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爷爷奶奶们在一九七五年的预言
爷爷奶奶们在1975年《红旗》杂志的惊人预言：
来源：《红旗》
1975年《红旗》杂志的惊人预言
下面这篇文章原载40多年前的《红旗》杂志。《1975年11期》，是关于教育问题的：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原文：《一九七五年红旗杂志：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
作者：阳戈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注：似乎还没有各级党校，看来预言不能百分之百准确)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号)????
说毛泽东是伟人，是基于毛泽东（当然包括他领导之下的群体，而毛泽东是这个群体当之无愧的代表和旗帜）对于民族、国家、社会、历史和时代的建树、功绩，基于他的思想、政治、理论、军事、文学的功力、才华，超越了同时代的和历史上的任何人。
毛泽东在建功立业过程中经历过无数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流血牺牲，无数的明刀暗箭、围剿追杀，无数的歧义纷争、残酷打击，以及无数的指责谩骂、涂污抹黑。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种种磨难不仅无损于其毛泽东的革命意志，反而铸就了毛泽东其事业的辉煌和功名的远扬。
毛泽东胸怀远大自不待言，尤其可贵的是在众人还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不知所终时，毛泽东却能够清醒地独具慧眼，如洞观火般地剖析中国社会现实，胸有成竹地确立了志向高远的奋斗目标以及脚踏实地地解决了依靠什么力量实现奋斗目标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那种黑暗、混乱、松散和落后的社会现状中，唯独毛泽东能够靠着其坚定信仰、深邃思想和人格魅力将乱世英雄、草莽强人和普罗大众团结于麾下，为着建立一个强国目标共同崛起奋斗。
当中国共产党人初起于青萍之末，人数不过区区几十人的时候，谁能知道就是这个默默无闻的政党在二十八年之后，会成为领导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强大执政党？
其中的艰难困苦、跌宕曲折，现如今又有多少人能够品味出来？
毛泽东穷其一生，始终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和色彩。
毛泽东鄙视困难，蔑视强权，从不屈服于压力，打击越烈斗志越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从不止步直至生命的终点。
毛泽东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像巨人安泰不可须臾离开大地一样，毛泽东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社会中下阶层为自己须臾不可或离的立足之地，并从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
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初步健全国家经济体系之后，毛泽东不屑于西方社会那种操纵于少数政治经济寡头的政治体制，深刻洞察了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他欲跳出历史桎梏，在更高层次、更广泛范围内探索一种全新的民主社会新形态，并尝试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改革社会管理结构，使最聪明的卑贱者得以参与管理素来只有最愚蠢的高贵者才能管理的社会事务并使之成为常态。
毛泽东勇敢实践着理想，使一大批卑贱者进入了国家管理阶层，涌现出像陈永贵、王进喜、吴桂贤、李瑞环、倪志福、郭凤莲等一大批来自于草根阶层的代表人物。
然而，“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伟人迟暮枯竭，英雄垂垂老矣。当毛泽东晚年吟诵着《枯树赋》时，极少人能够理解毛泽东内心那种壮志未酬、心比天高的无奈、苍凉和孤独。
毛泽东未及实现夙愿，这一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和富于深远意义的伟大社会改革尝试最终失败了。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断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其固步自封和鼠目寸光的短视，实在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潮流既狂妄又无知的挑战。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好的制度。
可以肯定，人类社会形态必将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向前发展，人类终将继续沿着探索改善社会制度的道路前进。
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方式上虽然失败了，但明确的改革目标不仅并未由此动摇，反而留给了后人以可贵的启示和方向。
后人终将沿着毛泽东尝试的政治制度改革方向，继续迈开探索步伐。
在你跟随着当下社会浪潮随波逐流，轻易对文化大革命做出否定判断时，请你扪心自问：
你对毛泽东真正了解了吗？
你对文化大革命真正了解了吗？
如今伟人远逝，一群无耻宵小却得意忘形肆无忌惮地跳出来恶毒咒骂逝去而永无自辩机会的伟人。它们像一群苍蝇围绕着曾经令世间震撼、而今仰卧无语的虎尸狗苟蝇营、熙熙攘攘，争相质询指责逝者的种种不是，以彰显它们表面上无惧虎威的胆量和气概，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是对社会前进的巨大恐慌、对历史责任的可耻逃避、对思想巨匠的狭隘无知和对人生意义的虚无渺茫。
对于这一群苍蝇般的无耻宵小，人们不屑于辩驳以降低自己的人格，只会投以蔑视和厌恶的目光。
