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中国人在异国他乡斗得你死我活
当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共产党时，《我》不是共产党。随他们反。
当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毛泽东时，《我》不信毛泽东。随他们反。
当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新中国时，《我》己经离开了。随他们反。
如今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对《个别议员》时，《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对《某些海外华人》时，《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对《他们看不顺眼的华人》时，还是以《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对《我们来自中国的人》时，《我》是其中之一了。
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是专业的游说外国的反中反华反共的议员高官们，他们联合起来，挑起海外华人之间的内斗。中国人的内斗习俗遗传到国外来了。
原来他们可以不讲事实信口开河道听途说甚至制造谎言传信谣言来污篾《我》！攻击《我》！只要是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看不惯就开始反。
更可恶地是还可以向所在国情报部门写不切实际的举报信，还不具真名实姓，误导情报部门和政府官员，断章取义还将不实信息密透给媒体，而媒体也不加查实就报导，如有查实，就强调这是绝密，不便告之。
多么一个完美的谎言链。
而加国总理向世人宣告，不管举报是真是假，即便是假举报“涉及议员与议员家人“，就必须当“真“视之。
如此这般之下，《中国干扰加国选举》事件完美完成。而反对党为选举使力炒作，执政党政治正确强硬处之。越烧越旺。
第一次由加国前联邦总督的调查报告结果是，指控联邦议员的媒体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然而引来反对党及来自中港台的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的反对，重新换个人，这就要这个人必须查出点事来。果然，莫须有的“干扰“结论出来了。证据是机密。马上立法通过。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还在进行中。
化了多少钱不必担心，这是国家选举大事。防止加国选举干扰。假如下次大选，这几个保守党议员还是没有被选上，还拿被中国干扰了选举来说事吗？
而炒作《新疆灭极人类》有事实吗？
又炒作《中国干扰加国选举》有证据吗？
而加沙人真正被种族灭绝时，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民权人士“不知还在吗？
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说共产党、新中国、毛泽东的坏话有几句是实事求是的？
连加国前联邦总督的调查报告都不信？难道只听信华人中几个反中反华反共的小丑吗？
真有点看不懂。
还是为选举而炒作。
看任何事物要看本质，不要看名字。人也换了，本质也变了，还用原来的名也是假的。假共产党，真走资派。买卖将军部长，用手中掌握的机密出卖给外国赚钱事小，投降叛国是大。
毛泽东当年评水浒，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走资派投降，搞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改成私有制，让资本主义招安了。走资派和民运的斗争，是剥削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走资派投降了，就去欺压百姓。
毛泽东评水浒就是想说明白如果让走资派夺取了领导权就会投降被资本主义招安。
资改派利用改革搞投降主义，向资本主义投降。
社会主义改革的两个基本原则就是，一，坚持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民主，二，坚持公有制。否则就是假社会主义改革。
原来资改派的改革支持力是那些91%的高干亿万富翁，中国亿万富翁中竟有91%是高干子女，这些高干大富翁就是改革的支持力量。当然也离不开那些攀附权势的学者流氓政客们。那些当初高喊小平你好的人就是这些91%和搞政治投机的学者。资改派就是要让他们先富起来，资改派就是在设计如何让他们那些高干功臣成为中国新贵族。这也是当初走资派的主要目的。怪不得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在那些功臣高干中有大多数都是想成为新贵族官老爷的走资派。毛泽东就是在用发动群众搞群众路线民主打击那些新贵族特权阶级的专制。
那些攻击毛泽东专制的右派就是说毛泽东发动群众搞人民民主阻止了功臣高干新贵族官老爷们的发财门路。他们搞的民主就是新贵族官老爷做主自己发财的民主。还不许人民知道，不许人民民主监督就是害怕他们功臣新贵族官老爷在偷摸自富先富。剥夺四大自由就是他们新贵族掠夺国家财富掠夺人民的财富还不许人民反对。
看看他们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新贵族官僚老爷91%高干亿万富翁服务的？
老百姓看不起病他们看不到？老百姓上不起学他们看不到？老百姓养不起老他们看不到？老百姓住不起房他们看不到？老百姓的孩子因为缺少10元钱看感冒病上吊自杀他们就瞪眼装瞎看不到？老百姓因为生不起孩子跳楼自杀他们就瞪眼装瞎看不到？老百姓死都死不起他们看不到？中国每年自杀28.7万人。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3倍他们就瞪眼装瞎看不到？一个教师在20多年前就开始资助贫困农民的孩子上小学，资助了20多年还是有很多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这位老师瞒着家人用休息时间下煤矿背煤赚钱资助贫困孩子上小学。你们还歌颂什么盛世？这就是你们改革30年的成绩？
说文革造反派迫害了很多老干部，那么91%的亿万富翁高干是不是老干部？是这些91%的亿万富翁高干迫害老百姓还是造反派迫害他们了？他们老干部新贵族官僚也被罢官就是被迫害，有功就应该当贵族官僚老爷吗？不能被罢官？被老百姓罢官就是官僚的耻辱？你们砸工人饭碗就是对工人的浩劫，你们掠夺国家财富自己成为91%的亿万富翁就是对国家的浩劫，你们用低工资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就是对老百姓的浩劫。这些对老百姓的浩劫那些垃圾文人怎么不写伤痕文学了？因为那些垃圾文人用编造伤痕文学造谣发财了。
怪不得他们那么仇恨对改革反思的人，原来是为了91%的高干亿万富翁继续发财啊！怪不得他们急于制定物权法，原来就是为了保护91%的高干亿万富翁的不法财富啊！为什么中国的91%的亿万富翁都是高干子弟呢？他们不是用权力搞腐败获得的违法财富吗？
怪不得他们要全面否定文革，全面否定文革就是为了自己发财先富成为亿万富翁。怪不得他们那么害怕人们自由的研究文革，原来文革就是为了阻止防止他们腐败成为亿万富翁。
怪不得他们极力的造谣诬陷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时代，原来就是因为毛泽东压制了他们当新贵族官老爷发财暴富的贪欲。
怪不得他们那么害怕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民主，他们在建国初期就以为是自己得到了天下，他们要当新贵族官僚老爷了，所以他们极力的破坏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民主，他们为了自己搞私有化发财就说剥削有功，他们搞包产到户分散农民的团结力量人民公社就是为了土地私有化，由高干新贵族官僚老爷私有化。他们在建国后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毛泽东搞建设，他们故意制造问题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路线，就是为了搞官僚私有制自己成为亿万富翁官僚老爷新贵族。
他们用浮夸风破坏了大跃进，他们用浮夸风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成果，他们用浮夸风歌颂改革30年的功劳，原来就是为了高干官僚们自己暴富成为亿万富翁。他们给公务员涨工资就是为了保护亿万富翁官僚的权利，他们给军队警察涨工资就是为了把军队警察变成亿万富翁官僚老爷的保护工具。
高喊着为人民服务，事实是在为亿万富翁官僚老爷新贵族服务。还能继续欺骗下去吗？只有用强权和厚脸皮了吧？
怪不得改革要杀开一条血路，原来是有91%的高干亿万富翁要喝血。他们喝谁的血？当然是国家的血，当然是老百姓的血，每年自杀28万人就是被吸血鬼吸干了血逼死的。
怪不得那些精英知识分子高喊着民主也不敢接受人民民主监督，那些精英知识分子现在对网络文革大字报恨之入骨啊！他们想尽一切卑鄙手段阻止人民群众在网络上民主监督他们。精英们也在利用网络放毒毒害国民。
