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大战略部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大战略部署

 

 

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就业安排等客观因素，但凡事都有主次之分。大量历史资料已经证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是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抉择。

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怎样培养接班人？事关党和国家的事业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对中国进行四面围剿，联合打压的同时，又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十条诫令》第一条就包括“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等内容。

毛主席敏锐地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提出要把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党不变色、国不变质。而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更证明了毛主席的有关预见绝非杞人忧天。

早在1959年他老人家就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且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不论新党员还是旧党员，都有一些品质不纯洁和作风不纯的人。那些人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还有变质了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

1959年12月，毛主席在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

1964年，针对苏联对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背离，毛主席又提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1964年10月，毛主席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谈到：“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所以要请你们当教员，给他们讲讲，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们还在受苦。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现在下去了。我告诉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闪闪，你就说我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笨了，要向你们学习请教。”毛主席这里所说的女儿，实际上是指大女儿李敏。但毛主席安排唯一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小女儿李讷到农村去插队，却更动人。

李讷在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在《解放军报》社上班，毛主席对身边的人说：“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娃娃，哪办得了报？”于是，李讷先是被安排到井冈山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处处照顾她，锻炼不大，她想和广大青年一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便给主席写信提出要求。主席积极支持爱女的这一行动，于是李讷便来到了江西的一个山区农村，成为生产队的一名普通社员。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伟大胸襟。这无异于给了那些认为“让插队”就是“受迫害”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1967年5月，毛泽东在和另外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时又指出：“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综合上述一系列讲话、谈话可以看出，防止党和国家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改变颜色，是毛主席所考虑的重中之重。而和平演变最危险的群体，是“资产阶级分子”，但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却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潜在因素。因此，要防止党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产生上述“三个主义”，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毛主席早已在延安时期提出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种相结合的过程，不仅是了解群众疾苦，听取群众心声的过程，更是建立和培养与群众深厚感情的过程。因此，当时不仅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括机关干部和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军官等，每年也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到农村、下基层，到车间，下连队，与第一线的群众打成一片，以了解群众呼声，解决群众难题，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激发事业灵感。

一项伟大的战略，往往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出其历史价值，且时间越长，看得越清晰。接班人问题，需要逐代过渡传承，更是需要在几十年后才能显现其真正的价值。党的十八大后，当年的知青逐渐进入高层政治舞台。据官方统计，十八大选出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经历，占这一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有过知青经历，占比28%；而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中，则有4人曾有知青经历，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层中知青占比也相当高。这种比例，是任何一个群体所没有的。

从专家学者的角度看，不少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没有这一经历的人也有着明显区别。他们尽管身处高位，但时刻不忘为最基层的农村老百姓鼓与呼，受到了普通群众的热烈。这与那些发布“现在的人，哪家没有50万元的存款？”“不能剥夺低收入阶层的纳税权利”等言论的所谓“砖家”们，所站的立场截然不同，当然归根结底还是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不同。而现阶段许多政策严重不接地气、且越来越走向官僚化、资本化，也与出这些馊主意的“砖家”们没有深入实际，与老百姓没有建立起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感情有着极大关系。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参与政策策划论证的“海归派”和“公知”们，已经成为西方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别动队”。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人类一项最伟大的千秋伟业，不仅需要一大批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和实干精神的带头人和社会精英，更需要千千万万志同道合的普通人的价值认同和行动支持。而全国1700多万有过知青经历的人，无疑是当今这一队伍中的强大生力军。回想这部分人，在回城分配工作后，不仅在毛泽东时代苦干实干加巧干，迅速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而且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面对下岗失业的困境，仍然识大体、顾大局，没有气馁、没有躺平，他们用插队时期培养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忍辱负重品德，默默地告别企业，背起行囊，开始了自己重新创业，不少人也由此取得了成功。正像柳林县的一位知青曾经所说的那样：“正是由于有知青生活这碗酒垫底，才使自己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面对下岗失业等艰难困境，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