走资派邓小平是“伟人”吗？许多人会问：这难道还有疑问吗？有。从1979年邓小平实际掌握大权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能不说与邓小平所实行的政策导向有着极大关系。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变化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人，称其为反面教员式“伟人“也许并不为过。
可是，如果与巨人毛泽东相比，走资派邓小平建树了什么呢？政党，国家，军队，政治经济体系，国际地位，外交格局，思想体系和社会信仰，等等等等，邓小平基本上只有修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旧制度，而甚少有新的建树。
论政党政治，走资派邓小平从来就没有居于过中国共产党的党职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上，却实际行使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不在其位却谋其政，有权无责，开了一个破坏共产党内民主集中制度的恶劣风气之先（这里补充一句，当初赵紫阳下台对邓小平最为不满的就是这一点。但赵紫阳是作茧自缚，一点也怪不得邓小平，因为正是赵紫阳本人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宣布党内所有重大问题都须请示邓小平并得其首肯才能决策）。
论思想，走资派邓小平更是毫无建树，一句“摸着石头过河”包括了他的全部理论内涵。据说在南巡时他曾经私下透露过他从来就不读马列的书。
与毛泽东的强烈理想主义特质相较，走资派邓小平表现出的是强烈的现实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实用主义倾向和严重的利己主义机会主义重色彩。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展开的对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本来深具思想理论意义，主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惜这场思想大讨论在仅仅证明“实用”的有限和局部价值后就被冠以具有无限和普遍价值的“实践”之美名，即完成了从“实践检验真理”到“实用就是真理”的偷渡，从此实用即真理风行于天下。就如同仅仅从“2+2=2×2”这样局部正确的结果就推导出普遍公式“y+y=y×y”一样，对真理问题的讨论在仅仅将实用冠以“实践”的美名后即走入实用即真理的死胡同，得到的结果可能有条件正确但方法绝对错误，必然招致层出不穷的失误。
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社会四十多年来发展实践结结实实地证明了这一点。一切向钱看，无视传统道德观，全国上下一片乌烟蟑气。
走资派邓小平那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至理名言，相当准确地刻划出了他的价值观核心。
按照走资派邓小平的理论逻辑，狗抓耗子不是多管闲事，因为在他眼里那条能够抓住耗子的狗形同好猫。
由此许多事情的本质出现了浑淆。
于是撇开政治论经济，重实用而轻理论的社会价值大改观：谁挣钱谁英雄，谁落穷谁狗熊取代了传统社会是非道德判断标准，全民皆商的社会大潮汹涌而至。
社会上层一批又一批的官倒致富的新贵阶层得以产生，社会下层坑蒙拐骗致富者层出不穷，当然一批所谓的民间私人企业将国营企业私吞改制后，也随之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的货本家未尝不是好事。
因为狗也可以堪称好猫，军队公然经商成为走资派邓小平时代的一大亮点。
一切为经济发展让路的改革开放思路，主导了国家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一场少数权贵疯狂掠夺瓜分国有资产的大戏登场了。
在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连锁效应下，部分财富资源流入寻常大大小小的当权者的家庭，同时也使少数社会百姓普遍连带受益，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一时令走资派邓小平在部分得到改革实惠的民众心中俨然成为“最伟大的改革家”，又是“总设计师。
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温水煮青蛙让整个社会迅猛进行着贪富两级分化，工农阶层相对生活水平迅速下降。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才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被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的信仰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价值体系，在走资派邓小平时代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累赘和盲肠，几与空谈无异。
现在一朝丧失，令人扼首痛心！整个社会由于失却了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和明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走资派邓小平理所当然找不着方向，只好“摸着石头过河”；百姓自然跟着糊涂领头人失去信仰支撑，吃肉骂娘，精神空虚，为了赤裸发财连遮羞布都撕得精光。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的巨大距离，通过对理论的彻底否定达到暂时解决，但失去理论指导的现实也失去了方向，“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新的走资派邓小平理论，受到新贵的热捧。
当部分人们对改革开放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大唱赞歌、种种美誉加身给走资派邓小平时，却往往忽略了以下两大基本要点：
