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毛泽东诗词欣赏
念奴娇 昆仑(1935.10)
作者：毛泽东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也同此凉热。
【原注】
前人（编按：指宋张元，见《诗人玉屑·知音·姚嗣宗》）所谓"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说的是飞雪。这里借用一句，说的是雪山。夏日登?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说，当年孙行者过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灭了火，所以变白了。
【注释】
念奴娇：词牌名，念奴是唐朝天宝时歌女。
昆仑：是我国最大的山脉之一，西起帕米尔高原，沿着新疆西藏边界向东延伸。东端分为北中南三支。南支可可西里山，是长江上游通天河的一些支流的源头。南支东延为青海境内的巴颜喀拉山，是黄河的源头。巴颜喀拉山东接四川的岷山和邛崃山处，是一片海拔六千米的雪原，毛泽东在岷山所看到的就是昆仑山的这片余脉。
倚天抽宝剑：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李白《大猎赋》，"于是擢倚天之剑"。
遗：赠送之意。
【作法】
连着三个"一截"，只为立意新奇，平仄破了又何妨？
作者原注：
前人（编者按：指宋代张元，见《诗人玉屑·知音·姚嗣宗》）所谓 “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说的是飞雪。这里借用一句，说的是雪山。夏日登岷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说，当年孙行者过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灭了火，所以变白了。
【赏读】
《念奴娇·昆仑》是一首十分复杂的词，其主题的丰富性可能会使细心的读者应接不暇，而又扑朔迷离。毛泽东的胸怀在这首词中不仅仅是容纳了祖国河山，而且容纳了整个人类世界，其气魄之大堪称穷尽八荒，涵盖寰宇。那么，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作者在1958年12月21日为这首词的批注中曾向我们揭开了谜底：“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接着作者继续批注道， “改一句， ‘一截留中国’，改为 ‘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
当读者在读到 “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时，也许一定会问，毛主席为什么要把昆仑一分为三赠予英、美、日呢？根据作者的解释是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循着这一思路向前，就会豁然开朗了。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从来都是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不屑于一寸一地之得失，他输得起也赢得起。他胸怀世界的抱负，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没有丝毫减退，反而越来越高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935年10月，借昆仑山为着眼点或壮志之出发点，一举表达了他对于全世界的义务、责任及抱负，这一切都是很具体的，说到底就是要把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而且要铺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形成燎原之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毛泽东对于世界革命的整套思想体系露出了最初的光芒，从这一天开始，直到后来他提出了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学说，在最大范围内团结了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革命同志，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为此，“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即是把中国革命的经验以及毛泽东思想传送给他们，而不是真的把昆仑砍成三段送给他们———以上也可说是此诗的思想境界之美。
再谈此词的艺术之美。对于如此复杂的主题本身，要表达清楚已不容易，而且要同艺术相结合就更非易事了，但天公 （即昆仑）出来帮忙了，作者 “横空出世”般的胜任了。
词之上阕写昆仑山之壮丽，从冬天一直写到夏日，冬天的酷寒、夏天的水祸，功过是非，谁曾评说。作者在此以昆仑象征祖国，高屋建瓴地评说祖国几千年历史的功过是非。气势流畅，有一泻千里之感，从大象入手，又有细节描绘，“飞起玉龙三百万”化用前人 “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两句，正如作者所说借此一句来形容雪山。此句用得灵妙自然、恰切精当。再有 “人或为鱼鳖”一句，意象突兀，如超现实主义诗歌中的奇异比喻，指夏日从此昆仑横流下来的江河湖水已泛滥成灾，加害于人，同时又暗指中国旧社会的黑暗之云。
关于 “飞起玉龙三百万”，作者有两次自注。第一次在1957年年初，注中云：“老百姓说，当年孙行者过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灭了火，所以变白了。”这则注特地点出孙行者征服火焰山的民间传说，是有深意的。它表明作者非常敬佩孙行者，而且其与 《昆仑》词所蕴含的要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作者写昆仑山的 “过”时，则化用 “微禹，吾其鱼乎”的典故，直接地道出昆仑山的积雪使 “江河横溢”，为虐成灾，殃及苍生，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昆仑山的形象，经过 “横空”“出世”“莽” “阅尽” “飞起” “搅得” “横溢”，层层铺叙之后，使读者的心灵为之震撼。至此，诗人奇拔的意象却突然一顿，然后破空斗胆一句提问：“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几千年来，昆仑山作为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繁衍有功也有过。可是，有谁从国计民生的高度对昆仑山做过公正的评价呢？只有放眼乾坤、纵观古今的历史巨人，才会发出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的慨叹。这样，就把昆仑山的自然运动与人类的兴盛衰败联系了起来。
下阕，作者挺身而出，直面昆仑，用力于 “而今”，直抒己意。“而今我谓昆仑”，作者直接向昆仑山发难了。“我”是指包括作者在内的革命力量。上阕写昆仑，它的形象够高大了，它的力量够雄伟了；而在下阕中， “我”却要抽出耿介的倚天之剑，把这么 “高”、这么“多雪”的宇宙奇观裁为三截，分赠三家！经过如此奇特的畅想，经过高大雄伟的昆仑山的反衬，使读者不由得不深信， “我”实是古今无双、寰宇无匹的伟人！李白 “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是抒发自己的抱负，与作者引用倚天剑典以抒发裁昆仑山为三截的抱负无法相比，此词中“我”之所以伟大，根本原因在于“我”胸怀改造全世界、造福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样，就把昆仑山这个客体与 “我”这个主体连接起来。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 “华北事变”，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 《何梅协定》，此协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共中央酝酿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于当年10月填这首词，也许是受时局的激发。作者认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 “太平世界”，昆仑山之类 “有罪”的大山也就可以化虐为利了，环球就可以 “同此凉热”了。作者的这种共产主义理想和国际主义精神，全寄寓于对昆仑山的新颖立意和瑰丽设想之中。
