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兵亦学亦工》三线建设学生

《亦兵亦学亦工》三线建设学生

 

 

 

读到一篇论文《亦兵亦学亦工 —襄渝铁路学兵连研究（1970-1973年）》 作者：李德英 1 蔡艺雯 2 刘 凡【转载】   来自：《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10月第39卷第5期。

【摘要】襄渝铁路学兵连是襄渝铁路建设的一只重要力量，这些学兵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年龄在 16-26 岁。经陕西省革委会动员，西安、咸阳等城市和地区 1969、1970 年两届初中应届毕业生和部分社会青年 25 000余人，到襄渝铁路陕西段参与建设，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工程结束后，这批学兵由陕西省相关部门统一安排了工作。这些学兵既是民兵又不同于民兵、既是知青又不同于知青，亦兵亦学亦工的复杂身份使他们的三线生活既艰苦又难忘，饥饿、危险、死亡与革命荣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段往事的基调。

 近年来，关于三线铁路网的规划、布局、建设、影响等问题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对于铁路工程参与群体的研究较少。尤其是襄渝铁路学生民兵这一群体，尚未有深入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尽管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群特殊的知识青年仍未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学工作者及原学兵连成员以襄渝铁路学兵连为历史原型，创作了不少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⑤ 。这些亲历者的记录，为学兵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记忆资料，为襄渝铁路学兵连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襄渝铁路学兵连组织动员、编制待遇、工地生活和学兵记忆做一探析，以便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学兵们在三线建设中所面临的困窘以及他们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

襄渝铁路东起襄樊，西至重庆，全长915.6公里，是连接三线重点地区四川省、陕西省与我国中部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在铁路交通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襄渝铁路共分三段：东段在湖北，西段在四川，中段也称陕西段，包括胡家营至达县部分（含陕西省和四川东部部分地区）。西段于1968年4月开工，东段于1969 年3月开工，中段于1970年3月开工。至1970年二季度，铁道兵部队已先后调动23.6万兵力进入襄渝铁路工程施工，但劳动力仍然有缺口 。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和湖北省分别动员30万和14万民兵支援，然而，陕西省由于阳安铁路及宝鸡峡、冯家山、王瑶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占用了大量民工，可以投入襄渝铁路建设的人力严重不足。

1970年，陕西段开始动工并急需青壮年劳力时，恰逢1969届和1970届初中生刚毕业，尚未上山下乡。时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的李瑞山提议让这批学生以“劳动锻炼”的形式参与支援三线铁路建设，陕西省革委会通过了从这两届学生中选调部分人员参与襄渝铁路陕西段建设施工的方案。1970年6月，负责领导襄渝铁路陕西段工程的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成立，经陕西省革委会、陕西省军区和铁道兵东段指挥部共同研究决定，“从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届中学毕业生中选调十六周岁以上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的学生一万名（女学生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由铁道兵部队带领，并配一定数量地方干部，参加施工，争取八月份上齐。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3]3 。随着襄渝铁路陕西段修建工程展开，劳动力需求持续扩大，陕西省革委会决定，除1970年动员约 10000名学生赴三线支援外，1971年再次选调15000名学生参与襄渝铁路陕西段工程建设 。陕西省2107指挥部将其命名为“学生民兵”，在建设工地上，学生民兵连，被简称为“学生连”或“学兵连”，学生民兵连队退场后，政府和社会上称之为“三线学生连”或“三线学兵连” 。

学兵的动员工作由陕西省革委会总负责，各地方的城市人口下放疏散办公室直接领导，并由铁道兵协助完成。其动员范围为“陕西省内家居城镇吃商品粮的1969届、1970届中学毕业生，社会青年和应下乡而未下乡的‘前三届’毕业生”。此外，咸阳地区要求原分配到各军队农场的初中毕业学生和中央、省属驻地县的厂矿企业单位的子弟也加入其中。

在面向学生的动员工作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令学生及家长理解支援三线建设的意义：第一、认清形势，加强战备；第二、修建襄渝铁路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一；第三、知识青年参加三线建设，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极好机会。“

知识青年参加修建襄渝铁路工程是在解放军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可以亲身受到解放军的教育和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指示是“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这里的宣传动员则强调知识青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显然是对毛泽东指示精神的进一步引申，将参与襄渝铁路建设作为知识青年接受思想改造的一个途径，可以说，学生参加铁路建设其实是知识青年改造思想和世界观的另一种方式，与上山下乡殊途同归。

除精神动员之外，三线建设政治动员还有另外两个特色，即制度动员和物质动员[9] 。制度动员具有强制性，而物质动员则是通过为被动员者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或给出承诺来完成。对于青年学生和家长而言，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前途问题。对此，动员单位进行了引导，并给出了承诺。据学兵刘某某回忆，动员条件中，对他们来讲最有吸引力的一条就是：支援襄渝铁路的这两届学生，不必参与上山下乡，“去三线就属于分配工作”“铁路工程完工后也会重新安排工作”。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相关文件明确指出：“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让学生和家长消除了顾虑，不必再上山下乡，就可走上工作岗位，何乐而不为。

