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只有同工农兵结合才能成事

学生只有同工农兵结合才能成事

 

 

 

马克思曾说过：“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五四运动至今一百多年了，这场运动虽然过去了一百多年了，但其影响还时时显现于现实的政治博弈中间，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在争取对它的解读权。

五四运动之所以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批青年学生作为运动先锋的参与。青年学生运动只有同工农兵结合才能成事。

旧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是农民，农民孩子平均八九岁开始干活，十四五岁就要结婚生子，然后在封闭的农村环境下度过自己的一生，鲁迅笔下的闰土就是旧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

清末十年新政过程中，政府大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由此产生了近代的学生群体，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骨干力量就是以留日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

清政府为了自救而培养的学生，最终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中的一员，这就是历史无情的辩证法。辛亥革命后，毛周一代90后青年，就读新式学堂的就更多了，他们成为了以反帝爱国为旗帜的五四运动的先锋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在一二九运动中，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学生们爆发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1939年，毛主席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讲话《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讲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可以说都基本来自于五四和一二九两代进步学生。一代代进步学生们前赴后继，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上所说的学生不仅包括大学生，还包括中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就有郭明秋这样的中学生，甚至有的人说一二九运动是中学生领导了大学生。学生在现代社会的特殊作用，体现在他们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

1925年，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把“中学生”列为小资产阶级的五个知识阶层之一，与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并列。后来，1939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此有一个解释，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从毛主席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划分阶级要以生产关系为基础，但也要综合考虑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毛主席讲到了家庭出身和生活条件，比如很多学生的收入来自家庭，可以说是一种二次分配，所以不能单纯地说学生是哪个阶级的，但在旧中国，如果能上中学、大学，普遍应该来自富农或小商人家庭及以上，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角度上看的。

接下来，毛主席讲到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这里讲到了在社会阶级结构中，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青年学生也受着剥削压迫，因此是一支革命的队伍。

第三，毛主席讲到了他们在辛亥革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紧接着，毛主席讲到了知识分子的缺点和解决办法：“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毛主席的这段话具有何等的现实意义！学生在现行教育制度下是专门读书的，所以社会上一般把学生叫做“读书的”，当下90后一代人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已达15年，他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候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不用担心基本生活的他们有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有对个人前途的彷徨迷茫，有困惑焦虑，有对黑暗与不公的不满，就是毛主席说的“富于政治感觉”。

但是因为脱离社会，不从事生产，所以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思想空虚体现在很多时候无所事事，耽于幻想，心态消极，性格软弱，行动动摇体现在从“左”跳到右，从盲动主义到取消主义，等等。学生具有双重特点，一方面是具有朴素的社会正义感和对弱者的同情，另一方面是毛主席说的“缺乏彻底性，带有投机性”，“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工作中才能克服，事实也是这样。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的结合，是彻底改造自身的方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结合怎么理解呢？我认为，不能理解成只有直接做工做农，甚至变成工人农民，才能叫结合，那样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李大钊、鲁迅可以说都没有“结合”过。这种结合应该理解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在思想感情上彻底完全地站在工农立场上，在行动上支持群众的正义斗争，并且与群众一道为改变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的状况而奋斗。结合的方式千万种，只要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加入工农群众的队伍，改造自我，在改造自我的进程中促进他们的团结与进步，都是可能的结合方式。

恩格斯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时说的：“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

恩格斯通过观察和研究的方式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唤醒了麻木的人们，鼓舞了无产阶级的斗志，这就是他的一种结合方式。毛主席小时候做过农活，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与农民结合在一起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毛主席只是对农民同情怜悯，并没有在立场感情上完全站在贫苦农民这边。1927年初，毛主席在湖南乡下考察农民运动的时候，虽然没怎么直接干农活，却为农民运动的正当性大声疾呼，创作宏文，可以说是与农民结合在一起了。

最后，学生的未来是什么呢？那就是最终要消灭建立在阶级社会基础上的脱离劳动的学生阶层。毛主席晚年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这一构想：“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主席说的意思是，学生不应该专门读书，读死书，死读书，要缩短教育年限，要把学生转变成劳动者的一部分，这是消灭脑体差别进而消灭阶级的一个重要方面。换言之，在消灭阶级的人类历史过程中，学生这个脱离劳动、专门读书的特殊的社会群体会随着脑体差别的消失而消失。教育将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小学高年级就开始半工半读，带有压迫性质的考试制度也将取消，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将从学校开始实现。那个时候的学校将不是统治阶级进行规训的场所，而是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部分。

1967年，针对当时的形势，毛主席借点评五四人物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期待，他说：“五四运动的右翼是胡适，后来他成了美帝的走狗，五四运动的陈独秀也成了反革命。当时的李大钊，写的文章也不多，但他埋头工作，后来成为革命的左派。还有鲁迅，当时他重视社会调查，独立思考，后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不做昙花一现的人物，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历次的革命及我们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想问题的人，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愿同志们多想问题，少出风头。

[yongbing1993]

《缩短学制》被走资派复辟至今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１〕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毛泽东

学制可以缩短。

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以上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

以下是走资派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教育。

有学者说：“建议小学教育缩短到5年，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的这一提议引发热烈讨论。贺丹之所以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主要是为了 缓解学业与生育的矛盾。