一是走资派邓小平赖以改革开放的巨大物质基础并非凭空而降，而是继承了前任毛泽东等一辈的创业者领导人民经过多年节衣缩食勤俭奋斗，甚至是痛苦煎熬积累下的家底财富，人们受益的正是这些巨大财富的红利释放。
其次是改革开放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包括国家资源的大量流失，环境的严重污染，理想的彻底放弃，社会道德的沦丧堕落，等等。
改革开放好不好？好！毛泽东时代国家立足于积累财富、准备打仗，国家经济发展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忽轻工业），上下同心同德，老百姓跟着勒紧裤带过穷日子没有话说。
而且毛泽东时代的后期已经开始了开放的准备，与西方的交往交流的门扉已经启动。
如果毛泽东时代后期对形势的判断是二、三十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政府一样会将社会积累的红利发放到寻常百姓手上。
只是改革开放必须在坚定明确的理论指导下有序地进行才能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最终利益。
失却了政治目标和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就会出现大问题。
再论军事，邓小平功劳、才能、资质实属平平。
九十年代初军事相关部门在为淮海战役写史时，客观公允地评价了粟裕在该战役中所起的关键指挥作用时，邓小平愤愤不平，出来强调自己才是当时战役的最高负责者，让人看到在功名面前走资派邓小平只是凡人一个。
谁都知道，最高负责者和具体的战役指挥者通常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因为你是最高负责者就取代实际指挥者的功绩。
特别是走资派邓小平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尊，却不惜自降品格抹杀他人实际指挥的史实去争历史上一场大战役的功名，有点屈尊降格、略显失态的小肚鸡肠意味。
相较于巨人毛泽东的综合建树来，走资派邓小平应该享有同等历史地位而被世人尊称为“伟人”吗？不，邓小平相形见绌得太明显了，我们只能视其为“强人“。篡权者！强行复辟者！而己。
许多材料证明，如今的走资派特色政府招当官的都要大学文凭。大学文凭尤其是博士文凭是选拔各级官员尤其是大官的决定性标准。当然有此文凭，再加上有个走资派特色政府里当过高官老爸或老妈，又或是干爸奶爸都行，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
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博士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
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
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代人考试”业又称替考。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中国特式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所有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都成了培养《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教育目的了。全国上下各级官员和各行各业的官员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高级人才即上等人精英分子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意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这些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有钱，就可以进入私立的高等学校”。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可以成为国家主席。可以成为大官高官。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插队落户》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初中毕业》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高考交白卷》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坐了十五牢》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农村人》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当队长》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当兽医》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好处一定是自己，绝对不让自己吃亏，但是面上一定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公正，特别仗义。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绝对不会让自己吃大亏的，表面也许会吃一些小亏。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唯分数论”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教育原因。
自私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
唯利是图的社会环境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社会原因。
当医患纠纷、食品安全、诚信危机、道德困惑充斥社会时，大学这个曾经的象牙塔也已经不再是宁静的学问之所。而大学，正是学生世界观形成和固化的关键阶段。老师热衷于报课题申经费，对本是主业的教学工作不甚用心甚至敷衍了事，还有的老师过分到将学生当成自己廉价的优质劳动力——对学生而言，这就是活生生的“利己主义”教材。待到走向社会，面对拼能力不如拼关系、拼自己不如拼爹的现实存在，一定要在学生心中加深对“利己主义”的认同。
