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列宁诞生的第二年，一八七一年爆发巴黎公社起义，这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尝试。列宁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在同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特别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正如斯大林说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规律，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问题。他阐明了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并且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五年的革命中举行了一次总演习。他所领导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早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面目开始暴露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尖锐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彻底揭露苏修叛徒们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指出社会帝国主义同资本帝国主义一样必然覆灭的历史规律，进一步推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这就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这也就是我们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重大意义。

《转裁》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红旗》1970年第五期

一、列宁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是伟大列宁诞生的一百周年。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怀着对伟大列宁的最崇高的敬意，来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列宁诞生的第二年，一八七一年爆发巴黎公社起义，这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尝试。列宁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在同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特别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正如斯大林说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规律，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问题。他阐明了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并且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五年的革命中举行了一次总演习。他所领导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列宁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给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贡献，是非常之伟大的。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同党内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的事业。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统率下，成为打败法西斯侵略的主力，在人类历史上树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正是从列宁主义那里找到解放的道路。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最长期、最激烈、最艰苦、最复杂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中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这是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最伟大的胜利。

目前，我们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同列宁在世的时候相比，国际形势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列宁的革命学说的正确，证明了列宁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又产生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

在赫鲁晓夫掌权十一年之后，修正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苏联正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

列宁曾经说过：“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勃列日涅夫叛徒们对待伟大的列宁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在所谓《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提纲》中，竟然明目张胆地歪曲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伟大形象，用他们的修正主义私货来冒充列宁主义。他们伪装“纪念”列宁，实际上是盗用列宁的名义来加紧推行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社会军国主义。这是对列宁的极大侮辱！

彻底揭露苏修叛徒们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指出社会帝国主义同资本帝国主义一样必然覆灭的历史规律，进一步推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这就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这也就是我们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重大意义。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

列宁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反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列宁还说：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胜利。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争得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个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因此，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

今天，在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重新温习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人们知道，苏修叛徒集团恰恰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背叛了列宁主义，背叛了十月革命。

早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面目开始暴露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尖锐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yongbing1993]

口头上社会主义实际上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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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1970年第五期

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会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呢？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观察问题，就能够理解，这主要地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一种产物，是苏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了党政大权的结果，即苏联的资产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结果。同时，它也是国际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通过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仍然集中在政权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长期存在。斯大林曾经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这就说明阶级斗争一直在尖锐地进行着，说明一直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苏联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施展种种阴险狡诈的手段，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这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政变，是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变。
　　
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后来他又取代了赫鲁晓夫。他的上台，实质上是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继续。勃列日涅夫就是赫鲁晓夫二世。
　　
毛泽东同志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实质和社会根源，指出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走资派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假借“国家”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库，采取各种手段，任意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而骄奢淫逸，作威作福。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他们把十月革命的英雄儿女打下去，重新骑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头上，建了自己的反革命小朝廷。因此，他们极端反动，极端仇视人民，极端害怕人民。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一切反动没落的阶级一样，在其内部充满着种种矛盾。他们为了拼命保住自己窃取的权力，狼狈为奸，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的处境越是困难，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愈演愈烈。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摄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的同时，必然要进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加入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推行穷凶极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现在，这个阶级的总代表就是勃列日涅夫。他疯狂地推行并且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完成着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从复辟资本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的演变。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全面推广所谓“新经济体制”，把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加强了官僚垄断寡头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他们横征暴敛，不管人民死活，实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加速国民经济的军事化，以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需要。
　　
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极大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工业衰退，农业下降，牲畜减少，通货膨胀，供应紧张，国家市场商品奇缺，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苏修叛徒们不仅挥霍了苏联人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而且低声下气，向当年的战败国西德乞求贷款，甚至出卖国家资源，把日本垄断资本引进西伯利亚。今日的苏联经济已陷于无法解脱的危机之中。作为苏联人民的朋友，我们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于苏修叛徒把列宁主义的故乡糟蹋成这个样子感到无比愤慨，对于苏联广大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复辟之下遭受的重重苦难给予深切的同情。
　　
苏修叛徒集团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苏联“已变为全民国家”了。现在又自打嘴巴，说“全民国家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全民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一个类型”。他们还大叫大嚷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等等。又是“全民国家”，又是“无产阶级专政”，把两个根本冲突的概念硬拼凑在一起，无非是用来欺骗群众，掩盖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所说的“党的领导”，就是一小撮社会法西斯寡头对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控制。他们所说的“纪律”，就是镇压一切不满于他们统治的人。他们所说的“集中”，就是把政治、经济、军事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他们这一伙人的手里。一句话，他们打出这些幌子，都是为了加强法西斯专政和准备侵略战争。
　　
处于内外交困的苏修叛徒集团，越来越露骨地依靠反革命暴力来维持其背叛列宁、背叛十月革命的反动统治。今日之苏联，特务密探横行无忌，反动法令层出不穷。革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反革命有赏，叛徒弹冠相庆。许多革命者和无辜的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所谓“疯人院”。苏修集团甚至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对人民的反抗进行野蛮镇压。
　　列宁曾经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象俄国那样，对国内的大多数居民实行这样的压迫”，除俄罗斯人以外的其他民族“被当作异族看待”。“它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对君主政体积下了深仇大恨”。现在，苏修新沙皇恢复了老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采取歧视、迁徒、分化、监禁等毒辣手段，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压榨和迫害，把苏联重新变为“各族人民的监狱”。
　　
苏修叛徒集团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们疯狂地摧残和压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而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象洪水一样到处泛滥。他们大肆鼓吹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把文学艺术作为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
　　
列宁当年痛斥沙皇制度的黑暗统治时，曾经这样写道：警察的专横，野蛮的迫害，道德的败坏，“达到了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顽石也将为之长叹”！人们不妨把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同列宁当时痛斥的沙皇制度比较一下吧。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起了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不能起的作用。正如斯大林所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十四国的武装干涉，白匪的叛乱，希特勒几百万军队的进攻，帝国主义的种种破坏和颠覆，封锁和包围，都没有能够攻破的社会主义堡垒，竟被这一小撮叛徒从内部夺取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叛徒，是万恶不赦的历史罪人。