而一些步入仕途的知青，即使身在官场，由于有着和群众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为基础，继续心系百姓，成为老百姓称赞的“清官”“好官”。党的十八大后，山西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先后有十几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被查，但在山西有过插队经历的6位省级领导，无一人涉案。吕梁更是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据公开报道，仅2014年前，吕梁就有百余名县级以上干部涉案，此后又查处了更多的大案要案。但我们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13名县级以上干部、28名科级干部，无一人涉及其中。

出现这种状况绝非偶然，而是与知青特殊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其他群体的最明显区别，就是从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维和城市意识，使他们比之纯粹在农村长大的人眼界更为开阔；而对最底层老百姓艰难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养起的深厚感情，又是一直在城市中长大的人所不及的。这种特殊的经历，对这部分人的成长过程影响是巨大的。

二是大多数知青都是在二十岁以前就开始插队的，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刻。他们通过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不仅体会到基层老百姓生活的不易，更与老百姓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这极大地影响到以后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正像一位有过知青经历的领导干部所讲的那样：“只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会走得太远”。前述山西以及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领导干部，在塌方式腐败中没有人被卷入，与此有着极大关系。

三是农村生活，使他们学会了面对实际，也学会了克服困难，培养出百折不挠的精神，这在未来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自古就有“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之说。纵观毛主席的一生，除去为民族、为人民艰苦奋斗外，别无他求。尽管在这种奋斗过程中，特别是在“文革”运动中，包括毛主席的战友在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受到过伤害，但对于主席来说，他考虑的只有人民立场和革命需要，没有任何个人利益，没有一个私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不少曾经受到伤害的老同志，看到了毛主席的伟大及自己的短浅。

因此才有了王震将军“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50年”的感慨，才有了罗瑞卿将军从秦城监狱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天安门前对着毛主席像虔诚地敬礼，才有了许多高级领导人晚年因自己对毛主席误解而万般忏悔、痛哭流涕。

而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远见和实践道路，在当时自然也会有人持有异议。特别是毛主席逝世后，一些抱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人，迎合某种政治潮流，对此进行了无情诋毁和恶毒攻击。

总而言之，怎样正确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是共产党立党为公还是为私，是为“绝大多数人”还是为“小部分人”，是谋千秋伟业还是图一时之利？燕雀永远难知鸿鹄大志，侏儒永远难及巨人伟岸。

那些自私卑劣的小人，永远理解不了伟人之高尚和高远。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用疯狗般的狂吠来玷污伟大的灵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更加清楚地看清这些小人的丑陋！

[yongbing1993]

科技发展让美国监听管控全世界







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曝光了代号“棱镜”的美国秘密监听项目。其《监听对象》不仅包括《美国民众》，也包括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政要和百姓》。

美国国家安全局2009年对122名外国领导人实施监听，建有一个专门存放外国领导人信息的数据库，其中关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报告就有300份。监听名单从“A”开始，按名字首字母顺序排列，第一位是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默克尔排在“A”区第9位，名单上最后一位是时任乌克兰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

美国的《长臂管辖》是对世界各国的实体和个人滥施“域外管辖”的蛮横司法实践。《长臂管辖权》在美国确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逐渐扩张到合同、侵权、商业、家庭、网络等领域。美国法院率先将长臂管辖权延伸到《互联网》案件中，并且在Cybersell案中创造性发展了互联网案件中的《长臂管辖权》，即把《网址》分成互动型网址与被动型网址，并对互动型网址行使《长臂管辖权》。

《长臂管辖》原则是经济及《科技发展》的结果之一，这种灵活的规则容易适应复杂的社会情况。与此同时，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美国向国外扩张长臂管辖权提供了后盾。长臂管辖权可以更有效地保护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在霸权武力强大之中这种保护最明显。

美国应停止《非法单边制裁》和《霸权长臂管辖》，切实履行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责任。美国《霸权长臂管辖》是美国霸权政府以综合实力和金融霸权为后盾，根据本国法律，对他国实体和个人滥施《霸权长臂管辖》的蛮横司法实践。科技发展让美国监听管控全世界。