钱理群教授在他撰写的《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指出，“在中国的大学里，包括最好的北大、清华，都正在培养一群20几岁就已经’老奸巨猾’的学生，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了地位，带来的危害比贪官污吏更大！”
钱理群教授退休之后，曾经义务到一些场合去讲学，钱教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讲的也是介绍鲁迅的课程。但讲了不到一个月，原来座无虚席的教室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学生，并不是钱教授的课不好，而是大家觉得，现在听鲁迅对于自己的升学、就业没有半点帮助，大家都很忙，哪有时间来听这些“没用”的课呢？
为此，钱教授感慨万千，他在《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文章中，把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揭露了出来。
《公安机关出动警力310万余人次“护航高考”》2022-06-10 来源： 新华社。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 熊丰）公安部1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高考期间，全国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310万余人次、警车140万余辆次，深入开展考场及周边秩序维护、打击涉考违法犯罪、净化高考网络环境、考生服务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高考安保措施的落实。
今年5月以来，各地公安机关围绕学校、考点周边持续开展治安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共检查治安复杂场所17.3万余家（户），整治治安乱点1.6万余处，整改安全隐患2.6万余个。
在“护航高考”行动中，各地公安机关发布考点周边道路交通情况、临时管控举措等出行提示信息3.2万余条；5月以来，共为考生加急办理居民身份证30.6万余张、临时居民身份证4.6万余张；持续组织开展“爱心护考”“铁骑护考”等公益活动，设置考生服务点2.5万余个、专用停车区域74万余个，引导接送考生车辆7.8万余辆次。
各地公安机关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依法查处涉嫌销售考试作弊器材违法违规行为，集中收缴作弊设备；联合教育等部门全面清理网上网下销售作弊器材、组织替考、售卖答案等广告信息；对重大涉考案件挂牌督办、快侦快破，努力为考生创造公平公正的良好环境。
《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高考试卷将首次用防暴警护送》
中国《高考》制度以学生为敌人。
中国的学生在沉重的学业压力下出现了不少心理问题，一些学生与父母、学校产生对立情绪，部分青少年出现自杀或以暴力伤害他人的行为，等等。
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纵观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新政府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教育价值观、人才质量观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只有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注重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将学生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提倡全民教育，反对精英教育，从减轻学生负担的立场出发，对教学方法、课程没置等问题提出了积极的思考。
毛泽东承继了五四新文化以来社会思潮中先进的青年观，十分关注青年一代的成长，对青年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抱以积极的评价和肯定。他认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针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和教育提出了许多思想。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没长期的理论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在教育方针、教育途径、教育目的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
纵观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过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思想及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但对高考这一形式从目前走资派官方公开的资料从未见过毛泽东要取消高考的原批文或原话等。对学生或子女们多次强调别太看重分数, 对教育的改革其中包括高考要改变旧式考式的方法等很多场合有过。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考开始的第三年，即1953年，北京一位考生8门成绩考了178分，该生坚持认为试卷出了评分上出了问题，三番五次给人民监察委员会写信提出控诉，到教育部大哭大闹。这是根据历史可查的炮轰高考的第一人。