目前，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的7.6年提高到2015年的9.1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从1978年恢复高考时的85.6万扩张到2019年的3031.5万。

毕业难、就业难、特大城市的落户难等因素影响下，传统的“成家立业”已经转变为“先立业后成家”，女性结婚年龄不断推迟。

贺丹认为，婚姻推迟不仅给女性带来高龄生育风险，不利于母婴健康，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还会降低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可能性。

事实上，过去十年来，一直有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缩短学制的建议，每次都引发舆论关注。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缩短学制究竟是否可行？我们来听一听专家们怎么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去年1月接受专访时就曾表示，当前教改政策尚不完整，中国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考试社会的内卷，必须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普及高中，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张红伟于2021年两会上也建议，“推行十年义务教育，小学学制缩短为5年，初中3年，高中缩短为2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接受采访时称，社会舆论支持缩短学制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基础教育应试化，“初二就上完初三的课，高二上完高三的课，部分舆论认为可以通过压缩学制，减轻学生负担，快速出人才。二是中国进入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缩短学制可以应对劳动力短缺。”

事实上，对于这一建议，早在2016年， 教育部在对相关提案的答复函中就曾明确表示， “目前缩短学制尚缺乏成熟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缺乏国际上主要国家变革为参照，改革时机还不够成熟。”

教育部表示，学制变化受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影响极为明显，当强调发展速度、快出人才，或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时，一般会有缩短学制的要求；当强调教育质量、增加教育内容，或社会就业压力较大时，一般会有延长学制的要求。

“制定中小学学制最应强调的首要因素是必须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但却往往被忽视。”教育部在上述答复函中称。

从全世界范围看，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学学制基本为12年左右。如美国、日本、法国、印度为12年制，德国、英国为13年制，俄罗斯为11年制。

教育部表示，中小学学制涉及课程设计、课程标准、教材编写、与高等教育知识体系衔接、教师编制、人口变动以及劳动用工等多方面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调整，需要全面的科学研究和论证。

此外， 中小学教育周期需要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学制改革要谨慎而行。从历史经验看，每次学制变动都必然引起中小学校布局调整、校舍建设、教师队伍结构调整等系统变动，对学校管理和教学秩序带来较大冲击。

“关于缩短学制的讨论，我们研究院内部也做过大量研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我们，当前实行的633学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最早于1922年建立。当时蔡元培、胡适、陶兴之等人做过大量调研，并对比日本、德国、美国的学制，基于对未成年人发展阶段性的深入研究而确定的。

“儿童生理发育和成长发展的阶段性认知，是决定当前学制的主要因素，婚育等最多只能作为考虑因素之一。”在储朝晖看来，“即使更改了学制，生育问题也难以一时半会解决。”

储朝晖认为，义务教育是国家规定的带有强制性的教育，其有设置的课程标准。此外还涉及到对义务教育概念的理解，它是包括义务教育法在内的一整个体系，所以考虑问题不能过于简单。

教育部2022年数据显示，在实现全面普及的基础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4%，“剩下4.5%的孩子，在学校难以找到归属感，不适应才离开的。”储朝晖表示，如果将高中也纳入义务教育，可能就造成更多的不适。

熊丙奇也认为，如果基础教育的应试化倾向不变，缩短学制只会导致学生的负担加重，提供给学生的基础教育更不完整，基础教育不能只是学科知识教育，而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做到“五育并举”，不可能用九年就给学生打下坚实的人生发展基础。

“如果不能推进社会转向能力社会，哪怕缩短学制，也不可能让人才快速进入社会。”熊丙奇称，为了获得更高学历，高中毕业后，学生还会复读，读完本科后会考研。只有建立能力社会，才会遏制学历高消费。防止为追求高学历而产生的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

[yongbing1993]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新农村建设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是成功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思想价值观念、组织与动员制度、工农互动、知识与科技下乡的政策机制所构成的价值合理性工具和技术合理性工具的有效系统，描述了毛泽东“乡村型的城市”。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就能逐步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实现毛泽东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宏伟蓝图。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描述了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其主要代表为：核能、航天科学、基因工程、信息革命、新农业革命。(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P426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发动的工业化的第三次高潮对接了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工业化第三次高潮的经典作品为：“两弹一星”、(核能、航天科学)人工结晶合成胰岛素(基因工程)、计算机(信息革命)、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及杂交水稻(新农业革命)，另外，激光技术也在世界前例。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自主创新的向高科技进军的时代。

1966年1月27日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通过了《1966年工业交通工作纲要》，正式提出“大庆式企业”概念，并指涉六项具体方针，即是：

a、学军。

b、学大庆。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争取有20%或者更多一些企业成为大庆式企业。

c、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争有更多的产品在质量和品种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d、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抓好产品设计革命，建立和加强科学和实验工作。

e、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特别是地方工业应把为农业服务放在第一位，积极发展地方的钢铁厂、煤厂、电站、机械厂、化肥厂等“五小企业”。试行以厂带社、厂社结合。发展科技服务社，定期下乡，为农服务。

f、积极支援国防，保证国家重点建设。

毛泽东时代抓工业的同时，抓好 《农业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新农村》

经过多年的探索，毛泽东已积累了一套建设农村的方案：

农村：

a、走集体经济道路，并用“人民公社”使集体经济制度化。

人民公社是党在农村组织与动员农民的制度工具。

人民公社也来源于它的反题：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富裕问题，因此，只有走进集体经济。

b、城乡结合农业：

1、人民公社化，与工业化相适应。

2、机械化。

3、办工业。

农民即社员：

a、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

b、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c、教育农民。

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五十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内涵。大寨精神描述了这个方向。

