2022年1月,就发生约8-9起,这种几乎没有因果关系和动机不明的大案,在今年也是频发,如今年4月15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和歌山视察当地渔港后准备发表现场讲话之前,一名叫做木村隆二的24岁的男子,向岸田文雄投掷自制的炸弹,此事件震惊日本社会。目前木村隆二对警方的调查表示沉默,没有人知道他干这种事情的动机和原因。
目前日本安全神话正在破灭,日本警察厅今年2月公布的2022年犯罪状况显示,警方全年认定的刑事案件共60.14万起,较2021年增加33285起,增幅为5.9%,为20年来首次增加。
同期,警方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问及过去10年来的治安感觉时,有67.1%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治安恶化”,而在问及能够想到的犯罪事例时,首先举出“无差别杀伤”的人最多。
为什么日本有如此多的几乎没有因果关系,不明动机的大案呢?当然这里有犯罪者的个人原因,同时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这种犯罪是绝对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如此的犯罪现象和其他刑事犯罪的增加,有没有整个社会更深层的原因呢?这使笔者联想起最近发生的另一起冲击日本社会的重大事件,当然这起事件与上面所举的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
在位于东京都目黑区目黑的歌舞伎演员市川猿之助(第四代,47岁)的家中,经纪人发现市川猿之助和他的父母倒在地上,紧急拨打了119急救。三人被送往医院。警视厅目黑警察署正在调查详情。市川猿之助被送到医院后还有意识,他的父亲市川段四郎(76 岁)和母亲(75 岁)已被确认死亡。市川猿之助现在已经恢复,警方正在向他听取事情经过。
仇恨报复是人性中存在的。
转载《深圳日本人学校男童遇袭 市民称是“长期仇恨教育下的恶果”》
有深圳市的《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10岁男童在上学途中遭男子持刀袭击,经抢救无效后死亡。一名手捧鲜花前来悼念的男性表示,“中国老百姓反对仇恨教育,很多人就是长期在仇恨教育下导致这种恶果。”
据报,遇害男孩为日本国籍,父母分别为日本和中国公民。这是近几个月来中国发生的第二起针对日本人袭击事件。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斥责行凶者手法“极其卑劣”。日方要求中方查明真相,确保在华日本人安全。
中国外交部表示,案件是一起孤立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
《很多人》?《就是长期在仇恨教育下》?《导致这种恶果》?说这话的人本身就是在制造仇恨,扩大仇恨。
4.2亿退党比日伪军增多少倍?
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可时隔半个多世纪后,有4.2亿的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少先队“的《退党》,这么多人比半个多世纪前抗日战争时的《日伪军》增加了多少倍?
《伪军》是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侵华日军占领区的少数中国人组成的协助日军进行军事活动的《日伪军》。不同时期各地的伪军名号各不相同,较为著名的有“皇协军”、“保安队”、“警备队”等称呼,常与侵华日军合称“日伪军”。伪军主要指汪精卫的政府军、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军和满洲国军,兵力总共约118.6万人,超过在华日军的数量。一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政权的维护;绝大部分的伪军则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对共产党进行扫荡”或者“举报揭发共产党员及亲共产党的中国人”,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共产党员和亲共产党的平民老百姓的大屠杀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内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活动此起彼伏,为了镇压全中国各地方的反抗而牵制了大量的作战用日本正规军。日本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日本利用中国当地现有的《日伪军》维持统治,还要招募在当地的少数《反共的中国人》来充当《日伪军》来负责占领区治安。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和平建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日本占领区政权没有干预其他政权辖下《日伪军》活动的权利,因为这些《日伪军》直属日本侵略军指挥和调动,日本驻各战领区的军官《有权随时任意调遣》各地区的《日伪军》。
1938年时,《日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万人,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日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万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庞炳勋、孙殿英两人联名通电投日后,所率领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亦称国军投降日本军数量最为庞大和武装精良。1945年初,仅汪精卫政权统治区就有《日伪军》40万余人。这些《日伪军》统属日本驻各战领区的军官《有权随时任意调遣》。主要任务是消灭中国共产党人和亲共的中国人。
全中国各地的《日伪军》大致有:
