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

毛泽东时代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大搞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对传染病的积极预防和医治，在全中国取得的公共卫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种传染病如霍乱很快在新中国绝迹，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制，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被消灭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灭绝，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10万下降到40/10万，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的卫生部门都下设“防疫站“，专门负责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医治工作。

接生员的队伍的数量至1965年已经增长到685740人，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证。1952年底，全国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1965年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基本建成，卫生技术人员达88万人，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但新中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泽东多次对卫生部提出尖锐批评。毛泽东以异常尖锐的方式给卫生部以当头棒喝，正是毛泽东的“六二六”讲话，将中国的卫生事业提升到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对农村人民公社从此开始普及基本医疗服务。

毛泽东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医相结合、发展中医药以后，卫生部已经开始着手培养医生了。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内医生还培养不出来。于是卫生部还采用另一种形式，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批评北京医院只对高级干部进行保健是搞特殊化，严重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8月10日，毛泽东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毛泽东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门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医院。

1965 年之前国家还陆续出台了许多方案，要求各级医院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去农村为农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泽东和中央又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 2800 名医生下农村巡诊。但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稍微大一点的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医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下乡没有长期坚持，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仍然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统计显示，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中有69%在城市，县以下的只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县以下的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为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占16%。[i]换句话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全国现有 140 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泽东又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及“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六·二六”讲话最大的硕果就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这个公社于 1965 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 4 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后来文革时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在学习医学知识的过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师让晚上 9 点熄灯，她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 12 点。王桂珍拿自己做实验，拿自己练针，熟练了以后再去给别人针灸，那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是这样的。结业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实际上相当于公社一级卫生院的实习医生，或者是护士、护理员。但王桂珍结业后却与别人不一样，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经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宣传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在农民中享有了声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们还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 100 多种中草药，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当地农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当地农民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当地农民见王桂珍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不脱离劳动同时也行医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报道了王桂珍、黄钰祥等人事迹，毛泽东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此后，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都设立了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也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农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大为改观。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及时治疗。

专业医护人员不够一直是毛泽东时代突出的问题，尤其广大农村，原有以专业技术人员为导向的培养体系无法满足农民群众对医护卫生服务的需求。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要想改进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出路还是要依靠农民自己。不仅要依靠农民自己动手，积极主动地消灭血吸虫病等传染性疾病赖以生存的环境，要保护水源、改良水质和加强对粪便的管理，还要为农村培养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医生，这些都是后来赤脚医生的职责。赤脚医生不脱产、不离乡、活跃在农村和工厂，为广大人民群众治疗常见的小伤小病。到20世纪70年代，全国赤脚医生人数达180万，卫生员350万，接生员70多万。赤脚医生等的规模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所拥有的卫生人员总量(220万名卫技人员)。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经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针对农村常见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那时候，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赤脚医生”手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50多种文字，面向全世界发行。世界卫生组织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称之为“以最小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该模式既满足了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发展需要，又有效控制了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后来据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响力的“阿拉木图宣言”，以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推行初级卫生保健的典范，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可悲可叹的是，2000年中国三农危机爆发，医疗重新成为工农群众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yongbing1993]

《抗美援朝》雪耻中国百年屈辱






纵观中国一百年以来的历史，自1840年以来的鸦片战争、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都是逢外即败，割地赔款，受尽列强的蹂躏、糟蹋和欺侮，抗 日战争日本侵略中国更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抗美援朝战争雪耻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打得当年洗劫北京和火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的主要参战国美、英、 法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是一场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之战，是重塑民族脊梁之战。从而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被誉为东方巨人。 在世界战争史上由一个积贫之国和劣势装备击败世界最强大军事盟军，雪中华民族百年之耻，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正是这场抗美援朝战争，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

毛泽东时代捍卫祖国尊严。

为了保家卫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亲自决策和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战争、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之 战，并取得了胜利。

特别是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值新中国刚诞生不久，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使得国家满目疮痍，国力贫弱、百废待兴，而以美国为首 的16国军队却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首都平壤，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也为了保卫的中国和平建设，毛泽东以一个伟人的宏伟胆略和气魄，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战争从志愿军入朝作战时起，始于鸭绿江，止于三八线。在这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没有远程炮火支援，没有空中火力掩护，没有地面集群装甲突击的情况下，仅凭着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志愿军的英勇作战，依靠着最原始落后 的装备，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6国“联合国军”和韩军，共计毙伤俘敌为109万，其中毙伤俘美军39万多人，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 略气焰。

