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三亿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弥天大谎
在海外待久的人，只要参加法轮功举办的各种活动时，一定会遇到有法轮功成员拿着笔和账本要人签字。
签什么字呢？签上你自己的名字。
而这账本就是《退出中国共产党》的账本“证据“。
签字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又是不是曾经参加过共产党。
而且不管哪国来的亚洲人，又或是白人黑人只要愿签字就行。
如此低俗的制造假证据之下，不知是否有《三亿人》签名。
再则《三亿人退出中国共产党》？
还有很多人没有《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就更多。
这能证明共产党不好吗？
如此低劣的弥天大谎竟然还有“人“信？
确实证实了“谎言说过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名言。
类似的“饿死三千万”的“谎言说过一千遍就成为真理”。
“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不好“，“毛泽东不好“，“文革不好“，“红卫兵不好“，等等的弥天大谎不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之后就重复一千遍一万遍甚至几百万遍后，就成了“谎言说过一千遍就成为真理”。
谁撒这个弥天大谎啊，那可丧尽天良啊！
转载《关于法轮功运动，你应该了解的》来源：纽约时报
《三亿人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海报
法轮功学员，如聚集在台湾台北的这群学员，经常抗议中国政府的迫害。就可见到《三亿人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海报。又或是：每当神韵艺术团到访，这些海报就会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店面，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海报上是身穿飘逸服装的优雅舞者，承诺让人们一睹“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
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是法轮功精神运动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法轮功30年的历史包括在中国遭受残酷镇压、声称其成员被摘取器官，以及持续至今的跨国镇压运动。
自30年前在中国创建以来，法轮功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海外华裔移民和非华裔学员的追捧。他们盛赞法轮功的冥想练习有益健康。
由于法轮功运动称其没有正式的会员制度，因此很难获得其追随者人数的准确估计。法轮功的新闻部门称，其在100多个国家有追随者，其中约1万人居住在美国。
关于法轮功运动、它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以及它与神韵之间的联系，以下是你需要知道的：
该运动于20世纪90年代由前粮食供应公司工作人员李洪志在中国创立。
该运动于20世纪90年代由前粮食供应公司工作人员李洪志在中国创立。
法轮功是如何创立的？
1992年，一位名叫李洪志的前政府职员开始在中国各地演讲，介绍一种名为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的全新精神修炼方法。
当时，以能量为基础的古老运动气功正在风靡全国，这是试图消灭传统文化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后，中国宗教生活复兴的一部分。
李洪志规定了一套修习方法，包括双手和双臂的缓慢运动，目的是让能量在体内循环。法轮功信徒通过在公园里做操、打坐和阅读李洪志的文章（被称为“学法”）来练习。
在采访中，法轮功现学员和前学员说，李洪志给了他们生活的目标感，为他们提供路径，帮助他们成为更有道德的人。许多人说，开始练习法轮功后，他们的疾病痊愈了。
从1995年开始，李洪志在澳大利亚悉尼和巴黎等城市举办海外讲座，吸引了全球追随者。几年内，他与家人定居在纽约的新家，以那里作为总部指导这项运动。
法轮功的信仰体系是什么？
法轮功的核心信条是“真、善、忍”。
李洪志在他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中解释说，这种修炼方法融合了佛教的某些方面。他教导追随者消除执念，关注内心而不是责怪他人。修炼的目标是开悟。
许多法轮功学员在生病时尽量避免就医。李洪志教导说，负面的业力会导致疾病，只要受苦，坚持他的“修炼”方法，就能消除业力。他说，真正信奉他教义的人无需治疗就能祛除体内的疾病。
李洪志的教学中还包含神秘元素。他说，高级修习者可以发展出超自然的能力，比如悬浮和穿墙透视的能力。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李洪志的教义带上了末世色彩。他经常谈论练习法轮功如何能在“末世”将人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许多法轮功学员把自己的孩子选中参加神韵演出视为一种神圣的荣誉。
许多法轮功学员把自己的孩子选中参加神韵演出视为一种神圣的荣誉。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政府如何看待这场运动？
1999年4月，1万多名法轮功信徒在北京共产党领导层的围墙大院外举行了和平集会。法轮功动员信徒的能力让中国的统治者深感不安，他们对任何自己无法控制的组织都心存戒备。
那次集会之后，当局取缔了法轮功，并对已经移居美国的李洪志发出逮捕令。党报头版文章将法轮功称为“邪教”。该运动则坚决否认自己是邪教。
据人权观察组织报告，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入狱或劳教。人们在拘留所里遭到殴打，直到他们放弃信仰，许多人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
中国官员否认法轮功学员曾遭受酷刑。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学员“不断死于中国官员之手”。
法轮功还表示，当时在狱中的法轮功学员是中国政府大规模摘取器官计划的对象。
中国官员承认，死刑犯的器官是中国医院器官移植手术的主要来源，但对摘取法轮功学员或其他被拘留者器官的指控予以否认。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林伟(Nicholas Bequelin)对使用囚犯器官的情况进行了记录，他和其他中国人权领域的顶尖专家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对法轮功学员以获取器官为目的系统处决。他说，和其他中国囚犯一样，一些法轮功学员如果被处决或死于狱中，他们的器官可能会被摘除。