我坚决反对任何否定公有制的改革，因为公有制才能保障所有国民的生存权和生存自由。我坚决反对任何不接受人民民主监督的改革，因为没有人民民主监督的公有制就是官僚私有制。事实证明91%的高干亿万富翁就是官僚私有制的腐败剥削掠夺结果。
官僚私有化跟资本家私有化都是剥削的手段。只有用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民主才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才能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权和生存自由。就是说真正的民主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会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权和生存自由，生存权才是最基本的人权，生存的自由才是最重要的自由。
每年的高考季可谓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图", 也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一道特色奇观。2024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42万人。最近两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全国高考录取率约在90%上下。
大学毕业生人数在不断增加, 《2022年迎“最难毕业季”，1076万大学生毕业，他们又该何去何从？》《80万海归+909万应届毕业生，2021届就业形势极其严峻！ 》《2020 年 874 万大学生毕业，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应该怎么找工作？》。
《“高考钉子户”唐尚珺:复读13年只为上清华》为何?何用?用邓小平话是"恢复高考改变命运。只是为做个上等人, 改变穷人的命变为贵人富人上等人的命。
《名校毕业、花百万留学，为什么还要回县城？》《高考己成产业链》位于安徽六安市毛坦厂镇的毛坦厂中学，号称是亚洲最大高考工厂。24000多名学生中2/3是复读生，小镇的经济也围着这所高中展开。这里常年住着8000户陪读家庭，是当地居民的2倍。这些陪读家长大都来自农村或者一些中小城镇，本就不富裕。但是为了确保孩子们专心备战高考，他们暂停了赚钱，搬过来全身心的照顾孩子的生活。
又如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常出现诸如冒名代考、录取同名顶替、考前泄题等弊案。学生带手机进入考场拍摄试题求助，证明有很多环节出了问题。考生在入考前都会有专人用安检扫描仪对学生进行扫描、检查是否携带违禁品；入考前，监考老师也会提醒考生把书包与不需要用的物品放在教室外。监考老师和涉事学生存在勾结等等都有赚钱的机会。加上一切为着《高考》的相关人员和公司都可以赚钱, 钱是哪里来? 无外乎考生家庭, 尤其是收入不高的家庭想让子女通过高考改变穷人下等人的命, 变为富人贵人高等人的命。
这种高考制度，看似公平，但是实际情况是：当时的农村与城市、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均还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在教育资源分配还非常不均衡的情况下，这种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是极其有限的。且别说是当时，就以如今来论：农村的考生若想靠分数考进北京、上海的大学，即便是有政策的倾斜（如录取名额的分配等）的情况下，他们也仍然难以企望。而这也就不难解释新中国之初的那十年，为什么很少有基层或工农兵子弟能考入大学了。
文革取消高考后，根据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国家开始以推荐的方式，直接从社会底层即从社会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推荐优秀青年入学，这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整个文革期间共培养了80多万工农兵大学生，这些学员后来也都成为了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骨干。据09年的一份调查统计，当时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近一半的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学历都是“工农兵大学生”。而如今中共领导最高层的7名常委中，就有三名曾是“工农兵大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总书记习近平（另两位是王岐山、张德江）。
文革期间全国的“老三届”毕业生大约是1亿，据此有人说：废除高考是毁了一代人。这显然是以这1亿人都能进入大学为假想的一种忽悠说法。而事实上，当时全国大学的实际录取能力每年不超过20万，因此，即便是不废除高考，那十年的总计录取也不过就是2百多万人。而且，这1亿的毕业生中，属于县以下的农村毕业生约占8成，即有8千多万，那么再联系到前面说的文革前高考录取学员的构成情况还可以推知，这基层的8千万中，有可能进入大学的不会超过2万，只可能是占这2百万录取生的10%。2百万——2万——“毁了一代人”，这显然是太能煽乎了！
恢复高考的头两年入学生总计是60多万，虽然没有查到相关的统计，但仍然可以确定，这60多万的入考生，有90%都应该是教育资源相对优越、基础知识学的比较扎实，即属于大中城市的“老三届”、“新三届”以及各类中专毕业生。而占同类毕业生总数8成，属于县以下级别的农村考生，仍然会是极少之数。
关于恢复高考，还有人忽悠说：“是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其实恢复高考的同时，也是废除了另一项入学制度，那就是推荐制度。这表明，即便是不恢复高考，大学校园里学生也仍然是满满，其读书声照样是朗朗，而且绝不会培养出如今这么多的右派甚至是右稚又或者是"砖家叫兽"和反共反社反毛泽东以及洋奴才洋买办来。所以，一定要说改变什么的话，通过推荐而不是高考，也同样应该是“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推荐入学，即当时招的“工农兵大学生”一直被抹黑为是靠关系、走后门入的。以至使许多人都回避或忌讳谈自己“工农兵大学生”的经历。其实就像高考也有高考的问题一样，这种推荐入学由于开展的时间短，制度还不完善，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简单丑化昨天来赞美今天，这则是今天的右稚们常用的抹黑手法。且依实而论，当时希望入学的肯定是很多，而被推荐的必定是很少，是故没被推荐而嫉妒、怀疑以至丑化、抹黑的肯定也是多多。而若单从这个角度看，这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竟可以让人不被录取也没有了脾气，则的确是优于推荐制度。
总之，废除高考是毛泽东从人民当家作主，即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高度上来思考并谋划的。而具体地说，毛泽东这样做，就是要在教育领域、从根本制度上废除旧的封建权贵式或西方资本式的教育路线。当然，被毛泽东废除的这一路线，后来是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推翻了。而目前一些高校提倡的效仿西方的所谓“精英教育”，更可谓是这一复辟的极致写照。高考制度的恢复，吹响了“知识改变个人命运”的时代号角。也吹响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号角。又是让高考己成人分等级资本歉钱的工具。
为什么走资派邓小平要抹黑否定文革? 为什么这么多人"拥护"恢复高考? 读了文革中又是如何批判的就会明白: 1975年的中国“两报一刊”中最有名的《红旗》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抨击前苏联教育腐败的文章，可谓入木三分，针砭时弊。如今读来不就是说特色中国吗? 毛泽东及其那一代真正的共产党员们站得高看得远为工农百姓着想, 还能说是文革中取得的教育成果是错的吗?文章全文如下: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
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意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
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
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