截至2021财年，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9400多项。美国“长臂管辖”已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叙利亚、朝鲜、古巴、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美国历届政府滥用经济胁迫手段，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非但起不到效果，还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分析估计，在伊朗疫情最严重时期，美国的制裁影响可能导致了多达1.3万人死亡。

美国霸权为维持经济和科技领先地位，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人为干扰正常经贸往来，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同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背道而驰。美国霸权滥用长臂管辖权，门槛不断降低，力度空前加大，打击对象范围不断扩大，损害了世界各国家之主权平等原则，侵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扭曲了正常国际贸易秩序，极大地损害了各国企业的利益。“美国应停止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切实履行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责任。

《“棱镜门》十周年：美国“监听瘾”越来越重。

（国际观察）“棱镜门”十周年：美国“监听瘾”越来越重

记者：朱瑞卿

2013年6月5日，英国《卫报》率先通过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曝光了代号“棱镜”的美国秘密监听项目。其监听对象不仅包括美国民众，也包括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政要和百姓。

十年过去了，遭到美国政府通缉的斯诺登如今居住在俄罗斯，已获得俄国籍。“棱镜门”事件引发全球对美国大规模监听活动的强烈谴责，但美国并未悔改，十年来仍不断曝出各种监听他国的丑闻，其中不少受害国家还是美国的盟友。这些事件反复证明，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不择手段，是不折不扣的“监听帝国”。

惊天丑闻

德国《明镜》周刊援引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2009年对122名外国领导人实施监听，建有一个专门存放外国领导人信息的数据库，其中关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报告就有300份。监听名单从“A”开始，按名字首字母顺序排列，第一位是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默克尔排在“A”区第9位，名单上最后一位是时任乌克兰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

2013年7月12日，新闻工作者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打开网页浏览斯诺登的讯息。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斯诺登提供给《卫报》的一份文件显示，美方设于英国北约克郡的一处情报分支机构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监听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俄国内的卫星通话。这次监听的时间是在梅德韦杰夫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后数小时，两人在会谈中刚刚就建立互信达成共识。

“棱镜门”事件令美方十分尴尬和恼火，斯诺登因此被美国政府以间谍罪、盗窃罪和未经授权泄露国防及情报信息等罪名通缉。2019年，美国政府还起诉斯诺登，指控他出版的回忆录未经政府审查，违反了保密协议，要求没收其出书和参加公共活动获得的收入。斯诺登在社交媒体上嘲讽：“很难想象还有比美国政府的一纸诉状更能证明这本书内容真实性的方式了。”

监听成瘾

“间谍行为是一项已经嵌入美国历史、根深蒂固的习惯。”美国《时代》周刊一篇文章这样评论。

美国并未从“棱镜门”事件中汲取教训，“监听瘾”反而越来越严重，不断践踏别国主权，侵犯互联网用户隐私，严重危害国际网络安全。2015年“维基揭秘”网站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对多位法国总统进行长时间窃听；2021年丹麦媒体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丹麦国防情报局接入当地网络，在2012年至2014年间窃听德国、法国、挪威、瑞典等国政要的短信和电话通话；今年4月，一批美军秘密文件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内容涉及美国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韩国、以色列、乌克兰等盟友的窃听行动，再次暴露美国监听行动范围之广。

如今，美国的对外监听行为已走向“制度化”。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和“反恐”名义，通过《涉外情报监视法》等立法，不断扩大安全机关权限，对他国进行监听。美国《涉外情报监视法》702条款将于今年年底到期，该条款允许美国情报机构在未经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对“外国目标”实施监听，搜集其电话、短信及互联网通信内容。最近，美国政府正敦促国会延长该条款有效期，白宫方面甚至直接将该条款称为美国的“宝贵工具”，宣称延长该条款有效期是本届美国政府的“关键优先事项”。

