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谣言之一：饿死千万至上亿

反共谣言之一：饿死千万至上亿

 

 

 

转载《“饿死三千万”是谎言还是史实？》 (2011-09-29 00:00:15)

作者：金笔

按：这是一篇有理有据的好文，故推荐之。欢迎留言，但笔者希望所有留言者能看完全文再发留言。笔者要说的有三点：第一，我不否认这三年有饿死人的现象，但绝对不可能几千万的。不过，有很多人饿死就是政府失职。第二，杨继绳在他的《墓碑》一书中“估计”饿死了四千多万人，这个说法明显没有科学依据。杨继绳就是跑遍全中国也是不可能得出这个数字的，这样的数据是需要根据统计资料，再建立数学模式，然后还要验证这个数学模式是否正确，然后才能得出结论的。而杨显然没有这方面的学识。第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移民外出的人民估计也有五十至一百万，而其中在六零年出生的人不会少。此文作者在文中，显然没有将这群人估计进去，所以他的反驳应该是更有力的。

《"饿死三千万"的谎言是怎样出台的?》

作者：张扬123

来源：人民网

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了因严重的自然灾害所引发的饥荒，在全国一些地方造成了死亡，但死亡人数一直没有准确的数字。

1964年中国政府进行了建国后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没有公布。

在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之后，两次普查结果和历年户籍统计资料一起在国家统计局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里公布。

其中根据统计显示：1960中国人口总数较上一年减少了整整一千万。

发现这个情况后，“热心”的Ashton等四位美国人口学家以及美国人口统计局Banister博士先后运用“美国式的科学方法”，替中国“估算”出：在1959年－1961年这三年里，发生在中国的饥荒一共造成了近三千万人死亡这个耸人听闻的数字。

这个1983年版中国人口统计数据是某些人攻击毛主席“饿死三千万”唯一的根据，他们众多的“研究成果”无一不建立在之后由“热心”的美国人运用“科学”的方法，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人口数据上“估算”出来的“三千万”的数据之上，并在此基数上添枝加叶、随意扩充，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

除此之外还极力编造各种骇人听闻的故事试图证明“饿死三千万”的真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这些攻击都出现在1983版的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公布之后，而在此之前，所有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自己以及家人曾经处于悲惨的“饿死威胁”之中，除了记得那三年中粮食确实短缺，经常吃不饱之外，从未看到过饿殍遍地的景象，直到远隔重洋的几位“热心”的美国人经过对一组数字加加减减乘乘除除然后替中国人“估算”出三年中饿死了三千万人之后，中国人才发现：原来亲眼看到的情况“都是假的”，而美国专家在家里组合数字研究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的。

从那时起，一些“之前一直处于失忆状态的”的国人突然恢复了记忆，脑筋终于开了窍，开始根据美国人提供的“设计图纸”来编织这个“饿死三千万”的谎言大筐，运用他们那刚刚康复的大脑展开丰富而大胆的想像，力图“真实呈现”与当年六亿中国人所闻所见截然不同的全新历史，毫无畏惧地承担起了“历史涂鸦者”的重任。

这份83年版人口统计中最关键的数据：

1960年末人口总计：66207万人；出生人口数是：13,915,080人；

中国在1990年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在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显示出这样的数据：

1960年出生，年满30岁的中国人，截止1990年7月，有14,443,119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数据表明，出生在1960年的中国人，经过30年时间，在1990年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仍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竟然有14,443,119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50万人。

中国在1995年10月1日完成了全国人口1.04%抽样调查，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显示出这样的数据：

1960年出生，年满35岁的中国人，至1995年10月，仍然有14,491,481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也就是说，在经过35年后，出生于1960年的人口数，至1995年10月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较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结果增加了近60万人。

如果当年真出现了大批饿死人的情况，那么新生儿将是死亡率最高的群体。其父母都要饿死了，哪还有奶水去喂养婴儿呢？

可是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公布的1960年时出生的人口到了1990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又增加了五十多万人。