最后两句带有预言性质，在未来的和平世界里，全人类将共享一个冷暖适宜的气候，这是字面之意。但它的潜在之意是，作者坚信他所捍卫及奉行的理想属大道中正，必将普行于全人类。这理想是世界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彻底埋葬帝国主义。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首先要强调一点，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凡是批判“左”倾路线错误的，或者“左”倾思想错误的，这种“左”字都是带引号的。中国共产党在近代社会思想谱系中，本就是以《左派政党》的存在。在人类社会哲学谱系中，就是以《左派思想》作为根本性指导思想的人团结起来而成立的共产党派组织。
所以，如果在共产党内的党员思想中对于《左》持有一种反对思维，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背叛。
那么《左》具体是指什么呢?
《左》《右》划分的来源，一般都认为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支持革命的一方坐在左边，而那些对于革命采取保守态度，对于斗争采取妥协态度坐在右边，这就是《左》与《右》划分的历史由来。
关于《左》与《右》在中国近代政治中的走向与目标很鲜明，一般早期说来，《左派》的社会理想就是追求社会公平，同情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认为劳动者应该成为社会的政治主体，对于社会中一切不公平或者是影响公平的制度都采取一种积极变革的态度。
而《右派》，则与《左派》相反，他们对于社会变革采取敌视态度，以各种手段阻止发动变革。
从这里，大家就很容易推导出，《右派》在社会经济地位层面，绝大多数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就是担心自己在社会变革中利益受损，所以才会阻止变革。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左》从来就是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左派》，是社会中推动社会前进的人群。《左派》的着眼点在推动社会公正，在致力推动反抗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在维护劳动者的地位公平权益， 对于社会中出现人上人群体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左派》呼唤社会道德，同时要求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左派》赞颂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互爱的，而对于社会中出现的腐败行为大加鞭挞，对于社会中出现的以金钱的多寡转换为社会政治权利的大小必欲消除而后快。总之，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左派》。而不是那些赌徒和投机者利己主义者机会主义自私自利的人，因为个人的利益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让少数人自家人亲朋好友先富的人，总是会以社会中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福祉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先富为目标的。
从上面对于《左派》的定义来说，是人类近代社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共识。当然，在今天西方资本主义思维下的所谓“白左”与社会主义思维下的《左派》，是政治追求截然不同的群体，万万不可同日而语。
一般来说，如果以上对于《左派》的简单定义，也符合如内心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应有之模样的追求的话，那就是一个《左派》。《左派》意识的养成，根植于内心的道德观，对于大多数低层劳动者具有无限的同情，当然大多数本身就是社会基层的劳动者，要不是有一句话说“一切有着革命和进步追求的群众都是天然的左派“呢。
懂得了以上《左派》的政治追求和社会理想，那么再来看看那些动不动骂别人“极左”“左棍”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可以明确一点的是，对于《左派》反感的人，绝不会和底层劳动者共情的。在这些骂人的眼里，从来把自己自视为高人一等。这里必须要强调，这种自视为高人一等，或者本身活着就是把当人上人作为目标的人，即便有些在客观现实中的地位本身也是一个最最基层劳动者，但思想中却从来没有与劳动者或者说无产阶级共情过，这是先天道德感缺失，也是被西方资本主义丛林社会法则洗脑的典型。
因为只有与劳动者共情的人，才会致力于追求社会公平，致力于把创造了社会全部财富的劳动者提升到国家主人的地位，这是人类社会最科学的形态，而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个为了劳动者当家作主奉献了一生的人。是有人类历史以来最伟大最纯粹的革命者。
那些仇视《左派》的人，污蔑《左派》的人。他们要么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对于《左派》追求的社会公平和正当权利报以敌视态度。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那些依靠剥削和欺压得来的利益会受损，要么就是既得利益集团豢养的文人以及被那些文人彻底洗脑的人。那些被既得利益集团豢养的文人，还能从既得利益集团那里得到几块骨头。而那些被洗脑的人本身身为普通劳动者，却总是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这不能不说是生而为人最可悲的一件事。
有的人因为文人和媒体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抹黑和污蔑，对于近代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左”的政策和制度报以批判态度，这里必须提醒这些人，在革命过程中，要对社会进行彻底的革命，必然会对于既得利益集团重新格式化，这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过程。
而作为一些具体政策有错误的现象，甚至造成了对于革命过程极大的破坏，大家记住，这不是《左派》的革命方向的错误，或者说不是左派政治理想和追求的错误，而是具体的执行人或者是急于求成。没有真正研究客观实际，强行执行造成了错误。或者就是具体的执行者本身就是混进左派队伍中的投机者。这些混进共产党内或是同路的人们采用了一种过犹不及的手段去推行政策，其本身的目的就是在故意制造对革命进程的损害。
如果把执行层面的各种错误算到左派政治理想和追求的错误上，这种思维就是彻底的机械僵化的思维。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你的理想是要登顶泰山，在这过程中，因为走错路导致你疲惫不堪，甚至因为在前往泰山的过程中发生了与路人剐蹭事件，哪一个正常人会认为自己的理想是错误的呢? 正确的做法都是会更加仔细地规划道路，争取下次顺利登顶。
从这里得知，那些因为在《左派》在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和理想中走了弯路，而质疑《左派》政治理想的进步性的人，是多么的肤浅。
而更有一些诽谤《左派》的人，不仅仅是肤浅可以开脱，就是一种恶，是想奴役欺压剥削他人的恶人，是这个社会最应该提升人格高度和社会认知的人!