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叛徒们的时候，曾经指出：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从修正主义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不同的是，第二国际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考茨基之流，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只是为本国帝国主义效劳，从掠夺别国人民的超额利润中捞一点油水。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是依靠他们所篡夺的国家政权，直接去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
　　
历史的经验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一旦为修正主义集团所篡夺，或者象苏联那样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或者象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那样沦为附属国或殖民地。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的实质，就是把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霸国。
　　
苏修叛徒集团讲的是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干的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勾当。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对他们的所谓“兄弟国家”实行“国际主义”，实际上是用“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等一套套枷锁，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禁锢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铁丝网里，任意宰割。他们利用霸主地位，推行什么“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强使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适应苏修的需要，变为苏修的销售市场、附属加工厂、果菜园和畜牧场，以进行骇人听闻的超经济剥削。
　　
他们采用最横蛮、最凶恶的手段，对这些国家严加控制，在这些国家驻扎重兵，甚至公然出动几十万军队，把捷克斯洛伐克置于自己的铁蹄践踏之下，用刺刀制造傀儡政权。这一伙叛徒，正象列宁曾经痛斥的老沙皇那样，完全是以“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对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实际上是在“援助”的幌子下，力图把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美帝国主义争夺中间地带。苏修通过军火输出、资本输出和不平等贸易，掠夺它们的资源，干涉它们的内政，并且伺机攫取军事基地。
　　
列宁指出：“财政资本实行殖民政策，除了无数‘旧的’动机以外，又加上了争夺原料产地、抢先输出资本、争夺‘势力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是循着这个资本帝国主义的轨道前进的。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完全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实际上他们同世界上一切最反动的势力勾结在一起，破坏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疯狂咒骂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群众是“极端分子”、“暴徒”，分化和瓦解这些国家的人民运动。他们出钱出枪，直接帮助印尼、印度等国反动派屠杀革命者，处心积虑地扑灭亚、非、拉的人民武装斗争烈火，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样，充当世界宪兵。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赞成什么“反帝斗争”，有时候也骂几句美国，实际上他们和美帝都是妄图称霸世界的最大的帝国主义。苏修的所谓“反对”美国，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苏修同美帝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苏修在德国问题、中东问题、东南亚问题、日本问题、核武器问题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行为，都是他们同美帝又争夺又勾结的罪证。他们都是推行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牺牲各国人民的利益。苏修和美帝之间有什么妥协，也不过是强盗之间的暂时协议。
　　
列宁指出：“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现代战争“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继承赫鲁晓夫核讹诈的军事战略方针，大力发展火箭核武器，同时加紧扩充常规军备，全面加强陆、海、空三军，在全世界推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
　　
在战争问题上，过去赫鲁晓夫是鼓吹那一套虚伪的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掩盖真正的扩军备战。现在勃列日涅夫之流改变一些腔调，拼命煽动战争狂热，大叫大嚷当前国际局势“孕育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公然威胁说要“先发制人”，吹嘘他们的什么“战略火箭”“能够消灭任何地方的任何目标”。他们更加疯狂地增加军费，加紧侵略战争的动员和准备，阴谋发动希特勒式的闪电战。
　　
苏修叛徒集团以突然袭击方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等地区，并对我国进行核威胁，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冒险性。同美帝国主义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一小撮寡头已成为准备发动世界战争的又一罪魁。

[yongbing1993]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走资派邓小平







走资派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确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走了和前任不同的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道路；他们的本质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充满好感并向往的。

但是，走资派邓小平的高明在于他没有做秘密报告，而是直接三七开了毛泽东，而且拉着很多老干部一起起草了《关 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没有明确的叫做秘密报告但有秘密限于高层的讲话。

走资派邓小平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而走资派邓小平说的这个思想除了所谓实事求是，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已经丢掉了“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统一战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造反有理” , "阶级斗争”等一系列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而成了走资派邓小平与“曲线救国”相似的被称为“韬光养晦”实则投向西方，培养大官僚大特权阶级的路线。

《历史的惊叹—邓小平和赫鲁晓夫》

作者：付明泉

有着黑白墓碑的独特的赫鲁晓夫墓成了前苏联的历史。邓小平也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多年后让我们回头看这两个影响世界的政治人物，我们才发现是如此的惊叹。

斯大林死后，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惊了世界，更震撼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因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苏联卫国战争的统帅”斯大林一夜 之间成了暴君，成了独裁者。整个阵营骚动了。不论斯大林到底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君子做事要“光明正大”的文明古国中，赫鲁晓夫的举动是让人鄙视的。

当时的邓小平率领中国团参加中途离开，回来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之后就开始了中苏交恶，赫鲁晓夫一夜之间撤走了所有苏联专家，中国也开始了勒紧腰带归还 苏联的债务。赫鲁晓夫全面批判了斯大林，中国对斯大林进行了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斯大林到底如何，留给后人研究。赫鲁晓夫的举动让西方喝彩一 片，而赫鲁晓夫也自认为自己远远超越了斯大林，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真正繁荣。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在北京和毛泽东见面的时候，带着脏话表达了对美国的无限崇 拜，让毛泽东十分鄙视。毛泽东从人格和作风上真正鄙视这个光头，鄙视这个做秘密报告的政客。毛泽东也拒绝再承认赫鲁晓夫是阵营的领袖。当然，真正的中苏交恶是从赫 鲁晓夫要租借中国海港，搞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开始的。

从此，毛泽东的中共和苏联的中央开始了谁是社会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全面论 战。这也成了毛泽东晚年考虑最多的问题，谁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谁会在他身后建立赫鲁晓夫试图建立和所谓改革出的官僚特权贵族阶层，建立一种貌似自由的 特权专政的控制民众的崇拜西方的非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的不伦不类的社会模式。

赫鲁晓夫对西方，本质是恐惧和羡慕的，他的政策外强中干，虎头蛇尾，虚张声 势。他搞了古巴导弹危机，在美国肯尼迪政府的强硬回击下，悄然灰溜溜的撤退了。而柏林墙的建立，更是对西方从道义到形式的全面失败。赫鲁晓夫试图改革，但 最后的结果是让苏联经济停顿不前，而他粗鲁的作风，更让世界为之惊讶。他自己，也一样成了秘密的牺牲品，他在黑海度假，被隐蔽的中央全会悄然以健康为由撤 销了一切职务，灰溜溜的交出了全部权力。