(1)大寨精神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第一次代表中央概括了大寨精神：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

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

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资料来源《农业学大寨始末》)

(2)、《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这个《修正草案》于1962年9月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对原草案作了八点修改和补充。

一、确定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二、人民公社的规模为一乡一社，长期不变。

三、人民公社的组织结构，可以是公社和大队两级，也可以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

四、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必须厉行精简，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

五、公社、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办企业。

六、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的5—7%，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

七、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在适当水平上在一定时期中稳定下来。

八、国家应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

注意其中的两个“长期不变”的意义。这两个长期不变，毛泽东一直没有改动。人民公社探索中出现的极左思潮已被清除。

1971年8月12日至9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林业工作会议提出：

从1972年起，用五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的要求;用5年、10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实现“在自然条件许可和人力能够经营的范围内，绿化荒地荒山。”

鼓励社员在宅旁、屋前、屋后或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树，自种自有。所谓“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指责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主流精英在评价人民公社时，只讲人民公社创建时出现的问题，不讲《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后的公社，这显然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学大寨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进一步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

农村人民公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农村人多地少，有大量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仅在现有的农田资源上谈不上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多大的意义。农民积极性的调动主要显现在如下几个方向上，而这些事业最好的选择就是依托人民公社。

农村人民公社实现了对农民的组织与动员，把农民团结在党强国富民的目标上，形成了生产力的巨大力量。

毛泽东：“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福利事业。”(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yongbing1993]

毛泽东农村人民公社的价值诉求





农村人民公社曾经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制度体系和中国乡村社会的存在方式。当年毛泽东极力“推广”人民公社并将它设计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模式，凝结着他对中同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这种诉求在于，通过全新的制度安排，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统筹农、林、牧、副、渔，建立一套较完整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寻求一条既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又能改造传统小农社会，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自己的农村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

农村人民公社的设想和具体制度安排，是把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统一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之中。

1958年，当一些农村在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中自发合并建立大合作社（公社）时，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此寄予承载中国农村发展前景的厚望：几十年之后，我国的乡村将有许多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对于公社的设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当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在毛泽东看来，“农场”只意味着一种纯农组织，而人民公社要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俱全。农村人民公社凝结着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

农村人民公社曾经承载了毛泽东深远的期望，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在它存续的二十余年当中，支援了工业化建设，促进了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发展了农业生产，以较低的成本满足了广大农村对医疗卫生保障和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战略设想与战术实现之间的配置等问题，毛泽东在推广农村人民公社时所赋予它的价值诉求没能充分显现出来，但却为今天的农村发展道路留下许多令人深思的空间。

走资派邓小平将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利益联结机制消失后的这些年来，农村耕地和山林因切块承包，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小生产单位，责任到户，形成了碎片状的“井田”或“西瓜田”，农户利益也由此而碎片化。一方面，由于生产单位小，每家每户独立核算，生产分配完全自主并各自为政，从而各自利益也是互相分立的。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同一地区相互分立的农户在生产上往往相互搬套，同质同构，因而在出售农产品时常常相互竞争，这就加剧了利益的冲突。并且，单个农户在购买生产资料时，交易成本高，还因势单力薄的弱谈判地位常常受中间商的欺诈和盘剥。这些既是农户利益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反过来也加剧这种碎片化程度。

由于农民利益的分立和碎片化，导致了当下一系列的“三农”问题。其中最突出是农村公共设施失于维护和公共事业建设难的问题。

以水利为例，贺雪峰对其家乡湖北荆门5个村的调查材料显示：

自1958年开始，历时8年，调集4县10万民工施工修建的漳河水库，最高可以灌溉200万亩以上农田，5个村的几乎所有农田可以直接受灌。

然而现在该水库灌溉能力不足百万亩，这5个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漳河水了。”

另外还有一个1976年修建的可灌溉1.4万亩农田的新贺泵站，曾经为其中4个村的耕地供水，而今也因河道长期得不到清淤，水渠被毁，可灌溉耕地不足千亩。

水利是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在农民利益分立的情况下，即便是小水利建设也因成本居高和“公地悲剧”而无人问津。

每一块农田对水的渴望并不能自然带来建设大水利的合作，即便以前有的庞大水利工程设施，也因与利益碎片化的农户组织生产之方式有冲突而得不到维护，即水利的维护和兴建失去了组织支撑。

水利设施建设如此，其他公共事业（如村庄道路、供电、初级教育、初级医疗等）也类似。山林也同样存在因划片承包、分散管理而疏于保护甚至毁林开荒等问题。

农户利益碎片化已成为当下农民增收的制约瓶颈。无论是购买生产资料还是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个体农民并不具有市场的溢价能力与筹码，极大地制约了农民劳动成果价值的实现。

同时，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更无力与资本抗衡。

最为明显的是单个农户与投资者的信息极度不对称，无法判断土地的增值前景，也难以提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要求，因而土地承包租金低端固化。