2015年，中国下令禁止摘取死刑犯器官。
这场迫害与神韵艺术团有何关系？
2006年，李洪志帮助创建了神韵艺术团，部分目的是让更多观众了解这场迫害。他亲自负责管理这个团体，许多学员认为子女被选为演员是一种神圣的荣誉。神韵表示，其使命是复兴共产党接管中国后遭到破坏的传统文化。
在两小时的演出中，神韵的一些舞蹈片段展示了法轮功学员被装扮成中国警察的舞者殴打，还有他们鲜血淋漓的内脏被装进盒子的场面。
自从迫害开始以来，攻击中国政府一直是李洪志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他告诉他的追随者，他们有责任“讲清真相”，包括敦促人们观看神韵演出。
中国是否仍在针对法轮功？
是的。上个月，两名男子在纽约认罪，承认贿赂一名被他们视为国税局特工的人，这是针对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计划的一部分。两人承认自己是非法的中国政府特工。据曼哈顿联邦检察官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取消由法轮功学员经营实体的免税资格。
据法庭文件引用的联邦调查局走访显示，两人还对位于纽约州奥兰治县法轮功总部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
在另一起近期案件中，佛罗里达州联邦检察官指控一名男子向中国情报官员提供有关美国法轮功成员的信息。
中国政府雇员此前也曾试图阻止神韵的演出。
据神韵演出预订主管达伦·霍尔称，神韵的演出在圣路易斯皮博迪歌剧院（现名为斯蒂费尔剧院）上演几年后，芝加哥的一位中国领事官员曾到访该剧院，敦促剧院不要让该团体在剧院演出。
霍尔在接受采访时说，该领事官员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只是说在中国，法轮功成员会在建筑物外喊口号，有时还会阻塞道路交通。霍尔拒绝了他的要求。
走资派用《高考》从一开始就鼓吹“为了改变个人命运“作为动力的。
《高考》“为了改变个人命运“。《上大学》“为了改变个人命运“。《读学习》“为了改变个人命运“。为了改变什么样的个人命运呢？使个人能逃离农村，能脱离体力劳动，远离下等人，能做人上人。
转载《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而不是做题的机器》
文章来源: 新乡土 于 2024-10-13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而不是做题的机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华发现经历残酷竞争、在高考中“内卷”后的这一代人，正在变得更加迷茫、失落。
壹 ||当县中一两年都没有清北生，即便是在县内有稳定工作的公务员与教师家庭，也会千方百计将子女送到市区、省内读书。
贰 ||县中自救正在让教育变得更极端，“三苦精神”在县中被广为强调，即领导苦管、教师苦教、学生苦学。
叁||真正对县中构成致命伤害的是超级中学的掐尖，而不是普遍认知中的县级财政投入不足。
肆||高考不是要选拔天才，只是要选拔一般的人才，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的制度。如果一个孩子是天才，让其自己成长出来，自己冒出来就行了，不需要这样的制度、花这么大的成本去发现。
在中国，县域普通高中占据了全国教育体系的半壁江山。由于教育资源紧张，大部分县市只能支撑一到两所较好的中学发展，也就是“县中”。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县乡的孩子们只要考进县中，就等于“一只脚迈进重点大学的大门”。那时,“县中现象”令人瞩目，县中甚至吸引了不少城里的孩子就读，可以说县中是乡村学子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
然而，近些年来，县中尖子生大量流失，清北率和本科率连年下滑，师资结构不合理，教育资源向省市集中的现象屡见不鲜。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华从2018年开始关注县中教育，每年都会组织团队去各地县中调研，去过十几个省、四十个县、近百所中学，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汇聚成最新出版的《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一书。
在这本书里，杨华认为县中衰弱最直接的原因是超级中学的跨区域“掐尖”。实际上，超级中学除了掐尖、极端推行应试教育和巨量投入资源之外，并没有其他超出县中的先进经验。但他们受益于当下的高考制度，仍被教育部门默许“掐尖”。振兴县中必须先解决这一问题。
杨华强调，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而不是做题的机器。他发现经历残酷竞争、在高考中“内卷”后的这一代人，正在变得更加迷茫、失落。
1，“县中不能没有清北生”
杨华从2007年开始做农村研究，最初关注的是县乡治理的问题。在田野调研的过程中，他经常要和当地的老师、校长打交道。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杨华发现大量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进入城市，这让他意识到县域教育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从2018年开始，杨华的研究团队每年都会去各地县中调研。他们发现，中国县中的变化是全面的、系统的，最显著的风向标就是从县中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数量断崖式下降。
比如，湖北恩施某地的重点县中过去能出十几名清北生，但是近些年降到个位数，今年只有1名学生。这种变化难以逆转。30多所湖北省县域高中里，仅有少数几所县中今年高考还能勉强依靠国家专项政策考出清北生。绝大部分县中没有清北生，重本率、本科率也在下滑。
陕西省的情况也非常相似，去年全省76个县级地区，只有10个县有清北生，共计13人，占全省清北录取人数的比例4.9%。西安市的清北录取人数占全省的87%。
在云南某地级市，全市除开城区高中外，下面县中高考特控上线率（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普遍只有2%—7%。
杨华认为：“县中不能没有清北生。在现行综合教育评价体系下，清北生作为参照系对于县域教育的资源分配、体系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他进一步解释清北生对教学的重要性，当一所学校有冲击清北的尖子生，也会对优等生、中等生有良好的“传帮带”作用，形成正反馈的学习氛围。县域家长看到每年有清北生也会信任当地县中的教育水平。