另外，动员工作中铁道兵部队的军代表直接表明，“我们这次招去的学兵除了不带领章、帽徽，什么都和当兵的一样”。这使学生有了一种加入学兵，就等于成为军人的感觉。有学兵称“做梦都想当女兵”，参与襄渝铁路的修建工程，当上一名“不穿军装的女兵”同样也是一件很“神气”的事。

通过讲形势、树理想、许前途等方式的宣传动员，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对参与三线建设表现相当踊跃，参与修建铁路的意愿强烈。最终，有25809名1969届、1970届初中毕业生，分两批送往秦巴山区的施工地参与襄渝铁路工程的修建工作。

学兵的粮食、户籍关系到达驻地后全部转入襄渝铁路修建指挥部。按照有关规定，学兵参与襄渝铁路工程时的粮食均由驻地供应，每人每月45斤；工资为每人每月28元，按月发放；商品供应和棉花供应均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待；学兵每月工资的28元中，需要上缴15元作为每月伙食费，可供自己开销的有 13元。

而同样被抽调修建襄渝铁路陕西段的民兵和普通工人的工资则是每人每月38元，技术工人44元。据襄渝铁路的民兵回忆，“民兵每个月六七八三个标准，吃饭不交钱。同时，部队按照每人每月38元交给地方，是民兵所在生产队的每月工分钱”。除了作为工分计算工作量之外，民兵可以得到每个月8元的零花钱。

由此可见，尽管学兵被称为“学生民兵连”，是民兵的一种类型，但其待遇，与一般民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估计与学兵参加筑路工作的性质有关。进行学兵动员时，已经强调学兵到襄渝铁路，是作为上山下乡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为了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此，其身份既是特殊的“知青”，又是特殊的民工，陕西省革委会等机构在考虑学兵的工资待遇时，主要从接受锻炼和教育出发，能够维持生活即可。

经过陕西省革委会等机构精心组织和护送，25809名学兵分批、分次来到位于紫阳、安康、旬阳、白河境内的施工地，141个学生连队在全长近300公里的襄渝铁路陕西段上铺开，与铁道兵战士和民兵一起，参与了铁路修建的所有工种和环节，并成为桥梁和隧道施工的主力军。

根据档案资料记载，在工地上，铁道兵官兵对学兵很照顾，并积极教育，“对学生绝不能简单的当作劳动力来使用，而是一切着眼于用毛泽东思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每个连队派两名军代表，“有的还把军代表派到排、班，对学生连的组织管理教育，一律和解放军一样，对知识青年从政治上关心，劳动上帮助，生活上照顾，真正做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耐心细致的育”。

在铁道兵指战员的教育和帮助下，学兵们培养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不仅学会了砍柴做饭，自己料理日常生活，并且遵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用自己的双手在高山峻岭上披荆斩棘，开出平地，搭起帐篷，盖起营房，种上蔬菜，养起猪羊”。

在参与襄渝铁路建设四个月时，就已涌现出不少先进集体和个人，据某部队统计，在该部队参加三线建设的3000多名知识青年中，有800多人被评为五好战士，300多人受到行政嘉奖，评出16个四好排，评出40多个四好班，80%以上的知识青年都写了入团申请书，有10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因而，

1971年2月，陕西省相关机构认为组织知识青年参加三线建设很有必要，同时认为这是知识青年改造世界观、实现革命化的重要途径。

与上山下乡、需要“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相比，参与襄渝铁路修建的学兵，从1973年3月开始，到7月中旬，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分两批完成了学兵的分配工作。实际参与分配的学兵为24742名，其中69届9668名（包括选干524人），70届15074名（包括选干461人）。学生分配去向，基本上按照 1972年当年的劳动计划执行，按部门分：分配国防工办系统2934名，中央其他单位4380名，省属单位11193名，地、市单位5860名，省军区及驻陕部队3267名；按地区分：分配到西安市9653名，宝鸡市4352名，铜川市622名，咸阳地区、渭南地区2863名，商洛地区175名，安康地区103名[13]5 。据袁培力等人考证，“汉中地区和省外也分配了一部分三线学生”。至此，陕西省相关部门兑现了动员时安排这些学兵工作的承诺。

襄渝铁路“学生民兵连”成为那个时代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民兵，又与普通民兵有所不同，与民兵同工不同酬，“所抽调之民兵、普工每人每月三十八元，技工四十四元，学生每人每月二十八元，实行按月发放”。根据“农忙少上、农闲多上”的原则，民兵由各地区组织，民兵有轮换回家参与农活的机制，而学兵连探亲假都没有；当然，民兵与学兵的前途也不同，工程结束后，民兵继续回乡务农，学兵则统一分配工作，所以他们既是民兵，又非民兵。同时，学兵被组织送往襄渝铁路工地参与建设，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而他们既是知青，又不同于普通知青。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希望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将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接受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陕西省在组织动员学生参与铁路建设时，进一步引申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意义，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发展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而将组织学生参加铁路建设以弥补劳动力不足的行为，升华为组织学生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积极进行思想和世界观改造的行为，从而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