林地的经营权流转情况更不容乐观。例如广东某县山地使用权的流转期限为30年，第一个十年，每亩山地农民得到6元，第二个十年得8元，第三个十年得10元。

更有甚者，某大型木本油料专业种植基地的山地租金，每亩仅为1-2元。再者，农民进行集体劳动的体制性条件已不存在，这使得需要合作才能开发的产业几乎成为不可能。

当农民在“一亩三分地”上的纯农劳作无法满足基本生计的时候，只能离乡背井进城打工寻找出路，这实际上是许多农民抛地并恶性循环的起点。

由农户利益碎片化而引致的种种问题，彰显了组织起来构建人民公社的必要和迫切。然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瓦解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使得不少人“谈社色变”。

今日农村，虽然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工商业，但在农业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不能组织起来，而致他们无法改善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供给问题，成为当今不少农村破败不堪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农业的发展飞跃，就是人民公社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

[yongbing1993]

走资派开枪后学生梦想争名夺利







《六四》邓小平是开枪镇压学生运动的。 《六四》期间邓小平是军委会主席。 调动军队没有军委主席的同意能行吗? 邓小平反覆警告说如果北京市进行中的抗议活动不迅速平息的话，意味着中国将冒着经历另外一次内战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风险，而他的意见亦 得到其他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的支持。 《不迅速平息》，《又是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在之后演讲中称呼因为《六四》事件而丧生的解放军士兵们为《烈士》，并且指出示威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共产党以及国家，希望能进一步《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为什么要开枪镇压? 一, 中國將冒著经历另外一次內戰的风险! 二，中國將冒著经历另外一次文化大革命的風險! 三, 六四示威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推翻共產黨以及國家!

走资派邓小平开枪镇压后的中国各大学的学生都忙着为自己的梦想都去争名夺利了。难怪四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学生们都成为了《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管自己《争名夺利》无关他人死活，更不关心国家如何，有奶便是“娘“。

尤其是《文革》被搞乱了，走资派邓小平复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后。如今走资派特色社会的事实是道德沦丧，信用崩溃，价值观念严重背离，就是掩盖10年文革历史的结果。真实的文革被掩盖，人民创造的历史，被纂改。

为了走资派邓小平翻案的政治目的，牺牲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奋斗和抗争的精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世界各国的建交如下：亚 洲11个国家。非 洲21个国家。欧 洲11个国家。美 洲15个国家。1973年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双方商定，各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

1976年四五事件之前，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但还不希望把邓小平当成刘少奇、林彪那样当成对抗性的政敌打倒，毛泽东说：“他（指邓）还是 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 ，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 ，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问题的本质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而是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9年《六四》邓小平是在《镇压学生运动》。 所以邓小平的问题的本质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而是已经变成对抗性的矛盾即敌我斗争了。 走资派邓小平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员了。 走资派邓小平也不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走资派邓小平对内《镇压学生运动》，对外投降帝国主义。 走资派邓小平完全复辟资本主义了。

走资派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纠集了一批大中小走资派和右派分子和支持走资派的人以借口「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 群众，给毛泽东制造麻烦，轰支持毛泽东的四人帮下台，毛泽乐还活着，走资派邓小平就迫不及待地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 支持者的发难。

这是走资派邓小平们为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目的是以“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 是走资派邓小平的谣言公司。

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文革》期间：在政治上制定了75宪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宪法确定了人民群众的四大言论自由，罢工自由。来自基层的工人农民解放军首次直接进入权力机构，营业员可以做人大副委员长，农民纺纱女工可以当副总理，在珍宝岛战斗中立功的普通解放军指战员可以火箭直升到大军区副职。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一个官民平等的时代，大量干部不脱产或者半脱产，这也使得文革期间的行政费用得到压缩，可以将资金用在教育医疗和军工科研开发上。

经济金融增长迅猛。1966到1976年，即使按照GDP计算，中国经济增长率69年70年是建国至今GDP增长最高速的两年。中国还以黄金最低价35美元/盎司买入400吨黄金，收益率达到40倍！至毛泽东逝世的76年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军事科技突飞猛进。氢弹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等大杀器都是在文革期间开发成功。66年发射成功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氢弹原理爆炸试验成功。67年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成功，比法国还领先。70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75年连续发射3颗人造卫星。74年第一艘鱼雷核潜艇航行试验成功完成。75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

外交成就空前绝后。文革10年和中国建交国家总数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10年都达不到的水平，占到中国至今建交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强。除此之外，中国出兵32万抗美援越，打下美军战机1000余架。结果美国尼克松反倒乖乖跑到毛泽东卧室求和，中美中日关系破冰均在文革期间完成。

人民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革10年中学数量增长10.3倍，中小学学生数量空前绝后，大量知识青年以及城镇重点中学的老师纷纷来到公社大队教书育人。工农兵学员制度令基层工农兵都能上大学。与此同时，文革期间还编制了大量通俗易懂的教材，如赤脚医生手册，成为联合国推荐书籍，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至今仍为不可替代的经典之作。

人民卫生事业大跃进。文革期间中国实现农村合作医疗普及，几乎从零扩充到全国农村93%，数以百万的赤脚医生下乡，一百万多的白衣天使从城市以及军队组成专家医疗队巡回下乡，文革1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全球排名从160位猛增到85位。而文革后这一排名反而下滑10位。