“没有可避难之地，没有可安息之所，美国政府不会接受任何地方处于其监控视野之外。”美国记者巴顿·格尔曼在《美国黑镜》一书中如此揭露。

霸权工具

多年来，美国声称维护联合国作用，却在联合国掀起“监听风暴”；自诩自由、民主的所谓“捍卫者”，却利用先进技术构建“监听帝国”；标榜维护信息安全，却在全球布下“信息安全陷阱”。这些自相矛盾的举动充分表明，美方在网络空间实施双重标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自身霸权和私利。

2013年10月2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块反监控的大型标语牌竖立在国会大厦前。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厄瓜多尔拉丁美洲新闻社的评论文章指出，随着霸权开始衰落，美国为维持自身地位而变得更加暴力和危险。这时，美国的各种干预活动变本加厉，斯诺登披露的大规模监听活动就是其中之一。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扎·卡莱诺埃认为，包括监听在内的网络战是美国“混合战争”的工具之一，与经济制裁、恐怖活动、心理战以及军事行动一样，都是其用来干涉其他国家、达到自身政治目的的手段。

西班牙《国家报》刊文指出，世界上有许多地图，如地理地图、人口地图、经济地图、军事地图及政治地图，这些地图可以提供各类信息，但都无法像美国的“监听地图”那样呈现出关于霸权的赤裸裸现实。（参与记者：赵冰、宋盈）

《美国真的放弃互联网控制权了吗？》

新闻分析：美国真的放弃互联网控制权了吗？

记者：林小春

当您通过手机、笔记本或台式电脑连上互联网时，也许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同。但在互联网几十年发展史中，这一天可能具有特殊意义。

就在这一天，美国政府终于将互联网域名管理权移交“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ＩＣＡＮＮ），从而结束对这一互联网核心资源近２０年的单边垄断。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美国真的放弃了互联网控制权了吗？

事实上，这次“交权”并非美国政府心甘情愿，而是在国际社会强大压力下的一点点让步。同时，美国政府也不是随便“交权”，而是设置了严格的前提条件，即交给“全球互联网多利益攸关社群”，并设立了复杂的制衡系统，以保证自己在形式的“交权”后仍拥有隐形的控制权。

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ＩＣＡＮＮ成立于１９９８年，根据与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局合约，它承担全球互联网域名系统管理、互联网协议（ＩＰ）地址分配、协议参数配置以及根服务器系统管理等职能，而国家电信和信息局对这个机构如何运行具有最终决定权。

自ＩＣＡＮＮ成立之初，美国政府就承诺未来会交出互联网域名系统管理权，但一直“雷声大雨点小”。直到２０１３年，“斯诺登事件”曝光美国情报机构大范围监控互联网后，为了平息国际社会的愤怒，美国才于２０１４年３月宣布加速移交进程。

美国南加州大学互联网研究专家洪宇说，美国政府在互联网顶级域名分配上一直保持单边主义的垄断性控制，构成单极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威慑力，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不得人心。“斯诺登事件”戳穿了美国自称的“开放互联网守护者”假象，严重削弱了它在互联网外交政策上的道德基础。

同时，互联网已由一项前沿技术转变为全球性的基础设施，逐步受到世界各国法律的规范。在此形势下，如果还在最基础的互联网资源层面坚持一国特权，没有太大意义，反而让美国政府陷于被动。这些都是导致美国最终决定“交权”的重要因素。

正如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局近日在一份背景声明中所承认，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互联网域名系统管理中的角色“一直是让外国政府不满的一个源头”，一些国家因此呼吁由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或新设立一个政府间机构来接管域名系统管理权，“如果美国政府不完成这一权力的移交，各国以多边政府运行方式取代多利益攸关模式的呼声只会越来越高”。

应该说，在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局交出对ＩＣＡＮＮ的控制权后，表面上美国对域名管理的行政干预能力确实大幅削弱，但美国已充分利用最后一段时间的权力，为ＩＣＡＮＮ今后的演变埋下伏笔，“多利益攸关模式”就是关键。