因为《左派》的基本政治追求前面已经讲过，只要是一个具有同情劳动者思维，追求社会公平的人，都会支持的!
在社交平台中，有太多的人对于《左派》的政治追求不知其所以然，简单的人云亦云。
毛主席说过：“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从毛主席这段话的语气中，很清楚的表明了毛主席对于左派的态度，那就是左派是代表着社会中具有进步死亡的那一群人的，这种观点我已经多次结合历史论证了，不再赘述。
所以，如果你是真正追求社会进步的人，是追求社会公平的人，是认为劳动者就应该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是热爱毛主席的人，那么你就是先进的左派，是一个有着深厚的社会认识和道德良知的人，别再表现得谈左色变，别和那些‘乏走狗“一个德性。
特朗普：“我会废除（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将把这一切工作回归各所属州，各州可以进行个性化教育，带着对孩子们的爱去做教育工作。”
说完此话，台下爆发出热烈掌声，在享受了支持者们的片刻欢呼后，特朗普接着说：“谢谢，想想看吧，我们每个学生花的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都更多。”
中国教育部:《2009年，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它的目标是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优势基础学科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改革拔尖人才教育的训练和培养模式，培养世界级的科学家。
今年是“拔尖计划”实施15周年。从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建第一个“少年班”，到2020年“强基计划”的提出，我国探索改革高校学术英才培养已有46年。近两个月来，武汉大学“雷军班”、清华“巅班”和复旦“相辉学堂”等招生计划陆续引起热议，也让人们开始关注各个高校的“创新班”“尖子班”。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些班级的选拔和培养模式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反复迭代。
当优中选优的“尖子生”进入“姚班”后，也面对的是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而准备的前沿课程。首席教授姚期智带领团队为学生制定了“深耕精耕”的培养方案，融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的计算机教育先进方法，核心专业课程采取全英文授课。
《核心专业课程采取全英文授课。》
首席教授姚期智简历：姚期智是湖北孝感人，1946年12月24日出生于上海，幼年随父母跟着蒋介石国民党移居台湾，后在台湾长大、受教育。1967年，姚期智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获物理学学士学位。之后赴美国深造。1972年获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75年获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之后，1975年9月至1976年8月任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助理教授，1976年9月至1981年8月任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助理教授。1981年9月至1982年9月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教授。1982年10月至1986年6月任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教授。
1986年7月至2004年6月任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工程与应用科学教授。2004年9月至今任北京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2005年1月至今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2007年3月29日，姚期智领导成立了北京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2007年12月6日，姚期智在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应聘担任荣誉讲座。2010年12月30日领导成立了北京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2011年1月出任院长。2024年4月27日领导成立了北京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出任院长。
“姚班”的神话吸引着一批最优秀的中国学生慕名而来。.