农业也取得辉煌成就。毛泽东时代大兴水利；引进化纤生产线，使得大量棉田得以用来种粮；引进化肥生产线为中国农业稳产高产奠定技术基础；开发成功高产水稻，为农业丰收奠定基础。也正因为有了水利化肥和高产稻种，才使得中国能够在1978年时粮食产量跃居世界第二，棉花产量世界第三。

科学技术大发展。文革期间开发成功青蒿素。三结合使得工人迸发出极大创造力，技术创新更是层出不穷。73年研制成功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工业也是取得巨大成就。三线建设共建成124个机械工业大项目，湖北二汽，陕西汽车，四川汽车，东方电机，东方汽轮，东方锅炉，还有一大批重型机械厂在三线建成。50年代中国还是农业国，到了1978年钢产量已经超越英法意，名列全球第四；从贫油国变成基本自给自足的世界第八大产油国。原煤产量世界第三，发电量世界第七。

所谓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纯属造谣。72年后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四三计划”，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包括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 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

历史书上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说他们把中国经济搞到“崩溃”边沿。很让人困惑：四人帮当初根本就不分管经济，凭几篇文章就将中国的经济冲击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形势事实是：

1966年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贵昆铁路比原计划提前9个月接轨。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制成第一批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967年中国石油产品品种和数量自给自足，勘、采、炼技术登上世界高峰。中国第一台载重150吨中型平板车造成。春季广交会开幕。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昆铁路建成通车。全国夏粮丰收，比去年增长一成。中国第一台100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中国援助赞比亚政府10一无息贷款修建坦赞铁路。中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广交会开幕。中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1968年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人民日报》发表《“自由市场”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刀》中国特大型轴承制成。根治淮北平原涝灾的大型水利工程――新汴河工程开工。中国夏粮丰收。中国早稻丰收。中国研制成第一批液压传动内燃机车。万吨远洋巨轮“高阳”号下水。富春江大型水电站建成发电。中国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各地新建一大批化肥厂。农村中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相当于过去的20年的两倍。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新疆哈密矿务局露天煤矿投产。葛洲坝一期工程开工。

1971年中国轻工业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开展工业学大庆。第一艘两万吨货轮“长风”号下水。追加基本建设投资51亿。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新华社报道，全国建成1800多座小水泥厂。西部地区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新华社报道，全国年度水利建设50亿立方米，增加农田3000万亩。

1972年从国外引进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以后又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解放军落实五七指示，发展农副业生产，许多部队做到肉菜自给。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双方同意互相发展贸易。新华社报道，我国电子工业进一步发展，1971年收音机产量相当于1965年的4倍。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 一米 七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领有设备在北京、上海、四川、唐山。 4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安家落户。湘黔铁路通车。中国第一辆载重300吨的大平板车问世。

1973年人民日报发表新年献词，农业夺取好收成，工业生产上升。国家计委提出进口43亿美元国外设备的方案。新华社报道，1972年是解放以来电力发电站装机最多的一年。

1974年为在本世纪内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用几个五年计划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战略思想，国家计委提出《关于拟定长远计划的报告》。国务院要求跟抓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严格控制粮食销量等四点要求。国务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从国外进口一批大型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和连续式钢板轧机等设备。国务院批示防止沿海水水域污染。新华社报道，胜利油田去年创年钻井进尺 150105米 的全国石油钻井最高纪录。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掀起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中国西南交通干线成昆铁路建成。地热发电站在河北怀涞建成。中国第一艘二万五千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建成。第三十五届广交会开幕，规模为历届之最。

1975年周恩来提出，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新华社报道，四川省开发天然气取得新成就。新华社报道，我国红麻、黄麻实现自给自足。降低半导体收音机零售价格。景山发电厂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控制10万千瓦燃煤气轮发电机组成功。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第一次发现古生界地层油田。国务院界定出口黄金，引进铜、铝、橡胶、涤纶等原料。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1976年又一艘万吨级浮船坞“华山号”研制成功。大型火力发电厂――莱芜电厂投入生产。邮电部门发展传真通讯技术。广交会开幕。京沪杭载波电缆投产。6011米 超深井打成。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人数比1965年增加7.5倍，调查工作发展到黄海、东海和南海。有点职工建成全国微波通信干线。第一座现代化10万吨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上海黄浦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双层铁轨建成通车。人工培植的小黑麦在我国西南、西北、华北推广。滇藏公路建成通车。新华社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创历史新水平。沿海铁路干线津沪复线工程提前接轨。唐山地震。北京至山海关铁路修复。第一艘五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在大连下水。现代化化纤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建成。新华社报道，全国80%以上的县建立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倍。江南9省已探明的某谈储量比文革前增长了2倍。高速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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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如何对待支持《学生运动》





《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学生运动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67年9月16日。文革进行一年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至十七日凌晨一时，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接见了北京大专院校天派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

参加接见的还有戚本禹、姚文元、叶群、吴法宪、傅崇碧、李钟奇等首长。江青同志主持会议。领大家学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3页第三段、第224页第二段、第229页第二段。

江青同志说：小将们，今天开会。小将们，你们不是老将，是小将。现在请总理给我们讲话。

周恩来：有些事商量，找一些大专院校红代会、各学校一些代表来会谈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直到现在分成两派：一个叫天派，一个叫地派。今天找天派，天派的后台可能有我一个(伯达：陈伯达。康生：我是地派的后台)，对我是个新闻。有个很好的经验教训，我们喜欢坐飞机，一个经验，坐飞机从地上到天上，最后还要到地上。