反之，当县中一两年都没有清北生，即便是在县内有稳定工作的公务员与教师家庭，也会千方百计将子女送到市区、省内读书。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优质生源从小学、中学阶段就开始大量流失，县域以下的乡、镇、村难以招生和办学，从而削弱整个县域教育体系。
2，教育焦虑
杨华在调研中观察到，所有的县中校长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摆脱现状。然而，县中自救正在让教育变得更极端，“三苦精神”在县中被广为强调，即领导苦管、教师苦教、学生苦学。
在众多管理方式中，最常规的是精确控制学生的作息时间：早自习时间提前到6点、晚自习延长至晚上10点半以后、午饭时间被限定在30分钟以内、每周休息变为月休一天或者半天。
更进阶的是建立残酷的竞争体系，重点班内实行“末位淘汰制”，每次考试的最后几名会被淘汰；班级内设置举报箱、批评榜等，上课发呆、看一眼窗外，都会被巡查的老师记录在案。同学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变得十分微妙，即便是同桌，也不聊天不说话，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在学习以外的事上。
除此之外，不少民办中学和县中还学习超级中学的模式，比如一些县中开始提前招收初中尖子生，用两年的时间学完初中知识，然后提前一年学习高中知识，高中三年就用来复习；或者县中成立初中部，提前招收尖子生，提前半年计划招生等等。
杨华认为县中强化应试教育的措施治标不治本。
普遍的情况是，留在县中的孩子因为升学率下滑，努力三年只能上大专，这让他们更加迷茫、无望，对“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减弱。离开县中的孩子，他们的压力提前转移到中学、小学阶段，他们的竞争变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实力比拼。
家长要提前为择校做准备，增加了购买市区学区房的压力，母亲还要全职陪读。孩子则要在小学学初中的知识、初中学高中的知识。当孩子的成绩不符合预期，便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亲子关系变得紧张。
杨华认为县中衰弱带来了全民教育焦虑。教育竞争的范围越小，竞争压力越小，教育焦虑越轻。中考竞争最好以乡校为载体，高考竞争最好以县域为层级、以县中为载体，但由于县中衰弱，教育变成以家庭为单位，在市、省进行竞争，难度一下就放大数十倍、数百倍。
3，超级中学掐尖
杨华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县中的衰弱较中西部地区县中更加普遍。比如浙江某百强县，每年在教育上投入高达15亿元，远超某些市级水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当地县中教学数据的走弱。
杨华在大量调研后得到一个结论：真正对县中构成致命伤害的是超级中学的掐尖，而不是普遍认知中的县级财政投入不足。
以湖北某县为例，每年有十几名尖子生被全省排名前三的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掐走”，30多名学生被黄冈中学“掐走”，数十名学生被武汉其他中学“掐走”。县教育部门本来不愿意放走尖子生的学籍，但是又没有相关政策，最终还是要放。
自2010年以来，各省都依托省内超级中学，建立起教育集团。他们往往顶着“名校”“教育牌子”的名头宣传教育理念与先进模式。实际上，超级中学除了掐尖、极端应试教育和巨量资源投入之外，没有其他超出县中的先进经验。
杨华解释，县中生源结构由尖子生、优等生、中等生和后进生构成。从全国各县来看，尖子生的比例普遍在1%—3%波动。也就是说，无论怎么考，清北生都出自这一批人之中。掐尖是把既定的尖子生集中在一起，学生能考上清北等名校，并不完全是超级中学的功劳。
超级中学为了吸引顶尖生源会开出各式条件，比如常见的奖学金、免学费等基本资源，一个学生奖励5万—10万元并不罕见；有的还免费为家长提供陪读套房、解决父母就业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隐蔽的设计，比如一些学校会把摇号名额少报，留下掐尖名额，提前一年签约等等，这些都是被默许存在的。
近些年来，许多超级中学开始主动“造神”，制造了诸如“13岁清华”“15岁北大”的竞赛神童之类的神话。归根结底就是提前选拔，让几百个孩子从五六年级开始学竞赛课程，从中选拔出一个“竞赛神童”。
这个变化是因为学科竞赛和强基计划。以清北为例，在其全国招生计划中，竞赛和强基的录取人数年年攀升，几乎占到1/3。学生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五大全国竞赛拿到国家级奖项，就能获得清北保送资格或者被降分录取。
竞赛的保送名额并不纳入高考统招计划，属于全国竞争。因此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等竞赛大省，每年被录取的清北生更多。
对各省的教育部门而言，支持一所超级中学搞竞赛是在角逐清北等名校招生名额的增量，这就给其极大的动力允许超级中学抢生源、办分校和挖师资。
超级中学能够花重金挖角全省范围内的竞赛教练，一个金牌竞赛教练的市场年薪至少在100万元，这远不是县、市级的公共财政所能支撑的。
超级中学通过提前培养、提前竞争等产业化模式“制造竞赛天才”，也让省级教育部门的清北业绩更好看。相应地，省级教育部门为了清北业绩，会在跨区招生、办学，培优补课和资源投入等各方面给这些超级中学一定的照顾，以确保省教育部门能在省级高考锦标赛中胜出。
杨华团队在浙江、云南、湖南、山西、四川、河北等省调研均发现，凡是有超级中学无序掐尖招生的情况，背后必然有各种各样省市教育部门开的口子。比如，中部某超级中学的“专县生”计划，也是省里专门为其量身定制的，即允许该中学自主在全省招生优质生源，每个县都要完成相应的指标。
杨华认为，县中振兴首先需要规范超级中学的办学和招生，掐断超级中学跨区域掐尖的政策链条和利益链条。只有重构县中生源，振兴县中的其他政策才能发挥作用；其次，也要重构县域教育体系，抓好县域小学、初中的教育教学管理，让乡村孩子能够就近、低成本地接受相对优质的义务教育，从而为县中输出大量优质学生。
4，高考后“失落的一代人”
杨华出生在湖南郴州，他高中在一所县中就读。他回忆那时很自由，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休息。下午5点20分下课，晚上7点钟上课，吃完晚饭，他能和同学踢一场足球或者绕着学校的山走一圈。周末休息一天，同学们会争着看电视，了解县城以外的天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县乡的孩子们只要考进县中，就等于“一只脚迈进重点大学的大门”。当地社会也对县域教育抱有信心，学生家长没有太大的择校压力，整个社会的教育焦虑相对较轻，县域教育生态是比较宽松和健康的。
现在这一切都变了。他在衡阳一所中学看到，现在的高中生晚饭休息时间只有20分钟，有些学生教室在五楼，急忙跑到校门口的时候饭就凉了，没吃两口就要回去上晚自习。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状态可想而知。