这说明1960年出生的新生儿，在经历了1960、61两年的大饥荒后，在1964年进行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不但有1444万人存活下来，而且民间还存在大量漏报的情况。

在某些人所渲染的那样一个“饥饿绝望”的年代，新生儿的出生存活率居然如此之高，竟然达到1444万人之巨，仅1960年这一年的人口出生量，就相当于同时期美国“五年”的人口出生量总和（美国当时有近两亿人，年平均出生人口280万人）。

这是为什么？

这像是一个全国人民时刻面临“饿死威胁”的国家所应出现的现象么？

而且1960年出生的婴儿，应该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1959年里怀孕，历经十月怀胎，在1960年中出生，而且幸运地捱过了60、61年持续两年的饥荒。

在这里不得不问：如果真如“控诉者们”所说：1959、60年时全国人民都饿得奄奄一息了，那么谁还有心情造人？而且全年一造就是1444万？

这个数字即使放在已经有了十三亿人的当今中国来看，也是惊人的。

另外根据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1964年6月30日全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指男子16～59岁，女子16～54岁）为341,491,424人，占总人口的49.17％。

据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

从上面的人口数据中可以推算出1960年时正处于20～30岁间适育年龄的人口数，当然这些人不会同时选择在60年中生育，所以人数还要打折。

通过1960年这一年中“1444万个新生儿”的出生，说明在当时那种被某些人形容为“民不聊生”的困境下，竟然有“1444万对夫妻”、也就是说有近3000万人选择了要生“下一代”，在当时中国只有六亿多人口的情况下，这3000万男女的人数在20～30岁的适育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应该是相当高的。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随时面临饿死威胁”的情况下仍敢于大胆造人？

如果说是由于“缺乏避孕手段”，怀孕了而不得不生，那么就又回到上一个疑问：

为何新生儿存活率如此之高？

而且孕育中的胎儿在得不到充分营养的情况下，又能否怀满十个月后顺利出生？

肯定有人会这样解释：“83版所公布的1960年出生人口数据是在三年大饥荒结束、新生儿已经大量死亡后的1964年统计而得的“幸运逃过死亡”的出生人口数量。

如果按这种解释，那么以1962年2688万人的出生人口做对照，就算在1960年出生了2500万人，假设其中死亡了1000万人，存活了（1995年1.04%抽样调查给出的）1449万人，但是仍然无法解释为何在置身于饥饿死亡的威胁当中、在看到社会上新生儿的高死亡率和明知抚养的艰难性的情况下，竟然还会有2500万对夫妇（也即5000万人，占1960年六亿总人口的十二分之一）敢于“不畏饿死，大胆造人”。

即使以实际出生1449万新生儿为准，百分之百全部存活，没有死亡一个，也就是说有1440万对夫妻（2880万人）选择了造人，这个2880万的人数在1960年时全国六亿多的总人口中，在年满20～30岁处于生育年龄的人口中仍然要占大多数。

计划生育在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才全面推行，在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有资料显示，在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的1962～1970这八年间，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

也就是说，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1962年当中，就出生了2688万人，而这2688万中的新生儿当中，应该有绝大部分是在所谓“三年大饥荒”最后一年的1961年里怀孕，通过十月怀胎，而在1962年分娩的。

1961年时饥荒尚未结束，饥肠漉漉的人们就敢于大规模造人，真是匪夷所思。要知道，即使是当前，在中国已经有了十三亿人口、已经全部摆脱了饥饿，而且在农村政策允许下的第二胎和违法超生严重的情况下，一年也只有六、七百万的新增人口。

由此可以看出，在1959～61这三年中“勇于造人”，并且在61年形成更大规模，以致造成62年出生了2688万人的中国人并未感受到什么“饿死”的威胁，所以才敢于“放心大胆”地孕育迎接下一代。

也证明了在1961年形势好转之后，在前两年里选择了“推迟造人”的夫妇也全部加入到了造人大军，所以才会形成第二年2688万人的惊人人口出生量。

另外以美国1920～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做参照：

美国这一时期出生的儿童身材普遍矮小，后来被称作“萧条的一代”。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当美国参加二战需要补充大量兵员时，应征的青年因体质不合格而遭淘汰的达到40%！