一,《满洲国军》以原东北军的一部分为基础组建的。据满洲国《国防年鉴》“国防部分”和日本《陆海军军事年鉴》等资料记载:从1935年至1940年满洲国军总兵力均为8万或10万人左右。1935年,满洲国军共有9个警备军,即第1至第5军管区警备军及兴安东、兴安西、兴安南、兴安北省4个警备军,另有禁卫步兵团、骑兵第1旅、靖安军等。其中靖安军仅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及一个炮兵队。1940年《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载:“估计满洲国正规军约10万余人(30个旅);武装较好的警察队约5万名以上,兴安军约1万名以上”。兴安军主要由蒙古族人组成(亦有以教官身分配属的日本人),主要在草原地区活动。
二,蒙疆伪军。1935年12月,李守信部在日军的支援下,在张北县建立了蒙古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同李守信合作,于1936年2月1日,在张北县举行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古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苏尼特旗的王府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仪式,并作为成吉思汗30世子孙宣读誓词,称“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到会祝贺,并称“日蒙携手,亲密合作”。
1936年5月12日,德王在德化市(由原化德县改名而成)组成蒙古军政府,正式使用成吉思汗纪年(当年为731年),以蓝地红黄白条旗为该政府的旗帜,同时还成立了以村谷彦治郎为主任的日本顾问部。
1937年8月27日日军侵占察哈尔省张家口,9月4日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侵占山西省大同市,10月15日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0月27日,蒙古军政府迁入归绥,更名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归绥为首府。11月22日,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张家口签订《关于设立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协定》,正式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该《协定》称:“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认为在蒙疆方面利害休戚相同,有必要对相互关联的重要事项进行协议统制,为此决定设立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三个政权在张家口合并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政府下设蒙古军总司令部,统帅蒙古骑兵兵团的9个蒙古骑兵师以及蒙古运输兵团的第23卡车团。
1935年(民国24年),中华民国军事将领王英投降日本,被梅津美治郎任命为大汉义军司令。大汉义军成立于1936年,主要成员为各地的散兵和土匪。1936年11月由王英率领的大汉义军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率领的蒙古军作为日方部队联合进攻绥远,参加了红格尔图战役和锡拉木楞庙战役。12月18日,大汉义军被绥军在锡拉木楞庙彻底击溃,除去向傅作义部投诚的部队之外,其余的全部在张北被日军缴械 。1937年(民国26年),王英任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民国28年)11月,他任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形式上,王英是德穆楚克栋鲁普的部下,实际上却直接接受日本军的命令。
三,民国政府伪军:
1,和平建国军。和平建国军是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政权后,收编的国民政府投降军队组建的一支汉奸傀儡军队。1940年,汪军总数8.8万人。1943年4月,日军发动太行山战役扫荡庞炳勋统帅的24集团军主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加上先前降日的旧部孙殿英的劝说于1943年5月投降日本,并于汪精卫政权中任暂编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后任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到1945年春,汪精卫政权统治区的伪军达40万余。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南京国民政府收编。
2,和平救国军。1938年7月中旬,张岚峰赴北平参与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受到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接见,获封“豫东招抚使”。张岚峰于1938年11月下旬组建“豫东招抚使公署”,在陇海路沿线鹿邑、亳县、夏邑、商丘、宁陵、睢县以及其家乡柘城等地招募土匪及流民,共计18000多人,被日军编为 “豫东剿共军”。不久,日军将张岚峰的“豫东剿共军”更名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并拨给大量武器弹药与卡车。