杨华接触了很多学生，他们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进入了一所较好的大学，第一感受是茫然。当人生不需要刷题后，他们在大学里失去了方向。有些学生，把高考的习惯带入大学，追求绩点，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成绩比身边的人好一些。
实际上，回到高中阶段，大量动员形式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们的价值观，他们被灌输了“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之类的想法。这种刻意制造的对立，让许多学生认为读书就是为了通过高考这场试炼，为了超越他人、超越阶级。
杨华认为，高中不应该这样一味强调应试、得分，而应该更多关注对“人”的培养，让学生发展兴趣爱好，想打球就打球，想读小说就读小说，人得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去思考，才能认识世界。
杨华强调：“不能苛责学生，这是整个教育的问题。如果真的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政策制定，高考制度和教育体系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高考不是要选拔天才，只是要选拔一般的人才，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的制度。如果一个孩子是天才，让其自己成长出来，自己冒出来就行了，不需要这样的制度、花这么大的成本去发现。
具体地讲，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彻底被消天掉？难！
反《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这个话题，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时起，《共产主义》的理想一直被资产阶级右派们列为反对名单上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资产玠级右派和蒋介石国民党列为消灭名单的榜首。反《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的工程也己进行了几百年了，何时完工，目前似乎看不到完工的迹象。
但在反《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的巨大工程中，不断地有反《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的新生力量的加入。尤其是一些出生于低层工人或农民家庭的后代们，他们出生于新中国，生长在红旗下，受教育于走资派时代，深受“考上大学改变命运“，“读书当官获取名利“等的人生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在大学毕业后又出国留学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后，树立了“絕对精致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混迹于上层精英圈内，自然扛起了反《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的重任。
那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们为了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巨大努力，他们通过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述、利用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学习研究革命理论，在很短时间内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性质和组织原则，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从1920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到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中国共产党人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通过翻译出版马列著作，创办报刊介绍马列著作等形式，使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先进分子很早就认识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从1918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开始，中国共产主义者就一直在不懈地进行革命理论的探求。1920年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便逐渐开始有组织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到1922年党的二大召开时，共产党在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利用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成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后，即开始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了专门的宣传报道部和出版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翻译、编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介绍、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20年6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社会经济丛书第一期出版预告”，其中刊登的即将出版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伦理学》、《资本论解说》、《社会经济的基础》、《布尔色维克底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等，这些都是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翻译和出版的。