而反观当今中国，在童年和少年时经历过1959～61年的自然灾害，目前处于四、五十岁年龄段的这一代人的身体素质却是最好的，是当今中国的基石，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都不及他们吃苦耐劳，这又做何解释？

为什么美国的饥荒导致了“萧条的一代”，而中国的“饥荒”却造就了坚忍的一代？

也许有人会继续质疑，会祭出“伟大的母爱”来作武器，说饿死的都是大人，新生儿没事，父母为了能让孩子生存下去而自己饿死了。

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无理狡辩了，如果父母双亡，襁褓中的婴儿要让谁去抚养呢？指望别人？可是别人也自身难保了，又有谁有能力收养呢？就算当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上千万次的“奇迹”，使这些“父母双亡”、或者只饿死了双亲中一个的孩子都“幸运”地存活了下来，那么这一千多万“幸运而艰难”地存活下来的60年人肯定会永远记住那个让他失去双亲的年代，一定会“现身说法、毫无保留”地向大家讲述他不幸的身世，让大家记住那段历史。

可是查阅国内数以百计的大小网站、博客上关于这个“饿死三千万”的讨论回帖，几乎没有一个人实名声称自己的父母或其中一个在那三年里饿死，（其实是有的，见后文）这是为什么？

难道那“三千万甚至五千万”死者的亲人以及后代都不上网？

但骂归骂，就是没有一个人肯现身说法，编造出他的父母或爷奶是在那三年里饿死的悲惨故事来蛊惑世人。

由此可见：即使是最卑鄙最恶毒的反毛者，也尚存天良，都不愿拿自己的父母爷奶冒充“饿死鬼”用来攻击伟人。（转帖者：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声称自己的父亲就是活活饿死的！不过网上已经有喜欢追根寻底的网友根据《墓碑》所提供的情况以及杨继绳家乡同一地区的村民们提供的回忆做了调查和分析。杨继绳的父亲其实是死于食道癌、胃癌一类的恶性肿瘤，并不是因为没东西吃而饿死，而是因为不能吃东西而最终死亡！杨继绳的母亲、兄弟姐妹和他本人都活得好好的，怎么就只饿死他爹一个呢？他们家的人心够狠的啊！）

另外诸如：如此大量的死亡（当时中国有六亿多人口，如果这个由美国人“估算”出来的三千万属实，那么比例接近20：1），遗体是如何处理的？又将耗费多大的人力物力？

所有杜撰“饿死三千万”小说的国内外作者都没有“科学而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似乎这三千万人在他们的笔下从人间蒸发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有在他们的“小说”里才会让人记起。

更有一些居心叵测之徒一直试图用中国八年抗战中的死亡人数和这个“三年饿死3000万”的虚构数据作对比，完全不顾逻辑，妄图混淆视听，其卑劣用心昭然若揭，其心当诛。

另外大灾之后为何没有暴发瘟疫？在那种“人口大规模集中死亡”的“假设估算”下，一场大瘟疫似乎不可避免，但是至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当时中国爆发过大瘟疫，而“饥饿”小说家们基本也都回避了这个情节。

迄今为止，还没看到有人在网上以实名发布自己长辈父母亲友在那三年里饿死的文章。

近20：1的死亡率，结合那个年代多子女多洐支的家庭结构，如果几十人的家族中有数人饿死，肯定会给晚辈留下极深刻的记忆。

如今当年那些失去亲人的“幸存者”都已经步入中年或老年，这么多年里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出来“现身说法”。

而且最奇怪的是：在诸多坚信美国人这个三千万“估算”的正确性，并据此对毛主席百般诋毁的“控诉者”们的文章和发言中，却几乎都没有其父母以及亲友被饿死的描述，而只是“津津乐道”由“道听途说”来的所谓悲惨故事。