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是1950年实行高考后几年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份“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该文件称，1954年之后，学生负担过重，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学校负担比小城市和农村的学校重，中学比小学重，高年级比低年级重。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实践超出5-10小时，多的高达24小时。
1955年有学生文科作文没考好，就游览万寿山，喝酒解闷，把笔记本和书本都斯掉了，个别人想“跳楼自杀”。四川一个家长，给学生放着一套新衣服，一根棍子和一口破锅，指着这些东西对学生说，考取学校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学校就拿着棍子和破锅去讨饭。
1964年，北京铁路二中校长给中央办公厅写信，提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1965年7月3日，毛泽东亲自批示：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教授又甚不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毛泽东这段批示极其重要。尤其是“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成了后来取消高考的政治口号和最高指示。并直接导致1966年发出三份减负文件，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66年4月6日至4月16日，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一共36个单位41人参加，这是空前绝后的高考控诉会，是取消高考的预热动作。虽然这个会议别有用心，弥足珍贵的是对高考问题的揭露，全点到死穴上了。
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后的5天，革命小将开始向高考制度开炮，《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说：
《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
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其具体罪状如下：
(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高考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
(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
(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具体建议如下：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仅仅隔了5天，6 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说：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的《高考》，使学生们都成了一个个“战士“：
如1.拼命型。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宁可血流成河，也不落榜一个。我拼命，我怕谁。春风吹，战鼓擂，今年高考谁怕谁。提高一分，干掉千人。
如2.励志型。现在多流汗，考后少流泪。不苦不累，高三无味；不拼不搏，高三白活。不像角马一样落后，要像野狗一样战斗。破釜沉舟搏他个日出日落，背水一战拼他个无怨无悔。
如3.文艺型。对于世界，我微不足道，但对于我自己，我就是全部。通往清华北大的路是用卷子铺出来的。每一个不满意的现在，都有一个不努力的曾经。我的眼里只有你，大学。
如4.调侃型。两眼一睁，开始竞争；两眼一睁，学到熄灯。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吾日三省吾身，高否？富否？帅否？否，滚去学习！
如5.现实型。熬一个春夏秋冬，享一生荣华富贵。拼十载寒窗，赢一生荣光。此生只为高考狂，冲进重点孝爹娘。
又如类似“穿皮鞋还是草鞋只看今朝”、“奋斗六十天，幸福一辈子”之类的高考学生，具有明显的赌博意味，不但没有警醒的作用，还会让考生更加紧张，容易在考场上走神。
又比如“计划生育时的‘宁可血流成河，也不多生一个”，缺乏人性，也不合适。
又比如“吾日三省吾身：高否？富否？帅否？否，滚去学习！”赤裸裸地将“高富帅”放在墙上作为人生目的，把高富帅作为奋斗目标，明显太过功利，折射的是畸形的价值观。
还如“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这样暴力的学生参加《高考》，真实地会让人产生校园已成战场的感觉。简直是校园把当成临战前的军营，把高考当成敌人来对待，处处弥漫着火药味。莘莘学子所在之处，一片刀光剑影。
年青学生不应有的功利主义来了，应有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背景走了。
不过短短四十余年，《高考》展现出白热化的战争意味。“发狠”与“拼命”型的高考学生虽然还是在励志，不过显然，它表达出的更是一种围观者正在洞见的现实：“拼爹”横行、社会板结程度加剧的当下，尽管教育成本在逐年攀升，大学生的就业处境也越来越艰难，但总被走资派忽悠《高考》仍然是“最不坏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参战的高考学生们不能不“发狠”，不能不“拼命”。因为大多数没能“拼爹”。
即便高考为“最不坏的选择”，它“改变命运“的功能也正在弱化。换言之，就算有《高考》，普通学生也可能越来越拼不过“高帅富”。
譬如，重点大学中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其所占比例的下降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再譬如，在一些省份或城市，超级中学往往垄断了清华北大等名校在当地录取名额的绝大多数。
如果连上大学都在变得机会不均等，又如何能在社会竞争中“胜出”？
以上的种种事实，让激昂的大多数高考学生略显苍白。