毛泽东堪称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战胜了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打出了中国的国威 和军威，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国妄图干涉朝鲜内政、并吞全朝鲜的企图，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捍卫了新中 国的安全，保障了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保卫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鼓舞了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的意志 和决心。

纵观中国一百年以来的历史，自1840年以来的鸦片战争、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都是逢外即败，割地赔款，受尽列强的蹂躏、糟蹋和欺侮，抗 日战争日本侵略中国更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抗美援朝战争雪耻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打得当年洗劫北京和火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的主要参战国美、英、 法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是一场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之战，是重塑民族脊梁之战。从而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被誉为东方巨人。 在世界战争史上由一个积贫之国和劣势装备击败世界最强大军事盟军，雪中华民族百年之耻，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正是这场抗美援朝战争，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记得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势如破竹推进到“三八线”时，毛泽东授权周总理向美国发出 严正警告，“不得越过38°线，否则中国将出兵”。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根本不把中国的警告放在眼里，悍然指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占 领平壤，长驱直入至鸭绿江边，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赶回“三八线”以外。

时隔十多年后美国又发动了越南战争，毛泽东又授权周总理警告美军“不得越过北纬 17°线”。后在长达十多年的越南战争中，美军一直没有越过17°线。这就是伟人的风采！

[yongbing1993]

假若还是军阀混战黄赌毒泛滥？







假若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仍然是一个军阀混战、土匪肆虐、黑帮横行、黄赌毒泛滥的国家，不知还要死多少人！就凭这一点，毛泽东就功高盖世。

毛泽东接手时的旧中国，是一个百年战乱、千疮百孔、国力贫弱、文盲占95%的极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

面对一个积贫之国，面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制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和 四个“五年计划”。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短短的二十七年内，就把一个任人欺凌宰割、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农业国，发展成了一个从电动机车、先进 战机、喷气式大型客机、洲际导弹、两弹一星、核潜艇、导弹舰、远洋测控船、高速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人工合成胰岛素，到工业成套设备、所有农业机械、 各种化工原料无所不能造的世界工业大国和军事强国，完成了最艰苦的工业基础和科技积累，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百年走过的路程，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繁荣 昌盛的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正是毛泽东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有了后来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然而，毛泽东一生两袖清风，廉洁勤政，更 是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戴和无限敬仰。

毛泽东时代建设突飞猛进。

毛泽东接手时的中国，是一个百年战乱、千疮百孔、国力贫弱、文盲占95%的极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在工业上甚至连火柴和铁钉（被称为洋 火和洋钉）都不能制造，全国仅有的黄金储备也被蒋介石全部运往了台湾，真可谓是一穷二白。

但毛泽东坚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 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并以非凡的才智和胆识，以无比的胸襟和气度，领导全国人民在废墟上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 设。

面对一个积贫之国，面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制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和 四个“五年计划”。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短短的二十七年内，就把一个任人欺凌宰割、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农业国，发展成了一个从电动机车、先进 战机、喷气式大型客机、洲际导弹、两弹一星、核潜艇、导弹舰、远洋测控船、高速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人工合成胰岛素，到工业成套设备、所有农业机械、 各种化工原料无所不能造的世界工业大国和军事强国，完成了最艰苦的工业基础和科技积累，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百年走过的路程，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繁荣 昌盛的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正是毛泽东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有了后来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虽然毛泽东时代建成的遍布全国城乡的全民 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改革开放中转为了民运企业，但毛泽东时代建设的国防工业却保留下来了，现在十三亿中国人民能够生活在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都是得 益于毛泽东。

有人信口雌黄地污蔑毛泽东时代发展缓慢完全是恶毒污蔑和无稽之谈！

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在严竣的国际封锁、战争威胁和修正主义压迫，甚至还要打赢多场战争，长期支援世界革命的恶劣国际国内环境下取得的：

一是建立起 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有计划地建设、生产和销售，有效地避免了重复建设、重复生产和制假现象，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浪费；