这些“控诉者”为什么这么“幸运”？

在他们所形容的那样“悲惨”的境地下，为什么他们全家竟然没有一人饿死？

对于这些明显的漏洞，为何“控诉者们”一向都避而不谈，从来都不去探究？而只是死抱着那组由“热心的美国人”“估算”出来的数字坚信不疑，喋喋不休？

1960年出生的1449万人口足以证明这个由美国人“估算”出来的“饿死三千万人”纯属谎言，至于那些夸张到“四千万、五千万”的说法当系疯人癔语，在此不予置评。

既然当年并不存在因饥饿而大量致死的情况，那么那个人口减少一千万的数据该如何解释？

可信的解释是：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严酷封锁，加之国内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致使相当一部分处于适育年龄的夫妇考虑到自身的抚育能力，在1959年做出决定，把“造人计划”推迟；而且有资料显示，由于营养不良，当时中国妇女闭经的发生率很高，闭经即可导致不孕，但并不会从此绝育。

正是上述原因导致了60年新生人口数量的严重下降。出生率下降了，但是当年人口自然死亡率并没有下降。

如果将1960年1444万的人口出生数与结束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2年激增的2688万出生人数作对比，两者之间竟相差了1200多万人。

再加上1964年人口普查时民间的不重视，造成了大量的漏报（在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中，仅1960年一年出生的人口就漏报了近60万，那么全部年龄的漏报肯定是个不小的数目），上述几点应该就是官方数据中1960年总人口减少一千万的原因。

“热心而又聪明”的美国专家运用“科学的估算”方法，把上述一千多万根本没有出生的和漏报的人口统统视为“饿死”，跟其他通过各种方法“估算”后七拼八凑得来的数据累加在一起，得出了这个三年“饿死三千万”的结论，并厚颜无耻地将这个漏洞百出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用这个以不严谨的“科学方法”“估算”出来的谎言愚弄了全世界，并试图籍此把中国推上道德的审判台，妄想再次以审判者的傲慢姿态俯视中国。每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都应该认清这些洋专家的真正用心，他们泡制这个蹩脚谎言的动机对中国充满了恶意，没有任何善意的成分，其目的就是要丑化新中国。

最可悲可鄙的是那些被老外诬蔑攻击扇了耳光后还在帮忙吆喝自轻自贱的国人，他们的人格和尊严都已经堕落沦为西方的痰沫和笑柄。当然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以做“香蕉人”为荣，对于这些数典忘祖的无耻汉奸，就连西方人也瞧不起他们。

另外有人造谣说1959、60、61这三年间中国并未发生过全国范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事实是当时确实发生了，这个在网上有证可查，怀疑的人请自己摆渡。
本文只是摆事实讲道理，无意否定那三年中一些地方确实饿死了人，针对的只是“三千万”这个骇人听闻的数字。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发生因冻饿死人的事件，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即使被香蕉人吹嘘为“天堂”一般的美国，这类事情也屡见不鲜，所以中国人不必因此就背上几个美国人丢过来的这个虚构的“三千万”十字架，被早已被美国无视的什么“犯罪感”压得抬不起头来。

美国在1920～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一方面大批工人失业、数千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另一方面资本家却把大量的小麦堆起来烧掉、六百万头生猪一次性投入密西西比河，宁可销毁也不肯施舍给穷人，根本无视人民的死活。

据1932年9月《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8%的人无法维持生计(1100万户农村人口未计在内)，流浪人口达200万，仅纽约一地1931年一年中记录在案的饿毙街头的案件就有20000余起。这一时期出生的儿童身材矮小，后来被称作“萧条的一代”。全美有330万儿童失学，女孩子为了养家糊口冒着怀孕的危险以10美分一次的价格到街上卖淫。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当美国参加二战需要补充大量兵员时，因体质不合格遭淘汰的达 40%！

胡佛总统曾经要求喜剧演员通过给人们以欢笑减轻大家的心理压力。纽约大街流行这样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摘自《富兰克林·罗斯富全传》

有“证据”显示：美国1930年大饥荒至少有800万人以上被饿死, 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以下美国人口数据是从美国人口统计局和劳工部的网页查得。