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它指向的，无疑还是《高考》本身的话题。
时至今日，《高考》虽然整体上的公平性依然留存一点点作个样扳忽悠大多数平民百姓，但其自身的弊端也开始遮不住。
形形色色的《高考》加分，防不胜防的《高考》移民，种种乱象频出，让来自权势家庭的学生更容易上好大学。
尤为重要的是，城乡教育资源分布差距巨大，且在不断拉大。当然，这不是能用几个段落就能说清楚的问题。
毛泽东：“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
《高考》成了落考生的一个魔咒。
据载，1955年有学生文科作文没考好，就游览万寿山，喝酒解闷，把笔记本和书本都斯掉了，个别人想《跳楼自杀》。
四川一个家长，干脆给孩子拿来一套新衣服，一根棍子和一口破锅，指着这些东西对学生说，“考取大学，你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你就拿着棍子和破锅讨饭去！”
而如今，走資派中国特色政府治下的四十多年里《高考》成了落考生的一个魔咒。有多少人《跳楼自杀》？
1953年，是建国以来高考开始的第三年。有一位北京考生8门成绩考了178分，该生坚持认为肯定是卷子评分出了问题，为此，他三番五次给人民监察委员会写信提出控诉，甚至到教育部大哭大闹。这是根据史料可查的炮轰高考的第一人。
尽管事后查知，该考生的真实成绩就是很糟糕。但他所反应的问题还是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有的人甚至认为高考的成绩与个人能力没多少关涉，特别是中小学生的考学负担过重。
教育部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发出新中国第一份“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该文件称，1954年之后，学生负担过重，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学校负担比小城市和农村的学校重，中学比小学重，高年级比低年级重。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实践超出5－10小时，多的高达24小时。奇怪的是，这个特点几十年没动摇，现在仍然是这样，而且相似的减负文件发了很多份，这是不是高考的问题？是不是中国教育的问题？这个老掉牙的问题现在还是老掉牙！
此后，太阳依旧从西边落下，高考成了落考生的一个魔咒。据载，1955年有学生文科作文没考好，就游览万寿山，喝酒解闷，把笔记本和书本都斯掉了，个别人想“跳楼自杀”。四川一个家长，干脆给孩子拿来一套新衣服，一根棍子和一口破锅，指着这些东西对学生说，“考取大学，你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你就拿着棍子和破锅讨饭去！”
1966年北京：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在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制度下，《文革》没有来。《文革》也不会来。《文革》是在工农兵取得政权后，要求执政的《共产党》人继读革命，继读要求执政的《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根本与《文革》扯不上半点关系。在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制度下的高压维稳监接之下，连“学生运动、群众运动“也不会发生，何谈《文革》发生。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的头头们维稳都来不及，还会让《文革》发生。鼓吹《文革》来了，发生《文革》，发生学生运动、群众运动的外国是《文革》。都是些不懂《文革》的马户又鸟们。
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制度下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文革》被丑化，被抹黑，被否定，被妖魔化，被颠倒黑白地忽悠洗脑之下，满世界的人都把谎言当”真理”了。《文革》被丑化，被抹黑，被否定，被妖魔化，被颠倒黑白的总设计师是走资派邓小平。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要这样做？《文革》批斗走资派，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己死。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耍两面派，当面说“永不翻案“，篡权上台后立即翻案，不翻案不否《文革》，走资派邓小平上台执政不合法。《文革》中的法律文件中白纸黑字，己告知全世界人走资派邓小平己被开除了。所以走资派邓小平要否定《文革》。
走资派邓小平要否定《文革》篡权上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路线，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使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严重的腐蚀和毒害。各种社会弊病丛生，社会面貌日益腐朽，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贪污盗窃，已成了社会的特征。掌握国家机器、垄断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进行各种掠夺活动，官盗一体。
社会道德败坏，暗娼、妓女增多，卖淫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投机倒把活动猖獗，黑市、自由市场异常“繁荣”。
文化教育领域，更是乌烟瘴气。随着等级制度的扩大与阶级分化的加剧，种种丑闻纷至沓来。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勒索受贿风行全国。
许多人为了追求学位和名利，剽窃抄袭、买卖学位和文凭的现象极为普遍，造假文凭、“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应有尽有。
离婚问题越来越严重，家庭关系极不稳定。