邓小平曾被毛泽东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二号人物（一号是刘少奇），毛泽东担心的是邓小平等人要建立一个倒向西方的、变卖资源、兼并土地，只照顾少数权贵不顾及社会公平，只考虑短期利益不考虑长远战略的“修正主义走资路线”。

毛 泽东更担心他们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重新上台后，在1980年也对来访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出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 毛主席”。此地无银三百两，说出了他和毛泽东长期的纠结。

事实上，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确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走了和前任不同的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道路。他们的本质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充满好感并向往的。

但是，邓小平的高明在于他没有做秘密报告，而是直接三七开了毛泽东，而且拉着很多老干部一起起草了《关 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叫做秘密报告。

邓小平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而他说的这个思想除了所谓实事求是，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已经丢掉了“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统一战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而成了与“曲线救国”相似的被称为“韬光养 晦”实则投向西方，培养大官僚大特权阶级的路线。

毛泽东重视长远的战略，如兴修水利，发展高科技国防，自力更生搞高科技产品。而 邓小平更多倾向眼前利益，招商引资，租赁土地，出口创汇，买入利用。

对国际朋友，毛泽东更多强调是团结互助互相支援，搞长期的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而 邓小平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对国际朋友少支持，闷声发大财的短视政策，这种政策必然造成对手直逼国门、朋友众叛亲离的局面。改革精英们评论毛泽东只会搞军 事，不会搞其他。

其实，毛泽东是个战略家，是个全才，他的思想他的功绩伟大而深远。邓小平充其量是个政客，他既不是军事家，也不是经济领袖，更不是战略高手，他除了和毛泽东“对着干”外，几乎没有任何建树。

改革40多年，除了腐败全面开花，社会两极分化，资源损失殆尽，环境严重破坏以外，还有什么功绩？！

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建设 了海军和空军。

中国实现了消灭梅毒血吸虫等传染病。

中国实现了工业部门比较齐全的建设。

中国实现了和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建交。

中国实现了从百年凌辱到外强眼 看叹息的转变。

中国实现了和美国、苏联的直接较量，被亚非拉国家抬入联合国，中国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涌现了无数在本职工作上拿钱 虽少贡献很大的劳动者。

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论，老中青结合论，继续革命论，反对官僚特权论，人民民主监督论，批判封建礼教论等等，多么英明正 确，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越来越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从1978年到今天，让我们看看这些社会现状，我们看到的是煤矿的死人，无 数的童工，黄赌毒黑的泛滥，是贪腐千万还不处死的高官，是刚刚建好就倒塌的大桥大楼。

我们再看看大官僚大资本家剥夺占有农民的土地，看看各级官吏逢场作戏 的泪水涟涟，看看依然吃老本毫无创新的科学技术，看看那些商人一样的博士导师，看看那些流氓一样的高官酷吏……我们真的无语。

邓小平不是赫鲁晓夫，邓小平 超过了赫鲁晓夫。

同样，毛泽东也不是斯大林，毛泽东高过了斯大林。

晚年的毛泽东对45运动的学生也只是让工人用大棒予以驱散，而斯大林则要狠的多；赫鲁晓 夫没有用枪炮来对付过反对派，但是邓小平却用枪炮代替了大棒来对六四学生。

赫鲁晓夫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做，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荣誉，更没有 总设计师的称号，他也没有任何理论问世，唯一一部回忆录，还是他口述别人代写的。

而邓小平则有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甚至被当代改革精英极力推崇的白猫黑猫论。 邓的一百年不动摇论和他当年向华国锋保证的“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旗帜”一样，也和他当年向毛泽东保证的“永不翻案”一样，都是绝对的、静止的、脆弱 的、言不由衷的。这也注定他的这些说法是靠不住的，更不可能一百年不动摇。

[yongbing1993]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它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

“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说过“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国家部委有几十个，除卫生部之外，毛泽东从没有提出过可以当别的什么部的部长。他为何单单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呢？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针对中医讲了这样一段话：“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关注中医、重视中医

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毛泽东就将“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看成巩固根据地的三个方法之一。这个红军医院是包括中医的，“用中西两法治疗”。这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重视西医、轻视中医，甚至要废止中医是截然不同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重视边区的军事工作、经济工作的同时，也重视文化卫生工作，高度关注中医。他提出边区“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

针对当时疫病流行，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怎样解决？要发挥西医的作用，更要发挥中医的作用。

毛泽东说：“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

毛泽东：“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当时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为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还通过了好几个发展中医的提案。当时延安生动活泼、红红火火的局面，与重视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重视发挥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医的发展，很多人认为中医药不科学，轻视甚至排挤中医的现象有所抬头。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重视中医、发展中医。

1953年12月，毛泽东对卫生部的领导说：对中西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

1954年6月，毛泽东又对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说：对外来的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

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7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

这之后，全国加强了对中医的重视和研究。

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后来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成立了多所中医学院。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那样深切地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呢？

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深刻地认识到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它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在毛泽东眼中，中医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突出的珍贵品，是可以让全世界享用的一大笔重要遗产。

1953年12月，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

1954年6月，毛泽东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

7月，毛泽东又指出：发展中国医药科学，“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据毛泽东身边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说：“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菜饭，饮食也是文化”。

毛泽东认为中国饮食文化中也包含着饮食治疗的中医内容。“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山楂、大枣，连葱姜蒜都可以治病”。

中医传递着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从毛泽东的谈话和讲述中可以看到“中”“本”“预”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个“中”字。这个“中”不是从表面上讲的中国的“中”，而是从实质上讲的中庸的“中”、中道的“中”、阴阳平衡的“中”。

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这就是说，中医是医人之医；是不走极端，重视阴阳平衡，从整体上为人服务之医。

第二是个“本”字。这个本是本来、本源、根本的“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生命以气为本，气绝身亡。《黄帝内经》分《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就是本问。

毛泽东终生都重视这个本字，重视医人医病要把本来的情况搞清楚。毛泽东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每一个人都是有特殊性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医人医病，要遵循和而不同之道，做好每一个特殊的“望、闻、问、切”。