二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 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了全国人民的劳动热忱；

三是首先发展了钢铁水泥石油煤炭交通电力等基础工业；

四是建成了无数大中型水库，实现了江河整治、农田改造、 良种培育；

五是实现了灭毒绝娼、道不失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

六是消灭了血吸虫、麻风、天花、鼠疫、霍乱、性病……，人民的健康水平极大提高，人均寿命 提高到67岁；

七是普及全民义务教育、儿童入学率达到97.1％、吃药住房基本不用花钱、工人退休有养老金、农村鳏寡孤独吃五保、工残有保障的极高社会福 利；

八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通货膨胀。

在废墟上把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在短时期内建设成了现代化强国，并解决了当时八亿人民的吃穿问题，只有毛泽东时代做 到了。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没有军阀割据，没有内战，没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没有匪患，没有黄、赌、毒，加之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有保障，中国的人口从解放 初期的5亿多人增加到了8亿多，这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政通人和与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战乱和 大屠杀等原因，多次出现了中国人口不增反降的情形。就是国民党统治的三十八年（1911年—1949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也没有增加多少，而毛泽东领导 的新中国才二十七年（1949—1976年）人口就增加了近4亿。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看主流，歪曲事实，甚至把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无限夸大， 来攻击和否定毛泽东。中国历史上因自然灾害死亡的人还少吗？何止千万！

当毛泽东听到身边的警卫员探亲回来说因自然灾害有饿死人的现象后，毛泽东迅速果断作 出了开仓放粮救济灾民的决策，避免了更多的悲剧发生。即使有一些人为因素，也应该归究于当时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和浮夸风，谎报亩产几千斤几万斤所致。

假若 新中国仍然是一个军阀混战、土匪肆虐、黑帮横行、黄赌毒泛滥的国家，不知还要死多少人！就凭这一点，毛泽东就功高盖世。

毛泽东一生两袖清风，廉洁勤政，更 是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戴和无限敬仰。

毛泽东既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

毛泽东是一位集大家于一身的 伟人，他 的领袖风度、人格魅力、文韬武略、丰功伟绩，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人能够超过他。他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

可是，却有人不顾事 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编造谎言，不遗余力地抵毁他和攻击他，只能说明他们是旧中国的残渣余孽及其后代，是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及地富反坏的孝子贤孙，是 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言人。他们的抵毁和攻击如同狂犬吠日，丝毫无损太阳的光辉。

历史足可以证明一切！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无与伦比！

这是谁也无法扭转的！这也是全世界人民必须公认的！

如果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

都会拥护毛主席！热爱毛主席！

[yongbing1993]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七律二首·送瘟神》

作者：毛泽东

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对中国人民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1953年前后就派出100多名医务人员进驻重疫区余江县除灭血吸虫病，治好千余人。

1956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并且把消灭血吸虫病写进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

同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派出大批医疗队到疫区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工作取得明显的效果，疫区余江县人们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口号，发挥冲天干劲，与瘟神作战，并大力兴修水利，填平沟壑，根绝血吸虫的滋生地，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根绝了血吸虫病。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个消息，刊载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毛泽东读后十分欣慰，彻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便写了这两首诗，并在诗题下用一段优美的文字描述了作诗时的喜悦心情。

这两首诗最早发表于《诗刊》1958年10月号和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同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毛泽东这两首诗手稿。发表时，题为《送瘟神二首》。收入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时，改作《七律二首·送瘟神》。

这两首诗是联章体，通过血吸虫病在旧社会长期流行，危害严重和新社会迅速被消灭的鲜明对比，揭露了旧社会给劳动人们造成的沉重灾难，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及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和改造山河的英雄业绩。

第一首诗是写历史，描写解放前旧中国血吸虫病长期肆虐，广大农村凄凉萧条的景象和劳动人民悲惨的处境，深刻揭露批判了旧社会。

首联“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其中“绿水青山”表明江南山清水秀，用山水的“枉自多”来暗示人民之稀少，揭示了血吸虫病危害之严重。