在走资派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罪恶路线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荒淫糜烂生活方式的毒害下，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日益严重。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
所谓“反盗窃”、“反酗酒”、“反嗜毒”、“禁暗娼”，只能愈反愈烈，愈禁愈多。
转载《1975年人民日报：苏联社会弊病丛生》
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路线，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使苏联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严重的腐蚀和毒害。
今日之苏联，各种社会弊病丛生，社会面貌日益腐朽，在它身上，“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贪污盗窃，已成了今天苏联社会的特征。掌握国家机器、垄断整个社会财富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进行各种掠夺活动，官盗一体。
苏联报刊承认，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从机关到学校，“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的负责人”，“靠损害人民的利益而轻易谋取暴利”。有些人还“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不少人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这类事实并不罕见”，“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苏修一党中央委员盗用公款五十多万卢布，约合一个中等收入工人四百多年的工资，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异常宏伟的住宅；在格鲁吉亚的工、商、文教卫生各界，贪污盗窃也层出不穷，以共和国中央合作社的主席和副主席“为首的许多领导人”勾结在一起，进行特大规模的盗窃活动，中央合作社财政局长本人也是盗窃犯的“同谋者”，亚美尼亚邮电部管理局局长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十二万多卢布。
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扶植和庇护下，许多把持企业、农庄、商店和文教部门领导权的人更是上行下效，无所不为。据苏联报刊报道，第比利斯合成制品厂的头目利用职权，一次就盗窃一百一十万卢布；苏呼米烟草公司的领导人盗窃的财富达数百万卢布。
在苏联各地，投机倒把活动猖獗，黑市、自由市场异常“繁荣”。据报道，在莫斯科的黑市上买卖的商品有美国香烟、口香糖、牛仔裤、外币和麻醉品。此外，机床、起重机、发电机和火车头等生产资料，也都进入自由市场。在这种土壤上一批批投机商、暴发户不断地孳生出来。他们通过贪污盗窃或者向外国旅游者买来商品，然后高价出售，大发横财。例如，阿塞拜疆社会赡养部生产企业管理局局长，勾结该局所属企业的领导人，到莫斯科、土拉、利沃夫等地大量倒卖金币、首饰，大作美元、英镑的黑市买卖。在他家存放的黄金和珠宝重达三十二公斤，几年内获利达二十八万多卢布。
在文化教育领域，更是乌烟瘴气。随着苏联国内等级制度的扩大与阶级分化的加剧，种种丑闻纷至沓来。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勒索受贿风行全国。许多人为了追求学位和名利，剽窃抄袭、买卖学位和文凭的现象极为普遍，造假文凭、“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应有尽有。据苏联报刊透露，一个叫戈尔巴琴科的人，利用伪造资历、舞弊行贿等手法，骗取了苏联国立雅库特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当上了教授，并成立了一个学位答辩委员会。
在苏联，社会道德败坏，暗娼、妓女增多，卖淫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据西方报刊报道，苏联内务部一个官员曾透露，在列宁格勒一次注册登记的娼妓就有一万六千人之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敖德萨等大中城市以及疗养地，都设有酒巴间、夜总会和半公开的妓院。由于娼妓越来越多，性病也随之扩大和蔓延。据法国一家杂志援引苏联一地下刊物的材料披露，卖淫这个“资本主义的脓疮”已经在苏联正式存在。每到夜晚，苏联首都莫斯科的中心广场、共青团广场、白俄罗斯车站和农展馆附近的饭店等地方，都有暗娼在活动。其中一些人“有警察为后台”，受到警察的保护和支持。
苏修上台二十年来，苏联的离婚问题越来越严重，家庭关系极不稳定。这也是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据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透露，苏联的离婚率由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三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在离婚的夫妇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结婚不到五年，百分之二十一的人结婚不到一年。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
酗酒成灾，已成为苏修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据报道，全国酒精产量剧增，超过人口增长率的两倍。私人酿酒现象也在逐年增多。据统计，苏联平均每人每年饮酒量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全国每年仅饮伏特加酒就要花掉一百三十亿卢布，每年有六、七百万人进入“醒酒所”。工人群众由于对苏修统治强烈不满，常因满腹怨气无处发泄而“借酒浇愁”。象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酗酒是“一种必然现象”。例如，乌拉尔一工厂每年有百分之三十的工人进入“醒酒所”；莫斯科一家有四百一十名工人的工厂，在一天早晨的突然检查中，有二百八十名工人上班时酒意未醒，无法上班。青少年和妇女酗酒也在逐年增加。许多青少年和妇女经常沉醉街头或醉醺醺地在公共场合闹事，而被送往“醒酒所”。