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义务劳动》指不计定额，不要报酬， 出自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进行的劳动 。不计定额，不要报酬，自觉自愿地为社会劳动。列宁曾把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工人中产生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称之为“伟大的创举”。是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具体表现。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20]
（1919年12月20日）
同志们，代表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说，你们要我作一个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的报告，并且为了能够充分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要我把报告分两部分来谈：第一，莫斯科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况和效果；第二，关于如何进一步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一些具体结论。我只想谈谈一般原则，谈谈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我们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中的新事物——使我产生的一些看法。因此，关于具体问题，我只非常简略地谈一下。
刚开始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还很难判断这样的事能受到人们多大的注意，它能否变成一件大事。我记得，报道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时，那些同工会建设工作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的最初反应，如果不说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格外审慎的。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根据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成了不起的大事。从那以后，星期六义务劳动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在我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了。
的确，我们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甚至把它用于我们党的名称。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里除产生了好的一面外，可能还给我们造成了某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更改党的名称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明确地同占统治地位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中绝大多数正式的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通过自己的领袖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或本国政府方面以后，我们已经很清楚，旧的社会主义已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和破产。为了最明确表示我们不能把那些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跟着本国政府走的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为了指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腐朽、已经死亡，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这一点，当时才产生了更改我们党的名称的想法。况且，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早已不正确了。早在40年代，当这个名称在法国刚开始在政治上广泛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名称，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由此可见，更改我们党的名称（它已成了新国际的名称）的主要动机和原因，是要同旧的社会主义坚决划清界限。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这样一些遗迹和习惯，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最常见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自然，在那些为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正在采取最初步骤的人看来，“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遥远的。因此，尽管我们改变党的名称的做法非常正确，尽管这样做好处很大，尽管我们已经完成的事业规模巨大，十分宏伟（现在共产党遍于全世界，共产国际[21]成立虽然还不到一年，但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国际要强大得多），但如果把“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
正因为这样，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也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之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支配地位，这表现在小规模经营占优势，还表现在最厉害最猖獗的投机倒把活动上。可是，当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驳我们时说：你们粉碎了大资本主义，而从你们所有的毛孔中冒出来的却是最恶劣的投机性的高利贷性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就回答他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大资本主义在各个地方，甚至在那些还没有采取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的国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批评和反驳都是无足轻重的。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开始出现新的、投机性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来取代它。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的斗争，它转入了各种小投机倒把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的是最恶劣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