1900年7621万
1910年9222万
1920年1亿602万
1930年1亿2320万
1940年1亿3216万
1950年1亿5132万
1960年1亿7932万

美国自立国起每十年一次人口普查，应该很有经验和准确。我们做以下统计和比较，就可以得知美国人口在各年份增长的情况：

1900～1910年，增加1601万人；
1910～1920年，增加1380万人；
1920～1930年，增加1700万人；
1930～1940年，增加 896万人；
1940～1950年，增加1916万人；
1950～1960年，增加2800万人。

以上数据显示：在从1900年～1960年期间，美国平均以1700万人(每十年)的速度增长，但在1930年～1940年出现了异常情况，人口仅增长了不到900万人，比正常情况减少800多万人。而1930年～1933年美国暴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了遍及全美国的大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800万人以上被饿死，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

如上所知：即使没有经过“科学的估算”，也显示美国当时饿死了八百万人之多，有人替美国通过“美国式的科学方法估算”，竟然得出死亡人数超过一千八百万的惊人数字。

中国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就被热心的美国专家“估算”出饿死“三千万”，而且装聋作哑不接受任何解释，至今仍坚持这个伪造的结论以图攻击中国的伟人。

而美国人口减少了800万，这些专家却都缄默不语，完全无视这800万人的“生命”。

两岸三地一些香蕉人一直在忠贞地替主人辩护，说当时美国的粮食太多了，多得只好销毁！

但却不解释为什么美国资本家不肯把这些“多得不得不销毁”的粮食施舍给穷人、帮助穷人度过饥荒，而是冷漠地看着穷人大量饿死。

而且他们还自作聪明地替主人把这800万饿死的人口解释为“移民去俄罗斯等国寻找新的天堂”了，这对一向被他们吹嘘为“天堂”的美国不啻是一个讽刺。

这些香蕉人驴唇不对马嘴的表忠辩解展示了他们的奴颜卑膝与愚蠢可笑。

[yongbing1993]

回复 '野彪' 的评论 :

认同你的观点。

但想说的是：问题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反共》的人《双标》？为什么《一反驳，就是五毛红粉大外宣。》？因为《反共》的人也知道这是制造的《谣言》，所说的全是《谎言》。没有真凭实据，但就是要说。但凡细心留意一下，《反共》的人，《反共的华人》，砖家叫兽学者名人等在各种文章，演讲，讲话，博文中，伤痕文学中，电视电影作品中，甚至是一切《反共》文章中都会说：这时段饿死人的事。谎言说上一千篇就成了“真理“。更重要的是：为《反共》。为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内在新中成立后走什么道路的之争。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派人坚持走社会主义公有化道路。而以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内另一派人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一直是走资派邓小平们及其右派们反共分子们，以掀起反毛译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势力联合并持续四十余年时间里一个卓有成效的攻击武器。即造谣说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几千万人。

根源在于：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以毛主席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坚持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的。

以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的是要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现后很快批评指出错误，及时纠正按原定的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方针政策进行。坚持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时，具体的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但不配合搞，反而搞极左的一套。你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吗，刘邓就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套来反抗。共产风，浮夸风，亩产万斤等乱来。结果搞得乱乱的，必竞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谁也没有搞过更没有经验。毛泽东在高位，下面的官不配合，反而捣乱，何以能够成事？此时，恰逢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

很多时候，走资派邓小平们及其右派们反共分子们，都是一体的，因为想要掘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必须要向毛主席泼污。

1950-1958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灾面积为1971万公顷，成灾面积877万公顷，而1959-1961三年的年平均受灾面积就达到5728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91%;成灾面积2251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57%，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峰值。