“姚班”的神话 为《谁》谋利？
转载《特朗普放话：若胜选将废除美国教育部！》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4/06/24/125631941.html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基督教保守派团体集会上发表演讲。演讲中，谈及美国教育部目前所持政治立场等问题时，他表现得十分不满，并放话，如果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将废除教育部。
据《福布斯》杂志在YouTube上发布的当天演讲视频，特朗普表示，如果自己胜选，其政府将组建一个工作小组，以确保全美各地的中小学都会教授正确的英语和数学课程。
“我会废除（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将把这一切工作回归各所属州，各州可以进行个性化教育，带着对孩子们的爱去做教育工作。”
说完此话，台下爆发出热烈掌声，在享受了支持者们的片刻欢呼后，特朗普接着说：“谢谢，想想看吧，我们每个学生花的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都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在其第二度竞选总统期间抛出“废除教育部”的论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实际上特朗普从2016年首度竞选总统以来，就一直考虑、且多次放话要废除教育部。
报道称，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其政府曾提议将教育部和劳工部合并为一个联邦机构，以作为重组政府部门计划的一部分。据悉，该提议必须经由美国国会批准，但从未真正实施。此外，特朗普在任内还曾试图削减教育部的数十亿美元预算款项。
自美国教育部于1980年作为内阁级政府机构成立以来，不少共和党人一直呼吁废除该部门。与此同时，教育议题一直是今年总统大选的一个关键议题，特朗普以及其他共和党总统参选者此前也试图利用许多家长对某些涉及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教学内容，以及美国奴隶制、不平等和种族主义的愤怒情绪，大做文章。
《拔尖计划15年,清华"姚班"的天才们去了哪儿？》摘录部分内容：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4/06/24/125631959.html
2009年，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它的目标是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优势基础学科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改革拔尖人才教育的训练和培养模式，培养世界级的科学家。
今年是“拔尖计划”实施15周年。从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建第一个“少年班”，到2020年“强基计划”的提出，我国探索改革高校学术英才培养已有46年。近两个月来，武汉大学“雷军班”、清华“巅班”和复旦“相辉学堂”等招生计划陆续引起热议，也让人们开始关注各个高校的“创新班”“尖子班”。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些班级的选拔和培养模式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反复迭代。
当优中选优的“尖子生”进入“姚班”后，也面对的是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而准备的前沿课程。首席教授姚期智带领团队为学生制定了“深耕精耕”的培养方案，融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的计算机教育先进方法，核心专业课程采取全英文授课。
《核心专业课程采取全英文授课。》
“我们班里只有我一个人有兴趣做学术。”
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钱班”培养方案在师生共建下经历了几轮迭代。他们建立了导师制，实行小班教学，构建了几十名著名专家教授讲授的讲座课程，让学生出国研修，更关键的，是对课程大刀阔斧地改革，只留下了高强度、高挑战度的知识学习和实践研究课程，教授最核心的关键概念和科学技术方法论。
然而，精心设计的课程和培养模式，也无法保证每个进入的学生都能保持“领跑”。
拔尖人才的优秀，并不一定意味着创新素养的突出，识别并选拔出具有创新潜质的人才，可能是更为关键的挑战。在多年的探索中，“钱班”也在选拔方式上，有过多种尝试。他们曾在高考前，从全国上千名高三和少数高二学生中选拔出几十人举办钱学森创新挑战营，从内生动力、开放性、坚毅力、智慧、领导力五个维度对他们进行测评，再结合高考成绩录取部分学生。
拔尖创新人才究竟该如何选拔、培养，在探索路上的也不仅仅是这些先行的班级。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发布，“拔尖计划”升级为“拔尖计划2.0”，学科领域得到拓展，包括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也受到了重视。
2020年，教育部启动“强基计划”，提出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试点，选拔有志于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拔尖学生进行专门培养，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输送人才，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学校校测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等进行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在入学之初就明确了本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
近几年“强基计划”最重要的调整是，从开始的36所高校增加到39所高校，除此之外，2024年，部分学校在招生中明确数学或是学校指定科目成绩达到一定分数，可直接破格入围或放宽入围倍数或满足第一志愿入围等相关政策，为某个学科领域优异的学生提供入围的机会。
“我不属于前面一小撮颠覆性的创新人才，我不适合做科研，也不想做。就算做了也不会成为出类拔萃的人，只会成为很一般的科研工作者，给基础学科研究做出有限的贡献”。
无论是“拔尖计划”，还是“强基计划”，都在探索实施动态进出的评价机制，让难以适应这种培养模式的学生退出回到普通班级，同时也让普通班级的学生能够有机会进入相关的实验班级。她觉得，这种动态进出机制是保障优质资源使用效率、拔尖人才培养质量的方式，也是探索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方案。
站在本科毕业的十字路口，刘皓与“姚班”的同学们和同龄人一样“焦虑”。他考虑的问题也越来越现实，“博士毕业后是留在学术界还是去工业界？放弃高薪工作当教授能真正地推动科技发展吗？会不会既没有实现生活幸福，也没有实现理想？”
在互联网上，频频能看到人们对于“姚班”毕业生最终去向的发问。自 2005 年创立至今，“姚班”的大多数学生在毕业后都仍然活跃在全球计算机科学的舞台。他们中有人执教于国内外一流名校，有的创立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公司。
1957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取得基本成功。对于这场社会大变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但也出现一些激烈的反对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右派”的观点。于是，有人就质问毛泽东:“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毛泽东回答、“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毛泽东说:“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毛泽东逝世以后，有一段时期，这样的质疑声又在媒体上大量出现。这些质疑大都以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姿态出现，批评毛泽东这种"左、中、右“的分析法是以“政治态度”来进行阶级分析，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界定，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性。他们说，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怎么可以以“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来划分阶级呢？这些文章引经据典，大段大段摘引经典著作里的文字来支撑他们的批评。
其实，类似的情况可以追溯到建党初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时候，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事情，许多人都自称“社会主义者”，尤其正在寻找救国之路的知识分子中更是如此。然而，要在当时的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首先在怎样进行中国的阶级分析这样一个基础问题上遭到很大的困难。按照《共产党宣言》，“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中国的情形不是这样，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总人口中都占少数，主要是农民，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一起占了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按照经典的观点，农民阶级虽然是被剥削阶级，但它属于落后的生产关系。这样，许多学者就被一个难题所困扰：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么找不到符合马克思经典理论所说的革命力量。中共建党的第一任书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之一——陈独秀，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就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发挥作用，中国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中国革命必然依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合作，并以资产阶级为首；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才能成熟起来，产生新的革命要求。