像华佗那样想救死扶伤的名医对血吸虫也毫无办法，以此说明长期以来人民深受血吸虫病之害。

这写出了疫区劳动人民的无限辛酸，也寄托着作者的无限感慨。

颔联“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两句形象地勾画出了广大江南农村遭受血吸虫病危害的悲惨图景：荒草丛生，秽污遍野，人们死的死，逃的逃，一片萧条冷落，人们能听到的似乎只有鬼的哀歌。

颈联“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两句是作者对时间过得飞快的想象，恢宏而形象地展示了悠悠岁月的流逝。

尾联“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两句是紧承颈联而生发出来的。

作者的思绪因“巡天遥看一千河”，又想到天河边的牛郎。

牛郎可说是天上诸神中出身于劳动人民的代表，自然对民间的疾苦尤为关心，所以当牛郎问起人间瘟神肆虐之事，毛泽东便回答说，昔日血吸虫给人民带来的悲哀痛苦，如今已如东流去的水波一去不返了。

这是第一首诗意的结束，也是第二首诗的起点。

第二首诗是写现实，描写新中国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战胜瘟神，征服自然，使祖国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首联“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描绘出新时代新中国的画面，以明快的语言勾画出当前春光明媚的景象表达了对中国六亿人民精神境界和智慧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

颔联“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紧承首联“春风”句的境界，进一步开拓新中国欣欣向荣的烂漫风光。

“红雨”，“青山”突出了美丽明艳的色彩，令人耳目一新。

其中，“红雨”句虽是化用唐代诗人李贺《将进酒》中的诗句，但与李贺诗句的情调不同。

在李贺诗中，“红雨”触发了诗人的暮春伤感；而在毛泽东笔下，“红雨”却成为明丽的景象：花雨随心洒落，翻作红色的波浪。

“青山”也不再是“绿水青山枉自多”了，而是比旧时更明媚，更新艳，更富有生机了，它也不再是交通的阻碍，而是被人民所征服，成为沟通天堑的桥梁。

这两句诗既是写景，又是抒情，“随心”“着意”两词，景中寓情，把景色的美好与作者的内心喜悦之情很自然地融在一起。

颈联“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紧承“六亿”句，进步开拓诗境，描绘了人民群众劈山治水、改造河山的雄伟壮阔的劳动场面，从而体现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具体内涵。

尾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是对两首诗的总括，点明送瘟神的主题。

送走瘟神，原本是民间祛灾病、禳不祥、驱瘟神、除恶鬼的习俗，作者用这两句诗表明中国人民消灭血吸虫、送走瘟神的决心。

“纸船明烛”一经烧起，瘟神无处可藏，还欲何往，只好逃之夭夭。

称瘟神为君，用尊称，极富调侃，包含着对瘟神的嘲笑意味，给人一种战胜瘟神的幽默感，表现了作者积极豪迈的乐观之情。

总起来说，这两首诗既独立成章，又有机联系，前首写旧社会之悲，后首写新时代之喜，成为一个各臻其妙、相得益彰的统一整体。

毛泽东还为这两首诗专门写了一段《后记》：“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同日，毛泽东还致信胡乔木，信中写道：“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第一首诗写瘟神猖獗，人民遭殃的悲惨景象，旧中国血吸虫病长期流行，广大农村凄凉萧条，表达了对劳动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旧社会的强烈愤恨。

“绿水青山枉自多”，中国南方青山绿水、风景秀丽，可一个小小的血吸虫竟使大好河山萧杀黯淡，根本不可能成为百姓的福地。旧中国社会腐败、黑暗，即便华佗这样的神医也无法根治血吸虫病这样的顽症。

“千村薜荔人遗矢”，薜荔是一种蔓生的野草，指人居住的村落不见庄稼，到处杂草丛生。五代诗人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人遗矢”用廉颇故事写出人体弱多病的状态。“矢”同“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万户萧疏鬼唱歌”，千家万户人丁稀少，只有鬼在唱歌。李贺《秋来》诗云：“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毛泽东从视觉和听觉写出血吸虫病的流行之广和为害之深，饱含着诗人对深重苦难下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是对黑暗的旧社会的强烈控诉。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由于虫害长期肆虐，人们只好坐在地球上，随着地球的公转茫然地巡游太空。毛泽东表现出一种非凡的时空意识，对人民的关切之情随着想象飞到天外，遨游广阔宇宙长河之中。然而，年年岁岁惨况依然，苦难依旧，人们到哪里去寻求帮助他们解脱疾病、消灭瘟君的救星呢？