所以，某些砖家叫兽说三年是“风调雨顺，纯粹人祸”，显然是不顾事实。纯属《说谎》。并以此制造反共《谣言》打下基础。

其次，那么到底有没有内部的人祸？当然有！有没有饿死人？当然也有！

只不过，谁的锅，应该得搞清楚吧？

从1958年开始的浮夸风，就是最大的人祸。

关于浮夸风，即便是一发就被毙、就被夹，但经过去年2020这一年的互联网大教育，很多人应该已经对浮夸风的历史有了解了。

如果依然有疑惑，从历史上去寻找这么几个答案即可：

① 1956年“八大”之后，毛主席退居二线(吸取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被一帮修正主义之徒搞的乌烟瘴气的教训)，被推上前台主持工作的，是这两位：刘少奇和邓小平，一位管党、一位管政，同时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舆论喉舌掌握旗下。邓小平站在麦堆上高举双手高呼着“亩产万斤的图片还是很有领导风度的。站在平地显现不出来。

当时毛主席为了要遏制浮夸风时，还不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的讲话稿都不得不通过《党内通信》在内部来传达信息。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想给大众知道毛泽东的讲话稿内容。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控制《人民日报》。

② “大跃进”这个词是不是毛主席发明的吗? 195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首创“大跃进”，是谁负责审阅的，查查去就知道了。

③ 1958年8月12日，酿成河南信阳饿死百万群众惨案的吴芝圃，陪同毛主席视察农田，背后是谁指使的? 查查去——我教你怎么查，查查吴芝圃在之前反右扩大化时是谁的马仔，谁是反右的组长负责人。同时，再看看1979年1月24日，吴芝圃是被谁“平反”的。

④ 1958年7月，是谁在视察河北武清、香河两县时，提出“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 查查去。1958年9月，是谁去的江苏常熟县考察时声称“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查查去。“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就是一张图片上的邓小平高喊的。

⑤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著名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是谁的手笔?查查去。

⑥ 1958年10月，又是谁在天津站上稻堆拍照? 查查去。这张照片是很有名的邓小平的照片。

这些问题的答案，四十年来不让说。

不让说就不说，但至少作为铺垫，我们需要知道1959年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强力纠左、遏制浮夸风，情况逐渐好转。

随便举几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将第四十条中“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谨慎一点。”

三、针对某些领导干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亿九千万土石方”的问题，毛主席说：“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毛主席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些笔杆子们谈话，说：“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干部发了《党内通信》，专门讲了农业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可以看到，大刮无风期间，毛主席是最喜欢“泼冷水”的人，然而后世遵循81决议精神，却将锅甩给了他老人家………

民国，发生过多少饥荒呢? 随便列一列有史可寻的：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难民5000万;

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超过14万，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沦为灾区，受灾人数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即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1750余万人……

那么问题又来了，冯客写这本造谣书籍的经费从哪里来？——台湾蒋经国基金会！出资100万美元，责成书写。

从台湾弥散，从此“饿死三千万”成为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毛主席的“不锈铁证”。

之后，经过著名大陆外逃“历史学者”、著名轮子辛H年在台湾香港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演讲”，扯淡程度进一步升级：“1962年中国共产党在10月间开了省委书记碰头会，在这个碰头会上，他们认为从1959年到1962年3月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风调雨顺的岁月里，完全是因为人祸造成的4300万人的不正常死亡，安徽，我的家乡安徽700万，山东900万，河南900万，天府之国，四川1000万，这些数字是铁的数字，是我亲自记录的！”这扯淡真的扯的没边。

可就是这种扯淡，能够几十年来在各种西方媒体的“大雅之堂”上登来跃去，然后再出口转内销、由国内各个砖家叫兽二次三次加工创作，继续升温。

查证《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等，根本就没有中央在1960年10月举行各地省委书记会议的记录，事实上当时也压根没有“碰头会”这种官方会议的叫法。

这“4300万人死亡”，张口就来之胆大，实为轮子风范。

最后，除了境外势力的造谣，过去大陆方面同样存在“官史错误”。

比如著名的1983国统局数据(1960年非正常死亡千万人)与党史二卷的计算错误，也造成了恶劣的国内国际影响(比如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国内砖家的“研究”，又比如安斯利?科尔以中国官史数字为依据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

根据“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的公式，在1983官史数据中，从1957===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竟然出现了巨大差异。这能够作为论据以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千万、三千万人吗?