陈独秀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只有一条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毛泽东是怎样来对中国社会作阶级分析的呢？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第一段话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在这里，敌人是很明确的——“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中国人民巨大痛苦的“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而革命的动力呢？毛泽东不是拘泥于经典著作，而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以“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为分析的依据。这里所说的“经济地位”，主要指受压迫剥削所造成的贫困程度，而落脚点则在“对于革命的态度”。他从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的极端穷苦，看到了他们强烈希望改变现状的革命要求，由此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来自农民，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的结论。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曾经受到许多人的质疑，被指责为偏离马克思主义，然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驳倒了所有这些质疑和指责，毛泽东被公认是在理论上为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涉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一重大课题做出了创时代的贡献。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又该如何进行阶级分析呢？这是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尚未具体涉及的问题。
作为列宁继承人的斯大林在上世纪30年代就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而成为无矛盾的社会。一旦面对实际发生的矛盾，他就以国外间谍论罪。一些理论家引用马克思，列宁对“阶级”的定义，认为阶级区分最根本的和具决定意义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剥削阶级也就不复存在。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连资产阶级的残余及其子弟也早就没有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自然就提出来了。
然而，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种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种斗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
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左、中、右的分析法。毛泽东把是拥护还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态度来划分人群，他说：“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毛泽东这次对不对呢？这不是一个理论探讨能解决的问题，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此莫衷一是。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并已跃升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一夜之间大厦倒塌的轰然一声，才给这个问题做出了历史的回答。哪里有什么“全民国家”，人们看到的，是原先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哪里有什么“全民党”，连苏联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完全被私有制和寡头经济所取代。
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许多论断都得到了验证。有些人对毛泽东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以为然，但是，据原苏共老党员利加乔夫的反思，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就出现过这样的场景：“暴露性文章己形成湍流激浪，席卷整个公众舆论”，“极右派报刊描绘出来的历史不是成绩和错误的多维矛盾集合体，而被全部涂上灰暗的，甚至肮脏淫秽的色调。按照这些报道的观点，我们的过去从未有过美好的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忍受着折磨，沉溺在灾难之中”。这些赤裸裸地歪曲历史的言论“使人着魔”，“群众的思想开始受到某些人的操纵”。正是这种舆论战开启了苏联的剧变、解体之门。（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这个情形为毛泽东所说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作了最生动具体的注释。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不违背马列经典著作关于阶级的论述，因为这种斗争最终要导致经济基础的变更，由社会主义所有制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所有制，整个社会重新形成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的阶级对立状态。其实，列宁也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产阶级的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即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批评毛泽东“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的一些人，认为这个分析法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其实，这种看法把事情完全搞颠倒了，毛泽东这样做，恰恰是基于他的一贯思想——“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中间势力危险”理论，其源于俄国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的判断。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沙皇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崩溃，而资产阶级则由于其在民主革命中曾起到过的积极作用而蒙骗了一部分群众，并据此同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党认为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当时占据中共领导地位的一些人，机械套用苏联革命的做法，坚持认为中间势力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仅把资产阶级整个列为敌人，甚至还提出“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以及在农村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端政策。毛泽东反对这些错误做法，一再强调“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结果使得中国革命陷入几近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毛泽东在成为全党领袖之后，就更加注重对社会各阶层，包括敌方阵营，进行“左、中、右”的分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毛泽东不仅把资产阶级区别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还把“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同时把“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列为“地主阶级的左翼”，作为可以争取和团结的“中间势力”。（毛选第二卷：《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就是在与“中间势力危险”理论的斗争中，构筑了作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为革命战争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大军。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就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毛泽东采取赎买的办法，在和平和稳定中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还实现了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这种做法，曾被国外及党内一些人怀疑是右了，“不像十月革命”。毛泽东则回应说：“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毛泽东之所以采取这种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其根据就在于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左、中、右”的分析，而不是看做铁板一块的敌对力量。基于历史上的盟友关系，毛泽东诚恳地对他们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毛泽东多次召开与民族资本家的座谈会，给他们讲清“阶级要消灭，个人得解放”的道理，鼓励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共同目标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分析，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下，“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毛泽东还主张扩大资本家中的左翼力量，“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逄先知：《毛泽东传》）