第三是个“预”字。这个“预”就是预防，医国医人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时，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毛泽东深知中医文化中预防疾病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是第二位的；预防做不好，等到疾病临头再去治，那是见事迟。

中医对人民防治疾病有重要作用

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医生在中国，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医，如：神农氏、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5000多年前的炎帝、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炎帝、黄帝又是传说中最早的中医。那本称为黄帝医经的《黄帝内经》，虽不是黄帝所作，但与黄帝的传说多少有点联系。炎帝因农业上的贡献被称为神农氏，传说他善于用草药为人民治病，最后因尝断肠草丢了性命。他可以说是中医最早的发明者、实践者。毛泽东曾为此称赞他。

毛泽东著名诗篇《送瘟神》，神医华佗的名字进入其中：“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毛泽东关注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关注历史上的中医重视解决瘟疫问题。毛泽东称赞历史上的中医，不仅因为他们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为人民防病、治病崇高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能够发挥为人民防病治病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的第二个原因。

毛泽东是揣着为民之心的领袖，“人民”二字在他心中有比天大、比地重的分量。在延安时，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已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因就是毛泽东认为中医对人民健康、对为人民治病能发挥大作用。周恩来说：“在陕北时，西医只有百把人，其中许多都是小医生，但广大群众需要医生。

毛主席就号召中西医团结，给人民治病。”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卫生部。毛泽东认为卫生部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任务很大。“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

在毛泽东眼里，中华民族人口的繁衍和历史的连续性，与中医大有关系。他说：“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

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对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医生放到农村去，要像华佗、李时珍那样在实践中提高医疗本领。

毛泽东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

毛泽东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毛泽东关心下，城市到农村去的医疗队多起来了，中西医结合特别注重于用针灸、中草药为农民防病治病的“赤脚医生”在农村大地大批地成长起来了。

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

毛泽东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与他关注中医、重视中医，重视保护和传承中医传统文化，重视医疗卫生为人民服务密切相关，也与他重视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密切相关。

中西医结合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

延安时期，他号召中西医团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正是这次会议经毛泽东同意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中西医结合的三大卫生工作方针。

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毛泽东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将其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创造中国的新医学，不仅为了中国，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强调人的整体性”，“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

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毛泽东认为中医和西医可以相互促进，如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针灸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有中医的基础，经过中西医的结合，“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

怎样实现中西医的结合？毛泽东认为中西医之间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

毛泽东说：“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

毛泽东倡导中医要进大医院，要进医科大学，还要出国。

毛泽东既肯定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又提出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

毛泽东“可以当卫生部长”的这些重要思想，对创造中国新医学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屠呦呦团队研究中医药学，发现青蒿素，在中国和世界上救了许多患者的命，得了诺贝尔奖，是一个证明。

[yongbing1993]

大陆上还暗藏着许多反革命分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使新中国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历史证明，毛泽东当年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

新中国人民政权受到严重威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上还暗藏着许多反革命分子。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他们还处于潜伏状态。因此，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也认识到存在一些反革命分子，但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且加强了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军事活动。社会上风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潜伏在大陆上的反革命分子，以为颠覆人民政权的时机已经到了，便纷纷活动起来，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有的破坏工厂的生产设备，阻断生产流程，有的炸铁路、桥梁，倾覆运送军事物资的火车和汽车，有的烧仓库，有的杀人放火，制造社会动乱，有的抢粮食，抢仓库，造成社会混乱。有的撒传单，贴标语，散布谣言，搞乱人心。有的刺杀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动，而民众则十分恐慌的状况。仅1950年一年内，光是新解放区，就有上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杀害。

在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猖狂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却思想麻痹，抓到反革命分子也一味讲宽大，该杀的不杀，该关的不关，有的还把抓到的反革命分子轻易地放走了。当时群众中流传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

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宽大无边”

反映各地反革命分子猖狂破坏活动的材料，纷纷报到中央，送到了毛泽东的案边，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不少批示中强调，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打击。只有杀一批反革命分子，“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因此，“应当放手杀几批”。对反革命分子，“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群众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毛泽东着重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1951年1月，当他读到广西关于镇压反革命的一份报告中谈到有的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宽大无边”时，就把这份报告批转给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西北军区、华北军区并请转发所属各军区、兵团及军党委，要他们注意克服右倾错误。他还在一份电报中批评说：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对反革命分子不能“宽大无边”。如果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必将使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同年3月，他在一则批语中要求：对那些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要给以检查和督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毛泽东对一些大城市行动迟缓，很不满意，他认为，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潜伏的主要巢穴，必须用很大力量去对付，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除恶就是行善”

毛泽东过去在读《西游记》时，就写下了这样一句批语：“除恶就是行善。”当反革命猖狂之时，毛泽东在同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了这句话。他说：“除恶就是行善。”不镇压反革命分子，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我们必须下决心，搞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以伸张民气。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10日向全国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发出之后，公安部于10月16日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具体部署贯彻执行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随后，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了。

1950年底，全国公安部门、人民警察部队，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上。一年内，各地出动大批警力，动用警察部队，抓特务，抓反革命分子，侦破了一大批反革命破坏案件，同时，南方各军区的部队开始了以剿匪为重点的军事行动，抓匪首，清理枪支。

镇反开始后，毛泽东对这件事抓得很紧。1951年1月17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脱离群众。”1月23日，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时又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发现，各地在运动中都偏重于公安部门的单独行动，忽视了发动群众这一重要问题。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1951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指示：镇压反革命应“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他认为，镇压反革命，必须造成声势，在群众的支持下，才能最后夺取镇压反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还认为，镇压反革命要团结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干。他自己率先垂范，把镇压反革命的情况主动通报给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主动给张澜写信，向他通报西南剿匪情况，信中写道：“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八十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四万，两三个月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你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1951年2月，毛泽东在他亲笔写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还写道：在镇压反革命中，“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毛泽东1951年1月28日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个中央电报，要求各地党委要“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稳、准、狠”方针