事实是：灾害前的在1956—1959四年中，由于户籍制度落实伊始执行不到位，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中国统计年鉴》1986)——这等于莫名增加了千万人口，所以，也就造成了此后1960年看似“下降”了千万人口的数字滑坡。

[yongbing1993]

为什么《反共》的人《双标》？







在博文《反共谣言之一：饿死千万至上亿》中的评论：

《野彪》评论：“以前的确是饿死过人，但饿死多少，很难统计。我觉得关键是不能双标。例如你说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他们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人数不对，不是三十万，是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他们会说你在撒谎。

他们说那几年饿死了三千万，你一反驳，就是五毛红粉大外宣。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中共也承认错误了，后来改的也很好，现在国家发展的也不错。如果揪着中共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错误，让中共下台，这办不到。

就像我们如果现在揪着日本半个多世纪以前犯的错误，要日本一命还一命，那也是不行的。因为那些侵略中国的日本兵早就死了。现在的日本人同那场战争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都需要向前看。

我们怎样才能在美国过得更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回复《野彪评论》：认同你的观点。

但想说的是：问题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反共》的人《双标》？为什么《一反驳，就是五毛红粉大外宣。》？因为《反共》的人也知道这是制造的《谣言》，所说的全是《谎言》。没有真凭实据，但就是要说。但凡细心留意一下，《反共》的人，《反共的华人》，砖家叫兽学者名人等在各种文章，演讲，讲话，博文中，伤痕文学中，电视电影作品中，甚至是一切《反共》文章中都会说：这时段饿死人的事。谎言说上一千篇就成了“真理“。更重要的是：为《反共》。为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内在新中成立后走什么道路的之争。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派人坚持走社会主义公有化道路。而以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内另一派人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一直是走资派邓小平们及其右派们反共分子们，以掀起反毛译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势力联合并持续四十余年时间里一个卓有成效的攻击武器。即造谣说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几千万人。

根源在于：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以毛主席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坚持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的。

以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的是要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现后很快批评指出错误，及时纠正按原定的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方针政策进行。坚持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时，具体的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但不配合搞，反而搞极左的一套。你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吗，刘邓就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套来反抗。共产风，浮夸风，亩产万斤等乱来。结果搞得乱乱的，必竞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谁也没有搞过更没有经验。毛泽东在高位，下面的官不配合，反而捣乱，何以能够成事？此时，恰逢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

很多时候，走资派邓小平们及其右派们反共分子们，都是一体的，因为想要掘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必须要向毛主席泼污。

1950-1958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灾面积为1971万公顷，成灾面积877万公顷，而1959-1961三年的年平均受灾面积就达到5728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91%;成灾面积2251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57%，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峰值。

所以，某些砖家叫兽说三年是“风调雨顺，纯粹人祸”，显然是不顾事实。纯属《说谎》。并以此制造反共《谣言》打下基础。

其次，那么到底有没有内部的人祸？当然有！有没有饿死人？当然也有！

只不过，谁的锅，应该得搞清楚吧？

从1958年开始的浮夸风，就是最大的人祸。

关于浮夸风，即便是一发就被毙、就被夹，但经过去年2020这一年的互联网大教育，很多人应该已经对浮夸风的历史有了解了。

如果依然有疑惑，从历史上去寻找这么几个答案即可：

① 1956年“八大”之后，毛主席退居二线(吸取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被一帮修正主义之徒搞的乌烟瘴气的教训)，被推上前台主持工作的，是这两位：刘少奇和邓小平，一位管党、一位管政，同时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舆论喉舌掌握旗下。邓小平站在麦堆上高举双手高呼着“亩产万斤的图片还是很有领导风度的。站在平地显现不出来。

当时毛主席为了要遏制浮夸风时，还不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的讲话稿都不得不通过《党内通信》在内部来传达信息。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想给大众知道毛泽东的讲话稿内容。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控制《人民日报》。

② “大跃进”这个词是不是毛主席发明的吗? 195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首创“大跃进”，是谁负责审阅的，查查去就知道了。