在战争环境中变得激烈得多的斗争，引起了最疯狂的投机倒把活动，在资本主义规模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过渡设想成另一个样子是完全不正确的。从现时的经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要问苏维埃俄国现时的经济制度是什么，那就应当说，它是在大生产中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以千百万种形式进行最顽强的反抗的情况下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和我们遭到同样战争灾害的西欧国家，例如奥地利，与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那里资本主义瓦解得更厉害，投机倒把活动更猖獗，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萌芽，没有反击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即出现个人为社会进行的大规模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权力机关和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时，才开始产生。这不是农村中历来就有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把“共产主义”这个词不仅用于党的名称，而且用来专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这样做就更正确。如果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巩固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从社会主义中必然会生长出共产主义来，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来。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形成和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与一切旧有的资本主义准则相反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的东西，即大规模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当今年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忍受着极度饥饿极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响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开始推广并得到群众支持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我们确实应该在各方面支持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仅仅从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原则意义说够格的共产党员。从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不够的。应当说，这种运动其实是可以大规模开展的。我们是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准备回答，因为关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那一运动有多大规模，还没有总的综合材料。我只知道一些零碎的情况，在党的报刊上看到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许多城市正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发展。彼得格勒的同志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彼得格勒开展得比莫斯科广泛得多。至于说到外省，许多实际了解这个运动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有关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只有在各种报刊和各城市党代表会议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得到综合的材料来说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否已真正成为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们是否能很快得到这种完整而又经过核实的材料，但是毫无疑问，从原则上来看，除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们再没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们不仅称作共产党员，不仅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件事并实际地加以运用。这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因此，每一个党代表会议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既从理论方面也从实践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只从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看这件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具有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以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真正实际的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它对清除混到党内来的分子和抵制腐朽资本主义环境对党的影响是有意义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必要的，它能使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对问题的这第二个方面，我想再稍微详细地谈谈……［注：速记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7年10月26日《真理报》第24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2—38页
注释：
[20]这是列宁在1919年12月20—21日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就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问题所作的报告。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这次代表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走向实际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同时也指出它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缓解运输、燃料、粮食等危机方面有巨大作用，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代表会议还听取了有关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组织工作的报告并批准了有关的工作细则。随后，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制定并批准了《星期六义务劳动条例》（载于1919年12月27日《真理报》），并成立了负责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专门机构。
这次代表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燃料、关于流行病斑疹伤寒及其防治措施、关于莫斯科的粮食情况、关于普遍军训和特种任务部队等问题。——[35]。
[21]共产国际是在1919年3月2—6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37]。
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即《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特别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后，实际上起到了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作用。他们有两个显着的特点：
第一个显着特点：
能够提出和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和路线，能够组建推行其资本主义路线的各级干部队伍。
第二个显着特点：
他们推行资本主义路线，一律地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来进行，因此，要揭穿他们的真面目相当困难。