毛泽东1950年12月19日致黄克诚、邓子恢的一份电报中写道：“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当时毛泽东只提出“稳”与“狠”两个字，不久他又增加了“准”字。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长篇电报稿，提到了“稳、准、狠”三个字，并且解释道：“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在贯彻“稳、准、狠”三字方针时，最核心的环节是把握宽大和镇压的界限，为此，毛泽东提出了镇压和宽大都应当有“边”的意见。他说：宽大是有边的。这个边，就是按照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不能姑息。同时，“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不能对反革命分子一概杀掉了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必须杀；不该杀的，就不能杀。为了掌握好这两个“边”，必须克服两种偏向，一种是劲头不足的偏向，存在这种偏向，就容易宽大无“边”。一种是草率从事的偏向，错捕错杀，就容易镇压无“边”。毛泽东考虑，仅仅解释还不够，中共中央还要有具体规定。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要点中，对镇反运动作了五项规定：“一、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二、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三、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外层”是指社会，“中层”是指军队和政府机关内部，“内层”是指党内。这个文件下发后，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就分为外、中、内三层，有区别地进行。

镇压反革命要运用法律武器

毛泽东十分重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运用法律武器的问题。他讲过，镇压反革命分子，要好好清理审讯，斟酌情形，妥善处理。对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要由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对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对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总之，他认为，镇压反革命，也同战争年代打仗一样，要“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针对一些地方存在草率从事的问题，毛泽东于1951年初，决定起草惩治反革命条例。在起草这个条例的过程中的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则批示中强调要重视运用法律武器、按法律办事。他写道：“此件关涉军事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事前召集政协常委及政府委员，法院，司法部，检察署，公安部人员开一次座谈会取得同意；在此次会上，应有人报告最近时期镇压反革命的情况。”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修正草案）》，从此，镇压反革命运动有了一部可以依据的法律文件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法律文件公布之后，毛泽东特别注意各地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不是真正遵循了法律。1951年2月25日，他作出指示：“各中央局及各省对自己所属地区的镇反工作，亦须派得力领导同志出去巡视。”巡视的重要内容，就是检查各地党委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北京市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先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一个一般拥护中央镇压反革命条例的决议，然后进行大逮捕。毛泽东认为这个经验很好，值得向全党推广。当有的地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一些条文理解不透，提出问题时，毛泽东亲自回复、解释。1951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就对“胁从不问”“助恶有据”及量刑问题作出了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发布之后，一些在制定此条例时未能注意到的问题，毛泽东也专门写了批语，予以解释、补充。当毛泽东发现各地存在乱捕人的现象时，在1951年3月30日写的一则批语中强调：“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对那种“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

提出了清理内部反革命分子的办法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提醒各级党委领导同志，一定要注意清理在我们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月18日，毛泽东提出划分外、中、内三层，并且提醒全党特别注意清理中层和内层后，许多地方党委并未对内部的反革命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发现这一现象后，于3月11日，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仍然没有引起一些地方的高度重视。结果，1951年3月13日发生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枪杀事件。

王聚民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十分仇恨。但他隐藏很深，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还当上了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3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当场开枪打死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然后开枪自杀。毛泽东3月18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震惊，当天就代中央写了一份通报稿。毛泽东在这份通报稿中写道：“必须认识党与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1951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一份报告时写道： “请你们根据此项经验，着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属的军政机关，财政机关，政法机关和文教机关，先作重点布置，取得经验，再行推广，尽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3月24日，毛泽东在他亲自写的一份电报稿中特别强调，镇压反革命要重视对内部的反革命的清理和打击。毛泽东发出这些指示后，全国各地普遍注意了清理内部反革命的工作。经过清理内部的反革命工作，在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内挖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内部，巩固了人民政权。

毛泽东创立了“死缓”刑名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扩大死刑范围的偏向。毛泽东发现后，及时指出，一定不可捕错杀错。而在错捕错杀中，他又更重视错杀的问题。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杀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再长出来，而人被杀了头，就再也长不出来了。1951年3月30日，他指出，“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4月3日，他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把捕人杀人的批准权控制在一定级别领导机关的手中。在当时，毛泽东认为，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比较合适。1951年4月2日，他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隔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发现，杀人权掌握在地委市委一级仍然不太合适。1951年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在捕人杀人中，毛泽东特别对杀人持慎重态度，他考虑到：光是把杀人权限提到由省一级掌握还不够，还必须明确杀人不能太多的原则，提出杀人要控制数字、掌握界限的问题。他于1951年4月30日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毛泽东还考虑到，在杀人问题上，必须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他准确地抓到了一个关键点是：怎样从有可杀之罪的人中分离出一部分不杀之人的问题。为此，他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缓”刑名的设想。他写道：“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毛泽东感到，提出这一设想，事关重大，因此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在5月10日召开的公安会议上讨论，并作出决定。他还向下边提出：对这个设想，“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在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把他关于设立“死缓”刑名的设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出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这样，在中央内部，就很快形成了设立“死缓”刑名的统一意见，并于1951年5月上旬作出决定。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写道：“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个决定又具体规定了判处“死缓”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一二列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为可判“死缓”的比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这样写道：上层的反革命分子，“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和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死缓”刑名，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此前，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到这个刑名。这个刑名既属于死刑范围，又与死刑有重要区别。主要体现了一个少杀的方针，既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劳动力的保存，实际上是在特定领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镇压反革命也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镇压反革命，是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对于反革命，必须镇压，丝毫不能手软。在执行这一原则的过程中，毛泽东又考虑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考虑到，要改善监狱情况，“克服监狱拥挤、营养不良，医药不足，发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况，应当仿照北京的办法，立即使他们离开监狱，参加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听候判决。对于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以采取缓刑或假释的办法，交群众负责管制。”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之中，实际上，这个意见，是后来我国实行缓刑、保外就医等政策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提出了做反革命分子家属工作的意见。他提出：对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必须进行适当的工作，以减轻或消除他们和人民的对立情绪，并争取其拥护政府的措施，应当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是只惩办反革命罪犯本人，并不株连其未积极参预反革命活动的家属，使其了解政府的宽大处置，并各安生业。在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时，必须留给其家属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其财产较少者，一般可免予没收，以示宽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这一政策的实行，对于争取反革命家属，团结更多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党留在大陆上的潜伏特务基本被清理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消灭了200万土匪的同时，把有着久远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患从根本上消除了。城乡里的黑社会、恶霸势力被摧毁，一批仇恨共产党，反对人民政权，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被法办。外国特务，特别是美国特务基本被挖了出来。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新中国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权巩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好局面。人民群众交口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称赞毛泽东功德无量。