③ 1958年8月12日，酿成河南信阳饿死百万群众惨案的吴芝圃，陪同毛主席视察农田，背后是谁指使的? 查查去——我教你怎么查，查查吴芝圃在之前反右扩大化时是谁的马仔，谁是反右的组长负责人。同时，再看看1979年1月24日，吴芝圃是被谁“平反”的。

④ 1958年7月，是谁在视察河北武清、香河两县时，提出“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 查查去。1958年9月，是谁去的江苏常熟县考察时声称“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查查去。“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就是一张图片上的邓小平高喊的。

⑤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著名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是谁的手笔?查查去。

⑥ 1958年10月，又是谁在天津站上稻堆拍照? 查查去。这张照片是很有名的邓小平的照片。

这些问题的答案，四十年来不让说。

不让说就不说，但至少作为铺垫，我们需要知道1959年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强力纠左、遏制浮夸风，情况逐渐好转。

随便举几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将第四十条中“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谨慎一点。”

三、针对某些领导干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亿九千万土石方”的问题，毛主席说：“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毛主席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些笔杆子们谈话，说：“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干部发了《党内通信》，专门讲了农业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可以看到，大刮无风期间，毛主席是最喜欢“泼冷水”的人，然而后世遵循81决议精神，却将锅甩给了他老人家………

民国，发生过多少饥荒呢? 随便列一列有史可寻的：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难民5000万;

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超过14万，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沦为灾区，受灾人数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即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1750余万人……

那么问题又来了，冯客写这本造谣书籍的经费从哪里来？——台湾蒋经国基金会！出资100万美元，责成书写。

从台湾弥散，从此“饿死三千万”成为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毛主席的“不锈铁证”。

之后，经过著名大陆外逃“历史学者”、著名轮子辛H年在台湾香港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演讲”，扯淡程度进一步升级：“1962年中国共产党在10月间开了省委书记碰头会，在这个碰头会上，他们认为从1959年到1962年3月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风调雨顺的岁月里，完全是因为人祸造成的4300万人的不正常死亡，安徽，我的家乡安徽700万，山东900万，河南900万，天府之国，四川1000万，这些数字是铁的数字，是我亲自记录的！”这扯淡真的扯的没边。

可就是这种扯淡，能够几十年来在各种西方媒体的“大雅之堂”上登来跃去，然后再出口转内销、由国内各个砖家叫兽二次三次加工创作，继续升温。

查证《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等，根本就没有中央在1960年10月举行各地省委书记会议的记录，事实上当时也压根没有“碰头会”这种官方会议的叫法。

这“4300万人死亡”，张口就来之胆大，实为轮子风范。

最后，除了境外势力的造谣，过去大陆方面同样存在“官史错误”。

比如著名的1983国统局数据(1960年非正常死亡千万人)与党史二卷的计算错误，也造成了恶劣的国内国际影响(比如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国内砖家的“研究”，又比如安斯利?科尔以中国官史数字为依据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

根据“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的公式，在1983官史数据中，从1957===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竟然出现了巨大差异。这能够作为论据以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千万、三千万人吗?

事实是：灾害前的在1956—1959四年中，由于户籍制度落实伊始执行不到位，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中国统计年鉴》1986)——这等于莫名增加了千万人口，所以，也就造成了此后1960年看似“下降”了千万人口的数字滑坡。

[野彪]

以前的确是饿死过人，但饿死多少，很难统计。
我觉得关键是不能双标。例如你说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他们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人数不对，不是三十万，是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他们会说你在撒谎。
他们说那几年饿死了三千万，你一反驳，就是五毛红粉大外宣。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中共也承认错误了，后来改的也很好，现在国家发展的也不错。如果揪着中共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错误，让中共下台，这办不到。
就像我们如果现在揪着日本半个多世纪以前犯的错误，要日本一命还一命，那也是不行的。因为那些侵略中国的日本兵早就死了。现在的日本人同那场战争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都需要向前看。
我们怎样才能在美国过得更好，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