“牛郎欲问瘟神事”，在中国古代创造的众多神里，只有牛郎织女是劳动者。作为是劳动人民的化身神，牛郎十分关注瘟神肆虐之“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如何回答牛郎的发问呢？诗人的答词是：一切悲欢离合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成为过去了。这样写，人间天上浑然一体，极大地开拓了诗词包容的时空领域和思想蕴含，写出了旧中国带给人民的灾祸，那是天怒人怨，世所难容。

第二首诗写新时代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改天换地的壮举和人民幸福安康、瘟神被逐的情景，浓情歌颂了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情绪热烈、语调高亢，与第一首感情抑郁、语义哽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诗人的思绪陡然由天上转回人间，描绘出一幅意气飞扬的画面：春风荡漾，杨柳轻拂，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六亿中国人民在翻身解放之后，发挥出前所未有的聪明才智和满腔热情，个个像古代圣贤尧舜一样奋发有为。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戮力同心，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景物完全化为了情思，自然景物变得通人心、随人意，人与美景交融一体。暮春的落花飘入水中，随人的心意翻着锦浪，一座座青山相互连接，就像专为人们搭起的凌波之桥，“绿水青山”焕发青春，大地日新月异。毛泽东是在盛夏时节写这首诗的，然而诗人却沉浸在浪漫的春天世界里。随心翻浪，着意化桥，正说明如今的中国人民正如圣贤那样能够主宰命运，已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五岭，指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等五岭，绵延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之间，泛指山脉。三河，指黄河、淮河、洛河，泛指河流。这两个地名，代表了整个中国。“银锄落”“铁臂摇”，写农民大力兴修水利。诗人只用两句话，就概括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雄伟场面，渗透了“力拔山兮”的伟岸精神和自力更生的进取意识。作者写“送瘟神”，并没有具体写打针、吃药以及消灭血吸虫的过程，而是将其放到全国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去，从而使诗作具有更深广的思想意义。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瘟君”是对瘟神的谑称。试问瘟神，你要到哪里去呢？人们已焚化纸船，点燃蜡烛，火光照耀天际，送走瘟神。作者“送瘟神”，却不见瘟神的影子，只是在最后一句才点出它的去向。瘟神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最终会被送上西天。这与第一首中的“华佗无奈小虫何”遥相呼应，表达了对瘟神的蔑视和嘲笑，表现了胜利者的自豪和喜悦，而且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送瘟神》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杰作。其一描写旧社会，色泽暗淡，人悲鬼欢；其二反映新社会，色彩热烈，一片春意。作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热情歌颂了新社会的优越与辉煌。《送瘟神》想象丰富，对比鲜明，语言生动，情致高昂。诗人的内心世界随着神奇的想象、多变的画面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示。既有理想，又有现实；既有科学，又有神话；既有对旧时代人民苦难生活的叹息，又有为新时代人民壮举的喝彩。两首诗浑然一体，以始终如一的爱民思想和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给后人以战胜瘟神，战胜邪恶，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无穷力量。

[yongbing1993]

文革中周恩来关于走后门的谈话






文革中的1972年7月14日晚，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了任之恭等组成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及“保钓”运动代表并发表了讲话。

时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科学界开始学术交流，以美籍华人学者为先锋。

周恩来主要介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并向他们宣布了林彪事件。 当然他们实际上已经知道此事。

在接见这个代表团之前，周恩来还和一些参与接见的科学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员谈了一些话，涉及高等学校招生事宜。

下面是其中的一段，取自当时的传达笔记：

周恩来（对周培源）：北大应招一些条件好的学员，给科学院培养。 （对物理所、数学所的人）你们是见证，今天说了。 （对杨德中）新学员水平问题怎样？

周培源：新学员水平有困难。

秦力生：科学院从山西招了一百多学员，交各大学培养，都是县委书记的子弟，水平不够。

周恩来（很生气）：都给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反正都是干部子弟。

周恩来：我也知道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 都退了，名单给我。

秦力生：我和岳志坚同志商量过，觉得这事不好办。

周恩来：你们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 只在旁边说，不敢负责，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 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 以后这样就得搬开。