所谓“多利益攸关模式”，是指包括学界、民间组织、行业组织乃至政府等在内的多元参与。但是，为了避免交权后被其他政府或某个第三方控制或者“恶意接管”，在移交条件中，政府及政府间组织被限定为政策制定顾问的角色。超过１６０个国家的政府整体作为一个咨询委员会参与进来，必须在委员会内部达成共识之后方能发布政策建议。

因此，ＩＣＡＮＮ独立接管互联网域名管理权后更可能走向“私有化”，而非多边政府运行。这并不符合世界其他国家的主张。

曾撰写多本全球互联网治理专著的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米尔顿·米勒认为，这种互联网治理模式是一个“重要创新”。他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标志着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走向人民主权。”但他也承认，还需等这种模式开始运行后才能知道是否实际可行。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巨头在“多利益攸关模式”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而美国将通过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多的企业、硬件和软件技术、人才等优势继续保持影响力。

洪宇认为，虽然“全球互联网多利益攸关社群”原则上支持多元参与，但实际上互联网企业将拥有极大影响力，所以这次移交获得了亚马逊、谷歌、思科、微软和脸书等巨头支持，而这些都是美国企业。另外，最具商业价值的域名资产，如顶级域名中最大的“．ｃｏｍ”、排名第五的“．ｎｅｔ”都在美国企业威瑞信手里，不会随着此次交权而改变，“域名产业的政治经济格局暂时没有变”。

此外，对今后的互联网管理，美国法律的控制也仍然存在。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局局长劳伦斯·施特里克林曾表示，ＩＣＡＮＮ会“一直并将继续受到（美国）反垄断法的制约”。交权方案也明确指出，这个机构的总部仍位于加州，必须遵守当地法律。

显然，在互联网域名管理权转移的过程中，其适用法律是一个讨论焦点。米勒指出，美国政府尤其是执法与行政机关对ＩＣＡＮＮ的影响确实在减小，但美国法律将继续影响这一机构。他进一步解释说，ＩＣＡＮＮ是一个国际机构，所以一旦有行为被认为制造或增加垄断，将不仅可能受美国反垄断法律调查，在中国或欧洲也同样可能接受反垄断法律调查。

从长远看，ＩＣＡＮＮ未来是否有可能在美国之外如瑞士建一个平行机构，以提升其国际化合法性，目前仍不得而知。

[yongbing1993]

一个县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镇坪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运动的时代背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2万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从此以后,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二、镇坪的运动概况

和全国一样,当时的镇坪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基本途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是反修防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我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1968年12月,根据省、地革委会有关精神,县上成立了“精减下放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城镇居民的下放、安置。镇坪县革委会下放安置办公室1969年5月25日，专门发文（镇坪县（69）字第002号），通知做好上海市到镇坪县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的欢迎、安置准备工作，要求各公社随时做好准备，妥善安置上海市知青200名、西安城市居民2000名。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毛主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和执行中、省有关文件会议精神,1973年11月，县委成立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把“精减下放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改为“中共镇坪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对知青比较集中的公社,配备知青专干，公社和大队普遍建立“再教育”小组,生产队设“三管”（学习、食宿、劳动）人员。知青下放较多的单位,除确定专人负责外,并选派带队干部,到农村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知识青年学习,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县、社、大队各级均有1名领导主管知青工作。

据现有资料记载，从1968年开始到1978年，镇坪县共接收、动员365名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其中1968至1972年71名，1973年至1978年294名。分别安置在六个公社十八个大队，主要有投亲插队的、集体落户、办林茶场三种安置形式。在队期间，农村各级党组织积极培养教育，组织知识青年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鼓励他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行遵纪守法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教育，重视后进青年的思想转化工作，为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和发展农村经济做了不少工作。知识青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锻炼成长，陆续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1978年开始，从下乡知识青年365人中，招生49人，招工273人，招干19人，参军16人。对于因年龄或已婚等不符合招工条件的5人，也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批准回城。解决和恢复了本人、子女的商品粮，并与本人协商同意，安排了适当的生活出路，从事个体经营经济上困难较大的，还在经济上给予扶持。转外地3人。