1920年11月，《共产党》创刊号以《列宁的著作一览表》的形式，集中介绍了列宁的19种重要著作。它们是：《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问题》、《俄罗斯的资本制度发达史》、《经济的剳记和论文》、《要做什么》、《告贫乏的农民》、《进一步退两步》、《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工党两个政策》、《社会民主实业史略的大纲》、《解散旧国会和无产阶级的目的》、《1905年至7年俄罗斯第一次革命中的俄国社会民主的大纲》、《经验批评主义的唯物哲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末日》、《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目的》、《论进行方法的文书》、《革命的教训》、《农业中资本发达律的新论据》、《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府的要图》、《无产阶级的革命与靠斯基汉奸》（即《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的最初翻译——笔者注）。1921年7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时，将上述列宁的著作再次予以推荐。
1921年6月下旬，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又准备出版《新时代丛书》。到1922年，出版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等书。
中共一大之后，集中译介马克思主义著述即成为党的工作的重点之一。在1921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5号上，刊登了一篇《人民出版社通告》。这个通告中提出的庞大的出版计划，即便是在今天，也令人感到惊讶。《通告》说，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者）丛书和其他9种书。具体是：
马克思全书共15种：（1）《马克思传》（王仁编）、（2）《工钱劳动与资本》（袁湘译）、（3）《价值价格与利润》（李定译）、（4）《哥达纲领批评》（李立译）、（5）《共产党宣言》（陈佛突译）、（6）《法兰西内战》（孔剑明译）、（7）《资本论》（李漱石译）、（8）《剩余价值论》（刘英译）、（9）《经济学批评》（李漱石译）、（10）《革命与反革命》（李漱石译）、（11）《自由贸易论》（吴智译）、（12）《神圣家族》（钱润译）、（13）《哲学之贫困》（黄式遵译）、（14）《犹太人问题》（胡琰译）、（15）《历史法学派之哲学的宣言》（张九思译）。
“列宁全书”共14种：（1）《列宁传》（张亮译）、（2）《国家与革命》（康明烈译）、（3）《劳农会之建设》（李立译）、（4）《无产阶级革命》（张空明译）、（5）《现在的重要工作》（成则人译）、（6）《劳工专政与宪法会议选举》（成则人译）、（7）《讨论进行计划书》（成则人译）、（8）《写给美国工人的一封信》（孔剑明译）、（9）《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李墨耕译）、（10）《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张空明译）、（11）《苏共中央：资本主义的末局》（罗慕敢译）、（12）《第二国际之崩坏》（孔剑明译）、（13）《共产党星期六》（王崇译）、（14）《列宁文集》（孔剑明译）。
“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1）《共产党计划》（布哈林著，张空明译）、（2）《俄国共产党党纲》（张西望译）、（3）《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布哈林著，彭成译）、（4）《世界革命计划》（胡友仁译）、（5）《共产主义入门》（布哈林著，罗雄译）、（6）《共产主义》（鲍尔著，张松严译）、（7）《创造的革命》（鲍尔著，李又新译）、（8）《到权利之路》（柯祖基①今译为“考茨基”，以下同。著，孔剑明译）、（9）《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译）、（10）《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托洛茨基著，罗慕敢译）、（11）《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李墨耕译）。
计划出版其他书籍9种：（1）《马克思学说理论的体系》（布丹著，李立译）、（2）《空想的与学科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著，陈佛突译）、（3）《伦理与唯物史观》（柯祖基著，张世福译）、（4）《简易经济学》（阿卜列特著，张空明译）、（5）《多数党底理论》（波斯格特著，康明烈译）、（6）《俄国革命纪实》（托洛茨基著，周诠译）、（7）《多数党与世界和平》（托洛茨基著，周诠译）、（8）《马克思经济学》（温特曼著，杨寿译）、（9）《家庭之起源》（伯伯尔著，张空明译）。
除了直接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外，中国先进分子还利用有限的资料，自己编书著书，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如邵飘萍编著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商务印书馆，1920年4月）；邵飘萍著《新俄国之研究》（日本东瀛编译社1920年8月）；飘萍、吉人合著：《失业者问题》（泰东图书局，1920年11月）；田诚（陈独秀）著：《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汉口印，1921年6月）；施光亮编：《劳动运动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印，1922年4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马克思纪念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印，1922年5月），等。
可以看出，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渴求程度和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在党的90年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这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其出版计划并没有全部完成，但绝不止有人说的只有20种。据石川祯浩先生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介绍，目前尚能看到的1920年8月至1922年6月由中国共产主义者翻译或编译并正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类图书，仍有37种之多。