其中秦力生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岳志坚是国务院科教组一位负责人。 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就此结束，因为要接见的代表团就要进来了。

对于这一走后门事件，秦力生必须向周恩来汇报，他自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但是他知道，即使依靠周的权威，这件事也解决不了。

周恩来虽然讲的话很愤激，但显得底气不足，批评了一顿，事情也没坚持办下去而推给了“以后”。

看到一国总理居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他说的话跟老百姓发牢骚差不多，我们的心情极其失望，因为看样子这批走后门的学员不可能退回。

我们的预料不错。 1976年，这批工农兵学员经历了四年“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以后，毕业分配到我们所里了。

也许是毛泽东说的对，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也许是秦力生说的太绝，这批人里也有不走后门的，也许是其中有些不属于这批人，我们无从查对，总之其中有个别学员 还是很努力的，经文革后进一步培养修成了正果，成了骨干。

但大多数人基础太差，不能胜任任何工作，在院里专门给他们开设的补习班里补习一些知识后，一些人员才在不同岗位上得到安置，大多数人最后离开我院，特别是在 后来的经济大潮中下了海。

但是分配到我们研究室的两位山西籍学员肯定属于秦力生说的那批。 其中一位思想严重极左，来所后正逢反击右倾翻案风。 他如鱼得水，推波助澜，进入了所里的政工组，为大众所侧目，不得人心，文革后很快离所了。

另一位不很关心政治，只顾经营自己的事情，但业务一窍不通，且品质极差，甚至小偷小摸，显得很猥琐，为人所不齿，后来调回家乡，居然在一个市里担任了局长， 说明其确为地方干部子女。

没有什么比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更能说明周恩来提到的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了。 特权在文革前也有，但是以一种暧昧、隐晦的形态出现，如今却变得明目张胆、厚颜无耻、肆无忌惮，连总理都管不了。 文化大革命所宣扬的所谓防修反修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越离越远。

在当时，这件事对某院业务工作的实际损害远不及对大家思想上的冲击。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光环已逐渐褪色，大家开始以“中南海二老”来称呼他们，并在算计他们身后的日子。 报纸上那些仍然疯狂的语句被看作陈词滥调，不屑一顾。

仍然活跃在台上的一些积极分子被看做毫无原则的投机者，不代表任何群众。 无论是前造反派、保守派，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群众之间的裂痕开始消弥，思想开始趋同。 这些思想变化为几年后的四五事件准备了条件。

即使到现在，为什么连周恩来也退不掉山西的走后门学生仍然模糊不清。 据我们了解，他们确实只是县委一级干部子女，没什么特别显赫的背景。 所以问题可能在于省委一级坚持不退。

周恩来在文革中权倾一时，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身不由己”。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我们看到另一种身不由己。 不但周恩来，而且毛泽东在走后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 “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估计不是一打三反、抓五一六之类。 这样的事，不但要办，而且雷厉风行，层层加码。 不办的事，只能是精兵简政、不许走后门之类。 “

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看是什么话了。 和自己利益抵触的话，说不办就不办。周恩来、毛泽东只能听之任之，特别到了文革后期更是如此。 有一股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更厉害的无形的力量，即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左右着一切。 周恩来、毛泽东他们不得不顾及这个政权所依靠的基础，即各级干部阶层的利益。

[yongbing1993]

《义务劳动》不计定额不要报酬






《义务劳动》指不计定额，不要报酬， 出自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进行的劳动 。不计定额，不要报酬，自觉自愿地为社会劳动。列宁曾把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工人中产生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称之为“伟大的创举”。是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具体表现。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20]

（1919年12月20日）

同志们，代表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说，你们要我作一个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的报告，并且为了能够充分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要我把报告分两部分来谈：第一，莫斯科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况和效果；第二，关于如何进一步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一些具体结论。我只想谈谈一般原则，谈谈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我们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中的新事物——使我产生的一些看法。因此，关于具体问题，我只非常简略地谈一下。

刚开始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还很难判断这样的事能受到人们多大的注意，它能否变成一件大事。我记得，报道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时，那些同工会建设工作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的最初反应，如果不说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格外审慎的。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根据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成了不起的大事。从那以后，星期六义务劳动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在我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了。