1940年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命张岚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又任命张岚峰为“苏豫皖边区绥靖副司令兼和平救国第一军司令”。张岚峰将部队扩充至9万多人,成为河南省人数最多的伪军,并多次配合日军的进攻。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4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4月23日,日军包围孙殿英防地林县,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成为“和平救国军”司令[20]:198。孙殿英任新五军军长,兼任第四方面军指挥官、豫北保安司令。
3,华北治安军。华北治安军,俗称“皇协军”,是日军华北方面军扶植控制的一支伪军。1940年1月14日,华北治安军在北平正式成立,司令齐燮元,其部队主要指挥人员出自日本人控制的通县陆军军官学校,兵员来自原华北剿共军以及在日军占领区招募人员。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设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华北治安军改名为“华北绥靖军”,名义上归属汪精卫政府管辖,实权掌握在各级日军顾问手中。
1940年底扩军至5万余人后,开始全部配合日军发动对中国各敌后区域的扫荡作战。到1942年,华北治安军一度发展到12个集团,9万余战斗人员。1943年,杜锡钧接替齐燮元任总司令。1945年9月,华北治安军13个集团,兵力5.5万人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路军。
4,东亚同盟自治军。1942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邯郸、安阳、大名间的三角地带拼凑了一股较大的汉奸武装,番号“东亚同盟自治军”,分布在大名、南乐、内黄、魏县、漳河县一带。号称一万四千人,实际约七、八千人之数。
军长王天祥/刘昆(1944.8-1945.1.16。副军长程希孟(回隆镇西街的大地主,人称“老司令”,1944年八十多岁在家乡老死)/刘昆
四,冀东伪军。1935年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统治人口600万。军事力量包括保安队、警察和民团三部分,共计10多万人。1938年2月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7–1940)。抗日战争结束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行政长官殷汝耕(日文名:井上耕二)于1947年12月1日在南京被枪决[25]:8464。
1,日伪保安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总部大门前的警察。保安队总兵力在1万5千人以上,未改编时分为5个总队,1936年8月改编为4个总一队和1个教导总队并附设干部训练所。每个总队兵力约3500人。每个总队下设2个区队,每个区队辖3个大队有官兵480人,设3个中队,配备有机枪、山炮、野炮,及骑警、通讯等特种兵。
2,日伪警察。冀东政府的警察是由原分驻各县的常备保安团改编而成,总人数为1万2千人。
3,日伪民团。冀东政府的民团,又称保卫团或散在团。民团是由各县的乡团、商团、伙会和其池武装组建而成,总人数约10万人。各地还从原保安团内部抽调人员组建了禁烟队,全部约1.5万人,都是三五十人的小队,直属各地警务局管理,内部很复杂,还没有完全脱离保卫团[29]。伪政府统治延伸到城乡各个角落,就是依靠警、团组织,凭借“以警率团,以团辅警”的统抬手段来增强其统治。此外,冀东政府在军队内部还设置了一套明确的奖罚和退休机制。1937年2月,满洲国提供了500万元的经费,帮助殷汝耕提高部队的装备水平。日本也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帮助冀东伪政府训练保安队和改编民团。
五,东亚皇协军。位于山西太原的兴亚黄军总司令部。东亚皇协军,也称“兴亚黄军”、“黄军”,是1940年至1942年期间,部分晋绥军投降日军后被改编的一支傀儡部队。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阎锡山晋绥军辎重兵司令武怀英投降日军,在日军支持下,组建“兴亚黄军”,并担任总司令。原晋绥军第六十八师副师长蔡雄飞和晋绥军旅长郭援任分别担任支队司令,共有800余人。1941年日军将“兴亚黄军”总部和第二支队遣散,将第一支队改称“黄军”、“东亚皇协军”,蔡雄飞任司令,汤嘉谋任高级参谋,总兵力3000人。1942年,日军改任蔡雄飞为“山西省公署警备处长”,撤销所辖部队番号。
六,抗战后的《日伪军》改编为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根据这些《日伪军》的军头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为直属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或是地方军阀的“国军“。
抗战胜利时的伪军计有7个方面军、1个集团军、24个军、64个师、13个独立旅,以及其它单位134个,兵力高达118.6万余人(前述统计不含伪满军)。
战后,陈诚制定了三个大的收编原则,即:“一、对伪杂军应于点编后逐次设法解散或缩小组织并收缴武器;二、于点编后对志愿而确有生产可就者,准照旧给予发给一个薪饷资遣;三、人数超过枪数之部队,按其实有枪数编成。”令军政部不授予伪军正规番号,收编为10个路军、8个军(初期编为28个军)、2个骑兵集团、107个师(其中第79师—第107师为东北地区的游杂土匪武装所用),以及一些其它名目的部队(如南京先遣军、广州先遣军等),计68万3569人(不含东北地区的武装)。
新编第1路军,总司令庞炳勋。借着第40军在邯郸战役被重创,主动提出将新1路军的官兵充编第40军,以恢复该军战斗力。庞炳勋“功成身退”的返回老家当起了寓公,新1路军所属官兵也因此成为了第40军的官兵。
新编第2路军,总司令孙良诚。新编第3路军,总司令张岚峰,副司令黄宗颜。新编第4路军,总司令孙殿英。等等。在《解放战争》中不少军队又投降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但不管如何,与4.2亿《退党》的数量差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