党内的走资派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通过改变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渐进式地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他们扩大领导者、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距离，甚至把它变成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
他们利用社会主义还存在的商品交换，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买卖关系；
在分配方面，他们主张和推行物质刺激，扩大收入方面的不平等；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们宣传和兜售封、资、修的黑货，鼓吹利己主义。
总之，是通过不断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做好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组织的各方面的准备。
他们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干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等到他们的面目充分暴露时，他们推行的资本主义路线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的干部队伍已组建完成，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坐大，资本主义复辟已成现实，无产阶级从专政的主人变成了专政的对象，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弱势群体。
这时候，由于核心领导和各级领导权被走资派纂夺，舆论工具被走资派掌控，无产阶级和党内的健康力量已经很难组织起强有力的反抗。
更为可恶的是，走资派搞资本主义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进行的，他们在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的同时，还糟蹋着共产党的光辉形象，许多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群众会把自己受苦受难的怨恨都发泄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身上，认为是共产党不好，是社会主义不好，甚至愤而支持那些坚决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党外人士。
比如前苏联的叶利钦，他本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叛徒，他曾以坚决地、公开地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着称，当他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后，1990年5月29日，反而以57.4 %的得票率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6月12日，又以57.3%的支持率击败俄罗斯共产党，登上总统宝座。
看看我们自己的党。 30多年来，走资派在推行资本主义路线时，怕的是胆子不够大，怕思想不够解放，怕步子不够快。就是不怕分配不公，不怕贫富不均，不怕两极分化，不怕座座民生大山压向民众。他们大力推行私有化，积极倡导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他们打开魔盒，把“私欲”这个魔鬼放出来，让它在社会上肆意横行，致使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优良传统道德丧失殆尽，黄、赌、毒，偷、骗、抢，黑、恶、假等丑恶现象泛滥成灾。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的普通百姓苦不堪言，这些基本群众因此而对共产党产生不满，他们由原来的相信共产党，热爱共产党，变成了怀疑共产党，甚至怨恨共产党。
那些从上到下，遍布城乡各个角落、各个领域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更是每日每时地、不间断地往共产党的脸上抹着灰。
还有走资派豢养的走狗文人、专家学者，他们把明明是因为推行资改路线而带来的各种丑恶现象和社会弊端，却无耻地归罪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归罪于“专制”、“独裁”，归罪于没有实行“西方式民主”，归罪于“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如何经受得起党内走资派、贪腐精英、无良文人三十多年来的反复践踏。曾经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无比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如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一落千丈，甚至跌落到了任人辱骂却不敢还嘴的可怜境地。不敢想象，假如真的哪一天有叶利钦一样的人物来参加竞选的话，我们这个党到底还能赢得多少比例的选票？
回来再说叶利钦。他当上总统不久，就下令查封了苏共中央的办公大楼，扯下了苏联共产党党旗，拆除了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碑。尔后，就是震惊世界的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轰然垮台。
苏联社会主义的彻底垮台，是苏联共产党内那些走资派朝思暮想的结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叛徒，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结局。他们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是葬送苏联社会主义的元凶，是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也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共同的敌人。
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是被无产阶级专过政的，是被剥夺了各种政治权利，被剥夺了财产，被剥夺了“天堂般美好生活”的阶级。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充满了深仇大恨。
资本主义一旦得以复辟，他们会以“百倍的仇恨”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复仇，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从经济上盘剥，从政治上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
以俄罗斯为例，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即1992年，叶利钦在经济上施行“休克疗法”，即在全国迅速地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致使物价飞涨，当年通胀率高达2510%，老百姓的银行存款几乎损失殆尽。极少数权贵资产阶级在私有化浪潮中一夜暴富的同时，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也在一夜之间变成赤贫，人民的生活水准普遍倒退了20年。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指每年春季在俄罗斯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15名工人在下班后“义务加班”，抢修了3台损坏的机车。随后，该铁路局职工响应苏联共产党号召，为支援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在星期六从事义务劳动。这一活动很快得到全国工人响应。1920年5月1日星期六，举行了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时任领导人列宁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区域内的清扫工作。之后，这一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前。