我希望号称天派的回到地上来。天派对形势有个错误估计，任务是从形势来，我有一次看过清华《井冈山》小报，对形势估计很坏，说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毛主席是少数了，是悲观的，到处传闻。

最近又比如，七·二O后，在天安门上支持八·五大字报，我同谢富治也遇到几位。韩、蒯等几位同志，是第三次革命大串连阶段，北京学生到外地。中央根本不是这样，全国掀起那么大的批判高潮，还开了百万人的大会，形势大好，大联合，大批判。为什么还要出去搞串连？我们否定了这种看法。

尽管这样说，可是许多同学回去还是这样估计，把人派出去。八月十日十一日两天我和两方代表都谈话，批判了这种形势估计。清华走得最多，四、五千人，北大也不少(伯达：北航也不少)因为听外面来电话，叫他们回来，就是不理。(江青：清华出去五千揪军内一小撮。今天出的报纸专门反对我，蒯大富到今天还反对我。蒯大富来了没有？你站起来，我今天批评你，严肃批评你，你要作检讨。今天是批评，不是打倒你)

武汉“三钢”“三新”到北京犯了同样的错误，也是悲观。“现在是反动的资本主义复辟前夜”“全国都要复辟”，这样估计，任务怎么提？“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夺谁的权？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夺我们军队了！所以揪党内一小撮到军内一小撮，宣传上犯了错误。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要负责。八月中也还这样估计，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错误口号，肃清这个口号的影响。

我们向大专院校谈过多次，和各地革命派也谈过，但始终我们的话不灵。北京一派形势悲观，还在传布揪军内一小撮，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所认识大好形势背道而驰。武汉反革命事件后，引起了各地的注意，这个教训，引起各地军队认识自己错误，马上承认，改正了。

解决各省市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快，差不多江西、浙江、湖南等省都在这个时期得到解决，比上半年要快得多。因为我们的领袖是毛主席，是无产阶级，军队是毛主席领导的，听毛主席话的，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一声号召，马上解决。

武汉也是如此。中央一声令下，马上解决。事情是毛主席说的“三相信”，北航同学也参加的，了解嘛，没有什么了不起，武汉陈再道、钟汉华这样的人有多大作用，一下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过了三个半月，革命总是深入了，向广度深度发展了，有的成立了革委会、革筹、军管会，总之把革命推向前进了。在这样的年头里，我们要求把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更深入推广，争取胜利，巩固胜利，抱着无限信心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大专院校不相信我们的话，主观臆断，主观主义，错误估计形势，“理想”不小啊！可努力方向背道而驰。前几天，江青九月五日讲话，放了录音，讲了三个问题。

在这三个问题上你们的做法刚好相反。第一个确信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在这个时候是主要巩固领导中心。《文汇报》十四日社论，领导核心首先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因为有这个核心，所以在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江青、伯达和我谈了“五一六”阴谋反革命，破坏党中央。

姚文元文章发表，最后一段突出性质，突出一小撮坏头头蒙蔽群众，揭发出来就行了，要认真对待，但不能扩大化。他们是从“左”的方面动摇党中央。“五一六”就是企图挑拨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关系，矛头好象对准我个人，其实同样对准中央文革。

我和中央文革共同战斗，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下，天天一起战斗。这样一个战斗关系，统一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下。是钻什么空子？从右、极左钻空子，到处传布，不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利于巩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动摇不了，他要干扰我们的工作。

今天我要再讲“五一六”问题。几个根本观点要说清楚。

一、只是少数，不要扩大化。当然要揪后台、黑手，不要到群众中去抓一大片，揭发一大批。他们只是靠造谣，他们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组织揭发后不要扩大化。在群众中这派揭那一派，那一派揭这一派，两派矛盾越来越深，也揪不出来。最近对“湘江风雷”头头，有坏分子，一下子看成坏人很多，同意了省军区报告，抓人多了，犯了错误。这是有范围，现在是全国范围，它(“五一六”)似乎称八个方面军，名字叫方面军。其实只有几个人。“红旗军”全国也只有这几个坏头头，揭发后没有多少，以后就不听他们的造谣。

二、我们赞成你们在学校各组织清查出这样的人，确实不要乱窜，自己弄清头头，和坏头头划清界线。最好是本组织，不要别的组织去搞，如农大。地派“东方红”，认清了秦化龙叛党真凭实据，直至在揭发前，我提了意见，他们很听我的意见，审查他，昨天把秦扭去。秦已交卫戍区，我通知了，接受下来，这样搞很好，不但如此，还把农大“东方红”与“五一六”有关系的弄清楚，告诉我，并分析为什么有这种思想，这样做就不能扩大，这样做就很好嘛！象在安徽“九五”讲话，两派打电话回去，都把自己方面的黑手揪出来，揪出来以后并肩游行。

(江青：二十万人。康生：两派并排)

好派、炮轰派并排游行，争先恐后、缴枪恐怕落后，自己把坏头头抓了去，送到军管会。这样的事情应该提倡。农大走资派没有参加你们这方面。农机大、地派，你们应当欢迎人家调查秦化龙。如天派，北航“红旗”也有地派，他们是合作的，这样行动有利于党的纯洁。至于“五一六”也要有这种精神。