中国先进分子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将利用报刊发表文章，作为掌握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通俗的工人刊物《劳动界》；9月，将《新青年》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1月7日，创办了半公开性质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同期，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劳动音》，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劳动者》、《劳动与妇女》等。与此同时，先进分子还把一些报纸的副刊办成传播新思想的园地，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京报》副刊等。
以《晨报》副刊为例。1920年5月，它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它译载了日本人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从5月9日至6月1日，“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了马克思的重要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中译文。6月3日至11月1日，又连载柯祖基《马氏资本论释义》的中译文。
此外，中国先进分子利用这些报刊，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5月至1922年6月，陈独秀在报刊上发表随感录26篇，发表论文25篇。
中国先进分子利用这些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经验，介绍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所进行的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为了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引向深入，更系统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类型的组织，开始有组织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以北京为例。在李大钊指导下，经过长时间秘密酝酿，1920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这也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有组织有计划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今天，北大图书馆还保存着当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读过的8本德文原版马列文献。它们是：《伟大的创举》（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反对改良主义》（蔡特金和瓦勒齐）；《共产主义在波兰》（布兰特和瓦勒齐）；《无产阶级革命中共产党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在德国十二天》（季诺维也夫）；《旧目标，新道路》（季诺维也夫）；《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和共产国际》（托洛茨基）。
当时在李大钊推动下，北京大学出现了多个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系等课堂上，也开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现实性很强的社会科学课程，如“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劳农政府”、“中国劳工现况与现代各国劳工组织之比较观”、“现代各国之社会党”、“现代普选运动”、“人种问题”等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从而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性质和组织原则，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首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早期共产党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中，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开始逐渐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而共产党人一旦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便用来作为斗争的武器，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其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用以代替私有制度、资本制度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要实现这个新组织，首先要推倒现政权及其军队，重建劳动者的政府，“这种急进的、全部的、彻底的改造就叫作‘革命’。
再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由于早期共产党人较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并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从而使党在创建之时就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有效地保持和增强了党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