指苏俄的工人阶级为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保证国内战争的胜利，积极响应俄共(布)的号召，在每周末进行的自觉的义务劳动。这一群众性运动从1919年5月起在全国展开。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白匪军联合起来，向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发动猖狂的进攻，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1919年春天，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集中全力对付苏维埃共和国，他们掩护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等白匪军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就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列宁提出：“必须竭尽一切力量来击溃高尔察克”。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提出“一切为东线！”的口号。为响应党和列宁的号召，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派了五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和十分之一的职工会会员到前线去。共青团派了几千名最优秀的青年到东线去。不能到前线去的工人在后方劳动战线上表现了忘我劳动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起初，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不大，但是，列宁热烈赞扬这一举动。列宁曾在好些讲演和文章中，提到它的重大意义。列宁说：“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千百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1919年11月，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给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强调说：“应当更经常地、更积极地、更有系统地、更有组织地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首先是利用这种劳动来解决燃料问题。” 1920年5月1日（星期六），举行了全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了这一运动。从此以后，这个运动在苏联各地蓬勃地开展着，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开端。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也参加了此次活动。他表示：“今天有150多万人参加义务劳动，以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整洁、美丽和舒适。我非常感谢所有参加活动的劳动者。”俄人民演员诺日金称：“我们这些老年人也来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是民族团结互助的象征，有助于提高民族凝聚力。”
除了莫斯科外，在圣彼得堡，20日也开展了义务劳动，约有25万人参加。在普斯科夫市，数十名俄共党员携家带口来到当地的列宁纪念馆，清扫纪念馆及周边卫生。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20]
（1919年12月20日）同志们，代表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说，你们要我作一个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的报告，并且为了能够充分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要我把报告分两部分来谈：第一，莫斯科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况和效果；第二，关于如何进一步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一些具体结论。我只想谈谈一般原则，谈谈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我们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中的新事物——使我产生的一些看法。因此，关于具体问题，我只非常简略地谈一下。
刚开始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还很难判断这样的事能受到人们多大的注意，它能否变成一件大事。我记得，报道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时，那些同工会建设工作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的最初反应，如果不说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格外审慎的。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根据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成了不起的大事。从那以后，星期六义务劳动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在我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了。
的确，我们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甚至把它用于我们党的名称。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里除产生了好的一面外，可能还给我们造成了某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更改党的名称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明确地同占统治地位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中绝大多数正式的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通过自己的领袖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或本国政府方面以后，我们已经很清楚，旧的社会主义已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和破产。为了最明确表示我们不能把那些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跟着本国政府走的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为了指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腐朽、已经死亡，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这一点，当时才产生了更改我们党的名称的想法。况且，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早已不正确了。早在40年代，当这个名称在法国刚开始在政治上广泛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名称，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由此可见，更改我们党的名称（它已成了新国际的名称）的主要动机和原因，是要同旧的社会主义坚决划清界限。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这样一些遗迹和习惯，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最常见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自然，在那些为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正在采取最初步骤的人看来，“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遥远的。因此，尽管我们改变党的名称的做法非常正确，尽管这样做好处很大，尽管我们已经完成的事业规模巨大，十分宏伟（现在共产党遍于全世界，共产国际[21]成立虽然还不到一年，但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国际要强大得多），但如果把“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