对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领导上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认识由浅到深，由重视不够到比较重视，刚开始时口头上讲百年大计，心里想的是权宜之计。自从传达中发（1973）21号、30号文件之后，领导开始重视起来了，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领导更加重视。知识青年下乡之前，县委都要专门研究知识青年工作。县上领导还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1974年，仅部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有十一人送孩子去农村插队落户，并鼓励孩子树立长期扎根农村思想。知识青年下到农村，也逐步体会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有学不完的事业，是大有作为的，都纷纷表示要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干一辈子革命，他们积极投入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主动、自觉、虚心”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他们实现了下乡前的诺言：“我们有一颗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红心，能够使我们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克服困难。在广阔的天地里，我们一定抢大苦吃，找重活干，争重担挑。”

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少数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对下放安置和知识青年、下放干部再教育工作的不够重视，没有放在议事日程，把下放安置工作当做包袱。二是部分知识青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没有扎根在农村的思想。三是有的公社对安置经费管理不严，有开支不合理，私分挪用等现象。四是个别家长有将自己的子女长期留在城镇，支持外出找工作谋求出路的想法。针对这些问题，镇坪县下放安置办公室于1969年就以3号文件形式发出通知，对下乡知识青年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比如由公社革委会提出具体意见报县革委会政工组，对插队落户知识青年进行鉴定；根据劳动科的记载，领取每天不超过0.5斤补助；知识青年参加农村分配，暂按农村社员口粮标准分配；本人无正当理由不下队，经再三教育仍不下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劳动锻炼者，按“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布告办事，严肃处理甚至开除等。

1974年到1978年，国家财政共拨付知青经费106330元，开支100947.91元（其中建房费40040.98元，生活费38791.95元，三具费10859.11元，宣传费2335.34元，专用补助294.50元，学习费1590.41元，医疗费1962.51元，业务费4335.11元）结余经费2441.13元，79年底上交财政。

全县共为知青建房115间，72年建15.5间，73年以后建99.5间。知青工作政策调整后，房屋移交给社队并办理了移交手续。先后添置“三具”（农具、灶具、家具）1545件，损失416件，分送社队218件，折价处理901件，变现2244.59元。于1979年3月以前移交完毕。

1978年,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一九七八年,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1978）74号文件精神,从我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下乡政策进行逐步调整,缩小了上山下乡范围,确定不再搞分散下乡安置的形式。随后又按照“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要求在一九八一年底前,将先后分散插队的知青妥善安置完毕,这一决定受到了城乡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截止1981年5月，镇坪县下乡知青全部按要求安置完毕,1981年10月，撤销镇坪县委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正式结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三、运动的社会影响

第一,提高了知识青年的政治觉悟。他们甘愿离开条件较好的城市，离开家乡和亲人，满怀热血和报效祖国的情怀,去穷乡僻壤,与那些庄稼汉们在广袤的土地上“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为农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树立了安心农村，扎根农村的思想，多数团员写了入党申请书，许多青年写了入团申请书，有的知识青年被充实到队上领导班子，有的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生产队团小组长、青年突击队队长、民兵排长、班长、赤脚医生、记工员等，还有的到五七干校学习，为农村培养理论骨干。知识青年们说：“满园春色百花争艳，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锦绣前程。我们就像春天里开放的花朵，正在发芽的树木，充满着极大地生命力”。

第二，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哪里去了知识青年，哪里感到光荣，谁为知识青年出了力，谁觉得心里痛快，简直成了当时的氛围。社员群众说，“党和毛主席这样放心我们，这样信得过我们，把培养青年人的担子让我们担，我们一定要把知识青年管好”。因而，积极做到“知识青年下乡前积极准备，下乡时热烈欢迎，下乡后耐心教育”。在解决知识青年住房问题时，干部群众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百年大计，百年大计应当百年安排。”在住房的问题上，他们不搞临时凑合，而是长远打算，窗子要挖，门要做，房子要隔，地面要平，墙要塘，楼要面，灶要打，厕所要修。为了做到两不误，他们都是利用农忙之余的雨天和晚上加班完成这些工作。