[yongbing1993]

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列宁：《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6月28日）

报刊上登载了红军战士的许多英勇事迹。工人和农民们在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地主资本家军队作斗争中，表现了不少英勇果敢和坚韧不拔的奇迹，保卫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根绝游击习气和克服疲沓涣散现象的过程进行得很缓慢，很费力，然而却一直在前进。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自觉地承受牺牲的劳动群众的英雄主义，是红军中新的同志纪律的基础，是红军恢复、巩固和壮大的基础。

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也同样值得重视。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确实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当这种胜利获得巩固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才会建立起来；那时，而且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

5月17日《真理报》登载了阿·日·同志的文章《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共产主义星期六）》。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全文照录如下：《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共产主义星期六）

俄共中央关于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给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以有力的推动。由于热情普遍高涨，铁路上的许多共产党员职工走上了前线，但是大多数人不能离开重要岗位，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又找不到新的方法。来自各地的关于动员工作缓慢的消息和办事拖拉的现象，使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不得不去注意铁路机构的工作情况。结果了解到，由于劳动力不够和劳动效率低，一些急活和机车赶修任务都拖了下来。5月7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上，提出了不能嘴上说帮助而要以实际行动帮助战胜高尔察克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中说：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开始人们有些犹豫，最后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5月10日，星期六，晚上六点钟，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象士兵一样来到工作现场，整队之后，秩序井然地由领工员分别领到各处工作。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下列表格指明了工作部门和工作性质。

工作总值按正常工资计算为500万卢布，按加班工资计算还应增加50％。装车的劳动效率较普通工人高270％。其余工作的效率大致上也是这样。因劳动力不足和办事拖拉而拖延7天至3个月的定活（紧急的）现已完成。

由于设备发生故障（不难排除的故障），个别组曾耽误三四十分钟，但并未影响工作的完成。留下来指导工作的管理人员，忙得几乎来不及给人们准备新的工作。一位上年纪的领工员也许是有些夸张地说，在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干的活，等于不自觉的疲沓的工人一个星期干的。

鉴于一些真心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也来参加了工作，而且今后还会有大批这样的人来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同时其他地区也会要求学习莫斯科—喀山铁路的共产党员的榜样，现在我根据来自各个现场的消息较详细地谈谈组织方面的情况。

参加工作的约有10％是经常在现场工作的共产党员。其余的则是负责工作人员和选任的人员，其中有路局的政治委员，也有各企业的政治委员，以及工会人员、管理局和交通人员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大家干活时非常努力并密切合作。当工人、办事员、管理人员齐心协力地把住40普特重的客运机车轮箍，象勤劳的蚂蚁似的把它滚往目的地的时候，人们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来自集体劳动的强烈的愉快感觉，坚定了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夺者扼杀不了胜利的工人，国内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尔察克。

工作完结时，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这一空前未有的情景：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的胜利，这胜利的凯歌的声浪仿佛越过墙壁，涌向工人的莫斯科，象投石激起的水波一样荡漾在整个工人的俄罗斯，激励着疲惫、懒散的人们。

5月20日《真理报》刊登的恩·尔·同志的《值得学习的榜样》一文，在评价这个出色的榜样时写道：“共产党员做这样的工作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我知道电站和各铁路线都有这样的事例。在尼古拉铁路上，共产党员加班干了几个晚上，把陷在转盘坑里的机车起了出来；冬季，北方铁路上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用了好几个星期天去清除铁路上的积雪；许多货运站的支部为了同盗窃货物作斗争，在站上进行夜间巡逻，——不过这种工作都是偶然进行的，而不是经常性的。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提供的新的东西是，他们把这一工作变成了有系统的经常的工作。他们决定‘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他们决定在整个战争状态时期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同时他们作出工作高效率的榜样。

这个榜样已经引起而且今后一定会进一步引起大家的效法。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讨论了军事形势和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的决议之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决定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定于5月17日进行。（2）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组织成示范队，向工人表明，应当怎样工作，在现有的材料、工具和伙食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做到什么。

据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说，他们的榜样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预料下一个星期六将有大量的非党工人参加工作。作者写此文时，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修配厂的共产党员还没有开始做加班工作，但是要组织义务劳动的消息刚一传出，非党群众就激动地谈论起来了。到处都有人说：‘昨天我们不知道，不然我们也会做好准备干它一场’，‘下星期六我一定来’。这项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后方的所有共产党支部都应当向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学习。不仅莫斯科枢纽站上的各共产党支部应当如此，全俄罗斯的党组织都应当效法这个榜样。乡村中的共产党支部，首先应当帮助红军家属，实行代耕。

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束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劳动。如果全俄罗斯的共产党组织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而且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那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在共和国全体劳动者的洪亮的《国际歌》声中度过今后一段艰苦的岁月……“共产党员同志们，动手干吧！”

1919年5月23日《真理报》报道说：“5月17日在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举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共98人根据大会决议在班后做了5小时无报酬的工作，他们不过有权再买一顿饭，而这顿饭同一般体力劳动工人的一样，也是每人半俄磅面包。”

尽管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组织得也差，但劳动生产率还是比平常高1—2倍。例如：5个旋工在4小时内做了80根小轴。生产率等于平常的213％。20个粗工在4小时内收集了600普特旧材料和70个各重3．5普特的车底弹簧，共重850普特。生产率等于平常的300％。

“同志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平时干活枯燥乏味，在这里，大家干活都兴高采烈。可是今后，平时干活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干得少，那就太丢脸了。”

“现在有许多非党工人都表示愿意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各机车修理队都自告奋勇要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时间内把机车从‘坟堆’里弄出来，修好使用。有消息说，维亚济马铁路上也在组织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

Ａ．嘉琴科同志在6月7日《真理报》上谈到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形，现在把他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记》一文的主要部分摘引如下：“我和一个同志怀着极愉快的心情，遵照铁路分局党委员会的决定，去上星期六义务劳动‘课’，让脑子暂且休息几个小时，让肌肉发挥一下作用……我们的工作是在铁路局的木工厂。到那里后，看到自己人，彼此问好，开一会儿玩笑，查点了人数——总共30人……我们面前躺着一个‘怪物’——一个相当有份量的蒸汽锅炉，足有600—700普特重，要我们把它‘搬家’，就是说，要把它滚到大约1/4或1/3俄里以外的一个平车那里。