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确实依然强调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这是不是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呢？这种斗争，就其性质和可能导致的结果而言，是很严重的，因为它将最终决定中国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个前景前面作何种选择。如果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了，那么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就保不住了。如前所述，毛泽东这一判断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已被后来苏联剧变的事实所验证。但是，毛泽东又一直在说，这一类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少数敌我矛盾，主要指现行破坏活动）。而人民内部的问题，毛泽东早就说过，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只能用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进行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任务就是要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和教育群众，他说：“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四清”运动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要抓阶级斗争后在全国发动的一场宏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开始毛泽东就讲明，四清是一场“重新教育人的斗争”。在专门研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议快要结束的那一天，毛泽东彻夜未眠，天一亮就急着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找来，反复叮嘱大家“不要性急，不要搞乱了。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整个四清运动，毛泽东都严格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民主党派不搞”，“主要是正面教育。”即使对待犯错误的基层干部，毛泽东也主张用“洗温水澡”的方法，重在教育，保护大多数，实现对群众和干部的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还说，四清运动不仅要依靠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而且要“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在这里，毛泽东又一次运用了“左、中、右”分析法，他说：“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民兵，“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要”；贫代会，“地富子女表现好的也要有代表参加”。（逄先知：《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可见，毛泽东的这种分析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防止打击面扩大化，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扩大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群，以孤立和打击对社会主义威胁最大的敌人。
什么是危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最危险的力量呢？毛泽东认为，是掌握着大的权力，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而又脱离人民、高踞于群众之上、谋取官僚特权而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这样的人，权力越大，危险性就越大。毛泽东郑重地告诫全党：“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同样在苏联解体的事实中得到充分的验证。1991年6月，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发表了他对苏联解体过程的调查结果，指出，原苏联亲资本主义联盟有四个主要群体——知识分子、经济学家、私人业主、党国精英（即原苏共党内实权人物），而新的资本家阶级的绝大部分，出自这个党国精英集团。俄罗斯100家最大私有企业的创办者中，有62%是这一类党国精英。（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至于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之流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则早已人所皆知。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屡遭质疑而又不断为历史所验证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他自己最喜爱的著作《实践论》里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就是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一切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而是为了“改造世界”，为了革命的胜利来“指导行动”；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也不能把“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而是用正确理论的“矢”，来射革命实际问题的“的”；“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和切实掌握，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而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实践论》所说的：“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转裁》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红旗》1970年第五期
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会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呢？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观察问题，就能够理解，这主要地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一种产物，是苏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了党政大权的结果，即苏联的资产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结果。同时，它也是国际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通过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仍然集中在政权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长期存在。斯大林曾经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这就说明阶级斗争一直在尖锐地进行着，说明一直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苏联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施展种种阴险狡诈的手段，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这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政变，是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变。
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后来他又取代了赫鲁晓夫。他的上台，实质上是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继续。勃列日涅夫就是赫鲁晓夫二世。