吸毒、贩毒的现象也日趋严重。据报道，在苏联南部和中亚地区吸毒现象比较普遍，而且青少年吸毒日益增多。第比利斯的一些中学生公开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他们吸食麻醉品。格鲁吉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透露，“吸食麻醉品，尤其是青年吸毒的可耻现象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社会主义工业报》一九七二年八月六日透露，哈萨克有一个出售吗啡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主犯通过奇姆肯特市化学制药厂搞到大批吗啡，分成小包，运到各地出售。另据报道，莫斯科一家制造麦角酸的工厂，有一批科学家私自制造麻醉剂；在高加索有的单位制造海洛英；在中亚地区还种植鸦片。正如西方报刊指出的那样：“毒品已愈来愈深地进入苏联社会”。
在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罪恶路线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荒淫糜烂生活方式的毒害下，苏联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日益严重。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苏修官方也不得不承认，最近几年青少年“犯罪相当多”。集体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案件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苏联《真理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二日透露，一到夜里，“流氓(基本上是青少年)便成了街道的主人”。
《青年共产党人》也透露，在萨拉托夫州巴拉绍夫市有一个青年集团，长期作案，“相互发誓，以血为盟”，进行抢劫、盗窃和凶杀。在哈尔科夫，有一个青少年犯罪集团，结伙杀人，抢劫商店，半夜闯入住宅，胡作非为。卡拉干达市一群学生在看了凶杀电影后，便模仿影片中的主人公，一个晚上就连续七次作案。
在今日苏联这些社会弊病的恶性发展，是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十月革命的事业、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也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现。随着社会帝国主义一天天的糜烂腐败，这些弊病将更加广为蔓延。苏修当局对此十分不安。
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种种“社会弊病”严重，并声称要“同它们作斗争”。近年来，苏修当局还装模作样地作出了些诸如关于加强同酗酒作“斗争”的决议，制定什么反酗酒措施，颁布什么“劳动教养”条例，炮制什么禁止暗娼、限制性病、反对嗜毒的法令等等，显示一番同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姿态。然而，这只不过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玩弄的贼喊捉贼的骗人把戏。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苏修叛徒集团就是一伙“盗窃国家本身”的大盗贼，庞大的苏修官僚机构就是一切罪犯的大本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得如此乌烟瘴气，让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自由泛滥的罪魁祸首正是勃列日涅夫集团自己，他们是最大的教唆犯。
只要苏修的反动统治继续存在，所谓“反盗窃”、“反酗酒”、“反嗜毒”、“禁暗娼”，只能愈反愈烈，愈禁愈多。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苏联人民是不会长期容忍下去的。可以相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必将行动起来，把毒害他们的所有污泥浊水连同苏联的反动统治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勃列日涅夫集团这伙窃国大盗和教唆犯也终将“落网归案”，受到苏联人民的无情审判。
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
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
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走资派邓小平们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
走资派邓小平们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上大学改变命》，大学里培养“絕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立即变现的贮钱匣”。
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转载《1975年人民日报：苏联社会弊病丛生》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载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1975年《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