我们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些疑虑……但我们动手干起来了：同志们把木滚就那么往锅炉下面一垫，系上两根绳子，工作就开始了……锅炉还有点不情愿挪动，但终于还是移动了。我们很高兴，要知道，我们人是这样少……就是这台锅炉，比我们多两倍的非党工人几乎拖了两个星期，在我们到来之前它还躺在原地不动……我们在一位领班同志有节奏的‘一、二、三’口令声中，齐心协力地卖劲地干了一个小时，锅炉慢慢地向前移动着。

忽然，出了岔子！一长串同志突然狼狈不堪地倒了下去，——原来我们手里的一根绳子‘叛变了’……但是没有多大一会儿，就换上了一根粗缆绳……到了傍晚，天色已经明显地暗下来，但我们还得拖过一个小岗子，那时很快就会完工了。我们胳膊酸痛，手掌发烧，周身火热，还是拼命地往前拉，——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旁边站着一位‘管理人’，他被我们的成绩弄得不好意思了，也不由自主地拉起缆绳。

帮着干吧！你早就该过来了！一个红军战士出神地瞧着我们工作。他拿着手风琴。他在想什么？也许他想：这是些什么人？大家都回家去过星期六，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打破他的疑团说：‘同志！给我们奏一个快乐的曲子吧，我们可不是什么来随便凑数干活的，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看，这手里的活干得多欢，咱们可没有偷懒，是在拼命地干。’红军战士轻轻地放下手风琴，赶快跑过来抓住缆绳……

——‘英国人真机灵！’——响起了乌·同志动听的男高音。我们和着他的歌声，高唱起工人歌曲：‘唉嗨，杜宾努什卡，嗨哟，拉呀，拉呀……’

干这活不习惯，累得要死，肩酸背痛，但是……明天就是假日，可以好好休息，有时间睡个够。目的地快到了，经过一番小小的周折，我们的‘怪物’已差不多靠近平车了：只要垫上木板，滚到平车上，这锅炉就能干人们早就等着它干的工作了。我们一窝蜂涌进屋里，这是地方支部的‘俱乐部’，屋里挂满标语，摆着步枪，灯光明亮，我们很好地唱完了《国际歌》，享受了加‘甜酒’的茶，还吃了面包。干完重活以后，当地同志这样款待我们，真是再惬意不过了。和同志们亲热地告别之后，我们列成纵队。夜阑人静，革命歌声响彻了沉睡的街道，整齐的步伐声应和着歌声。‘同志们，勇敢地齐步前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唱起劳动歌和《国际歌》。

过了一个星期。胳膊和肩膀都歇过来了，这回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到9俄里以外去修理车辆。目的地是佩罗沃。同志们爬到叫作‘美国人’的车厢顶上，嘹亮动听地唱起《国际歌》。乘客们带着惊异的神情静静听着。车轮有节奏地响着；我们没有来得及爬到上面去的人就蹬在‘美国人’车厢的梯子上，象是一些‘玩命的’乘客。转眼就到了车站。我们到达目的地，又走过一个长长的院子，见到了亲热的政治委员格·同志。

——工作有的是，就是人太少了！总共才30个人，6小时内要完成13辆车的中修！面前就是划了记号的轮对，不光有空车，还有装得满满的一辆油罐车……不过没问题，同志们咱们‘对付得了’！

[yongbing1993]

文化大革命荡涤几千年文化糟粕








自从盘古开天地，毛泽东时代人民当家作主。史无前例。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小撮反动派难受之时。这就是为什么走资派反动文人颠倒黑白丑了，尔等越是歇斯底里地诅咒，就越证明当年毛主席领导人民作对了，做好了。

以后将来还会继续做，不管经历多少次生死较量反复，前边有多少艰难曲折苦难，多少血与火生死搏斗，永远走这条路，海枯石烂不移其志，必须的，一定的，因为这是正义的事业，人民得解放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走资派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当得很称职，很好很好，好就好在通过正反两方面用血的事实彻底教育了人民，让老百姓彻底明白了什么是正路新路。什么是邪路老路。否则，不少善良的老百姓，还在做着个人奋斗发财致富的南柯梦，是走资派给他们当头棒喝，警告工人农民们先富不了。

告诉工人农民们此等良好的愿望是通向地狱之门，最终结局只能是被走资派资本家奴役变成房奴，车奴，性奴，社畜，跳楼，跳崖，服毒，不婚，不育，断子绝孙…..!所以，应该给走资派邓小平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纯金的。

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荡涤了几千年封资修文化糟粕，打倒了一小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僵尸砖家叫兽，砸碎了思想桎梏，为华夏文化精华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为真才实学青年才俊“小人物”的脱颖而出开辟了道路。那些留学归国的大知识分子和国内的知识分子如钱学森，李四光，浩然，陈景润，袁隆平………..教育界，思想界，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大师巨擎，群星灿烂。

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破除了思想禁锢，身心得到彻底解放，刺激了科技成果喷发，突飞猛进，胰岛素(1966)，青蒿素(1967—1973)，杂交水稻(1973)，数控车床(1970)，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大飞机运10研制试飞成功(1970—1980)，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8)，成昆铁路建成通车(1970)…….国民经济以两位数字持续高速增长，一日千里，国家面貌日新月异，政治清廉，社会风清气正，中青年人意气风发，老年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共产主义的旗帜飞扬。而且影响波及全世界。

语言文化净化，使得人的心灵纯洁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单明了起来，互相信任，万众一心，古老中华民族变得年轻朝气蓬勃，焕发了青春。优秀的文化在塑造民族人格方面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相反，反动的封资修腐朽没落文化糟粕沉渣泛起泛滥成灾，也足以把人变成鬼，彻底弄残毁掉一个民族。

当时语言文化净化到了什么程度呢?举个小的例子管中窥豹，上世纪70年代版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么厚的书，竟然无一个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都没有一个。而前几年的本草纲目，里面中药材名称错漏百出，若中医功力浅的人读了，照方抓药是要死人的。