三、对于“五一六”，也要把头头揪出来，还是要搞大批判，大联合。

不要因为一度受蒙蔽，就看成全体不好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主观主义，把群众推到对立面，挑动群众斗群众。

四、批判“五一六”以极“左”形式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领导。我们文革有什么矛盾？我们平常谈话当然不完全一样，各有各的风格嘛！

(康老：反映一种思想，与赫鲁晓夫一样，勾心斗角，你打倒我，我打倒你，资产阶级这一套)

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干扰，极左，实际上形“左”实右。我们指出“五一六”的反动性，但不能允许老保翻天，不能认为二月逆流对了，不能借此机会翻案。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毛主席核心领导。

象《文汇报》讲的，从中央核心巩固起，到地方核心巩固，你们就要问问自己，错误估计以毛主席为首的核心领导，你们不知道我们内部的政治生活，胡思乱想，把中央领导同志分成这一派那一派，干扰、动摇中央核心领导。是受坏人利用，要揭发问题、要检讨，走资派要想动摇，特务分子要想动摇，姚文元文章、九月三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的领导写了，要想动摇毛主席司令部，要想拆台，地、富、反、坏、右。你们啊！这是一种社会思潮，有的思想常常动摇，要深思，电话一到，好象从中央文革得到了什么宝贝似的。

这种做法很不好嘛！从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运动，受资产阶级影响大，形成许多派别。五四运动发展后，北大分两派：胡适之一派、陈独秀一派，各派都又分了一派。在共产党成立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正确领导，这仍然有不同意见。毛主席取得领导后，虽然有刘少奇进行干扰，但总的方面还是红线。你们常常把毛主席的领导孤立成不能起作用，老是搬起石头砸几个人，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

过去是北洋军阀，可以这样讲，现在不能这样讲。不错，有坏人，有特务，走资派，但最伟大的力量是毛主席。要相信这个领导，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批准的文件、文章在你们中间就不能起最大力量，那里你们思想占很重要的地位。回想一九一八年时候，我们时代和你们时代不同，我们羡慕。要好好从天上回到地上，好好地想，哪些对，哪些不对。

另外江青同志讲了，我们要巩固人民解放军，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人民解放军是支柱，不仅保卫国防，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卫我们，就是要保卫革命小将，不使走资派，坏人伤害你们。

而你们怎么看？在一个时期，宣传上犯了错误，你们就到处乱分析，只能乱分析，有人分析：“林彪副统帅只能指挥五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还不到。”完全是胡说，看到解放军发展历史，从秋收起义到解放军，一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个第一、四好连队。林彪指示，解放军做得是出色的嘛！我们怎么能怀疑解放军。

不错，有坏人，青海赵永夫，内蒙王逸伦、武汉陈再道，是个别的嘛！绝大多数军队考验过了。你们那么冲击，他们还保卫你们。看看语录，怎么能动摇信念。

靠战争解决问题，靠什么武器解决问题，若干青年人认识错了，有坏人就上当了，你们得不到好处。

拥军爱民，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江青跟毛主席把军委八条命令发展到十条，拥军爱民，八条实质是拥军，十条实质是爱民。

应该争取很好的一面，这个时代，毛主席的时代，特别重要，因为面临敌人。要搞走资派，要把他们批倒批臭。

希望有最好的敌情观念，敌情特点，一打内战就忘记了。

很多地方群众组织打内战，现在许多领导靠边站，应该通过大批判，达到大联合。

北京武斗破坏国家财产，工人农民带着眼泪进去，带着眼泪回来。有内因，有外因，有走资派挑拨，社会治安影响，这方面要照顾大局，继续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跟军队对立是错误的。

要搞好学校、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如军训，好好支持。伟大领袖教导，学校最好搞军训，实现三性，只有军训才能使无组织现象转为有组织。

军管。有些国家最机密的地方，必须军管，不能实行四大。机要的地方，随便进出行吗？如大会堂，随便进，行吗？

(江青：再重申：昨天夜里象强盗一样冲进红旗。革命小将，强盗哪有革命的。我气坏了，要谢副总理惩罚，要无产阶级专政)

[yongbing1993]

《五四运动》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青年节，谈起《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不能不提到毛泽东。

毛泽东重新解释了谁领导了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线。包括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未认为这个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所激发或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曾就读长沙一中，是与毛泽东相差十五年的校友。他在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中，记述了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毛泽东，和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解释。

自3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试图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现代史分期上的一个分界线和该党政治生涯的发端。它主要关心两个问题：这个运动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以及谁是它的领导者。

对于这些问题，早期共产党领导人没有给以一致的答案。那些曾在五四运动中起过作用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已经认识到这个运动的政治意义，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该党的活动即是“五四”精神的发扬。但他们从未认为这个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所激发或是共产党所领导的。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在《国民》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对大东亚和侵略行径，而不是仇恨日本人”的运动。他还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爱国运动，而是（十分笼统的）“人类解放”的一部分。

1938年陈独秀所写的《五四运动过去了吗？》一文，是对中共内部毛泽东等提倡的“农村苏维埃”和“山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其中他坚持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民主革命”。根据他的看法，这个运动应被看作自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一直持续到当时的“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有关事件之一。照他的理解，“五四”时期民众所要求的是民主和民族独立，这些要求可罗列如下：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卖国贼。