既然都是知识青年，都要接受思想改造，改造的地点可以是农村，也可以是工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知青。但他们与普通知青最大的区别在于安排工作的承诺，“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是普通知青所没有的，当普通知青被要求扎根农村干革命时，他们在铁路建设工地上只干了两年多，就统一安排了工作，即使普通知青也有推荐上学、招工、招干的机会，但这么大规模的统一安排，绝无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又不是知青。由此，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些青年人：民兵，又非民兵；知青，亦非知青。

铁路学兵连是襄渝铁路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亦兵亦学亦工的学生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年龄在16-25岁。他们在铁路工地上得到了锻炼，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很多学兵认为，正是因为他们历经了铁路建设艰苦工作的锻炼，才塑造成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军人品格”。学兵们艰苦奋斗的历史，可以进一步弘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建设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理解前辈的奋斗及意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yongbing1993]

《上山下乡》是伟大的教育方针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有过唯一的亦或是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尽有的一次由国家执政统治者安排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巨大工程的活动。在这里先不去讨论这一活动的意义所在! 在这里首先尽尽先去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富裕的国家的政府统治者，是如何化了大量的财力精力又是如何地去组织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的。

首先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 相应的各省市以及城市的各区和街道委员会都有相应的组织专人负责, 而相对应的各省以下的县和人民公社委员会中都有专人负责, 以及各学校也有专人负责! 同时制定规定在学生自愿报名参加的同时, 也允许一些特殊家庭的子女不必参加!

当学校接到学生报名后同时又得到学生家长的同意后公布名单, 通知街道社区组织欢送! 同时通知各接受单位准备迎接并做好安置工作! 如此巨大的工程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地进行的, 确保这么大批的知识青年的安全! 同时政府也化费了大量的钱财和人力资源来完成这项工作!

回顾中国几干年的历史上那朝那代的皇帝统治者做得了这事! 再看世界上有那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或今天这样做得到过! 就是今天的中国的走资派特色执政统治者有能耐做得了这事吗? 可以肯定地说古今中外自有人类以来没有统治者阶级如此关心年轻人的事的。 翻开历史看到的只有抓壮丁去参军打仗, 抓男丁去修建帝皇的墓陵, 建造长城防卫! 除此之外历朝历代的年青人只能是各显神通的过程中就是自生自灭罢了!

经过仔细研究当时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中央政府为什么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主要为的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落实共产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举措。这有利于知识青年得到实践知识，有利于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集体化建设，有利于农民农业机械化知识化进行农业生产劳动，有利于人民公社的工农商学兵结合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集体化建设的新人才。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落实共产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举措。　

从政治意义上讲，让知识青年参加生产劳动、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是锻炼其思想、锻炼其 意志，反修防修，保证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千秋大计；

从社会意义上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加强城乡联系，巩固工农联盟，缩小三大差 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脑差别），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和新农村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从科学和经济上来讲，让知识青年联系生产实际，学以致用，在学中干、 在干中学，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又能将其掌握的知识更快、更直接、更大限度地用于生产实践，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促进学习、生产和科学知识普及应用的好措 施。

《文革》时期明确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人民又以工农为主体，教育自然就应为他们服务。而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不过17年时间，教育在旧社会里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到文革前依然无法彻底摆脱这种影响。所以，从工农中选拔学生，就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方法。

另外，不是只有坐在教室里，拿着课本，听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才叫受教育；上山下乡，是到实际生活中通过实践来学习。学生高中毕业后，先到社会上劳动两年再回学校读书，效果远比死读书要好，是伟大的教育创举。　

1973年《人民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的教改情况，1976年《参考消息》登载了一些外国学者、友人谈中国教育革命的观感，都可以从其中看到教改的效果。

在如此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的活动中, 自然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事的发生, 比如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中经不住在乡下的艰苦生活的人有之, 有些女孩子被乡下的一些坏男人欺负的有之, ..........对于那些不良现象的发生随后中央政府是有明文规定要严肃处理的! 当然上山下乡的生活是艰苦的, 其实整个中国都在艰苦地建设之中!

对于后来的收尾是沒有预料到的, 因为自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否定了以前的一切, 所以结局就比较乱! 那又能怪谁呢?! 一个国家的政策随着领导人的轮换没有连续性受害的一定是平民百姓!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随后的几十年里不但否定了还大肆地加于控诉, 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人在控诉新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

别再如此娇情地化时间化精力再来控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 今后也不会再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巨大工程! 中国政府的后来统治者是无能力也不会化钱化精力去考贝的! 今后等待着年轻知识人的是自找工作自寻门路各自奋斗自生自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