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要无产阶级工薪阶级劳苦大众发动起来了，组织起来了，那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所有的社会乱象一扫而光。

道理讲得再透彻也没用，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过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罢了!马克思：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说毛主席一支笔抵得上百万兵，那是因为井冈山有几千哀兵，几杆鸟枪土炮，这是能让敌人害怕的东西。否则，毛润之文章再好，一个兵也抵不了。

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是崇尚暴力论者，与黑道劫匪野兽没任何区别，最喜欢你跟他们讲道理了。你慷慨陈词讲完了，咔嚓，一刀砍掉你脑袋。然后挂在城门上，写一张告示。让屁民们知道这就是跟老爷作对的下场，历朝历代历来如此。

那个时代当然不能说是一切都好，任何时代都存在问题，何况仅仅是初试的一场演习呢?亟待总结经验，提高，完善。但那个时代的主流是无法否定的，文化革命时代年轻人在一起谈什么呢?谈学习，谈工作，谈理想，谈祖国，整个社会呈现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生机勃勃充满朝气;

现在年轻人在一起谈的都是什么啊?谈女人，谈挣钱，谈房供，谈房价，谈房租，谈欠薪，谈卧槽泥马，吊丝，阔少，月光族，躺平，游戏，996.007，诅咒社会不公，怒怼加班老板，凶杀，警匪，莫言的丰乳肥臀，嫖妓，不婚，不育，绝望，央视里整天播放的我爱你呀你爱我靡靡淫淫让人骨酥筋麻成一滩烂泥的“正能量主旋律”……整个社会是一种拖着人往下坠的颓废风气，一种世界末日即将降临的绝望。

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作为封资修文化糟粕人格化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感觉到了自己末日降临，他们耍阴谋玩诡计策划与密室挑起群众斗群众，频繁制造武斗流血事件，玩阴的下三烂，以挽救他们退出历史舞台行将就木的命运。是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政治血案的沉渣泛起，历史重演。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历史悠久的文明，但正因为博大浩如烟海，所以就难免精华与糟粕并存，明珠埋于尘埃，善与恶，是与非，正义与邪说混杂共生。

进步，正义，上升的新生革命力量必能从古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深井里探索到精神和物质的力量，推陈出新，使正义真善美的旗帜高高飘扬;而那些倒退，腐朽，黑暗，反动势力就每每从历史垃圾堆寻觅糟粕作为苟延残喘的杀人武器，复古守旧，马户驴又鸟鸡搅屎，假丑恶沉渣泛起。

西方文明轴心是宗教，宗教革命推动了西方的进步。而华夏民族是个无神论民族，维系社会运转的精神图腾是先祖先贤文化。

所以博大精深的古老中华文明需要一场彻底的文化大革命，才能彻底地荡涤清洗千年堆积的封建专制文化糟粕余毒，承继精华，推陈出新，脱胎换骨，使我中华文明浴火重生，迈开大步走向世界，这正是学贯古今中西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所看到的中国问题症结所在，也是他晚年不惜粉身碎骨一搏的内在动机!

心念毛主席，把酒酌滔滔，心潮逐浪高。伟人今何在?古国何处去………

毛主席逝世后，人民的权力又被走资派砖家叫兽夺走了，于是一切语言概念乱象又重新泛滥成灾，”黑白颠倒愈演愈烈。“

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这种被彻底批臭了的反革命妖言，又一次在网络上沉渣泛起。

官僚买办资本披一件“国企”新道袍，私人资本戴顶“民营企业”新瓜皮小帽，尽皆沐猴而冠，它绿绣鸡冠金镶蹄,它红描翅，那个黑画皮，远观像人，近看是鬼。

他们一边在虚伪地高喊“不搞意识形态”，一边在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思想界，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所有领域却刮起了一股疯狂宣扬封资修历史意识形态沉渣的妖风：

经济领域四十年构筑了盘根错节的一丘河，苟苟营，封杀不同学术观点，禁锢真理。鼓吹神马西方庸俗市侩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竟用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学的地位，占领了大学课堂，培养了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伪经济学家。

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人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复辟了私有制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废除了毛主席制定的“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经济发展总体思想，胡搞神马“房地产支柱行业”以房为纲，一网打尽，结果搞成了密不发丧;废除了“发展社会经济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物质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恶搞什么罪恶“以资本家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搞得贫富悬殊，民怨沸腾，天怒人怨。

废除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胡搞什么“市场配置资源”盲目性无政府状态的邪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搞得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频发，危机四伏。

废除了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正确指导思想，胡搞什么以出口为导向的半殖民地经济模式，导致资源大规模流失枯竭，环境严重污染，更严重的是通过外汇结汇制度导致本币基础货币天量非经济发行，货币主权遭到绑架而名存实亡。

废除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胡搞什么“廉价劳动力优势战略”导致工薪阶级绝对贫困化中国被捆绑在世界产业链低端;破坏了毛主席时代“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四大综合平衡”物价稳定经济稳步增长体系。

胡搞什么赤字财政，赤字金融，饮鸩止渴滥用凯恩斯弗里德曼资产阶级财政货币理论，滥印钞票，以房地产泡沫为主的GDP泡沫虚增虚胖虚假繁荣增长数字，掩盖经济衰退欺骗民众，搞得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废除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乱搞分田单干小农经济，搞得三农问题严重，农村凋敝，吃粮靠进口。

经济这个词，本意就是经纶济世。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吗?四十年正反比，毛主席还真是经济大家，心系苍生，大展经纶济世补天手，算无遗策。

“毛主席的“实践论”著作是中华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读遍天下武功秘籍，也是纸上谈兵。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吃几口。否则，读一万本关于梨子的书，也永远不知道梨子是啥味道。要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不与白匪军打几仗，就不会看穿八百万武装到牙齿的蒋匪军是纸老虎，就不可能总结出游击战运动战精髓。

没有与倭寇几次交战，就不知道中日长，短，强，弱之所在，就不能写出“论持久战”那样的军事哲学论著;不经过三面红旗的高歌猛进，三年困难的挫折，就不能写出“论十大关系”那样的经济哲学论著。

不经过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人民当家作主是完全可能的，而不是乌托邦。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结晶，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完美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