反对旧伦理的束缚，促进思想和妇女的解放以扫除封建残余。

促进科学，破除迷信，推动工业建设。

反对文言文学，促进以白话文作为教育和文化普及的手段。

促进人民权利，反对官僚政治。

在陈独秀看来，一直到当时民众所提出的基本上仍是这些要求，现在需要做的事是去实现它们。陈独秀承认，五四运动的缺点是，它主要是由青年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阶级发动和进行的。但他强烈反对流行的共产党的看法，即“五四”时期已经过去。

受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概括性解释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不同意陈独秀对五四运动的这种看法。毛泽东实际是被这个运动所唤起而开始其政治生涯的。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抓住和利用了这场学生和新文化运动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

毛泽东自1913年春到1918年夏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这个时期的开头几年，毛泽东除了阅读正统的中国历史以外，还读了一些严复等人翻译的西方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穆勒的《逻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著作及希腊、罗马文学等。但毛泽东不久就被《新青年》所吸引而放弃了早先的理想。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毛泽东在1918年9月至1919年初第一次在北京逗留期间，曾深受北京大学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

1919年3月毛泽东自上海回到长沙。在得知五四事件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和长沙市的学生一起参加了支持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活动。这个事件无疑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由于支持和参加学生运动，使毛泽东从一个湮没无闻的中学毕业生一举而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毛泽东主编的延续时间不长的《湘江评论》立即受到《新潮》编辑者傅斯年的赏识，认为是与《新青年》、《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每周评论》并列的全国最好的五六家杂志之一，而毛泽东在《湘江评论》（1919年7月21日至8月4日）上所发表的支持五四事件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被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罗家伦称赞为对学生运动作了准确的解释。毛泽东在该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是学生、商人、工人觉悟到在争取民权和社会组织的斗争中必须统一起来的结果。《湘江评论》1919年8月被湖南省政府查封，之后毛泽东赴北京和上海寻求对湖南学生反军阀运动的支持。

1920年秋，著名学者和革命家易培基开始担任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教师队伍中增加了许多具有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新教员，其中包括曾在五四运动中出过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匡互生、夏丏尊，武昌中华大学毕业生余家菊、陈启天、恽代英，著名作家舒新城等。毛泽东在1920年秋到1922年冬季期间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校长。毛泽东的主要理论即“新民主主义”，并非全是毛泽东的创造，指出这一点也许不算离题。罗家伦1919年初在《新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在引征韦尔（W．E．Weyl）的著作《新民主主义》（The New Democracy）时第一次把这个名词引入中国。1922年1月28日，江亢虎用“新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作为其中国社会党的理论。两年后他又将该党改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新民”这个词梁启超早先曾使用过，最早的使用可追溯到“四书”、“五经”中的《大学》和《书经》，但含意与毛使用的有所不同。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解释还从许多其他著述者那里得到借鉴。“新民主主义”论的形成就有可能受到了他从五四运动所得经验和对之所作的解释的影响。

1919年在长沙的毛泽东

1939年5月初，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毛泽东曾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文章，文章开始写道：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毛泽东对五四运动所作的这个简要说明包含了毛泽东在这篇文章发表后6个月里所提出的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三点：

（1）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一个新时期的起点。

（2） 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而且也确实与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一个统一战线内参加了革命。

（3） 知识分子担当了这条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

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强调：

（1） 自鸦片战争以来近100年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是要在自19世纪中叶起取代了传统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共产主义者应首先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认为这是“历史必由之路”。

（2） 中国革命的实现依赖于某些社会势力，即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

（3）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在这篇文章发表几天后，毛泽东在1939年5月4日延安青年所举行的同样是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群众集会上发表了一篇讲演，在这篇讲演中他详细阐述和发展了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他强调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自“五四”以来，中国学生和青年在唤起民众的活动中开始起着“先锋队的作用”。但这个运动后来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没有参加唤起和组织工农的工作而失败。

上述讲演被中国共产党官方看作是第一次表述了后来发展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的编辑者指出了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五四”集会上作的）这个讲演中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他系统地提出了上述文章和讲演中的主要论点。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线。旧民主主义是五四运动以前80多年的特征，而新民主主义是五四运动以后20年的特征。如毛所说，这种分界的理由是，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者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

而“五四”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成了一个有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但由于当时中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状况，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资产阶级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因而在当前的革命中有可能和无产阶级实行合作。如毛所说，这即是中国资产阶级与沙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后者不具有这种相对的革命性。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进一步论述说，在文化领域中五四运动也是标志两个历史时期的一条分界线。“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前中国的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那个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也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是世界范围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虽然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但看来他特别把它看作一场文化革命。如毛泽东所说，从1919到1940年中国所开展的文化革命是以一条类似于政治领域的统一战线为基础的，这种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分为四个时期：

（1） 从1919年五四事件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2）从1921到1927年北伐结束；

（3） 从1927到1936年（《毛选》中原文为从1927到1937年——译者），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的一个时期；

（4） 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到1940年。毛泽东认为，高举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这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是这场文化革命第一个时期的主要特点。“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与上述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主义分界线的论断一起，毛泽东在同一文章中还宣称：“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