毛泽东同志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实质和社会根源，指出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走资派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假借“国家”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库，采取各种手段，任意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而骄奢淫逸，作威作福。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他们把十月革命的英雄儿女打下去，重新骑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头上，建了自己的反革命小朝廷。因此，他们极端反动，极端仇视人民，极端害怕人民。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一切反动没落的阶级一样，在其内部充满着种种矛盾。他们为了拼命保住自己窃取的权力，狼狈为奸，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的处境越是困难，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愈演愈烈。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摄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的同时，必然要进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加入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推行穷凶极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现在，这个阶级的总代表就是勃列日涅夫。他疯狂地推行并且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完成着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从复辟资本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的演变。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全面推广所谓“新经济体制”，把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加强了官僚垄断寡头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他们横征暴敛，不管人民死活，实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加速国民经济的军事化，以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需要。
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极大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工业衰退，农业下降，牲畜减少，通货膨胀，供应紧张，国家市场商品奇缺，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苏修叛徒们不仅挥霍了苏联人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而且低声下气，向当年的战败国西德乞求贷款，甚至出卖国家资源，把日本垄断资本引进西伯利亚。今日的苏联经济已陷于无法解脱的危机之中。作为苏联人民的朋友，我们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于苏修叛徒把列宁主义的故乡糟蹋成这个样子感到无比愤慨，对于苏联广大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复辟之下遭受的重重苦难给予深切的同情。
苏修叛徒集团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苏联“已变为全民国家”了。现在又自打嘴巴，说“全民国家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全民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一个类型”。他们还大叫大嚷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等等。又是“全民国家”，又是“无产阶级专政”，把两个根本冲突的概念硬拼凑在一起，无非是用来欺骗群众，掩盖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所说的“党的领导”，就是一小撮社会法西斯寡头对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控制。他们所说的“纪律”，就是镇压一切不满于他们统治的人。他们所说的“集中”，就是把政治、经济、军事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他们这一伙人的手里。一句话，他们打出这些幌子，都是为了加强法西斯专政和准备侵略战争。
处于内外交困的苏修叛徒集团，越来越露骨地依靠反革命暴力来维持其背叛列宁、背叛十月革命的反动统治。今日之苏联，特务密探横行无忌，反动法令层出不穷。革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反革命有赏，叛徒弹冠相庆。许多革命者和无辜的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所谓“疯人院”。苏修集团甚至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对人民的反抗进行野蛮镇压。
列宁曾经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象俄国那样，对国内的大多数居民实行这样的压迫”，除俄罗斯人以外的其他民族“被当作异族看待”。“它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对君主政体积下了深仇大恨”。现在，苏修新沙皇恢复了老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采取歧视、迁徒、分化、监禁等毒辣手段，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压榨和迫害，把苏联重新变为“各族人民的监狱”。
苏修叛徒集团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们疯狂地摧残和压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而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象洪水一样到处泛滥。他们大肆鼓吹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把文学艺术作为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
列宁当年痛斥沙皇制度的黑暗统治时，曾经这样写道：警察的专横，野蛮的迫害，道德的败坏，“达到了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顽石也将为之长叹”！人们不妨把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同列宁当时痛斥的沙皇制度比较一下吧。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起了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不能起的作用。正如斯大林所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十四国的武装干涉，白匪的叛乱，希特勒几百万军队的进攻，帝国主义的种种破坏和颠覆，封锁和包围，都没有能够攻破的社会主义堡垒，竟被这一小撮叛徒从内部夺取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叛徒，是万恶不赦的历史罪人。
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叛徒们的时候，曾经指出：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从修正主义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不同的是，第二国际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考茨基之流，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只是为本国帝国主义效劳，从掠夺别国人民的超额利润中捞一点油水。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是依靠他们所篡夺的国家政权，直接去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
历史的经验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一旦为修正主义集团所篡夺，或者象苏联那样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或者象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那样沦为附属国或殖民地。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的实质，就是把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霸国。
苏修叛徒集团讲的是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干的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勾当。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对他们的所谓“兄弟国家”实行“国际主义”，实际上是用“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等一套套枷锁，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禁锢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铁丝网里，任意宰割。他们利用霸主地位，推行什么“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强使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适应苏修的需要，变为苏修的销售市场、附属加工厂、果菜园和畜牧场，以进行骇人听闻的超经济剥削。
他们采用最横蛮、最凶恶的手段，对这些国家严加控制，在这些国家驻扎重兵，甚至公然出动几十万军队，把捷克斯洛伐克置于自己的铁蹄践踏之下，用刺刀制造傀儡政权。这一伙叛徒，正象列宁曾经痛斥的老沙皇那样，完全是以“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对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实际上是在“援助”的幌子下，力图把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美帝国主义争夺中间地带。苏修通过军火输出、资本输出和不平等贸易，掠夺它们的资源，干涉它们的内政，并且伺机攫取军事基地。