正因为这样，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也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之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支配地位，这表现在小规模经营占优势，还表现在最厉害最猖獗的投机倒把活动上。可是，当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驳我们时说：你们粉碎了大资本主义，而从你们所有的毛孔中冒出来的却是最恶劣的投机性的高利贷性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就回答他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大资本主义在各个地方，甚至在那些还没有采取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的国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批评和反驳都是无足轻重的。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开始出现新的、投机性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来取代它。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的斗争，它转入了各种小投机倒把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的是最恶劣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
在战争环境中变得激烈得多的斗争，引起了最疯狂的投机倒把活动，在资本主义规模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过渡设想成另一个样子是完全不正确的。从现时的经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要问苏维埃俄国现时的经济制度是什么，那就应当说，它是在大生产中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以千百万种形式进行最顽强的反抗的情况下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和我们遭到同样战争灾害的西欧国家，例如奥地利，与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那里资本主义瓦解得更厉害，投机倒把活动更猖獗，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萌芽，没有反击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即出现个人为社会进行的大规模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权力机关和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时，才开始产生。这不是农村中历来就有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把“共产主义”这个词不仅用于党的名称，而且用来专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这样做就更正确。如果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巩固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从社会主义中必然会生长出共产主义来，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来。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形成和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与一切旧有的资本主义准则相反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的东西，即大规模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当今年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忍受着极度饥饿极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响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开始推广并得到群众支持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我们确实应该在各方面支持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仅仅从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原则意义说够格的共产党员。从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不够的。应当说，这种运动其实是可以大规模开展的。我们是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准备回答，因为关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那一运动有多大规模，还没有总的综合材料。我只知道一些零碎的情况，在党的报刊上看到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许多城市正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发展。彼得格勒的同志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彼得格勒开展得比莫斯科广泛得多。至于说到外省，许多实际了解这个运动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有关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只有在各种报刊和各城市党代表会议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得到综合的材料来说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否已真正成为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们是否能很快得到这种完整而又经过核实的材料，但是毫无疑问，从原则上来看，除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们再没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们不仅称作共产党员，不仅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件事并实际地加以运用。这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因此，每一个党代表会议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既从理论方面也从实践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只从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看这件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具有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以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真正实际的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它对清除混到党内来的分子和抵制腐朽资本主义环境对党的影响是有意义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必要的，它能使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