第二,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改善了农村的文化知识结构。一代热血青年干什么，对于当时几乎没有工业，城市服务业极度落后的镇坪县来说，就业形势尤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推动了镇坪县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全局的稳定、协调发展。在那个年代,农村文化知识特别匮乏,文盲半文盲极其普遍，知识青年的到来，使农村的文化知识有了明显提高,结构得到了改善,并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特别伴随全盘否定的文化大革命走向高潮，是非功过众说纷纭，这不足为奇，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使城里的青年到穷乡僻壤的农村经受苦难的历练，繁重的农业劳动,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深刻体会到农业落后农民真苦农村不易！必然从深层次影响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职业化进程，毫无疑问，这段刻骨铭心的磨练是那代知识青年人生难得的宝贵财富！

[yongbing1993]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一九六八年人民日报的专栏文章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出版单行本（图）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出版单行本（图）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人民日报》重要编者按和关于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报道，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书名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本书自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在北京新华书店发行，并将在全国各地陆续发行。

《济南市革委会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 革命知识青年自觉地到农村安家落户》

济南市革委会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图）

革命知识青年自觉地到农村安家落户（图）

广大知识青年认识到，在上山下乡问题上，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据新华社济南二十三日电　济南市革命委员会从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入手，帮助城市广大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自觉地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今年一月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止，济南市已先后有三千四百多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二十二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新指示鼓舞下，又有八百二十名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立志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主席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济南市革命委员会和许多中学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遵照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针对部分知识青年下农村怕苦怕累的活思想，大办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学生家长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和领导知识青年和学生家长，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反复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教导的伟大意义。通过学习，广大知识青年认识到，在上山下乡问题上，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认识提高后，大家进一步树立了上山下乡为荣，贪恋城市安逸生活为耻的新风尚。

济南市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对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散布的“读书做官论”、“公私溶化论”、“下乡镀金论”等反动谬论，展开了革命大批判。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广大知识青年对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更加无比仇恨，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热爱。他们坚定地说：“海可枯，石可烂，我们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心永不变；地可动，山可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志不移。”

干部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图）

干部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图）

解放军遵义军分区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凡应下乡的子女全部送到农村。在他们模范作用影响下，全遵义地区应到农村去的人基本上到了农业第一线

据新华社贵阳二十四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遵义军分区领导干部，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在军队干部带动下，各级干部和革命群众也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了乡下。

解放军遵义军分区领导机关，早在今年三月，就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动员干部在送子女上山下乡的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军分区领导机关明确提出：支持子女到农村安家落户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家属，用实际行动作出好样子。许多干部都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对子女进行忆苦思甜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提高子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老红军战士、遵义地区革委会常委、分区司令员唐成海同志，用自己从小就被迫给地主当放牛娃，受尽了剥削和压迫的亲身经历，对女儿唐继红进行教育，大大提高了她的觉悟。不久，唐继红和军分区其他领导干部的子女，就带头到边远山区去安家落户。

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给了分区机关其他干部、家属和子女很大教育，机关里迅速出现了一个干部、家属鼓励子女上山下乡、争相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动人场面。有的干部在外地开会，听到这一消息，也写信回来，动员自己的子女第一批下乡。到十一月中旬，从分区司令员、政委到一般干部的子女，凡应下乡的，已百分之百下到了农村。在军队干部模范行动影响下，到十二月中旬，全遵义地区应该到农村去的人基本上到了农业生产第一线。一批批下乡的知识青年在下乡前，聚集在遵义会议会址和红军烈士墓前，高举革命宝书，庄严宣誓：一定走老红军艰苦创业的道路，做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北京通县王佐清等五位革命小将步行到内蒙古凉城县安家落户。　
（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