的确，我们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甚至把它用于我们党的名称。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里除产生了好的一面外，可能还给我们造成了某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更改党的名称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明确地同占统治地位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中绝大多数正式的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通过自己的领袖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或本国政府方面以后，我们已经很清楚，旧的社会主义已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和破产。为了最明确表示我们不能把那些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跟着本国政府走的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为了指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腐朽、已经死亡，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这一点，当时才产生了更改我们党的名称的想法。况且，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早已不正确了。早在40年代，当这个名称在法国刚开始在政治上广泛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名称，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由此可见，更改我们党的名称（它已成了新国际的名称）的主要动机和原因，是要同旧的社会主义坚决划清界限。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这样一些遗迹和习惯，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最常见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自然，在那些为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正在采取最初步骤的人看来，“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遥远的。因此，尽管我们改变党的名称的做法非常正确，尽管这样做好处很大，尽管我们已经完成的事业规模巨大，十分宏伟（现在共产党遍于全世界，共产国际[21]成立虽然还不到一年，但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国际要强大得多），但如果把“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

正因为这样，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也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之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支配地位，这表现在小规模经营占优势，还表现在最厉害最猖獗的投机倒把活动上。可是，当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驳我们时说：你们粉碎了大资本主义，而从你们所有的毛孔中冒出来的却是最恶劣的投机性的高利贷性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就回答他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大资本主义在各个地方，甚至在那些还没有采取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的国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批评和反驳都是无足轻重的。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开始出现新的、投机性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来取代它。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的斗争，它转入了各种小投机倒把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的是最恶劣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

在战争环境中变得激烈得多的斗争，引起了最疯狂的投机倒把活动，在资本主义规模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过渡设想成另一个样子是完全不正确的。从现时的经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要问苏维埃俄国现时的经济制度是什么，那就应当说，它是在大生产中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以千百万种形式进行最顽强的反抗的情况下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和我们遭到同样战争灾害的西欧国家，例如奥地利，与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那里资本主义瓦解得更厉害，投机倒把活动更猖獗，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萌芽，没有反击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即出现个人为社会进行的大规模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权力机关和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时，才开始产生。这不是农村中历来就有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把“共产主义”这个词不仅用于党的名称，而且用来专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这样做就更正确。如果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巩固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从社会主义中必然会生长出共产主义来，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来。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形成和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与一切旧有的资本主义准则相反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的东西，即大规模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当今年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忍受着极度饥饿极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响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开始推广并得到群众支持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我们确实应该在各方面支持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仅仅从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原则意义说够格的共产党员。从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不够的。应当说，这种运动其实是可以大规模开展的。我们是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准备回答，因为关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那一运动有多大规模，还没有总的综合材料。我只知道一些零碎的情况，在党的报刊上看到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许多城市正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发展。彼得格勒的同志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彼得格勒开展得比莫斯科广泛得多。至于说到外省，许多实际了解这个运动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有关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只有在各种报刊和各城市党代表会议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得到综合的材料来说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否已真正成为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们是否能很快得到这种完整而又经过核实的材料，但是毫无疑问，从原则上来看，除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们再没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们不仅称作共产党员，不仅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件事并实际地加以运用。这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因此，每一个党代表会议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既从理论方面也从实践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只从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看这件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具有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以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真正实际的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它对清除混到党内来的分子和抵制腐朽资本主义环境对党的影响是有意义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必要的，它能使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对问题的这第二个方面，我想再稍微详细地谈谈……［注：速记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7年10月26日《真理报》第24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2—38页


　　注释：

[20]这是列宁在1919年12月20—21日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就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问题所作的报告。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这次代表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走向实际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同时也指出它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缓解运输、燃料、粮食等危机方面有巨大作用，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代表会议还听取了有关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组织工作的报告并批准了有关的工作细则。随后，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制定并批准了《星期六义务劳动条例》（载于1919年12月27日《真理报》），并成立了负责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专门机构。

这次代表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燃料、关于流行病斑疹伤寒及其防治措施、关于莫斯科的粮食情况、关于普遍军训和特种任务部队等问题。——[35]。

[21]共产国际是在1919年3月2—6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