列宁指出：“财政资本实行殖民政策，除了无数‘旧的’动机以外，又加上了争夺原料产地、抢先输出资本、争夺‘势力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是循着这个资本帝国主义的轨道前进的。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完全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实际上他们同世界上一切最反动的势力勾结在一起，破坏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疯狂咒骂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群众是“极端分子”、“暴徒”，分化和瓦解这些国家的人民运动。他们出钱出枪，直接帮助印尼、印度等国反动派屠杀革命者，处心积虑地扑灭亚、非、拉的人民武装斗争烈火，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样，充当世界宪兵。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赞成什么“反帝斗争”，有时候也骂几句美国，实际上他们和美帝都是妄图称霸世界的最大的帝国主义。苏修的所谓“反对”美国，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苏修同美帝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苏修在德国问题、中东问题、东南亚问题、日本问题、核武器问题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行为，都是他们同美帝又争夺又勾结的罪证。他们都是推行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牺牲各国人民的利益。苏修和美帝之间有什么妥协，也不过是强盗之间的暂时协议。
列宁指出：“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现代战争“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继承赫鲁晓夫核讹诈的军事战略方针，大力发展火箭核武器，同时加紧扩充常规军备，全面加强陆、海、空三军，在全世界推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
在战争问题上，过去赫鲁晓夫是鼓吹那一套虚伪的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掩盖真正的扩军备战。现在勃列日涅夫之流改变一些腔调，拼命煽动战争狂热，大叫大嚷当前国际局势“孕育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公然威胁说要“先发制人”，吹嘘他们的什么“战略火箭”“能够消灭任何地方的任何目标”。他们更加疯狂地增加军费，加紧侵略战争的动员和准备，阴谋发动希特勒式的闪电战。
苏修叛徒集团以突然袭击方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等地区，并对我国进行核威胁，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冒险性。同美帝国主义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一小撮寡头已成为准备发动世界战争的又一罪魁。
每年的高考季可谓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图", 也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一道特色奇观。2024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42万人。最近两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全国高考录取率约在90%上下。
大学毕业生人数在不断增加, 《2022年迎“最难毕业季”，1076万大学生毕业，他们又该何去何从？》《80万海归+909万应届毕业生，2021届就业形势极其严峻！ 》《2020 年 874 万大学生毕业，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应该怎么找工作？》。
《“高考钉子户”唐尚珺:复读13年只为上清华》为何?何用?用邓小平话是"恢复高考改变命运。只是为做个上等人, 改变穷人的命变为贵人富人上等人的命。
《名校毕业、花百万留学，为什么还要回县城？》《高考己成产业链》位于安徽六安市毛坦厂镇的毛坦厂中学，号称是亚洲最大高考工厂。24000多名学生中2/3是复读生，小镇的经济也围着这所高中展开。这里常年住着8000户陪读家庭，是当地居民的2倍。这些陪读家长大都来自农村或者一些中小城镇，本就不富裕。但是为了确保孩子们专心备战高考，他们暂停了赚钱，搬过来全身心的照顾孩子的生活。
又如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常出现诸如冒名代考、录取同名顶替、考前泄题等弊案。学生带手机进入考场拍摄试题求助，证明有很多环节出了问题。考生在入考前都会有专人用安检扫描仪对学生进行扫描、检查是否携带违禁品；入考前，监考老师也会提醒考生把书包与不需要用的物品放在教室外。监考老师和涉事学生存在勾结等等都有赚钱的机会。加上一切为着《高考》的相关人员和公司都可以赚钱, 钱是哪里来? 无外乎考生家庭, 尤其是收入不高的家庭想让子女通过高考改变穷人下等人的命, 变为富人贵人高等人的命。
这种高考制度，看似公平，但是实际情况是：当时的农村与城市、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均还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在教育资源分配还非常不均衡的情况下，这种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是极其有限的。且别说是当时，就以如今来论：农村的考生若想靠分数考进北京、上海的大学，即便是有政策的倾斜（如录取名额的分配等）的情况下，他们也仍然难以企望。而这也就不难解释新中国之初的那十年，为什么很少有基层或工农兵子弟能考入大学了。
文革取消高考后，根据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国家开始以推荐的方式，直接从社会底层即从社会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推荐优秀青年入学，这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整个文革期间共培养了80多万工农兵大学生，这些学员后来也都成为了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骨干。据09年的一份调查统计，当时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近一半的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学历都是“工农兵大学生”。而如今中共领导最高层的7名常委中，就有三名曾是“工农兵大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总书记习近平（另两位是王岐山、张德江）。
文革期间全国的“老三届”毕业生大约是1亿，据此有人说：废除高考是毁了一代人。这显然是以这1亿人都能进入大学为假想的一种忽悠说法。而事实上，当时全国大学的实际录取能力每年不超过20万，因此，即便是不废除高考，那十年的总计录取也不过就是2百多万人。而且，这1亿的毕业生中，属于县以下的农村毕业生约占8成，即有8千多万，那么再联系到前面说的文革前高考录取学员的构成情况还可以推知，这基层的8千万中，有可能进入大学的不会超过2万，只可能是占这2百万录取生的10%。2百万——2万——“毁了一代人”，这显然是太能煽乎了！
恢复高考的头两年入学生总计是60多万，虽然没有查到相关的统计，但仍然可以确定，这60多万的入考生，有90%都应该是教育资源相对优越、基础知识学的比较扎实，即属于大中城市的“老三届”、“新三届”以及各类中专毕业生。而占同类毕业生总数8成，属于县以下级别的农村考生，仍然会是极少之数。
关于恢复高考，还有人忽悠说：“是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其实恢复高考的同时，也是废除了另一项入学制度，那就是推荐制度。这表明，即便是不恢复高考，大学校园里学生也仍然是满满，其读书声照样是朗朗，而且绝不会培养出如今这么多的右派甚至是右稚又或者是"砖家叫兽"和反共反社反毛泽东以及洋奴才洋买办来。所以，一定要说改变什么的话，通过推荐而不是高考，也同样应该是“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推荐入学，即当时招的“工农兵大学生”一直被抹黑为是靠关系、走后门入的。以至使许多人都回避或忌讳谈自己“工农兵大学生”的经历。其实就像高考也有高考的问题一样，这种推荐入学由于开展的时间短，制度还不完善，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简单丑化昨天来赞美今天，这则是今天的右稚们常用的抹黑手法。且依实而论，当时希望入学的肯定是很多，而被推荐的必定是很少，是故没被推荐而嫉妒、怀疑以至丑化、抹黑的肯定也是多多。而若单从这个角度看，这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竟可以让人不被录取也没有了脾气，则的确是优于推荐制度。
总之，废除高考是毛泽东从人民当家作主，即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高度上来思考并谋划的。而具体地说，毛泽东这样做，就是要在教育领域、从根本制度上废除旧的封建权贵式或西方资本式的教育路线。当然，被毛泽东废除的这一路线，后来是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推翻了。而目前一些高校提倡的效仿西方的所谓“精英教育”，更可谓是这一复辟的极致写照。高考制度的恢复，吹响了“知识改变个人命运”的时代号角。也吹响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号角。又是让高考己成人分等级资本歉钱的工具。
为什么走资派邓小平要抹黑否定文革? 为什么这么多人"拥护"恢复高考? 读了文革中又是如何批判的就会明白: 1975年的中国“两报一刊”中最有名的《红旗》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抨击前苏联教育腐败的文章，可谓入木三分，针砭时弊。如今读来不就是说特色中国吗? 毛泽东及其那一代真正的共产党员们站得高看得远为工农百姓着想, 还能说是文革中取得的教育成果是错的吗?文章全文如下: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
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意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
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
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
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